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为世人所知，是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日这天。当时，以田中美津为中心的「Group．战斗的女人」等团体独自进行了游行。无须多言，这个时间点与一九七○年后半的典范转移期相重叠。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在这之前的先驱性事例的个人或团体。例如，从谷川雁在九州组织的「社团村」出身的森崎和江与河野信子，她们二位虽然比婴儿潮世代还要年长很多，但经常被看作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

又如曾与山本义隆等人同为东大越南反战会议成员的理学部研究生——所都美子，也常被视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所于东大斗争正式展开之前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以二十九岁之龄病死，但山本在之后极度赞赏她，因此其遗稿集在一九六九年得以出版。在她的遗稿里，收录了这样的文章：[45]

研究主任踌躇满志地说道：「拿到研究费了。我来雇用女孩子，努力好好做研究。」

话到此处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是的，就算是他说的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别称。

「但是，老师，如果有一天你研究费用光了，那个女孩子该怎么办呢？」

「我帮她在其他地方找个工作。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的话，让她去结婚就好了。」

老师并不知道，他口中的女孩子，也对研究充满热情。他口中的女孩子，也会对于自己结婚以后，青春将就此画上休止符感到不安。

从那以后，所离开了研究室，一边从事反战运动，一边在明治大学的街垒里当自主讲座的讲师，并写出了〈科学家的反体制运动是什么样的〉、〈现代的神话「科学」〉、〈「对科学的反抗」之辞〉等论着。山本之所以如此欣赏所，想必来自这些她对既存的大学学院派和「科学」的批判。

然而，所还执笔了〈女性希望成为怎样的人〉、〈女性若在大学唸书〉这两篇论文，并且在名为〈「女性的逻辑」与国家〉的论文中，将「女性的逻辑」与以生产性为名而将剩余物排除在外的「男性的逻辑」相对立。[46]这种「女性的逻辑」，超越了重视生产性的「男性的逻辑」，并与当时的现代理性主义批判潮流相唿应，并如后述，于女性解放运动里被积极提倡。

除了所这样的知名人物以外，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媒体中，亦能够零散地找到一些可以被视为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的文章。如揭载在《现代之眼》一九六九年七月号上的，北村雪美所着的〈女人的「话语」与「革命」〉一文中，就有如下文字：[47]

女性唯有执着于逻辑才能保有运动的原点吗？

还是说，既存的组织，通常都只是阻止女性去构筑女性革命论的阻碍者？

外部世界的逻辑和既定概念本身与自己的存在毫无关系，但却非要把它们和自己的内部意识强行硬拉到一起产生错觉，只有透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成为组织行动中的行为者。特别是，在完全忽略女性问题的情况下畅谈革命的行为，对于女性来说，是何等不自然且歇斯底里地，构筑出了不平衡的运动者形象呢？……被我误认为是「自己」的逻辑的那些东西，和自己的内部并没有接点，最终陷入无法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的窒息状态中。而在那个瞬间，我们才会第一次有所认识……当我发现自己已站在无法共享党派的话语的地点上时。

北村在该文章中继续说道：「我只不过是一个有着让人感到悲哀的性别的『女人』」。「只有在这种自觉中，我才能找到自己作为行为者行动的原点」。「从此以后，我要用女人的话语来说话。那是永远的非转向的姿态」。在包含了党派话语的既存话语体系里，「无法找出」能够表达自己的不安或不满的「话语」，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女性身上，而是在整个全共斗时期中都能看到。探寻「女人的话语」，却又苦寻无果，亦是女性解放运动与全共斗运动共通的现象。

而北村的「用女人的话语来说话」才是「永远的非转向」的发言，有着下述背景。在当时有很多学生，一度将马克思主义用语「错认为『自己』的逻辑」，在街头或者校园里从事运动以后，在某个契机下发现那些「话语」和「逻辑」都只不过是借来的东西，随后便离开了运动。北村主张，如果依据「女人的话语」行动，就可以避免产生这种「转向」的行为。

在当时的女性里，从运动中退出、和收入良好的男性结婚的这种「转向」类型并不罕见。联合赤军事件发生不久后的一九七二年三月的周刊上，曾引用对于学生运动了解颇多的稻垣真澄的评论：[48]

那些曾经参与了罢课、斗争的女学生，在那之后大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稻垣先生认为，大致上可以将她们分为三个类型。

