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讲述从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羽田斗争起，至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王子野战医院斗争为止的事件。

这段时期被称为「激盪的七个月」，是一九六八年五月至六月开始的日大、东大全共斗运动的导火线。特别是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中，首次公然出现学生手持武斗棒、蒙面、戴头盔的形象，由此确立了所谓的「全共斗风格」。

此外，这个「激盪的七个月」中，以三派全学联为核心的青年们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甚至获得一般大众的支持，但于一九六八年底后就迅速失去大众支持。本章也将对此说明，以俾读者理解这样的过程。

所谓的「第一次羽田斗争」，是指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为了阻止佐藤荣作首相出访大洋洲及东南亚各国，三派全学联各新左翼党派（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的学生闯入羽田机场的事件。特别是因为出访地包括南越，此为越战非参战国的首相首次前往进行官方访问，所以把活动定位为阻止日本支持越战的斗争。

首相出发前一日的十月七日，约六百名越平联成员及数十名结构改革派成员，由首相官邸一路前往美国大使馆进行合法示威游行。八日，他们也于羽田机场周边游行[1]。然而总体而言，此次反对运动相当微弱。总评在六日举行抗议游行，共产党则因八日在奥多摩湖畔举办「赤旗祭」，只有三十人左右在羽田机场大厅，机场外则聚集了约三百人抗议[2]。

如后所述，当三派的学生与机动队进行对抗时，民青及共产党在多摩湖畔「唱歌跳舞」，因此遭到非难。但根据当时的民青运动者川上彻回忆，「从几个月前就已经预定此次党的秋季大型活动」，因此各地学生基层组织者或民青班接获总动员指令，各大学的民青班「已决定动员人数并分配门票进行贩售」[3]。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因上述原因已不可能终止「赤旗祭」。

同时，三派全学联向警方申请八日于羽田机场进行游行，但六日遭退回不予受理，因此他们抱着举行非法游行的觉悟[4]。但是实际的游行状况却相当惨澹。

首先是动员人数不足。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三派全学联大会上，委员长秋山胜行说「就算只靠三派，也要从全国动员五千人给大家看看。」但实际动员的人数，亦即从全国努力徵集来的人数未达目标半数[5]。根据东大教养学部的中核派运动者当时写的手记，十月七日校内集会也仅来了约三十人，即便在中核派的据点校法政大学举行集会，从全国二十多所大学也仅来了八百人左右[6]。

其次，三派的伙伴之间出现对立。三派全学联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但三派间的对立终于越演越烈，一九六七年夏天举行三派全学联大会时，社青同解放派通过党内文件宣言「与中核派断绝关系。」[7]

因此，十月七日无法召开统一集会，三派只能在各自的据点大学：法政大、中大、明大分别举行集会。某法政大的女学生运动者，其父母因担心女儿而于十月七日前往大学拜访，当时法政大中核派运动者如此回应他们[8]：「跟A同学很熟啊，不过她是不同派系的。如果参加了斗争，今天应该是去中大吧。」

前一天的六日甚至发生了武装内斗事件。关于此内斗的细节，当时的报导与各新左翼党派成员的日后回忆有若干出入。综合概观双方的说词，由共同部分加以类推后，大致可得出如下概要[9]。

一九六七年九月，中核派在其据点校法政大因学生的处分问题监禁了校长，胁迫进行「团交」，之后警队出动，逮捕多达二百五十八名学生。其他派系批评，这个在佐藤首相出访南越前的行动是一种「玉碎主义」。而据藏田计成称，此事件意味着「中核据点大学的自治会遭解放＝受共产同威胁的状态」，为此三派内部的对立更为激化[10]。

对此，当十月一日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举行阻止佐藤访越斗争誓师集会时，中核派散发批评社青同解放派的传单，指责他们是「社民〔社会民主主义。不靠暴力革命，以参与议会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批评为右派〕的墙头草」。十月六日，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举行社共两党的抗议首相访越集会时，中核派也散发传单，直指「玉碎主义」的批评乃是社学同或社青同解放派的分裂行动。

这些传单惹恼了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社青同解放派的都学联委员长因此殴打中核派的三派全学联书记局员。据当时社学同运动者荒岱介称，原本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就讨厌中核派，对他们的批评一如第四章的引用般，即「中核派把三派全学联宣传得好像只有他们这派一样，所以各派的运动者也有反弹的声音，例如『说什么他们是全学联的主流派』、『为什么一副那么党派式的作风？』」

十月七日，为了八日的行动举行了全学联书记局战术会议。但中核派的干部并未出席此会议，因此解放派的三派全学联书记长及书记局员前往法政大召唤他们，结果中核派抓住他们并施以私刑。聚集在中大的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外加社学同ML派与第四国际一干人等听闻此事，立刻拆解中大礼堂的长椅制作武斗棒，一起赶至法政大。之后双方持武斗棒推挤僵持，并未发生乱斗，而解放派的干部因此获释。

据当时的三派全学联副委员长且是社学同运动者的成岛忠夫称，「〔三派〕全学联内部，中核对反中核联合的对抗关系，此时完全白热化。」如第十三章会提到的，三派全学联在「激盪的七个月」后，一九六八年七月分裂成中核派全学联与反帝全学联（以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为核心）。

据说，此时中核派干部的北小路敏担忧斗争前的「同室操戈」，说服大家「至少不要发生乱斗。」法政大学的学生部长们也说服双方避免乱斗。此时从早大前来的无党派运动者内田雅敏也匆忙赶到，制止双方[11]。

就这样，三派忙着内斗，根本无法执行合作斗争。结果中核派的秋山委员长与社学同的成岛副委员长沟通后，决定八日行动的责任分配[12]。只是，干部间虽然沟通过，但根据中核派同情者的底层运动者回忆，「社学同与解放派採用什么路线战斗，我们全然不知。」[13]

第一次羽田斗争是首次正式使用武斗棒对抗机动队的斗争。但这似乎不是事前就计画好的状况。

根据共产同运动者府川充男的回忆，与中核派对峙的四派抱着武斗棒撤回中大，这些武斗棒捆包好后便放在中大学生会馆前。据称，深夜举行的共产同学生对策部会议上决定「将武斗棒带至现场」，但并未决定「用在对抗机动队上」。实际上，十月八日早晨自中大出发的社学同等三派全学联的部队还忘了带武斗棒，中途才由留在中大的学生们带着武斗棒追上本队，将其交给本队[14]。

同时，早大社学同运动者荒岱介回忆道，七日晚间全学联书记局下达「明天以武斗棒对抗机动队」的命令。荒认为这是因为「内斗时都用上了武斗棒，所以对抗机动队时也没理由不用。」接着荒写道，七日夜晚「拆毁中大教室内的长椅与桌子，打造了数百根武斗棒。当夜众人兴奋地几乎睡不着。」[15]

另根据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回忆，七日晚间共产同的学对会议上「谈到既然内斗时带上角材，那就试着让大家带角材去吧」，但「学对成员在会议中提出，怀疑〔学生们站在机动队面前时〕会放弃而扔掉角材。」[16]接着十月八日早晨，本队将角材忘在学生会馆便出发，数名学生之后追上交付武斗棒，这部分府川与三上的回忆一致。

如此，即便府川、荒、三上的回忆有所出入，但共通之处是共产同及其学生组织社学同的武斗棒原本用于内斗，直到前一天都没想过用来对付机动队。根据中核派同情者、高四生中野正夫的回忆，不久前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中核派在法政大也对民青使用武斗棒进行大规模内斗，在内斗中武斗棒已很常见[17]。日语中的武斗棒称为「Geba棒」，名称来自德语的「暴力」（Gewalt），此前虽用于学生运动内部，但根据府川的说法，那是用来「殴打其他党派」的，并无殴打警队的意思[18]。

在荒岱介的回忆录中写道，七日晚间，即便提出备妥武斗棒与机动队对峙的方针，「但没人愿意轻易接受冲破机动队人墙的方针。因为虽然大家都有强烈意识要阻止佐藤荣作访越，不过没人认为可以粉碎机动队。」[19]对一直以来屡遭机动队击垮的运动者们而言，战胜机动队根本是未知的领域。

因此如三上回忆中所提及般，共产同高层担忧学生们会在机动队面前放弃武斗棒逃窜，也不无道理。三上在回忆录中说明，「要学生以角材与头盔武装，不可能是由党派做出的政治性决定」，「不过是某人想到了就这么一提，也就这么一试罢了。」[20]

七日晚间，法政大约六百名中核派也决定在游行中手握与社学同及社青同解放派对峙时使用的角材。属于中核派的秋山三派全学联委员长表示，「社学同那些家伙，看到这种武装，大概也不敢出手吧。」一位见证此次游行的某法政大学生评论，「宛如印地安人出征前的舞蹈」，「如果再来个火堆，就一模一样了。」[21]

十月八日早晨，三派自各大学出动。大部分学生都头戴头盔，抵达羽田机场时也握起武斗棒。在早大的革马派约四百人，则另行出发。

三派全学联的副委员长，隶属社学同的藤本敏夫回忆，「头盔是因为〔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七月的〕砂川斗争时大量出现头盖骨凹陷的重伤者，从中学习教训后开始使用的，不过几乎全体学生都戴上，大概始于『十．八第一次羽田斗争』。」[22]中核派的同情者中野正夫也提及，一九六七年九月法政大的中核派与民青内斗上，虽然戴头盔的人数很多，但「当时戴头盔者大概就是〔示威〕列队的前三、四排而已。」[23]与武斗棒相同，头盔也在内斗中成为日常。而面对机动队几乎全员戴上头盔始于十月八日这点，几乎每个人的回忆都一致。

