这个世代如第一章前述，在歷经升学竞争后进了大学。但他们大多对大学感到失望。

首先是因升学率迅速上升与大学生数量大增，导致大学方面应对不及。面对学生人数遽增，大学採取在大礼堂架起麦克风，以大批量生产的教育方式来对应。校舍、食堂、图书馆等座位不足，新建校舍与经济高度成长下的通膨相乘，造成学费高涨，引起学生们的不满。此外，因为学生总人数太多，学生无法期待能与教授直接接触或对话。

升学率的上升加上学生人数的增加，使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数量骤增。一九五二年，四年制国立大学有七十一所，私立大学有一百一十六所，到了一九六七年，国立大学有七十四所，私立大学则有二百五十八所[69]。东京的私立大学因学生人数众多，庞大化到甚至被称为「巨型大学」的程度。

一九六六年，进入法政大学的大一新生面对报纸採访时，如此表示：「我们是婴儿潮的第一波，因此从小学起就习惯人数众多，即便如此，入学典礼时仍旧吓了一跳。至［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为止，在日比谷公会堂分三次举行的入学典礼，到四十一年为了一次解决而在武道馆举行，但馆内却呈现爆满状态。语言课程一班高达七十人，语言以外的课程都在可收容四百至七百人的礼堂里进行，就算这样，仍是大家都得互抢座位[70]。」

大学生的暴增，原因之一在于私立大学想要赚取学费而超收学生。根据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法政大学新闻》，一九六六年度的新生约有九千人，「实际上这已经超过定额的三．三倍，而且其中有四成是候补生、体育生、附属学校来的推荐生等，非依正规考试入学的学生。」[71]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中央大学新闻》指出，骏河台的中央大学校本部的面积中，在校舍中每名学生可分配到○．四六坪，校地每人可分配○．一六坪，教室面积中每坪得挤入十名学生[72]。理论上条件应较私大更佳的东大，一九四九年有一千八百零四名新生，但在政府的理工科系学生人数扩充方针的影响下，一九六六年的新生达到二千九百二十六人，教养课程大多数都变成量产课[73]。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庆应义塾新闻》如此陈述[74]：「〔商学部的课程〕修课人数比原订人数高出近七百到九百人，如日本经济结构论（一千四百二十六人）、外汇论（一千二百六十四人）、经济政策（一千一百八十四人）。此外，不限于商学部，超过千人的讲座有电影戏剧论A（二千三百二十八人）、电影戏剧论B（二千三百七十六人）、教育原理（一千七百九十八人）。」「教养课程中，也有一个教师带三千名学生的讲座。」

一九六七年四月的《庆应义塾新闻》更刊载了如下报导[75]：

「去年四月，庆应大学政治学科二年级，某专业科目发生希望修课者无法全数进入教室，一部分站在教室外的状况。教授与教务处只要对照选课人数与教室收容人数，应该充分预料到会发生这种状况。……S君直接对教务处唿吁『没有座位，拜托处理一下！』，得到的回应却是『每年四月出席者甚多，可能进不了教室，但到了秋天出席者就会突然骤减，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该职员的回应是个事实。当时某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学生回忆道，「大学的讲课极其无聊，教师甚至不看学生的脸，就着数十年如一日的讲义，一味地读下去，这种例子不在少数。」[76]对课程失望的学生们遂前往咖啡馆或「雀庄」（麻将馆），人数过多的情形也自然纾解。

参加日大全共斗的学生，在一九六九年如此记录斗争前的状况[77]：「那种毫无内容的课程如果以录音机录下来给授课者听，他们自己也会感到脸红而闭嘴的，即便如此他们仍一成不变地永远板着脸诵读下去。而且连一个认真聆听的学生都没有。结果只看到前往附近麻将馆待着的学生人数，与该课程的低劣程度成正比。我也不例外成为其中一员。」

不过，授课品质低劣也存在着不得已的理由。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法政大学新闻》指出，「一个教师负责的学生人数……国立大学是十二人，私立大学平均是三十五人，与此相对，本大学则是一百一十五人，甚至到了经济系更高达二百一十六人」。在此情况下，一九六四年法政大学教职员工会与校方折冲谈判后，决定教师的授课负担为，专门课程教师与一般教养教师每周四堂，语言课程教师每周五堂，即便如此，实际授课负担仍是协商数值的一．九一倍，「许多教师从每周四堂上升到每周十一堂。……状况糟时更高达二十一堂（第一教养、语言课程），专门课程也达到十六堂（文学部）的状况。」[78]