「首先是因为毕业或者中辍离开大学，在流浪状态中依旧持续燃烧着怨念之火的人——。她们被称作『坚忍不拔』派。

第二种是停止斗争，经歷平凡的相亲后结婚，过着安稳的资产阶级生活的人。让人意外的是，很多歷经斗争的女性也很向往这种生活。

第三种是，和党派里的干部结婚或者同居，将孩子送到托儿所，自己出去工作，丈夫则竭尽全力持续政治运动的类型。

总而言之，第二种的类型应该占压倒性多数。」

稻垣的评论并没有客观的统计数据支持，但是，就算是在后面将叙述的女性解放运动发生的时期，「第二种」类型的女性似乎也是最多的。

顺便一提，关于稻垣所述的「第三种类型」，可以举出曾经为中核派干部的北小路敏的妻子为例（虽然她是属于上一个世代）。鹤见俊辅曾于二○○三年说道：[49]「那位妻子真的是竭尽全力支持了北小路。为了北小路去做女给之类的工作。北小路一直守护到她临终的那一刻，他十分地悲伤，还曾经写信向我诉说。」

近似于稻垣所说的「坚忍不拔派」的例子，也有大学毕业后去唸研究所的人。如上野千鹤子即为其中的一人，她曾经这样回想运动失败后进入研究所的那段经歷：[50]「我完全看不到未来，也不想回老家。只是因为出于不想工作这种不纯的动机而进了研究所。很差劲对吧（笑）。」「在研究所里，我也像个死人一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没有想做的事，既没有上进心也没有学习的意愿。」

就在这种暂缓期的研究所时代快结束的时候，上野接触到了女性学。一九七○年代后期以降，这些升学到研究所的女性中，逐渐有人继承民间的女性解放运动，将女性主义学问化。

由于上述的先驱例子有很多，我们无法将女性解放运动的起源固定于某处。但是从自一九九二年开始发行的《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资料》一书中收录的早期女性解放运动资料来看，除去前述的河野信子等人的社团，女性解放运动的起源似乎与一九六九年的入管斗争和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资料》的开头举出的例子，是在一九七○年八月于东京成立的「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简称「亚洲妇人会议」）。该团体虽然成立于华青斗的「七．七告发」之后，但其前身从一九六九年就开始了活动。

这个团体主要的核心成员，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在社会党的指导下建立的「日本妇人会议」的社会党女性党员和工人。这件事显示出，全共斗运动和新左翼党派里的女性学生运动家，并不是构成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唯一源流。（后面提到的田中美津亦是如此）

「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的成立，发端于日本妇人会议决定不参加一九六九年的第十五届日本母亲大会的这个事件。[51]日本母亲大会，由日教妇人部、妇人民主俱乐部等团体在一九五五年创建，每一年都会举办大会。然而据日本妇人会议一九六九年八月的声明，日本母亲大会的主导权被共产党旗下的新日本妇人之会等组织所掌控，逐渐变成了「为一党利益所用的场所」。出于对这件事的抗议，三里冢反对同盟妇人行动队等团体从前一年开始就没有参加日本母亲大会。

在第十四章曾提到过，在日中友好协会分裂之际，「正统」派妇人委员会选择了反日本共产党（亲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当其申请参加一九六九年的日本母亲大会实行委员会时，遭到了新日本妇人之会等团体的拒绝。出于对这一事件的抗议，日本妇人会议做出不参加的决定。

社会党系的日本妇人会议，比共产党系的新日本妇人之会更为支持新左翼和三里冢斗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作为反安保全国实行委员会的一环——「向安保斗争的妇人联络会」成立，日本妇人会议亦加入其中，并参与了沖绳问题与三里冢斗争。

然而，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发生的「沖绳日」街头斗争被批判为暴举，社会党与新左翼运动开始保持一定距离。在这一时期，「向安保斗争的妇人联络会」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的反安保斗争后开始修正路线，停止了对新左翼学生和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协力与救援。但即使如此，日本妇人会议的成员们在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一系列斗争中也持续投入对被捕者的救援活动。[52]日本妇人会议不参加日本母亲大会，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从一九六九年十月起，曾任日本妇人会议成员的社会党员饭岛爱子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饭岛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她的丈夫作为国际托洛斯基组织的一员，是基于打入主义战略（参照第三章）而进了社会党的人物（一九六三年离婚）。而饭岛自身也加入了社会党，并担任过日本妇人会议中央常任委员，是资深的运动者。而且她还不是「在讲坛上滔滔不绝的运动者」的类型。[53]以饭岛为中心，成立了「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