朝羽田机场前进的他们，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想法，今日我们已无从得知。可能有年轻气盛感到兴奋的人，也有抱着彷彿校庆延长的心情的人。前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时任评论家并前往採访学生运动的大野明男则写道，他们内心的源头是「憎恨」与孤立感。大野在对羽田事件的报导中，如此写下对学生心中「情感」的推测[24]：

从观念上来说，世界上过半的国家（包含日本）都憎恨把世界当自家后院的美国。我痛恨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反共政策……支持各地的保守派建立军事政权，镇压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也痛恨（我认为）断送社会主义国家的史达林。

我痛恨在日本扎根的保守派政府。我也痛恨日本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恢复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

而肉体上，深感切肤之痛的，是对机动队的憎恶。直到现在好几次、十几次被机动队的家伙当作「玩物」暴虐对待。……

从日常生活而言，我厌恶那些对这些重大问题漠不关心的学生。对只会追求分数的上班族候补生们，无论如何都感到憎恨。想狂吼站起来吧！我也憎恨那些不仅不这么诉求，还压抑学生奋起，把愤怒转移的既存左翼，亦即社、共两党。

即便是一同战斗的伙伴，我也痛恨那些理论分歧、情势分析相左、在行动上搞分裂、给予不同评价的家伙。为什么不跟我们抱持同样的想法！明明只有我们才是正确的！

在十月八日这天，单轨电车与巴士的出口都设下警方临检的体制，只要看似学生的人都不得进入机场。革新政党人士或越平联的年长者虽得以入场，但不可能静坐抗议，只得在接送廊道上大吼「佐藤别去越南！」机场大厅聚集由各团体、个人组成的抗议团约六百人，机场外由共产党约三百人，及构改派自治会共斗、反战青年委员会约八百人，进行非暴力的静坐抗议[25]。

此外，也有由无党派的学生、市民、劳工贯彻非暴力行动，不与三派全学联合作自行展开的集会[26]。日高六郎等知识分子在前一天到首相官邸提出抗议。但根据社会党系的某运动者称，「虽然有许多集团在不同场所进行抗议，但在战术上处于意志完全不统一的状况，几乎完全不知道其他集团在做什么，这就是当天的实际状况。」[27]

不过这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三派全学联。

首先，三派全学联中的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约一千名学生，于上午八时左右抵达京滨急行线大森海岸站，此处十分接近前往羽田机场的高速公路铃之森出入口。根据曾是社学同干部之一的成岛忠夫回忆，社学同九月全国大会后，机关报上提出了「冲入机场」的方针。但九月大约两次的正面攻击中，都被机动队澈底打败，因此他们才思考从铃之森出入口沿高速公路从侧面通路进入机场的奇袭作战[28]。

藉由这样的战术，学生们以头盔、角材与机动队进行对峙。但如前所述，他们心中真正想的是「没人认为可以粉碎机动队」。

但现实却与预期相反，八日当天，警备本部收到学生们搭乘京滨急行的情报，预料他们将从铃之森出入口进行突破，故将集结的两千名机动队中分出两百人前往铃之森。但抵达大森海岸站的学生们以投石与武斗棒冲击机动队，很快便突围。荒岱介回忆道，「进入机场的通道上，机动队员纷纷倒地。简直是一面倒的胜利。拿着武斗棒朝逃走的机动队员脖子殴打，他们便啪嗒啪嗒倒地。」[29]

此时机动队败北的原因，除了仅由约两百名机动队员迎战约一千名学生的人数差距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未预料到学生会以投石、武斗棒进行攻击。当时的机动队只有携带警棒与木制的小盾牌，这样的装备并无法抵挡投石与武斗棒。

日后内田雅敏表示，「权力当局也知道学生们带了武斗棒与头盔。只是完全没预料到竟会对机动队用上这些东西。」[30]如果事先便计画以武斗棒对付机动队，恐怕警方就会有所准备，但这次只是内斗之后留下的尾巴，属于意外的行动，如此反而带来幸运的胜利。

三派全学联的学生们对于自己以武力击垮机动队感到兴奋。三派全学联委员长秋山胜行日后表示，包含十月八日的斗争在内，「学生以实力粉碎机动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某位学生谈及当时的体验，说『这是第一次去追击逃走的机动队』。」[31]

然而，社学同与社青同的学生突破机动队的人墙进入高速公路后，却往远离羽田机场的相反方向奔驰。这是因为事先探勘场地，掌握侵入机场路线的只有几位干部，他们因前一晚的会议而疲惫不堪，导致追不上先行部队，无法给他们适当的指引[32]。

当学生们发现方向错误又回头时，机动队已经重整态势，将他们赶出高速公路。学生们重新整队朝机场进发，在穴守桥与机动队发生冲突，虽然学生引火烧了机动队装甲车的轮胎，但也遭高压水柱与催泪瓦斯弹击退[33]。这是自六○年安保以后，警队再次对抗争队伍使用催泪瓦斯弹[34]。

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突破机动队的消息，被误传成成功闯入机场，这个错误消息也传到了中核派耳中。上午九点左右，革马派约四百人已在稻荷桥与机动队展开冲突，在荻中公园集会的约一千名中核派被社学同闯入机场的消息所刺激，全体赶赴弁天桥[35]。中核派的学生也在公园拿到「角材上仅用两、三根小钉子钉合、粗纸大小的合板标语牌」，他们把那些标语牌拆下，拿着剩下的角材当作武斗棒，之后与机动队爆发冲突[36]。

此处同样迅速突破仅约两百人的机动队，根据某运动者的回忆，未预料到会遭武斗棒攻击的警方「明显没什么紧张感」，但等学生拿着角材冲上去后，「被偷袭的身穿战斗服警官，连拔出警棍的时间都没有就遭爆打。」[37]甚至有人说「第一次看到计画被打乱而逃走的机动队。」[38]

机动队会败给中核派，除了武斗棒的效果之外，可说三派全学联的分裂行动也是原因之一。三派全学联因内部分裂而无法统一行动，从高速公路一侧发动奇袭的社学同及社青同解放派，与从弁天桥闯入的中核派，完全是各自为政。加上原本就未加入三派全学联的革马派从稻荷桥闯入，这样的结果导致警方受到三个方向的奇袭。因为学生内部分裂而导致警方战力分散，实属意料之外的效果。

然而警方最大的误算是，他们预测佐藤首相的飞机起飞后，学生的行动就会降温。如果认为学生们的目的在于阻止佐藤首相访问越南，那么理所当然会如此下判断。但实际上等佐藤首相的座机起飞后，学生们的行动反而更为激烈。

在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突破的穴守桥与中核派突破的弁天桥，学生以稀释剂等化学品浇淋机动队的装甲车并陆续放火。最终学生夺下并驾驶遭机动队放弃的喷水车，其他学生们便紧跟喷水车陆续前进。

不过重新整顿好的机动队发动反攻，以警棍乱殴学生，有学生与机动队员从桥上坠河，还不断有学生穿着鞋子就逃入民家。中核派的运动同情者回忆，当时在机动队的逆袭下「示威队伍开始如鸟兽散」，「因为怕被当作证据，逃跑途中扯下头盔、扔掉武斗棒。」[39]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左翼党派指挥部仍唿喊要求学生冲入机场。日后参加联合赤军的横滨国大学生吉野雅邦说，他参加了中核派的队伍，实在不忍看到学生们惨遭机动队镇压，遂「回头对背后正大喊着『冲啊！』的三派全学联委员长秋山胜行说，『这样下去不行啊，不想办法解套的话』，但他却回答『可以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总之他就只是不断吼着『冲啊！』」[40]

最终，机动队也在弁天桥用上催泪瓦斯弹逼退学生，这场乱斗在下午终于停息。不过，在首次对机动队展现优势作战的学生中，有一位表示「呀！太有趣了。好久没揍人了。唉呀，实在有趣。」这名学生日后加入了赤军派[41]。

但在这样的漩涡中，也有尊重人命的场面。根据荒岱介的回忆，当有人要把倒下的机动队员踢下高速公路的高架时，有名女学生喊出「请停手！这种干法不是跟〔虐杀越南人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模一样吗？」因此制止对方。荒日后表示「在今天回顾，那声音宛如天使之声。」大野明男的报导中也写道，「见到落入河水的机动队员，学生之中也有人对他们投掷石头，但见到大概不会游泳的机动队员，也有已经上岸的学生又立刻跳回河水中救人的。」[42]

在这样的斗争中，女学生在乱斗或投石能力上被视为弱势，因此多担任救护班处理受伤学生，或者担任捡拾石块的「弹药班」。当时《每日新闻》的记者写道，见到「身穿红衬衫、蓝牛仔裤、白外套，这些女孩们在高楼与公寓的丛林中，沉默不语地不断捡拾石头，以搬运班的篮子或自己外套卷着石头，持续搬运」的身姿，让人脑海中浮现出「『大后方妇人』的奇妙联想。」[43]

在这场混乱中，警方约六百人受伤，学生方有五十八人遭逮捕，并出现大量伤患。仅救护车搬运的伤者，就高达警察一百五十一人、学生七十五人、附近居民二十四人[44]。

冲突现场的附近商店街受害颇大，机动队与示威队伍的推挤造成「庞大压力，把商店铁门都挤弯」的事件频传[45]。而在上午十一点半，中核派队伍中的京都大学大一生山崎博昭死亡。关于山崎的死因与他的死亡造成的影响，将于后文说明。

佐藤首相班机起飞后，斗争反而激化，原因出在包含三派全学联在内的学生们的社会运动观。若把阻止佐藤访问南越的行动当成是欲获取具体成果的政治运动，那么佐藤起飞后仍与机动队发生冲突乃至有人牺牲，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但三派全学联并未採取此种运动观。他们主张闯入机场，但闯入后打算做什么，阅读他们的回忆录之后仍不甚明瞭。大野明男在第一次羽田斗争刚结束的报导中叙述道[46]：