教学品质低落的原因出在教师负担过重，以及教师品质的低下。随着既存大学增收学生人数，新设立的大学数量增加，教师人数也一口气扩增，雇用了品质不佳的教师，或者聘用从其他大学退休的教师的状态层出不穷。一九六七年四月的《庆应义塾新闻》指出，教授出现「量产型授课→失去热情不愿授课→讲课状况不断劣化」的恶性循环，而学生则出现「量产型授课→对学问不再感兴趣→逃课」的恶性循环[79]。

此外，大学数量激增也产生了劣质的大学生。因为在那个时代，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以投资的形式设立大学后，即便学费甚高仍能收到学生，并能从中掷取鉅额利润。

因此在新设立的私立大学中，根据前法政大学校长大内兵卫的说法，也存在「程度无药可救的学生」。一九六七年四月，二百五十八所私立大学中，因设备投资需庞大资金，而不设理工类学部的单科大学占了八成以上。进入私立大学时被收取的费用，如学费、入学费、设备费、实习费、捐款等等，在当时大学毕业生起薪二万六千日圆左右的时代，再怎么便宜也得来到四十至五十万日圆之谱。其中还有以前现代方式经营，校长採取世袭制的大学[80]。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朝日Journal》指出[81]：「收取高额学费，给予少数专任教师『公务员（国立大学教授）等级的优厚待遇（！）』，以不到一名学生学费的费用聘请兼任讲师，并由兼任讲师负担数百人的量产型课程，这样搞，经营大学当然可以赚大钱。」「欢迎增设大学的差不多都是：不被允许去东京游学而暂时放弃升学的地方大小姐、无处可去的〔没有大学教师职务〕博士毕业生，加上〔退休后仍想就业的〕老朽大学教授等人物。」

庆应大学理财学会收集学生对教师的不满如下[82]：

「因年纪大、身体衰弱或其他理由于上课时无法明确表达者、太多不必要的重复者、无法汲取重点者、无法敏捷迅速且正确传达欲表达内容者，这些人无论过去的实际业绩和名声如何，都该退出大教室的讲课。」「教授强行自我推销……只处理极端专门化且极小主题……的着作。」「〔授课时〕不该偏向自身兴趣，因为教室不是发表自身学说的场所。」「授课时希望避免单纯诵读泛黄陈旧的笔记或称为教科书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七月的《东京学艺大学新闻》与收集庆应大学生反馈的《我们的大学生活无悔》中刊登的学生文章，分别有如下陈述[83]：

无论如何缺乏实力，只要说是大学教授，社会上大概都会承认其地位，身分也获得保证。即便默不作声或致力于副业也不会被说是「税金小偷」。反之，越是迎合大众传媒，像偶像一样登台的知名教授，愚蠢的人就越是称赞他们。这类教授面对痴迷于教育的母亲们，便利用她们的愚蠢，加上博取评论家的喜好，想必享受着赚钱如喝水的乐趣。……理所当然这类教授肯定不会把学生放在眼里。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以滔滔不绝的表情说着迎合对方的话语，所以内容是如此的陈腐。

究竟教授们如何思考自身在教室里的定位？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讲授的内容将成为学生们思想的血肉？……

教授们是否思考过自己身为大学教授意味着什么？如果认真思考过自己在教室中所说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自己的研究发表在社会上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他们应该会更拉紧自己脸上的肌肉吧。……学生的生活方式等事情，对教授的学问而言乃属他人瓦上霜，他们专注的不是为了人们的学问，而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学问。在此想率直地请教各位老师们：

「你们为你们的学生们考虑了多少？」

对于上课的「无聊程度」，其他人也说了不同的感想。教授们，特别是被称为进步的教授们，在教坛上阐述民主主义、和平与平等的理念，然而对经歷过升学竞争的学生们而言，只感到那是脱离现实的空洞理论。一九六八年进入东大，日后成为社会学者的桥爪大三郎如此回忆道[84]：