饭岛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以来的学生斗争揭示了「战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欺瞒」，而正因如此，她宣言「我们必须重新探讨作为战后民主主义一大特徵的妇女解放这个问题」。[54]饭岛认为，对于「战后的妇女解放」，「那些知晓过去〔战前〕情况的一代和对此不了解的一代之间有着理解方法上的差异。对于前者来说，无论如何，妇女解放给予她们一种，将女性变成了真正的人的实感。」然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我们觉得，战后的『解放』所获得的，实际上是在男性和法律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剥削和异化。」

也就是说，透过「战后民主主义」所获得的「男女平等」，即使是在顺利发展的状态下，也只是把女人和男人同等地吸纳进资本主义体制中。并且，「我们……从经济高度成长政策下年轻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中开始了解到，女性的经济独立和母性保护，其实是资本的强烈要求。」

饭岛又进一步批判那些「认为妇女解放离不开阶级解放（体制变革）的理论」是对于女性解放论的贬低。但是对于何种斗争更为有效这个问题，她只表明「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是好，但我必须要以我的方式拼命思考。」

饭岛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指出，日本妇人会议的年轻成员里「认为如果妇人会议与社会党没有关联的话会更好」的舆论正在逐渐升高。[55]而在一九七○年春天，当社会党与反战青年委员会断绝关系时，饭岛及党内志愿者一起发表了文章，其中包含这段文字：「正如参加了日大斗争或东大斗争的学生们追问自己『何谓日大』、『何谓东大』那样，我们也必须质问自己『何谓社会党』。」[56]

据饭岛所述，从一九六九年年末开始，关于「召集亚洲的斗争女性召开集会」的讨论日渐增多。[57]在一九七○年二月，以「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为名义，公开发表了唿吁召开会议的宣传文。[58]文章直指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首相访美时所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是「对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民的侵略宣言」，并指出因为污染问题等等，「在繁荣和现代化的名义下，人类生存条件本身正在受到威胁」，其后做出宣言：

第一点，我们想要从根源上重新理解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特徵之一的「妇女解放」。这并非是接续在社会体制变革之后的妇女解放（论），而是以一种自我变革来理解歧视问题。我们想要阐明，我们女性受到的歧视，和部落、沖绳县民还有在日朝鲜人受到的歧视具有相同性质。

从饭岛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战后民主主义」和「现代」的怀疑，以及其认为女性解放无法被社会变革消解掉。然而在新的宣言中，她将女性解放定位为「自我变革」而非「社会变革」，并将其与「部落」、「沖绳」、「在日朝鲜人」等所面临的歧视问题视为相同性质的问题。

饭岛后来表示，这样的宣言是「受到当时在日越南留学生赌上性命进行的抗议行动、在日中国人刘彩品小姐，以及华青斗、刘道昌先生等人的刺激之下产生的。」[59]虽然华青斗告发发生在这一唿吁发表的五个月后，但在一九六九年的入管法斗争中，华青斗就已经展开了绝食行动，这一点已于第十四章提过。考虑到重视「自我变革」也是全共斗运动的特徵，我们可以推测，饭岛等人试图用歧视问题斗争和全共斗运动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问题。

顺便一提，关于「妇人会议」这个名称也有不同的意见。据曾为中核派成员的松冈洋子所述，当她们起草宣传文之际，发生了以下争论：[60]「也有人抗拒『妇人』这个词。有意见认为，三十岁以上可以称为『妇人』，但三十岁以下的应该称为『女性』，有人说那就用『女人』吧，但又有人认为这样过于刻意。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最后大家採取了最耳熟能详的用语。」

就像是六○年代后半，有一些年轻人很讨厌「和平运动」这一名称，因其带有共产党「和平与民主主义」口号的味道，于是选用「反战运动」一词一样，年轻世代也因「妇人」是「战后民主主义」的运动用语而有所抗拒。一九七○年春天，一位在全共斗运动中隶属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斗争委员会的女学生曾这样说道：[61]