……警方最大的判断错误，似乎在于他们「判断」「不论如何先让佐藤首相起飞，之后学生大概就会放弃，不再进行反抗吧」，这点看来确实是个误判。

那么学生一方又如何「判断」呢？因当事者泰半遭逮捕，故无法得知实情。然而……去年的反对核潜舰停靠横须贺港斗争中，钻过大门警备窜入基地的学生，却显出一副无所适从、闲得发慌的情景，就此某位消息灵通人士推测，「学生设想着与敌人的防备正面激烈冲突，只要突破即可，但突破后却全然缺乏计画。」

如第三章所述，六○年安保斗争时，领导共产同的全学联主流派几度冲入国会，但闯入后仅在国会大楼内举行了几次抗议集会而已。三派全学联也是，推测他们只思考尽可能靠近羽田机场，除此之外并无计画。

不过，将这样的行径定位为「纯粹」或者「稚拙」似乎也不恰当。他们，特别是新左翼党派的干部们，其实有自己的打算。

首先，正如第三章说明的，新左翼党派一直以来採取激烈的抗争行动，因为他们抱持把这种行动当作唤醒大众政治意识的引爆器之「先驱性论」。如此，向民众展示激烈的斗争有其重要性，至于要从斗争中获得什么，则是次要问题。

此外还有另一个效果，即只要他们展现「战斗的姿态」，便可昭告天下在多摩湖畔举行「赤旗祭」的共产党是「不战斗的组织」。第四章中介绍过的社会学者高桥彻在当时的杂志上写道，羽田斗争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要达成阻止佐藤首相访问越南这种现实政治上的效果，不如说是要挑战当今迷茫于『中庸的沙漠』、『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安居乐业的整个左翼政治。」[47]

羽田斗争刚结束后，三派全学联干部们的发言中也可见上述意图。例如三派全学联委员长秋山胜行便表示，「在政治上无法阻止访问越南，算是败北吧。但我认为在思想上是取得胜利的。我们激起激烈的两极分裂。」[48]

秋山更进一步主张[49]，「就此可以看清整个事态：全学联坚持实施羽田斗争，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在举行『赤旗祭』，社会党在逃避斗争。」「除了赌上性命与既存权力进行战斗外，其他都是一种勾结，顶多只是追求『不要输得那么难堪』的运动，明确为这两类运动的质的差异划下区别，这就是羽田斗争的意义。」

秋山在上述认知下又指出，今后面对大学新生的方法，「不再是说服后採取行动，而是在激动中施以震撼教育，迫使他们做出选择」，即强迫他们是要加入战斗的中核派，还是安稳地支持不作战的社共，在两者中择一。隶属社青同解放派的三派全学联书记长高桥幸吉也认为「让群众见到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诉求对比「不战斗的社共」与「战斗的三派全学联」[50]。

而新左翼党派的干部内还有层次更低的打算。那就是自家派系若能打出耀眼的一战，就能吸引学生扩大势力，从而便能掌握学生运动内部的主导权。

大野明男对于三派全学联在与各新左翼党派竞争中表现出的过激行为，推测他们的算计是「想藉由较他派更激烈的战斗被认可为全学联的主流派」。高桥彻也评论道，「羽田抗争中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学生战线内部取得主导权。」[51]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前述「应想办法避免牺牲过多的正面冲突」的建言，却终究不被秋山委员长接受，也属理所当然。

此种与其他派系对抗的意识，也渗透到底层运动者中。社学同的学生们在穴守桥放火焚烧机动队装甲车后，便对在稻荷桥的革马派叫嚣：「喂！革马，你们干得出来吗？」[52]。

不过，若不思考此种政治考量，其实最吸引底层学生内心的是，即便在机动队逆袭下处于劣势，中核派领袖仍在弁天桥做鼓动演说[53]，表示「我们在机动队面前展现我们的存在。我们表明了身而为人应有的姿态。」

根据当时见到现场状况的剧作家佐藤信所言，站在前来反击的机动队面前「学生们是脸色发青，全身颤抖，到了无法动弹的状态。」但听了这段鼓动演说后，学生们又再度冲向机动队发起乱斗[54]。

六○年安保斗争时的运动者野口武彦在当时的座谈会听闻此事后，如此表示[55]：「如何在那个现场确认自身的存在感，非常具有重量。此番演讲中『存在』这个词语，我认为是首次出现于鼓动演说上。」

当时的学生在经济高度成长下面对包含认同危机在内的「现代的不幸」，因此「我们在机动队面前展现我们的存在。我们表明了身而为人应有的姿态」这段鼓动演说才起了作用。当时「认同（identity）」一词尚未普及，江藤淳、小田实等自美国归国的文学家，以及高桥彻等社会学者仅使用「自我同一性」这个生硬的翻译词语，用来取代「实存」、「主体」等词汇。

「在机动队面前展现我们的存在」这段话，在学生运动中广为流传。日后以「全共斗世代」代表性和歌作家而闻名的道浦母都子，其和歌集《无援的抒情》中开头的短歌即是「压迫而来的〔机动队〕盾牌／不断畏惧／在不断畏惧中确认／我的存在」[56]。

对于实行上述第一次羽田斗争的三派全学联，媒体报导完全站在了批评的立场。不只批判使用头盔与武斗棒是暴力行为，也揭发新左翼党派间的争权实态。此外还依照警方公告，报导死亡的京大学生山崎博昭是遭学生夺取的警方车辆所压死。

报纸的报导、社论、记者的意见等，大致如下[57]：「死亡的激烈冲突 目无法纪的火焰」、「计画性的暴力行为」（《朝日新闻》十月九日）；「完全就是黑道团体」、「这也算学生运动吗」、「毫无理性的『暴力团体』」、「争夺嫡系权利 宛如黑社会」（《读卖新闻》十月九日）；「令人感到厌恶的愚昧英雄主义」、「因炽烈的派阀纷争导致行动升级」、「他们总说『促成民众奋起的引爆器』，但这种行为究竟如何能让人理解？完全失去引人共鸣的基础」（《每日新闻》十月九日）。

总结报纸的论调，即断言三派全学联乃「暴徒」，希望政府能严惩。此外还刊登了因学生与机动队的冲突而无法营业的店家说法、对穿着鞋就闯入民家逃难的学生感到困扰的当地居民的心情。当时的周刊杂志记载，「总之，状况很惨。报纸上没有半行赞同三派系全学联行动的报导。」「与过往〔六○年〕安保斗争时，报纸『善意的』态度相较，感觉完全不同。」[58]

「这也算学生运动吗」的标题，展现出社会上尚残留着过往认为大学生应当是兼备智慧与仁德的菁英储备军思想。而大学生「宛如黑社会」的暴力行为，与新左翼党派贪图主导权而行动的模样，则饱受批评。

媒体上出现许多对学生「稚拙程度」的批评。作家兼日本大学教授三浦朱门评论道，「可以理解他们想追求的道理，但行动上过于幼稚。因升学考试的压迫导致社会视野狭隘，所以才残留这样的幼稚吧。」作家平林泰子则断言，「因为是学生所以社会往往宽大看待，但他们也太过任性了。」作家石原慎太郎表示，「他们干的事情既非行为也非行动。跟长春藤盟校风格服装、『疯癫族』一样，不过是种『流行风潮』。所以就像裙子越来越短一般，他们的行动也越来越激进。」[59]

大学成为「暴力学生」的据点一事，也遭到批评。十月十日《读卖新闻》社论以〈已然不是学生运动〉为题，主张「各学生团体的据点大学沦为暴力事件的事前准备场所，亦必须追究大学的管理责任。」某月刊杂志评论道，「学生在准备斗争，大学当局却无所作为袖手旁观，实在是太欠缺社会常识了。」[60]

大学相关人士，如东大校长大河内一男也在十月十四日的《朝日新闻》发表谈话，指出「致力社会改革而与校外团体结合的学生运动，以自治之名受到保护，但他们却依靠这点把大学当作据点来利用，此等行径造成很大困扰。」十月的国立大学校长会议上也不断出现类似意见。文部省则语带满足地表示「大家认真反省这点相当好」，「身为文部省，在这层意义上希望大学出手相助。」[61]

而秋山三派全学联委员长在《读卖新闻》访谈中表示：「我们不认同当今体制，所以也不认同法律。为了破除错误的体制，使用暴力是正确的」[62]。他提出这段发言后，又引来更激烈的反弹。

十月十六日《每日新闻》的社论主张，「政府当认定『此已超过学生运动范畴，属于有计画的暴力集团行为，表达澈底追究刑事责任的态度』，对此，社会应该不会有任何异议。毋宁说，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十月九日的《读卖新闻》报导也论断「这不是示威游行，其中也不存在民主主义。有的仅是拿着不成理论的理论，把年轻与自由当作特权而暴走的新暴力集团。」[63]之后警方提出拘票，逮捕了秋山委员长。

而同情的意见中，有许多也一边批评学生稚拙的暴力，一边认为该同情他们的纯真。评论家本多显彰评论道，「因为大众未正面面对，所以他们认为只能靠自己做点什么，我想他们带有这样的使命感吧。这源于被其他人忽视的绝望孤立感。所以，我虽然不认可他们的暴力，但必须认可他们那份纯真。」官房长官木村俊夫虽也评论三派全学联的革命思想是「不可容许的反社会思想」，但同时表示「但从质性而言，我认为那些学生中有许多优秀人才。吊儿郎当的人不会披上革命思想。在这层意义上必须加以同情。」[64]