「大学很无聊。……教授们信仰原则并据此教学，但实际上却与推动社会的想法有所落差。这使学生们确实感受到『欺骗感』，并给学生的热情浇上一盆冷水。」

在私大与女子大学也有限制学生活动的状况。日本大学禁止和压制学生活动将在第九章说明，也有些女子大学主张必须教育出「贤妻良母」。根据评论家大野明男的说法，某女大学生如此描述大学的状况[85]：

「大学採行完全不承认学生自由活动的管理机制。例如学生发传单或在留言板上唿吁同学们做些什么时，或者自治会发出新闻等，都採取『刊登许可制』。如果未获许可便散发传单之类，立刻会遭到退学或停学。」即便知道有此状况仍进入该女子大学的理由是，「就是一个『最低保障』，只要接受了就能入学，算是有个学籍。因为既讨厌待在乡下，留在家中又必须去上升学补习班，不许去东京。而且志向也没有远大到为了进入想升学的大学，而愿意去补习班蹲一年的程度。」

最后一波婴儿潮世代接受大学考试是在一九六八年，当年全国大学预定收入四十六万名学生，而应考生则预估高达七十四万人[86]。理所当然地，除了成为高四生的二十八万人以外，还有些人不得不进入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的大学。

大野明男纪录了当时大学新鲜人的心声[87]：「我们大学的厕所里有涂鸦写着『所谓大学就是东大。其他都不是大学』。唉，即便是第二志愿也不得不入学，这种心情也是能理解啊。」「那种涂鸦，我们大学也有呢。」「进入第二志愿大学的空虚感，我也能感同身受呀。」「我们几乎都是第三志愿，就像是空虚感的大集合呢。」

进入「第三志愿」的大学，接受量产型授课，导致不满高涨。根据一九六六年的《法政大学教育白皮书》，学生的不满如下[88]：「座位的数量不足」、「教室太大坐在后方看不见黑板」、「校园太狭小，没有做学问的气氛」、「希望有场所能与朋友安心对谈」、「课余的时间，除了校外的咖啡馆之外无处可去」、「应把学生共用空间改得更大」。

根据此白皮书，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接触感到「非常满意」为○．七％，「有点不满」、「非常不满」的合计是八十四．七％，并涌现「教师处事太过事务性，完全变成了上班族」、「缺乏有魅力的教授」、「老师似乎太过忙于副业，对话时不够积极」等声浪。这种不满，在全共斗运动中成为学生以集体形式频频批斗教授的背景因素。

69 村松前揭（第一章）《大学は揺れる》一六○页。↺

70 同前书二○—二一页。↺

71 〈オレンヂカラー〉（《法政大学新闻》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号）。↺

72 〈これでも勉学の场か、现実を直视せよ〉（《中央大学新闻》一九六六年九月一三日号）。↺

73 村松前揭《大学は揺れる》六一页。↺

74 〈庆应におけるマスプロの现状〉（《庆应义塾新闻》一九六六年四月一五日号）。↺

75 〈大学のあした　第八回　マス．プロ〉（《庆应义塾新闻》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号）。↺

76 船桥邦子〈全共闘运动とジェンダー〉（收录于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九六页。↺

77 大森节夫〈终わりなき闘い〉（收录于日本大学全学共闘会议．石田郁夫共编前揭《日大全共闘》）一三六页。↺

78 铃木前揭（第一章）《学生运动》六二—六三页再引用。↺

79 前揭〈大学のあした 第八回　マス．プロ〉。↺

80 兵藤昭〈最近の私学纷争とその本质〉（《月刊社会党》一九六七年四月号）一○七，一○三页。↺

81 〈レジャー産业からの脱皮を——の新设ラッシュ〉（《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号）一○八，一○七页。↺

82 铃木前揭《学生运动》六四—六五页再引用。↺

83 同前书六七—六八页，再引用。↺

84 NHK（第一章）取材班编前揭〈东大全共闘〉二三○页。↺

85 大野明男〈学生がかくも暴発する理由〉（《现代》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号）三一二页。↺

86 大野明男《全学连》（讲谈社，一九六八年）一二页。↺

87 同前书一四，一五页。↺

88 以下，此源自《法政大学教育白皮书》的引用来自村松前揭《大学は揺れる》二五—二八页的再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