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与下一章将探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初的东京大学斗争。

东大斗争，因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在电视上获得高收视率，故常常被当成全共斗运动的代表性例子。但东大斗争因自身的原因而发展，与之前的大学斗争的性质相当不同。但此斗争产生出来的斗争型态、思想、论述等，之后也成为全国全共斗运动的典型。

本章与下一章中，我将着重在釐清东大斗争的特徵。东大斗争之所以分为两章叙述，是因为这场斗争乃决定全共斗运动风格的「那个时代」的转捩点，加上该风格衍生自东大的特殊状况，条件不同的其他大学不一定能效法，为阐明这点，有需要分两章来说明。此外，这两章也将说明为何全共斗运动会以该种型态「败北」。

首先，此处将略谈东大斗争的四点特徵，作为之后论述的基本观点。

第一点特徵是，东大斗争是由研究生和助教扮演领导角色的斗争。从东大斗争初期便前去採访的《每日新闻》记者内藤国夫写道，「东大斗争的主角、推手，是有志成为学界中人的研究生与助教。」[1]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本身就是物理学科博士班课程的三年级生，一九六八年一月发表的杂志论文记道，「至今为止，以及现在全国五十多所大学正在进行的校园斗争中，都没有像东大这般由研究生与研究者担负如此重要角色的。」[2]

这种现象含有东大独特的原因。东京大学把通识课程的在籍一、二年级生安排在驹场校区，在籍的大三生以上与研究生、助教的大部分都安排在本乡校区。这种校区分别，与庆应大学划分日吉校区（一、二年级生）及三田校区（三年级以上）十分类似。

如第五章所述，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中，燃烧正义感的一、二年级生比面临就业压力的四年级生对运动更加积极，被称为「日吉公社」的街垒封锁，也盛行于日吉校区。然而东大斗争中则以安田讲堂为根据地，安田讲堂位于本乡校区，乃本运动的中心地，此现象则与庆大相反。

又如第四章所述，具有大量学生运动者的是法学部、经济学部或文学部等，理科系统人数较少，这可说是一般常识。但在东大斗争中，如山本义隆、最首悟等，都是以身为东大理工、医学研究生或助教而担任斗争推手闻名。

会发生这种特殊现象的背景因素之一，是东大研究生与助教的在学人数较一般大学更多。特别是在经济高度成长下，为了对应技术者人数不足问题，整个六○年代东大理工科系学生增加了约两倍，研究生数量亦有增加[3]。此外，研究生占比亦极高，一九六八年大学部学生一万三千余人，研究生则有约四千人[4]。

不过，东大的研究生，特别是理科类学生心中怀有许多不满。理科类的研究基本上以各教授研究室为单位来进行，当时社会流传着「日本社会中最封建的，就属相扑道场与东大的研究室」[5]，当时的研究室存在「讲座制」这种阶级制度。教授为「讲座」之长，之下有助教授、讲师、助教，而研究生或专门课程的大学部学生再隶属于讲座。其关系被俗称为「主公↓帮佣↓女佣↓狗畜生」，「主公是教授，帮佣是助教授及讲师，女佣是助教，狗畜生就是其他的职员。」[6]

在这种制度下，助教授、助教、研究生等，皆只能在教授的研究主题下被指派工作。助教或研究生如果想追求自己的研究主题，便会遭教授白眼，进而无法升迁，也不利于就业。

此外，研究生和助教对教授指派他们做的研究，也屡屡抱持着疑虑。

例如，东大的都市工学科研究团队负责成田新都市计画的基本设计，与此配套的成田机场发生了抗争。也是东大都市工学科的研究团队与教授，制定了因公害问题而受到关注的三重县四日市都市计画，并核准对静冈县田子之浦的工厂排水处理方法。但研究生们很清楚，教授其实不参与现场调查，仅派遣研究生前往，并依照政府意思汇整报告书[7]。