此外，东京大学教授日高六郎表示，「包含美国在内的各国都对羽田事件感到震惊，并首次得知日本国内对首相出访西贡有着严厉的反对意见」，他批评大众传媒未把反对越战的舆论向海外报导，主张「让言论机能与舆论的力量复甦，彼时『暴力』肯定会消退。」[65]包含日高在内，如大江健三郎、小田实、竹内好、鹤见俊辅、羽仁五郎等进步知识分子于十四日发表〈关于羽田事件之声明〉，主张「不应该一味批评学生行动超越尺度，更要投入百倍的力量，对日本政治做出抗议。」[66]

此外，深受社学同马战派欢迎的经济学者岩田弘以〈不战斗的革新政党的不知廉耻程度〉为题，提出如下评论[67]：

羽田事件为世人揭露了一件非常清楚的事实。经由两千多名年轻人的一些木棒和投石，以及一位牺牲者和警车冒出的黑烟，这些都代替国民群众向日本的统治者表达抵抗与否定之意，藉此也向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向越南人民，挽救了日本人的名誉与良心。

……那些以批评他们为业的知识分子，以及革新团体的领导者们，对于唯有透过这两千多名年轻人的「暴力」，才能对全世界代为辩解我们的名誉与良心一事，难道不感到一丝羞耻吗？

作家柴田翔也表示，「我对佐藤也感到愤怒，但自问我究竟做了什么？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对运动。」「在这点上，我感到内疚。」评论家饭田桃亦发言道，「八万名受日共影响的人们，如果在羽田机场附近进行抗议游行，或许山崎君就不会被杀了。」「大人们摆脱自身责任，指责学生是暴徒，这是双重意义上的卑劣。」[68]

确实，十月八日社共两党并未实施有效的反对运动。特别是举行「赤旗祭」的共产党，更被三派全学联学生轻蔑与不满。社会党也只提出「责任全在佐藤内阁」、「佐藤内阁必须负责，迅速总辞」的声明而已[69]。

而当得知大众传媒对学生的强烈抨击后，社会党慌忙发表书记长的谈话，指出「社会党被说成支持学生的暴力，让人心痛。」原本非难新左翼党派的共产党青年学生部长也批评，三派全学联「并不是什么学生运动，而是反共、反民主主义的暴力黑道团体。」[70]

社会党与新左翼党派较无竞争关系，因此比共产党更同情三派全学联。社会党的总务局长石桥政嗣表示，「我们可不像代代木〔共产党〕那么冷酷、冷血。」此外，事件当日在羽田机场的井冈国民运动局长表示，「即便学生们的运动做得太过头，但对于该结果，革新党还是应当加以庇护」，「像共产党那样认定那就是『托洛斯基分子的过激行动』，也太过简化。不过，这也代表作为应领导学生运动的政党，并未负起自身责任。」[71]

这类认为「大人」领导不足的批评，也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评论中。东大教授篠原一评论，「谁都可以指责此次事件在政治上有多幼稚，但事后处理上要发挥大人的成熟度，没有成熟的社会人士就不可能妥善处理。」作家兼精神科医师滩．稻田表示，「如果我是游行的领导者，大概会採取游击战术吧」，他认为让数十个人乘船登陆机场举行抗议游行便已足够，批评三派全学联的「玉碎主义」[72]。

然而，学生们并不同意「大人」必须「领导」的意见。三派全学联的学生不仅对共产党，也对发表声明的社会党表示轻蔑，认为他们是在内心反对越战，却不与自民党政权作战的一般「大人」。

秋山委员长等人也发言宣扬「在敌人最强之处进行作战」的战斗态度[73]。若站在这种立场上，只会认为所谓採取游击战的建议，根本是胡说八道。

此外，学生们有一种倾向，即不把批评当作一种伤害。三派全学联副委员长藤本敏夫回忆，当日后读到报纸「在头版大肆报导羽田的事情，让我重新感受到原来我们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74]

原本学生就认为他们称为「布尔新」（「布尔乔亚新闻」的简称）的媒体，根本没有正确报导他们的行动，故对这些媒体抱持着批评的态度。十月八日当时在羽田的一位学生给《越平联新闻》的投稿中如此叙述[75]：

「羽田的居民确实如大众传媒报导般，认为『学生很过分』。然而，为何一边说着『为什么在学生如此反对的情况下佐藤还要去越南？』『为何警队要以如此激烈的方法镇压学生』，一边又逮捕进医院的学生，或者拼命关注只有些许擦伤的警察，但总不见去帮助受伤的学生呢？如果大众传媒的报导只传达了部分真相，不报导事件本质……那真的是不可原谅。」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舆论如何评价死亡的京大学生山崎博昭。一九六○年安保斗争中，桦美智子死亡时，许多国民都表示追悼之意，让许多人回想起当时舆论对岸信介内阁的批评。但此次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大多数反应，都显现出他们认为桦美智子之死与山崎博昭之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十月八日，当传出学生中有人死亡的消息时，警方想起桦美智子之死并感到担忧。但当获得情报知悉，他是被学生抢走的警车所压死后，警方都放下心中的大石。木村官房长也发表谈话，指出「完全变成暴徒的学生」杀了自己的学生伙伴，这点与「桦美智子事件在本质上截然不同。」[76]秋山三派全学联委员长主张山崎是「被机动队所扑杀」，但大多数的媒体都选择无视这个主张。

舆论也表现得很冷淡。前运动者野口武彦评论道，「与桦美智子时的状况相比，山崎的死亡既不具戏剧性也缺乏荣誉，说严重些，甚至带着一种很严重的、惨澹的阴郁。」[77]《周刊朝日》报导，「当安保斗争中桦美智子死亡时，隔天事发现场的国会南门前摆满了花圈，但这个早晨〔羽田事件隔天早晨〕，却不见任何凭弔山崎的花束。」[78]由新闻工作者大森实主办的《观察者》杂志上所做的民意调查，认为学生行动「不好」的意见达七十八％[79]。

有许多意见指出，因经济高度成长导致对政治运动的评价发生了改变。评论家上杉悠指出，「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一般国民不断朝My Home化、小市民式日常」迈进，自六○年安保起「经过八年岁月，对〔因政治而死亡的〕评价也出现重大变化。」[80]新闻工作者大宅壮一评论，「在日本，经济上安定的中产阶级占全体国民的九成，满脑子充满休闲情调。在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要发动革命」，「我们已经受够了『革命扮演游戏』了。」[81]

十月八日晚间，某广播DJ发言道[82]：「看了电视新闻，感觉就像外国发生的事情呀。如此和平的日本，竟然发生那样的骚动……。今天是时隔多日的秋高气爽周日，观光地到处充满人潮。」引用此DJ发言的周刊杂志指出[83]：「『这是革命。使用暴力也是不得已的』──学生这种公然放话的激情与行动……我们实在难以理解。」「寻常的安稳日常，与学生们疯狂般的非日常世界，到底在何处，如何进行连结呢？」

在经济高度成长下和平且丰饶的日本，为何要嘶吼着革命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呢？报导中「大人」提出的共通疑问，便是此点。他们也揣测着各种解释。

「大人」之中，有人把三派全学联当作「暴徒」，有人评论这是幼稚又不知世事的「革命扮演游戏」，有人说虽然不赞同他们的手段但该同情他们的纯真，有人解释既存革新势力的不作为造成了他们的「暴走」。不过，即便他们的揣测能说明某些侧面，但同样都忽略了最大的问题。

亦即，正是因为在经济高度成长下和平且丰饶的日本，而且唯有在「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一般国民不断朝My Home化、小市民式日常」迈进的状况下，青年们才会直接面对「现代的不幸」，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与认同而採取直接行动。另一点是，如果说起「生活困难」，当时大多数的年长者脑海中只会浮现战争和贫困等所谓的「近代的不幸」，无论他们的思想偏左偏右，都无法想像青年们的苦楚。

而年轻人们对第一次羽田斗争，则展现出与「大人」不同的反应。

大众传媒的反应与年轻学生们的反应大相迳庭。参加第一次羽田斗争的横滨国大学生回应当时杂志的访问时，有如下叙述[84]：

──为何去羽田机场？

「很明显日本逐渐成为越战的参战国。越南出现特需，即便油罐车在新宿发生大火，也要帮美军喷射机加满燃料。佐藤出访越南不过只是其中一例。我们的目的在于反战与和平。……」……

──日共〔日本共产党〕指责你们只是徒给政府镇压的藉口。

「害怕镇压，就是政府打造的思想陷阱啊。……我过往也以为日本是自由、和平、平等的好国家。但，想到要『做一场反战游行吧』就立刻被管制。这算什么？至此我终于知道，以为自由什么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啊。」

当时的年长者几乎皆经歷过二战，但即便日本政府支持越战，只要日常生活不受饥饿与空袭之苦，他们就能切身感受到「和平且丰饶的日本」。但对既无战争体验也无饥饿经验，接受民主教育洗礼的年轻世代而言，童年被教导的日本形象与当今政府和社会现实却存在隔阂，这种巨大冲击迫使他们採取行动，亟欲夺回他们想像中的「原本的日本」形象。

普通学生的反应也与年长者相异。特别是在之后的报导中，披露了死亡的京大学生山崎博昭的人品。山崎一部分的日记被刊登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周刊朝日》，内容给学生们带来了巨大冲击。

山崎虽从高中时代便参与反战活动，但与大众传媒报导的「暴徒」、「黑道」形象相去甚远。山崎成长于贫困家庭，靠奖学金就读大学，正义感颇强，高中成绩也名列前茅。高中时代起他遍读存在主义哲学书籍，虽然辩论时论理明晰，但不喜与人强辩，在同班同学中相当具有人望。