「说到『妇人解放』的时候，总觉得『妇人』一词是在战后民主主义『健全』发展时才会出现的存在。这一点太令人讨厌了。我们希望大家使用『女人』这个词。」

由于包含了年长者在内的亚洲妇人会议认为，「女人」一词「太做作」，所以採用了「妇人」这个「耳熟能详」的名称。然而在之后会介绍到的，由年轻女性们组成的女性解放运动团体，多数则选用「女人解放学生战线」、「斗争女人法大女性解放」、「Group．战斗的女人」、「女战线」这类避开了「妇人」一词的名称。

关于将性别歧视与被歧视部落、在日朝鲜人并列讨论的这个做法，也引起了一些摩擦。在上述宣传文发布后的一九七○年二月，日本妇人会议的年长成员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对于将性别歧视与沖绳、部落、在日朝鲜人歧视视为同质的事物而轻描淡写地看待这一点有所质疑。」[62] 饭岛在一九七○年五月的文章中也提到：「将性别歧视与沖绳、在日朝鲜人、部落视为同质的歧视的问题意识，如果其理由仅仅在于认为它们的根源〔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相同，那就太过于简单了。」[63]

然而，一九七○年七月的华青斗告发后，这种摩擦也消失了。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举行的「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大会中，其基调报告就宣言道：「我们想要阐明，我们女性受到的歧视，和部落、沖绳县民还有在日朝鲜人受到的歧视具有相同性质」[64]，这种论调也被之后的女性解放运动所继承。

与此同时，该会议也强调了作为「压迫民族」的自觉。在大会召开前夕的八月八日发布的文章中，提及了正在抗议强制遣返的刘彩品，并讲述道：「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作为压迫民族而存在着。」[65]之后，这个观点也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基本论述。

但是会议本身并不如理想中顺利。该大会在法政大学召开，邀请了越南、中国、马来西亚留学生及斯里兰卡代表、部落解放同盟、三里冢机场反对联合妇人行动队、沖绳全军劳（沖绳美军基地工会）等组织的代表，策划了介绍南越解放妇人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日友好协会的讯息等等议程。[66]

然而，根据饭岛的回忆，会议的第一天，中核派在会场入口揭起他们自己的口号（法政大学是中核派的据点），原本隐身于会场的戴着中核派头盔的运动者也突然现身于讲台。第二天，情况更变成「整个会场都充斥着像坏掉的录音机一样，不断重复着『入管粉碎、誓死抗争』的煽动口号」。另外，由于饭岛反对社会党切断与反战青年委员会关系的政策，从而被以「涉及亚洲妇人会议」为由，遭受了社会党的党员停权处分，随后脱离了社会党。[67]

在此之后，「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由饭岛担任事务局长，但并未设置执行部或干部，而是「以纯粹个人参与的非组织体」开展活动。然而，根据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资料I》的叙述，在「个别参与者问题意识的衰弱与深化、对立与扩散」的过程中，四年后该组织就「自然消灭」了。[68]不过，饭岛在一九九六年回忆，该组织的会报一直发行到一九八○年十二月。[69]

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可能是由以下情况引起的。据饭岛表示，亚洲妇人会议採取了类似于越平联的原则，即「亚洲妇人会议不是所谓的组织，而是一个运动体」。然而，自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后，该会议分化成「职业病共斗会议」、「育休联络会」、「优生保护法修恶阻止实行委员会」、「反对妓生观光的女性之会」等致力于各个不同主题的团体。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大会时，亚洲妇人会议的存在理由已经让人感到不够明确。[70]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外部人士认为在一九七五年左右，该会议就已经「自然消灭」了。

这个轨迹，与一九七○年代之后，越平联分化为专门化的小团体并最终走向解散的过程相似。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越平联能够在越战结束的这个节点上明确解散，而亚洲妇人会议却没有这样的时机。

但如接下来会谈到的，自一九七○年代后半以来，在全共斗运动和一些党派中歷经歧视的女性们开始组成小组。巧合的是，在「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召开三天后的八月二十六日，美国发生了只有女性参加的一日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得到了报导。田中美津也因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上散发传单而引起关注，并开始成立「Group．战斗的女人」这一组织。

45.所美都子《わが爱と叛逆》（神无书房，一九六九年）页二一四。↺

46.同上书页一七五、一七六。↺

47.以下关于北村的引用内容出自北村雪美〈女の『言叶』と『革命』〉（《现代の眼》一九六九年七月号）。↺

48.前揭〈〝革命家のセックスも爱情の结果よ〞〉页六三。↺

49.鹤见、上野、小熊前揭（第三章）《戦争が遗したもの》页三二一。↺

50.上野前揭〈どう生きたか、その评価を他人に委ねてはいけない〉页二四。↺

51.以下日本妇人会议的声明之引用内容，以及不参加日本母亲大会的来龙去脉，引用自日本妇人会议〈私たちはなぜ、第十五回日本母亲大会に不参加を决定したのか〉（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二二以及註脚。↺