研究生与助教心知肚明自己接受教授命令所做的研究，有可能压迫到民众权益，因而对自己可能成为加害者一事抱持质疑。但如果将疑虑公开，惹得教授不悦，将会影响到自己的将来，在此情况下，他们只能保持沉默。

东大斗争的发端，是医学部毕业生的身分保障问题。此问题并不像学费调涨般引起普通学生的关注。至于如何发展成全校的斗争，过程将于后述，不过各学部的研究生和助教，都相当关心医学部斗争。这是因为研究生与助教平日就心怀不满，对医学部学生的处境有所共鸣之故。之后包含山本义隆在内，研究生与助教，特别是理科类的学生，开始推动东大斗争。

由研究生、助教，而且特别是理科类学生推动大学斗争的现象，无论在此前或日后，几乎不复得见。考量到当时国家重点投入预算扩充理科部门，培养大量研究生的大学除了东大别无分号，会发生这种状况也在情理之中。所谓的东大斗争，是在特殊的大学中发生的特殊斗争。

而由研究生与助教担任推手，也为东大斗争带来与之前大学斗争不同的色彩。其中之一，就是有敌视教授的倾向。

此前发生的庆大、早大、中大、日大等斗争中，学生抱持着大学应为「探求真理的学府」之「保守的」大学观，这种观念遭到背叛才触发了斗争。此外，学生认为敌人是理事会、大学校长、文部省等，最初都将教授视为「原本的大学」的同盟者。无论哪一所大学，虽然对教授的无能感到失望，但最初都未加以敌视。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中，全校共斗会议致力防止文献资料散逸，也是因为这种「保守的」大学观与对教授抱有期待之故。

但东大斗争却有所不同。他们位于教授权力的末端，而「大学自治」就是「教授会的独裁」，「学术自由」则是粉饰教授权力的意识形态，他们批评「探究真理的学府」这种大学形象根本就是幻想。

因此，与其他大学斗争的主力是大学部学生不同，东大全共斗的推手是研究生与助教，他们平日就不满打着「学术自由」恣意滥权的教授，如果排除此一背景因素便无法谈论东大斗争。因而在东大斗争中，发生了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所无法比拟的，大量破坏、散逸文献资料的状况。

而东大斗争对教授的敌视，也与他们提出「解体东京帝国大学」这个超越校园民主化的口号有所关联。不让大学斗争停留在校内的「个别改良斗争」上，应提升至对国家权力的战斗，这种想法除了受到渗透东大全共斗的新左翼党派引导外，一部分研究生与助教对大学存在本身就抱持敌意，也相对助长了这种想法。

斗争末期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参加东大全共斗的学生解放战线（前社学同ML派。ML派于一九六八年十月组成之ML同盟的学生组织）提出「与国家权力对决！」的号召中即有如下叙述[8]：

「东大斗争之所以能超越个别改良斗争框架，成为具有高度内涵的战斗，促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于研究生、助教、职员广泛奋起，对他们高度赞许和表达敬意之故。他们远比大学部学生……更认为不该有大学共同体幻想，正因为他们站在这样的立场，所以这些人能从事最进步的战斗，能自行形成战斗的列队。」

因为研究生与助教成为推手，使东大斗争更加激进化的特点，经常受到强调。

东大斗争的第二个特徵是，民青掌控了大部分的自治会。东大斗争爆发时，除革马派掌控的文学部，以及民青与社学同共存的医学部之外，共有八个学部的自治会都被民青所掌控。

如第四章所述，民青标榜稳健路线。此前介绍的大学斗争中，早大、明大、中大等肩负引爆斗争任务的是社青同解放派或社学同掌控的自治会。但在东大，因许多自治会在民青的掌控下，所以无视自治会且有斗争意志的学生及新左翼党派组成了依自由意愿参加的全共斗。这种情况与日大的案例相仿，因学生会变成大学御用组织，所以由有志之士自行组建全共斗。