山崎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与老师如此回忆他的性格[85]：「班会讨论时山崎君擅长辩论，但绝非一心想驳倒对方。」「给全班出问题时，博昭君即便立刻理解答案，只要还有人解不开问题，他就不会举手回答。他总是留心给大家思考的时间，等有人举手后他才随之举手。」

高三时，山崎在自治会祭上以班级代表的身分焚烧越战参战国的国旗，诉求反战精神，此举招惹学校关注。山崎对全班说「我会负起全部责任」，因此深获同学信任，全班同学甚至决议发动罢课以声援山崎[86]。

山崎这样的性格，即便进入京大，加入中核派后也未曾改变。运动的伙伴也表示，「要说学生运动中全然没有英雄主义，那是在扯谎。……但山崎君却非如此，总是慎之又慎地保持低调。」「他是绝对不会躁动的男性。总是保持冷静、安静。」[87]

而公开的山崎日记中则赤裸裸地自我揭露，「我知道我自己缺乏勇气」，「出生在地球上经过十八年又十个月，这段岁月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味在怀疑与不关心之间动摇，借用他人的话语来自我辩解，这样的我，究竟是谁？」加上他死亡时带着的背包中，除了放着马克思、托洛斯基、列宁外，还有齐克果与施克莱（Judith N. Shklar）等存在主义哲学书籍，以及德语、法语教科书，可见他热中学习与真挚的性格[88]。

如前所述，警方公布的山崎死因是遭学生抢夺的警方喷水车压死，但三派全学联则主张是遭警方殴打致死。调查死因的司法解剖时，并未准许律师或辩方律师在场，但从疑似杀害山崎而被逮捕的学生，最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来看，三派全学联的主张似乎更有说服力[89]。

阅读有关山崎人品与日记的报导后，青年们得知他赌上性命採取行动，因而引发热烈的共鸣。日后成为日大全共斗运动者的日本大学经济学部学生安藤根八如此写道[90]：

小学、中学时代虽有否定天皇制、怜悯穷人、反对战争、人类平等之类的观念思维，但高中时代因家中的经济纠纷加上反抗期，逐渐沉迷在追求女孩与时尚之中。只为了「想离开父母」而进入日本大学，每天混在酒、女人、时尚、麻将、小钢珠中，追求布尔乔亚式的学生形象，过着怠惰的日子。……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在羽田的阻止佐藤访越斗争中，京大学生山崎博昭君死亡。他的死给我的内心带来重大冲击。

出生在地球上经过十八年又十个月，这段岁月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当下我没有背负责任，也不对未来负责，一味在怀疑与不关心之间动摇，借用他人的话语来自我辩解，这样的我，究竟是谁……。

山崎君的日记内容深入我的内心。在他的心中，有值得赌上性命而尽力一搏的东西！那么，我有吗？

之后安藤思考，「我想理解山崎君的行动，我想知道当他在警棍下听到自己骨头碎裂之声，即将死亡之际，他究竟想着什么」，安藤因此参与了日大斗争。他又提及，「当时我的心中与其说要改革日本大学，不如说充满了一种自己又更接近山崎君一步的感觉。」[91]

如第一章所述，他们这个世代在初等教育中被教导平等、反战、和平的理念，并在日后的成长中卷入将他人踢落才能成功的升学考试。许多青年持续感到自我厌恶，又因消费文化而迷茫在「现代的不幸」中。对这样的青年而言，山崎的死，能让他们感到「原本应有的自我之死」。

日后成为东大全共斗运动者的某东京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手记中，也可见到相同旨趣的发言。这位学生如此记录听闻山崎之死时感受到的冲击[92]：

除了语言课程之外，都在大教室上使用麦克风的典型量产课程。因为这个缘故竟让我的内心变得如此空虚。以前允诺自己，升上大学后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特别是一直因为拼命唸书而无法阅读小说、诗歌，之后想要阅读这些文学。这样的想法，难道是让我压抑自身慾望，让我不断迈向升学考试路途的藉口？……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京大学生山崎君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中遭警方杀害。──他是我的高中学弟，我记得他的脸也听过他的名字。

他的死，毫不见外地踏进我的内心。

此时，我身为良知派认为〔越南〕战争不好。……但却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因为我认为，就算示威游行也没什么帮助，不如我们直接成为官僚，进入决策中枢做出各种改革，这样更有效果。……

然而，我只是用这样的想法来掩饰自己什么都不做──连表达自身意志都没有──自我合理化罢了。在他的死亡面前，所有的道理、藉口都失效了，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不只是大学生，山崎之死也给高中生造成广泛冲击。某高中生在当时的杂志《年轻广场》的座谈会上，谈到自己为何会对山崎死亡感到震撼[93]：

「其一是京大学生所代表的意义。他是所谓一流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如果他努力用功唸书，肯定会走上出人头地的坦途。即便如此，为何背弃自己被承诺的未来而去参加斗争？我的思考就是从这个简朴的疑问出发的。」

这段发言可读出，「一流大学的学生」抛弃菁英坦途，赌上生命参与反战运动，给每日苦于升学考试的高中生带来震撼与冲击。

此外，活在升学竞争与无趣大学生活中的青年认为，山崎之死为他们提示了「人的生存方式」。一九六八年十月，京都越平联机关报刊登的学生文章，有如下表述[94]：「他（山崎）的死亡，是拒绝现实世界中非人的生存方式，对全世界所有为了追求更符合人的生活方式而付诸行动的人而言，这种死亡的可能性，任谁都可共享。因此，我绝对不会忘却他的亡故。」

山崎高中母校的同班同学为他制作的追悼文集中，有如下内容[95]：「在十月八日／我出生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十月八日。被涂黑的日历。」「你流的血，是反对佐藤访越的人，以及反对侵略越南、反对日本援助的人们的，所有人的血。而你遭受的死亡之刃，也是刺向我们全员的死亡之刃。面对于此，究竟是屈服，或者做出抵抗──在『和平』、『文明』且『繁荣』的日本，我，以及所有的人们，都被迫在两者间做出选择。」

此追悼文集的某篇文章叙述道[96]：

理所当然地，他一开始并未预设自己会死亡吧。即便如此，在那座桥上，他并未走入队伍的后端，而是自行走到前头。一如电视新闻上所见，看到那个武装警察，任谁都会觉得「会被他杀死」吧。山崎约莫也是这么想的。即使如此，他仍站在前头作战。……听到他的死讯时，我心中只感到「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然后有股想要放声嘶吼，向外狂奔的冲动。

许多年轻人怀着潜在的反越战意识，在升学考试与量产型教育的现实之前却没有採取任何行动，因而都抱持着罪恶感。对上述文章的作者而言，山崎之死引发他「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的感受。

山崎之死促成许多青年参与运动。当时的早大生，日后成为和歌作家的道浦母都子在一九七○年如此书写山崎死亡给她的冲击[97]：「我还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史达林，在充满混乱焦躁的心情中，打开七○年斗争的运动已经开始，其中有人能为此赌上性命，尖锐地刺激了我。我感到自己必须开始做些什么。」「之后我变得积极参与集会、游行。」

刚进大学的新生也受到冲击。日后成为社会学者的上野千鹤子与山崎同为京大一年级学生，她回忆道「我出生后第一次参加游行，就是在京都的山崎博昭追悼游行。一个月后发生第二次羽田斗争，我也前往羽田机场了。」[98]

山崎之死同样给老经验的运动者们带来冲击。隶属社学同ML派的东大研究生柏崎千枝子，自一九六二年的反对大学管理法运动开始参与运动。她如此叙述听到山崎死亡新闻时的感慨：「我思考着，『杀死山崎君的，并不是什么国家权力。对于那些赌上性命要与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的人，选择旁观的你，才是杀死他的凶手。』二十四岁的我不如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感觉输给了十八岁的青年。」[99]

因山崎之死而开始参加运动的案例多不胜数。一桥大学越平联的井上澄夫在一九六九年写道[100]：「我开始参加越平联运动的契机，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山崎君之死。」「从他死亡那天我开始转变。」「我和越平联的伙伴或各新左翼党派的人聊过，发现直接受到十．八影响而开始参与反战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人，惊人地多。」

一九六七年时是大四生，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的川本三郎在一九八八年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101]：「此事件〔山崎博昭之死〕给学生们的冲击相当巨大。『他死的时候，你又在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人。此即所谓的『十．八震撼』。对被唤为全共斗世代的人们而言，忘不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这天成为了一个『纪念日』。」

然而对这个「十．八震撼」，当时并非所有青年都抱持共同感受。根据当时的《朝日Journal》的报导，中核派据点的法政大举行「山崎君虐杀抗议集会」，但参与者只有约八十人。普通学生则表示「每天都看着那伙人〔中核派〕的那种干法，所以并不让人感到惊讶。」[102]

日后成为东大全共斗运动者的大原纪美子，听闻山崎死讯后也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写道，「那天之后我每天都思考着斗争与我的关系」，十月九日她写下东大本乡校区的情况[103]：

昨天十月八日，羽田的战斗中，山崎君死了。而这里却如此安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彷彿没发生任何事情般。……

不过，最终还是办了集会。「十．八山崎君虐杀、追悼集会」──非常匆忙之下准备的立牌以黑框包围，潦草写上的文字宛如象徵人死的空虚般，如此悲伤。多用点心书写明明会更好些，可是……。……

运动者们轮番拿着麦克风演说。散发传单，人们逐渐聚集，但只有五、六十人参加集会。许多人只是路过瞄一眼，之后便匆匆离开。

在第一次羽田斗争后，六○年安保斗争时的运动者森田实接受周刊杂志採访，表示「总之，大多数的学生都因My Home主义而逃避集会，所以无法聚集人潮。」然而，上野千鹤子在京都参与的山崎博昭追悼游行，参加的学生约五百人，《周刊朝日》报导「反日共派全学联平日的动员能力也达不到这个人数。革马派全学联委员长成冈庸治也在事件后不久的访谈中承认，「现在许多学生都处于不关心政治的状态，羽田的行动现在无法立即取得全部学生的支持，我们也在正视这个事实。」[104]