52.上述日本妇人会议参加反安保斗争的经过，引用自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二三的MEMO栏。↺

53.井筒起美子〈终りごろ参加した者として〉页一九八。饭岛的经歷可参考饭岛爱子〈なぜ『侵略＝差别と闘うアジア妇人会议』だったのか〉。同样收录在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另外，饭岛爱子《〈侵略＝差别〉の彼方へ》（インパクト出版会，二○○六年）虽能当作饭岛的自传，但关于亚洲妇人会议活动开始后的情况，由于她本人的离世而没有记录其中。
　　并且，依照井筒前揭〈终りごろ参加した者として〉页一九八所描述：「饭岛小姐的外表与她在运动中的严肃发言的形象相去甚远，是个真正意义上实践了性解放的人」，在文中记述着，饭岛「彷彿骚扰似的」说起「往事」，她提到，「每个晚上，太田龙先生都在房门外『喵喵』叫地跑来求欢，在初潮还没来之前我就先有了初体验，也有了性高潮」。饭岛的记录里，自己有位採取打入主义而加入了社会党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前夫，虽然饭岛没有明言这位前夫是太田龙（在自传里以「K．T」代称），但从「K．T」的经歷来看，几乎可以确定这个推测。↺

54.以下的引用内容出自饭岛爱子〈どのように闘うこと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るのか〉（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页二六、二七、二八，以及饭岛爱子〈母亲大会にかんする问题についての私の考え〉（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页二九。两者皆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

55.饭岛爱子〈日本妇人会议＝一九六九年反安保の闘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二。↺

56.参加品川地区救援会党员志愿者一同　饭岛爱子等〈救援活动に参加し、あるいは、それを支持している全都の妇人党员および日本妇人会议会员の皆さんへ〉（一九七○年三月，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三—三四。↺

57.饭岛前揭〈なぜ『侵略＝差别と闘うアジア妇人会议』だったのか〉页一八五。↺

58.以下的引用内容出自侵略＝差别と闘うアジア妇人会议〈〝侵略＝差别と斗うアジア妇人会议〞に参加しよう〉（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三。↺

59.饭岛前揭〈なぜ『侵略＝差别と闘うアジア妇人会议』だったのか〉页一八八。↺

60.松冈洋子〈’七○年大会基调报告[八月二十二日]『侵略＝差别と斗うアジア妇人会议』〉（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四四。↺

61.前揭〈全共闘女性リーダーの爱と苦しみ〉页五一。↺

62.与侵略＝差别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速报〈さらに轮をひろげよう〉（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四。↺

63.饭岛爱子〈问题提起　妇人运动と〝差别〞について〉（初出《侵略＝差别と斗うアジア妇人会议讨议资料第一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七。↺

64.松冈前揭〈’七○年大会基调报告[八月二十二日]『侵略＝差别と斗うアジア妇人会议』〉页四六。↺

65.高良真木〈在日アジア人への差别と私たち〉（初出《侵略＝差别と斗うアジア妇人会议讨议资料第一集》，一九七○年八月八日，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九。↺

66.〈第一回『侵略＝差别と斗うアジア妇人会议』一日目全体会〉（收录于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页一八七。↺

67.饭岛前揭〈なぜ『侵略＝差别と闘うアジア妇人会议』だったのか〉页一八八、一八六。↺

68.〈侵略＝差别と斗うアジア妇人会议〉（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的解说文）页一九。在此解说文中，就连与亚洲妇人会议有关联的加纳实纪代也提出异议。参考加纳实纪代《まだ「フェミニズム」がなかったころ》（インパクト出版会，一九九四年）页三○○。加纳推测，或许松冈洋子等人的退出，以及亚洲妇人会议的事务所从松冈事务所搬到一间小独栋，是让「与侵略和歧视战斗的亚洲妇人会议」被当成「自然消灭」的其中一个原因。↺

69.饭岛前揭〈なぜ『侵略＝差别と闘うアジア妇人会议』だったのか〉页一九三。↺

70.同上论文页一九二—一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