不过东大斗争不仅超越自治会的框架，而且逐渐否定「自治会民主主义」，并把自治会蔑称为「波茨坦自治会」，之后更採取批评「民主化」与「民主主义」的态度。日大斗争很明确以民主化斗争为始，之前的大学斗争中也几乎未批评过民主主义。考虑当时的大学生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天之骄子」，不批评民主主义也属理所当然。

「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的抬头，潜在的原因一如第一、二章所述，是因面对升学竞争与实现经济高度成长的世代，感受到「战后民主主义」仅是徒具形式的一种表面性说法。不过如果仅就东大斗争而言，则有更单纯的理由。首先，他们敌视的东大教授中，不少人在校外是以谈论「民主」而闻名的知识分子。其次，掌控自治会的民青主张「自治会民主主义」，与无视选举的程序而组成之全共斗处于敌对关系。简要而言，东大教授与民青这些标榜「民主主义」的势力就是敌人，可说因为此种特殊情状，东大全共斗才会拼命批评「民主主义」。

实际上，东大全共斗对「民主化」、「民主主义」的批评，如同之后将检验的一般，在斗争初期并没有那么显着。如果东大也像日大一样，几乎没有以谈论民主闻名的教授，而且敌人为保守派的古田会长或右翼体育会，那么东大全共斗或许也就不会敌视「民主主义」。然而东大全共斗中并无如日大般，必须拿「民主主义」这个词汇加以对抗的敌人。且随着斗争后期与民青的对立日益激烈，东大全共斗的「民主主义」批判也日益升级。

东大斗争的第三个特徵是，共产党与各新左翼党派从校外获得大量的支援部队。东大是大学的顶点，被称为「称霸东大者即可称霸全国」，因而各新左翼党派都抱持支援东大斗争的热诚。新左翼党派从校外注入支援部队的状况，在此前的大学斗争中亦可见到，但规模远不如支援东大斗争时庞大。

支援部队的队员，自然没有参加东大自治会选举的资格，他们的任务就是充当武装斗争部队，以施展暴力的形式参与民青与全共斗的武装内斗。

此事为东大斗争及之后的学生运动带来一个转机。在来自校外的共产党或新左翼党派支援部队加入前，东大的民青与全共斗即便在言论上互相批评，但鲜少诉诸暴力。而新左翼党派的内斗从过往就有一种现象，即唯恐普通学生反弹，故专挑夜间在不显眼的地方实施。但东大斗争后期以降，内斗转变成在白昼公然大规模进行，这也导致内斗被视为日本学生反叛时必然出现的一种既成事实。

东大斗争的第四个特徵是提出了「自我否定」这个用词。如前所述，东大的研究生与助教平日就对自己执行的研究是否是现行体制的帮凶一事，抱持怀疑。他们重新质疑自己的生存方式、学问研究的应有方式，最后以「自我否定」这个词汇表现出来。此点将于后文讨论。

这个词汇原本是在东大这个菁英大学中，由被选出来走上更菁英路线的研究生与助教所生出。然而这个「自我否定」的用词，之后也离开发生的原点，扩及到东大及其他大学的大学部学生中。

六○年代起激化的升学考试竞争中，东大显然立于顶点。进入东大的学生们比起其他学生得打倒更多同学，因此他们更怀着一份罪恶感。成长时被教导要注重平等的战后民主教育理念，之后却被卷入史无前例的「全民皆受测」，他们并不习惯这种事态且深感内疚。

东大斗争激烈化之后，接受《每日新闻》採访的东大新鲜人中，十个人中有七、八人回答入学后「感到空虚」。某学生如此叙述[9]：「从小学生的时候起，无论父亲还母亲，都对我说去东大。我也没考虑过东大以外的学校。我想对从中学、高中、补习班──一点一滴争取，不断竞争至今的我，进行忏悔。」

东大学生出身家庭的收入偏高现象也开始显现。能负担家教或补习班费用的家庭，其子弟自然更容易进入东大。第一章说明过，此时已打破日本刚战败后制订的小学区制，有许多家庭都让孩子跨区进入名门学校，而这样的孩子在东大里也人数众多。当时的报导如此描述[10]：