一部分反应热烈，另一部分却漠不关心，这种乍看之下相互矛盾的现象，野口武彦有如下纪录。他当时在都立高中担任兼任讲师，在班上问学生对羽田事件有何看法，结果是全班都对该事件抱有一定关心与知识，但对三派全学联的评价却一分为二。

据野口称，班上超过半数人的回答属于鹦鹉学舌式地重复大众媒体的论调，批评学生的暴力。但有大约五个学生，激情表示支持羽田斗争，其中一人说，「如果没有意外考上大学的话，七○年我将是大二学生。那个时候，即便不愿意我们也会站到第一线吧。所以，羽田发生的事情并非跟自己无关。」野口表示，「平日压抑、温和的学生说出这样的话，反而更强烈敲打我的内心。」此外，还有「眼眶微微湿润，低着头说『我无法下判断』」的女学生[105]。对于这些学生的反应，野口如此记道[106]：

山崎君的死，给许多学生带来深刻的课题。……此事件产生了一群学生，他们以「被动员去羽田」与「未参与的自己」这种形式，形成认真与自己对话的习惯。这样的思索，类似彼时不在现场的自己究竟是什么，如果把自己的缺席正当化，依据的又是什么道理，理所当然地，如此引导出来的几乎就是存在论式的自我问答。

野口在当时的座谈会上主张，现代的青年失去与社会的联系，「总之只有战斗，才能确认自我。」他举出一则在电视上看到的学生发言为例：「我之所以去羽田，并非心中怀有什么目的。而是为了知道，去了现场自己会感受到什么？例如自己面对机动队，跟着哇哇吼着发生冲突时有什么感觉，才前往现场。」这是野口参加六○年安保斗争时未曾见过的感受，所以他表示「这恐怕是非常新鲜的状况。」[107]

在座谈会与野口同席的饭田桃如此表示：「包含日本在内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贫困消失、消费品氾滥的「大众社会」，绝大多数变成「感觉已经完全没必要自我表现的人」。另一方面，有相对少数的一群人不满足于这种状况，「认为有必要自我表现，所以必须表现出极敏锐的感性。」为了实现这种想直接表现自我意志的慾望，让他们「脱离议会制民主主义，开始採取更为直接民主主义式的参与型态。」[108]

如第一章所述，伴随经济高度成长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象徵学生会沉寂的年轻人「三无主义」扩散，想要採取行动打破这种情况的，一如野口负责的班级，一个班级中大约有五个人。如前面章节说明的，热心参加大学斗争的人只占全体学生的一成左右。而「大众团交」所象徵的直接民主主义志向，也已然萌芽。

恐怕，对山崎之死表现出热烈反应的青年，就是那些无法满足于经济高度成长下持续迈向大众消费社会与「三无主义」的，一成左右的人。然而他们属于少数派，因此追悼集会才会出现无法聚集大量人潮的状况。

教育学者铃木博雄当时进行的调查也能佐证此事[109]。十一月十二日为了阻止佐藤首相访美而发起的第二次羽田斗争，同样发生三派全学联以武斗棒、头盔与机动队发生冲突的状况，之后铃木对二百五十名学生、一百名大学教授、三十名高中以下的教师及校长、一百名学生双亲进行了问卷调查。

根据该调查，问及包含羽田斗争在内的最近学生运动是否「只是部分、限定的学生的问题」时，八十一％的学生回答「不是」，远高于大学教授的三十五％，高中以下教师及校长的二十一％。但，对于以武斗棒、头盔为象徵的武力性抗议行动是否为「动机良善，但方式错误」的问题，学生回答「不是」者只有九％，八十二％的人认为「是的」，九％的人「不回答」。

此处可以看出如下几点。超过八成的学生，包含表面上不关心政治者，都不认为山崎之死象徵的运动激烈程度是「别人的事情」。但肯定武装斗争的人仅约一成，理解动机但反对武装斗争者约八成。而如野口武彦所述「眼眶微微湿润，低着头说『我无法下判断』」的女学生般，回答「无法作答」者约占一成。

然而，相对于对山崎之死表现出真挚反应的学生，新左翼党派则有其他层次的政治计算。如前所述，三派全学联主张山崎乃受警察殴打致死。但当日在现场的大野明男则对此抱持疑问。

据大野称，上午十一点传出山崎死讯后，秋山委员长心情混乱地说「是不是被车压到之后，被敌人施以致命一击才死亡的」，中核派干部也没主张是由警察「殴打致死」。此外，大野还目击给喷水车清洗轮胎的学生，问对方理由，回答是「〔新左翼党派干部〕叫我来清洗的。」[110]

大野根据上述的状况，表示山崎「被撞死几乎是确定的事实」，但「山崎君为何会倒下，为何无法避开车辆，是否是因为被警棍击倒，这几点我则无法置评。」[111]时至今日，真相已然不明，但在现场直接见闻状况的大野证词仍有参考的价值。

此外，社学同干部的藤本敏夫回忆听闻山崎死讯时，「原本心想执行这么大规模的斗争，有一、两个死者也属理所当然，所以听到报告时，完全不感惊讶。」[112]可说新左翼党派干部的感知已经到了下层运动者死亡也不感到震惊的麻痺状态。

新左翼党派干部的这种态度也引来批评。《读卖新闻》记者渡边恒雄（现会长）在当时的座谈会上如此叙述[113]：「那个叫秋山的委员长，以及那些领导层，平常只会逃避，发生事情时只会站在前面煽动大家，在他的领导下数名伙伴额头裂伤，大量出血，对于出现这样的牺牲者，他们有感到什么责任吗？」

十月八日，在机场外进行非暴力静坐的结构改革派运动者当时如此批评三派全学联[114]：「我认为他们恐怕把现实与鼓动演说混为一谈。大致来说，『赌上一死』战斗这种战术与领导体制都乱七八糟，逻辑也不明确。既没有被镇压时的对策，也没有救援、补给体制，更无舆论对策。可说非常天真。甚至有种把战术上的错误合理化为『赌上一死的决心』的倾向。」

然而，三派的干部们对自己的领导造成下层运动者死亡，并不像感到有责任的样子，仅指责那是「国家权力的蛮横」。同时，新左翼党派同志间为了面子之争，各派干部非常热中于处理山崎之死。

中核派早已打出「别让山崎君之死白费」的说法，用来作自家派系的宣传。据当时报导称，社学同的干部如此表示[115]：「中核派擅自决定〔十月〕十四日举行追悼集会，对我们说想来就来。唉，如果演变成像是在争夺遗体，那就太难看了。所以十四日我们的代表前去参加，隔天十五日在弁天桥举行三派共同的追悼集会，不要给人分裂的印象。」

而根据三派全学联副委员长、社学同的成岛忠夫回忆，十月十七日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举行「山崎博昭君中央葬礼」时也发生争端。成岛称，中核派想把葬仪打造成「国民葬礼」，社学同则认为应该举行「人民葬礼」，「加以刁难」[116]。如成岛所述的「刁难」，比起理论或政治路线的歧异，更显出别有用心的面子之争。

新左翼党派这种态度，自然引起外界的不满。结构改革派理论家且为年长领导者的安东仁兵卫当时表示[117]：「我身为所属政治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十七日的葬仪筹备会」，「但对葬仪应採用的形式发生了争论，让人厌烦。针对进行的方式，三派的各派──正确来说是中核派对共产同、解放派，针对各种事项互咬，并一直持续这种状态。简单来说，现场飘荡着一股该如何利用此事的气息，都打着如何〔把山崎之死〕搞成对自家派系有利的卑劣算盘。」

山崎隶属的京大班级提出声明，表示「山崎君之死遭政治利用是最可怕的」，并指出「我们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哀悼。不能让他白白牺牲。然而对他的死在悲伤之余，不能出现急躁、轻率的举动。」[118]知名的马克思哲学家梅本克己也给十七日的「山崎博昭君中央葬礼」发送凭弔电报，表示「在凭弔山崎君之死的同时，排除所有的利用主义。」[119]

据当时的《周刊朝日》称，山崎的同班同学表示[120]：「我绝对反对暴力主义。但对于被这种主义附身的学生们，我却觉得很美。所以，当他们被称为暴徒时，我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此凋零了。想要解除我们的不幸，这种纯粹的心境，我的心情是与他们有所共鸣的。」

「政府做得那么过分，所以必须採取行动，我觉得这种心情是值得赞许的。如果没有该事件，佐藤首相访问南越的严重程度，或许根本不会进到一般人的意识里。虽然这么想，但今日的学生运动普遍让人失望。没有任何一个派阀是信得过的。」

「最终，还是得靠行使选举权来表达反越战的心声不是吗？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吧。直接行动并无法阻止日本输出武器。」

「我完全不懂学生运动的本质或马克思主义。从升学考试中解放出来，首次在京大校内见到张贴的传单、拿着扩音器演讲的人时，顿时觉得：啊！原来这就是大学啊。我还不成熟，所以对于轻率的行动，觉得还是该加以克制。」

包括发言的学生在内，大部分普通学生的意识与上述内容大同小异。但不管新左翼党派干部的算计如何，山崎之死还是牵动着一定数量的年轻人的心。

而这些学生们也某种程度上把山崎理想化了。当时的周刊杂志採访到学生如下心声：「直到现在，好像仍可听到他说『你们也能抱着必死决心抗议吗』的声音。」「绝非死得毫无价值。他的死是否有价值，由我们今后的运动决定。」「他是因反对战争而被杀的国民英雄。我也打算追随他的道路。」[121]