犹如要亲身品尝上大学的现实感般，有位直接考上东大的学生甚至得到一辆新车作为奖励。他的哥哥经过一年高四后才得以进入东大。于是他如此主张：我直接考上了，我不需要花大钱去上高四班，也无需父母担心。他坚持要父母为他买一辆新车。

过往进入〔学费较私大便宜的〕国立大学的学生，虽然优秀，不过许多人都出身贫寒家庭。然而，现在这种常识已经不再适用。除了这位拥有新车的学生，无论在驹场或者本乡，学生拥有自己的汽车成为一种风潮。他们正是从无止境挑战的体制生产出来，代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与繁荣的一群人。

有车就能去猎女友。开着运动跑车载着可爱女孩，帅气地四处奔驰，与街头的青年没有什么两样。像他这种学生，可以斜眼旁观校园斗争，机灵地过生活。但没有这种条件的学生又该如何？……

大学是空虚的。现行体制有许多扭曲。社会上出了毛病──只有这一点，无论是武装内斗的学生、普通学生、信奉文鲜明统一教会从事原理运动的学生，或是受洗的学生，都如此相信着，大家对应的方式虽然有异，但这点无庸置疑。

所以才高唱游击队的歌曲，对体制发起澈底抗战。他们运动家如此断言，「反省二十年来自己的生活」是战斗的先决条件。

一扫「黑雾」！一扫升学竞争！──类似这样，至今为止的市民正义感、工会的革新运动完全不行。因为只要不破坏作为邪恶根源的体制就行不通。

构筑街垒，挥舞武斗棒。对车站等公共设施做极端暴力的破坏。破坏道德、秩序──那有什么不好？他们反问。许多东大学生在中、小学生时代都跨区入学，正因为妈妈们破坏学区制的秩序，所以才造就今日的东大学生。

也可说，中学、高中破坏了教育基本法的精神，实施忽视宪法、不合理的「澈底升学考试」教育，才能造就出东大学生。所以破坏秩序──又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干，他们如此表示。

正因为他们的家庭拥有经济能力，双亲与学校一直蹂躏民主主义与平等的理念，而且在升学竞争中耗尽「二十年来自己的生活」，所以才能成为东大学生。在此之上，就必须否定自我，也必须同时否定现在的秩序。属大学后段班的日大等学校显然产生不了这种心情，故日大斗争中并未出现「自我否定」这个词汇。对位于升学竞争顶点的东大而言，这是最适合从这所大学发出的词汇。

而相当重要的是，此等因东大特殊状况而产生的斗争方法与论述，也波及至各地的全共斗运动。关于这点带来的问题将于第十三章说明，以下先描写东大斗争的具体展开过程。

如前所述，东大斗争的发端，始于医学部毕业生的身分保障问题。

二战之后，在占领军的意思下对医学部毕业生导入了实习制度。这是指医学部毕业取得医师执照后，得在大学医院或市里的医院实习一年。在美国的实习制度下，会保障实习生的宿舍与生活费，而且有义务提供指导医师与实习医师一对一的教学。然而日本的大学医院与市内医院中，所谓的实习只是一种名义，实际上大多被当成免费的助理或勤杂人员。

医事评论家大熊房太郎指出[11]：「从通过国家考试到完全当上医师为止，每学年都会有一到两人自杀，大约有一成的人会神经衰弱。即便当上这种实习医师，最初的两、三年也都过着每天检验尿液的日子。堂堂获得国家认证的医师，却遭老经验的护士、护士长怒斥，甚至无法接触病患。」一九六三年的调查中，询问实习医师对实习制有何看法时，最多人回答「廉价的医师代理」，占二十．七％，第二位是「无所事事整日白吃白喝的流浪者」，占十四．五％[12]。

在东大医学部，教授的权威是绝对的，实习医师则以无薪工作的方式负责外来患者的诊察与手术。例如东大医学部第三内科，一位教授下有助教授一人、讲师三人、兼任讲师八人、助教二十三人，再底下则是无薪医局[vi]人员的研究生十四人、实习医师一百零七人[13]。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的无薪工作者，医局根本无法经营。

以教授为首，后头跟随助教授、讲师、助教、实习医师等在医院内巡诊的列队被称为「大名行列」。在「大名行列」的日子里，「教授的身后有护士们拼命搧着扇子，递上擦手用的湿毛巾」，而在「这天病房较平日更加地被仔细清扫，甚至连患者的枕边都放上了鲜花」。[14]

即便通过国家考试，许多实习医师或研究生仍留在东大医局，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博士学位。但在大多数的例子中，研究主题都以给教授的研究抬轿为主。即便撰写自选主题的论文，发表时第一作者仍旧得冠上主任教授的名字，而实际做研究的医局人员大多被放在多位执笔者的最末尾。

当时的报导如此叙述在教授会上审查博士论文的情形[15]：「大家都说，主任教授若在此场合说句『这个研究对我的研究主题相当重要』，这一声令下，该博士论文肯定通过。当学位论文通过后，弟子们就会默默包个十万日圆左右〔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月薪不到三万日圆〕的红包当谢礼，这是一般常识。」

即便实习期间结束，只要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继续担任实习医师（研修医师），就脱离不了无薪状态。据当时的报导称，「东大某内科」中无薪的医局人员有六十五人，其中入局不到四年者无人取得博士学位，入局五到六年约一成取得博士学位，第七年大约有一半人取得博士，唯有入局九年者才全部取得博士。当时无薪的医局人员都说，「博士学位是拿七、八年无偿工作的医局人员人生换来的。」[16]

这些研修医师只要教授一下达命令，随时得被派遣到任何地方。东大的各医局在各地拥有处于他们势力范围下的民间医院，实习医师屡屡被派往这些医院。当他们被派遣时，往往以「研究赞助金」为名义向教授支付代价。无薪医局人员之一如此叙述[17]：「如果把医局人员派往地方医院，从东大的角度来看医局就会出现空缺。〔研究赞助金〕这个名目就是为了填补那些空缺而支付的代价。也有说一个医局人员得支付十万日圆，也有说二十万日圆的。一个医局中此类『上缴金额』的标准是一年一百万日圆。」教授光靠派遣人员就能获得这样的金额。

此外，被派遣到民间医院的医局人员必须定期邀请教授前来，即便是自己能执行的手术，依惯例也得委托教授执行。托东大教授诊疗时要给十万日圆，做手术的话依照当时行情得付超过十万日圆的「感谢费」，这也成为教授的收入来源。某医局人员不知此惯例，前往民间医院赴任后再返回医局时，被人这么提醒[18]：「你出差长达半年，竟然一次都没请教授去医院，也没让教授做手术。下次出差时别忘了，谢礼记得大概支付这个金额。」

无薪医局人员自然而然丧失对医学的志向而变得委靡。当时的报导如此叙述[19]：「〔医学部学生〕都很敏感地洞察到医局机制如何矮化、改变医师的个人性格。毕竟，比自己早来四、五年的前辈就在自己眼前展示了堪称悲惨的『变身』。」

要求废止日本医学部学生的实习制度始于一九五一年。一九六三年，东大医学部四年级生全体发表「实习制度废止宣言」，一九六四年医学部学生组织的医学联定期大会提出应废止实习制度，一九六五年医学部组成毕业者联合，拒绝提出实习申请书，并发生占领大学医院的事件[20]。

一九六六年（昭和四十一年），日本全国医学部毕业生组成「四一青年医师联合（青医联）」，要求废止实习制度，并唿吁启动学生前往实习医院的自主分配计画，甚至出现罢考医师国家考试的牺牲战术。最终全国有八十七．四％的医学部毕业生罢考国家考试，厚生省不得不思考改善计画[21]。