这样的学生们对大众媒体的「暴力」报导发出反弹。京大的某学生表示，「社会上把我们的行为评价为暴力，但最大的暴力是战争，其中最清楚直接的表现，就是越战。」中核派的学生干部吉羽忠主张，「虽然我们被说成暴力，但提着手枪挡在我们面前的警队，那才是暴力。对我们而言，为了否定暴力，只能使用暴力。」[122]

他们也批评不为反越战做出行动的「大人们」，以及包含共产党在内的革新政党。前述的吉羽主张，「问题出在批评我们的大人们，自己却不尽自身该负的责任。这也包含当天热中于赤旗祭的日共……。」参加山崎追悼游行的某高中生对採访的记者喊道，「批评羽田事件的大人，在阻止佐藤首相访问越南一事上，究竟做了些什么？」[123]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他们，对让民主主义空洞化的「大人们」感到愤怒，一如第一章所述。

据当时的明大学生上原俊介称，武斗棒是脆弱的杉木角材，「只要一次打击就会啪地断裂」，他对「改变过去以来错误的政治表现，致力于自我表现」的说法表达出共鸣。亦即，所谓头盔与武斗棒，与只有嘴上说说但却不行动的「大人们」或既存革新政党不同，是一种「自我表现」的选择[124]。

透过这种新的「自我表现」首次击败机动队的事实，为斗争参与者留下胜利感与解放感。一位参加者于后年如此叙述[125]：

武斗棒（角材）与石头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感。终于能从过往悲惨的游行中跳脱出来。在此之前，去参加游行就等同去挨机动队揍。因为有美国越战这种更大型的暴力存在，相较之下我们的暴力根本不值一提。羽田斗争因具备反越战的大义名分，所以是一场祭典。

据说在羽田斗争开始前，三派全学联的秋山委员长说过「〔由机动队〕包夹而被干掉的游行〔三明治游行〕，已经让我们受够了。这次要干场真正的示威游行。」事件当晚的记者会上，秋山也表示「我认为击垮机动队的压制是一项重大的成果。」[126]

「可以反击机动队」这个事实，也让一些人可以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证明」。参加第一次羽田斗争的学生后年如此回忆道[127]：「当时称为『暴力打开的地平线』，这确实激发了运动的活力。我认真思索是否能落实『武力阻止』这个词汇，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也感悟到除了去现场战斗，别无其他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共产党没有这样的觉悟。」

从这些参加者的说法可以窥见，他们透过与机动队互殴，得到了「活着」的现实感和「自身的存在证明」，不同于只出一张嘴的共产党或「大人们」，展现了言行一致的决心，因为有这样的理由，所以手持杉材武斗棒与戴头盔的造型才大受学生欢迎。从破坏效果而言，杉材的武斗棒等称不上是武器；武斗棒与头盔是被当作对「满嘴谎言」的「大人们」表达反抗及决心的「自我表现」象徵，也是跳脱经济高度成长下「现代的不幸」的一种手段，所以才受到欢迎。

此外，关于三派全学联「言行一致」地作战，而共产党却大搞「赤旗祭」的论述，也获得一定的支持。根据荒岱介的回忆，他在学的早稻田大学的代议员总会上，有人质问掌控执行部的民青，「〔三派的〕学生们拼命战斗过，而自治会执行部在阻止佐藤访越斗争中又是如何战斗呢？你们觉得京大的山崎君为何被杀？请民青执行部回答。」据说这段质问赢得了普通学生的掌声[128]。

民青也承认这一点。东大的民青运动者大洼一志如此回忆当时的状况[129]：「我们这些日共＝民青派学生，被动员去早已预定的多摩湖畔『赤旗祭』，所以无法组织阻止斗争。民青派学生在举行追悼集会、演奏〔山崎博昭〕送葬曲的东大驹场校园内，瞬时遭到孤立。因为，大家认为『我们赌上自身的一切去作战，当有人死亡时，你们还在多摩湖畔唱歌跳舞！』」

同时应该注意的还有，身为菁英种子的学生应作社会变革的先锋，这种往昔「学生本分」的旧日学生观，仍残留于这次斗争中。

例如京大某运动者在第一次羽田斗争后不久，做出如此叙述[130]：「上大学后旋即迎来不安的时期。当时我迷惘着，是该埋头去做个文学青年，还是该做个知识分子的种子，对社会负起责任？最终感受到社会矛盾的我，选择了后者的道路。」在后述的第二次羽田斗争中遭逮捕的某学生也主张，「我们身为学生必须做些什么呢？不是只追求普通的学习，而该从本质去思考，我们如何能承担一个将来会更好的社会。我认为那才是学生的任务、本分。」[131]

这种学生观，经常可在大学升学率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运动中见到，至六○年代的日本也不例外。残留的这种「保守式」学生观或大学观，也成为大学斗争的原动力，这点已在前面的章节说明过。而这个时期的街头斗争也有同样的现象。

十一月十二日，为了阻止佐藤首相访美，展开了「第二次羽田斗争」。据中核派的运动同情者回忆，因为「十．八震撼」，瀰漫着「行使武力的战斗将扩大战线」的气氛，「突然间，志愿参加羽田斗争的人不断涌现。」[132]然而，这次却未能重现第一次羽田斗争的盛况。

基于第一次羽田斗争的教训，警方大幅强化警备。第一次羽田斗争中动员了约两千名机动队员，本次则集结了约七千人。且配发硬铝制成的大盾牌以取代前次的小型木盾。穴守桥、稻荷桥、弁天桥附近能当作投石材料的石块、铺石都在事前被清理一空[133]。

警方的态度因获大众媒体的支持而更为强硬。第一次羽田斗争的翌日，木村官房长表示「要取缔暴力革命的预备演习。」十月十二日警视厅也提出新方针，「为大量逮捕学生，全体警员都配戴手铐（此前机动队员并无配戴手铐），视状况也可事前逮捕。」[134]

据当时报导称，「十．八出现机动队创始以来的首次『败北』后，这天〔十一月十二日〕他们格外意气昂扬。」此外，因为警方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中「获得舆论支持，还有人批评警方太过温和，因此这次得以处理得比十．八更为积极」，这种想法传播甚广[135]。

除此之外，警视厅也要求第一次羽田斗争中三派全学联据点大学的法政大、中大、明大等校方，禁止学生前一天的集会与留宿校内[136]。为此，三派全学联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住宿场所。

首先，三派全学联藉由社学同掌控执行部的中大自治会，向当时位于御茶水的中大当局申请下午三点起借用礼堂。校方难以拒绝自治会提出的正式申请，但又预期会出现混乱，故宣布该日下午全数停课，并许可自治会使用礼堂[137]。

下午三点左右，全国各地大学的学生以戴头盔持角材的模样持续聚集而来。秋山委员长遭逮捕的中核派，也在自家据点法政大学单独召开誓师集会，之后于傍晚来到中大。中大当局对外校学生发布离开命令，并质问中大自治会「你们根本是披着羊皮的狼」，但为时已晚。当夜，在中大的「全学联总誓师大会」上共集结约三千名学生，气势高昂[138]。

然而，三派全学联内的新左翼党派纷争依旧激烈。本次集会上，因中核派包括秋山委员长等干部多遭逮捕，因此以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干部的演讲为核心进行。对此，姗姗来迟的中核派胁迫必须也让自家派系的代表演说，造成会场喧嚣骚动，几乎要演变成武装内斗。但当时传来中大当局可能找来警方的消息，最后才得以避免内斗。但中核派拒绝在社学同据点的中大夜宿，主张要回自家据点法政大且毫不退让，导致当夜干部会议无法议定学生究竟应夜宿何处[139]。

同时，警方判断三派全学联将夜宿中大，採取隔天早上包围中大的作战方针[140]。如果学生就此留宿中大，隔天应该就不可能前往羽田。

最终，各新左翼党派干部达成的妥协是，当夜留宿东大的驹场校区。法政大、中大、明大等三派全学联的据点大学，已应警方要求禁止学生夜宿。另一方面，因民青掌控自治会的东大未被警方标记，加上大学自治会这层保护让警方难以出手，而且当天正在举行驹场祭校庆，校园由学生管理。此外，驹场校区距离佐藤首相私邸不到两公里，警方唯恐三派全学联冲向佐藤首相私邸，因此大概对驹场校区採取较保守的策略，不愿意做出刺激学生们的行动[141]。

晚间十点半，除了一直坚持不统一夜宿的中核派，其余学生都受命移往驹场校区。剩下的中核派由经验老到的干部北小路敏出面协调，表示「不要踏上社学同、社青同诸君的后尘，什么都不愿忍耐，先忍过当下，保持行动的统一吧」，北小路最终说服血气方刚的年轻学生，中核派之后也前往驹场校区[142]。

先行的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学生，集团式陆续通过检票口，无视站务员的阻止就搭霸王车前往驹场。在这种场合「守规矩」的中核派依旧买票，但因末班电车已发出，所以他们步行前往驹场校区[143]。

抵达驹场的三派全学联学生，为了防备机动队，以桌椅筑起街垒，并破坏为驹场祭校庆准备的立排看板准备角材，从合作社偷来牛奶、可乐空瓶开始筹备「武装」[144]。东大的驹场祭校庆执行委员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闯入者表达抗议，东大校长大河内听闻三派全学联前来驹场校区的新闻，也开车赶往驹场校区。

大学当局于凌晨三点半发布撤离命令，但没有任何效果，校方也讨论是否请来警方的机动队。但东大的驹场祭校庆执行委员们对教授们表达「先让我们学生之间试着进行对话，在此期间希望先不要请来机动队」，接着进入数千名手持武斗棒的其他大学学生之间，尝试说服他们。据说当时驹场祭校庆执行委员们的态度，被教授们称赞为「真的非常优秀。」[145]

虽说同为学生，但说服却不见得有效。如果驹场祭委员隶属民青，大概没有对话的余地。不过驹场祭委员的委员长隶属新左翼党派的稳健派结构改革派（FRONT），而且其他委员大多为无党派学生[146]。

根据当时的报导，一名委员以如下说词说服三派全学联的代表[147]：「对于反对佐藤访美，我们也在班级讨论上反覆议论过。如果没有驹场祭，我们大概也会前往羽田。但你们闯入校区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从春天便开始准备驹场祭，你们却破坏了我们的筹备，这种行为难以原谅。」

协议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同意三派全学联的夜宿，但必须解除街垒，归还桌椅与盗用的空瓶等，并在隔天早晨八点半之前离开。如果发生警方介入大学自治的状况，则通力合作抗议。三派一方的干部根据此合意下达指示，表示「东大的学生并非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留心、谨慎地把麻烦限缩到最小。」[148]

警视厅方面，似乎也出现以机动队踏平东大的强硬论调。但当时的大学，特别是东大，有依循「大学自治」之名不使警方介入的惯例。当天警视厅提出「若就此派遣机动队冲入，往后十年不仅得背负恶评，甚至无法与大学和平相处」的慎重论，最终由慎重论一方掌控局面[149]。

据当时报导称，翌日清晨，东大校长大河内表示，「避免警方介入可说是东大的传统。今后也将继续守护这样的传统。」[150]但大河内却在七个月后将机动队引入东大，使东大斗争瞬间激化，关于这段经过将于后文第十章说明。

隔天十二日正午时分，三派全学联离开驹场。报导称，东大的民青在现场叫嚣「暴力学生滚出去」、「分裂主义者们，滚回去」、「守护驹场祭」。而三派一方则回敬「你们这些家伙，反对〔佐藤首相〕访美的话，就去干点什么！」[151]

之后，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再度无视站务员抗议，集体冲过检票口搭霸王车前往羽田。而中核派依旧另外行动，购票前往羽田机场。在电车上每个人都被发放柠檬，这是因为东京理科大的学生取得机动队催泪瓦斯的未爆弹并进行分析，了解里头包含强硷性药物，所以准备柠檬当作试图中和药性的「新武器」[152]。

午后一时许，学生们抵达京滨蒲田站，并在工程现场等处捡拾石块塞满口袋。接着遵照领导者的号令整队，众人齐声喊着「反对！访美！」的口号，朝羽田机场前进[153]。

但机动队在离机场尚远的大鸟居站前商店街，举着硬铝盾牌列阵等候。学生们把钉在角材上的标语牌扯下，拿着角材与机动队对峙。学生们前端是戴头盔持角材的战斗部队，之后是投石部队，再更后方跟着搬运石块与救助伤患的女学生[154]。

下午二时许，首先由学生方开始投掷石块，在领导者「冲啊！」的号令下，头盔部队朝机动队冲刺。但机动队无论在人数或装备上都经过强化，即便学生方的领导不断下令「不准逃！不准逃跑！」「头盔往前冲！头盔前进！」仍无法冲破机动队的盾牌列队[155]。

终于，机动队发射催泪瓦斯弹，指挥官下令「全部逮捕。冲，冲！那边的队员在干嘛，动作快！」机动队拔出警棒展开反击[156]。机动队与学生的冲突中，因下达「全部逮捕」的方针，故从一侧开始逐一给学生上手铐，这在学生运动史上乃头一遭[157]。学生方拿柠檬往脸上抹以抵抗催泪瓦斯，却仍在机动队的推进下节节后退。

机动队员应该接受过不打头改打手脚的指示，然而实际上仍不断出现连续暴打学生头部的状况，造成许多伤患。在混乱之中，机动队员对学生吼骂「你们这些家伙，再给我叫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看看啊」、「混帐东西、这些畜生」，还可见到殴打已被铐上手铐的学生，对女学生狠踢腹部等等光景。据说也有对遭逮捕的学生说「给我去挡投石」，把学生推到机动队最前缘的状况[158]。

机动队员会对学生燃起熊熊敌意，不只因为第一次羽田斗争中机动队有许多人受伤，还混入因学歷低、在机动队内地位低的年轻队员对学生的阶级性、学歷性怨恨。当时的杂志报导也写道，「与一看就是城市人外貌的学生相比，许多机动队员的脸都残留着农民的长相，从中能看出他们在境遇、阶级出身上的差异，这可能也让机动队更具敌意。」[159]

过度亢奋的机动队员，还对三派全学联外的合法游行者与行人施加暴行。三点半左右，在警察巡逻车引导下，参加以越平联与国民文化会议为主的温和游行学生，也发生遭警棍乱打、铐上手铐的事件[160]。大鸟居站周边也有行人和商店的店主遭胡乱殴打与逮捕。

来看热闹的群众聚集在一旁，机动队员也对他们怒吼「这些混蛋！让开！」看热闹的人有的也遭到警棒殴打[161]。

在沦为「战场」的商店街，有不少居民指责学生「我懂你们反对佐藤，可是不需要投石等乱来的暴行吧」、「打破玻璃、妨害交通，这也算学生吗？混帐东西！」等等。学生方则反驳「如果日本卷入越战又该如何？」「为了不让你们的孩子前赴战场，我们才在这里拼命啊！」但这样的辩驳能多大程度说服当地居民，效果不明[162]。

不过，与第一次羽田斗争的报导清一色批评学生相较，第二次羽田斗争则出现了批评机动队暴行的报导。以下是当时报导中出现的居民、新闻记者的说法[163]。

「穿着高跟鞋经过的女孩竟被警队袭胸。有人称那些学生是暴徒，警队其实也半斤八两。」「去车站附近看看乱斗的状况，竟不由分说被警棍殴打头部。」「很夸张啊，学生已经被打倒了，机动队还往他们脸上踢。」「好像警察抓到学生后就肆意暴打，打累了才执行逮捕呢。」「如果能进行逮捕就逮捕吧，然后照程序办理。把学生踹倒踹退，这算什么。」「攻击根本不分男女，竟然扯着女孩的头发拽拉，太过分了。」

这天发生的另一个新现象，就是来看乱斗凑热闹的群众围满了周遭的道路。这些群众也发出许多同情学生们的声音，如「学生们为何要扔石头，我是搞不太懂，可是机动队实在太过暴力了。已经抓到了还施加那样的暴行，太过分了吧」、「不管怎么努力，最后还是被机动队击溃，就算这样，能够做出这种突击，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啊。被狠狠痛揍，还流血了」等等[164]。这些群众，如后所述被称为「市民」、「看热闹的人」等，日后在学生与机动队冲突现场，也以第三方主角的形式登场。

日后加入联合赤军的坂口弘，当天也是挤在群众中观看学生与机动队冲突的一位劳工。根据坂口的回忆，「见到巷子里的居民照顾负伤倒地学生的光景。」[165]

当天的斗争，以机动队的完全胜利告终。但社青同解放派的干部却如此主张[166]：「如果只要阻止佐藤首相访美就好，那潜入飞机跑道也行，或只要朝首相的座车投掷炸弹，事情就解决了。但我们没想过以锁定击杀个人的恐攻来解决问题。所以才正面与警察权力冲突。藉由这样的行动诉求现代背负的问题点，并唤醒一般人的注意。」

刊登这则谈话的周刊杂志最后评论道，「看着那场乱斗中的学生身影，一般人能感受到多少他们的『主张』，仍是个疑问。」[167]确实，当地居民批评学生的声浪不小，学生与双亲的关系更是紧张。当时的报导刊登了诸如悲泣的母亲说「如果搞〔学生运动〕就会被退学，那明天就去学校办手续吧」，「竟然有这么不知耻的孩子，这是我的不幸」等描述[168]。如第四章所述，学生们称之为「家庭帝国主义」。

无论如何，学生遭机动队殴打的画面，确实引发同情学生、批评警察的声音。另外，或许可以说是歷史的偶然也在背后支持他们。第二次羽田斗争前一天的十一月十一日，七十三岁的老世界语学家兼和平主义者的由比忠之进，为了抗议佐藤首相访美与访越，在首相官邸前淋上汽油自焚而死。自焚是越南佛教僧侣为抗议南越政府与美军时做出的非暴力抗争。

日后参加东大全共斗的大原纪美子，写下她见到由比自焚报导时的印象[169]：「我止不住自己的泪水。这位和平主义者对政府的愤怒与悲伤，只能藉由自己的死亡来表现。这样的人肯定热切希望世界和平，以及在世界和平背后不可或缺的每个人的，与家人、朋友及其他人的和平生活，他肯定也为此努力、受苦吧！」

如第十五章后文所述，第二次羽田斗争翌日的十一月十三日，越平联举行了记者会，说明停靠横须贺的美军航母无畏号（USS Intrepid）逃出四名不愿参加越战的美军，越平联协助他们离开日本。第一次羽田斗争与山崎博昭之死、第二次羽田斗争与由比忠之进之死、美军逃兵等，一九六七年秋天这一连串的事件，给年轻人「世界正持续动盪」的印象。

大原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写道：「歷史无时无刻都在被创造，即使我什么都没做，也感到很高兴。」接着她考虑自己非做些什么不可，思考着羽田斗争中对学生的批评，决意「没有一种行动会受到所有人的赞赏。我不再去想要做些让人赞扬的事，也不去避免做让人批评的事。」[170]

如此，一部分的学生意识到时代潮流，拥有极高意欲想採取直接行动。而部分舆论也持续同情这样的行动。这种倾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的佐世保斗争中一口气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