实习制度并无益于医学生的研修，东大医学部教授也心知肚明。根据当时的报导，「无论教授、学生或实习生，都一致反对实习制度。」东大医学部学生的反对实习制度运动成员，日后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中成为「安田讲堂防卫队长」的今井澄在一九六六年对新闻记者表示[22]：「在当今的体制下，我们无法成为有自信的医师，去面对国民。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出发点。」

一九六七年，四二青医联成立。东大支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要求进行自主学程、确定医院接收实习医师人数等实习协约，更进一步要求在学部内设置青医联的房间等，接着展开对毕业考与国家考试的无限期罢考。经过大约六十天的罢考，学生方的要求几乎全面获得满足[23]。

抗争能获得成功，并非只靠学生的力量。助教与讲师也组织了「支援战斗学生会」、「讲师、助教、研习生之会」、「年轻基础医学之会」等加以支援[24]。

助教与讲师也对教授权力抱持反感。助教等被派往民间医院或地方大学的例子中，有一位助教被主任教授指定去担任某大公司的随身看护，这位心脏有问题的社长担忧自己在股东大会前的健康状态，与熟识的东大教授商量后，教授说「这样的话，我给你派个年轻人当随身看护吧。」[25]

这位社长并没有明显的病徵，之后的一个月，该助教的工作不过是拿听诊器听社长的手部脉搏。该助教如此说道[26]：「甚至让我随行去他小老婆家呀。……这种工作根本对自己的研究毫无帮助。完全是放着研究不顾，只是在杀时间的无聊、愚蠢任务。」

日后在东大斗争激化的一九六八年一月，《读卖新闻》负责东大斗争的记者们在座谈会上形容，「日本明治维新中没有革新的事情有三，那就是相扑、歌舞伎与医学部。」[27]同时期某医学部教授指出，「我们所处的世界无异于德川的封建时代。这次的斗争终于把我们带到明治维新了。」[28]

一九六七年，厚生省提出取代实习制度的医师登录制度，预期将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底通过国会三读。然而，此制度只为实习医师保障一个月两万日圆左右的「谢礼金」，却把实习期间由一年延长为两年，而且实习内容毫无改善。

一九六八年一月，东大四三青医联准备会向校方诉求「区区一个月一万到两万五千日圆，所谓的诊察协助谢礼金，根本无法维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只是把年轻医师扔到追求利润的市内大医院并把他们圈在该处」，并接续去年继续提出实习协约请愿书。京大医学部长与大学医院院长也提出医师登录制度「仅是对矛盾的再生产，根本没有任何帮助」的声明，除此之外，德岛大与福岛大的医学部教授会也发出反对医师登录制度声明，九州区域的医学部长、院长们也决议反对医师登录制度[29]。四三青医联中，有民青与社学同的运动者。社学同的运动者认为，医师登录制度是由国家垄断资本执行的「医疗帝国主义的重整」，并将此制度定位成「政府降低用于医疗的经费，以受益者负担为由增加患者负担，减少医疗从业者的薪资，加强强制劳动，重整医疗来强迫追求营利。」[30]

先不讨论这种定位是否被一般医学部学生接受，但他们无法不关注医师登录制度。四三青医联等的学生们与实习生和大学生的各年级代表聚集起来，组成了医学部全学斗争委员会（全学斗）。接着他们在一九六七年末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五度要求与校方对话。

之所以在自治会之外另行组织全学斗，有如下理由。当时的东大存在着冠以一九五○年代校长矢内原忠雄知名的「矢内原三原则」，亦即当学生实行长期罢课时，惯例将由校长负责对学生进行退学惩处。因医学部大部分学生都反对医师登录制度，故可能由自治会发起罢课，而为了避免委员长遭退学惩处，所以在自治会外另组了个别组织[31]。

然而，一九六七年五月起就任东大医学部长的丰川行平教授与上田秀雄院长採取强硬态度，拒绝与大学承认的自治会委员长以外的学生见面，此举等于漠视青医联与全学斗的对话请求。丰川等人的态度可由两件事情推知。

其一，医学部教授会本身已然僵化。前一年的四二青医联罢课以医学部方澈底失败告终，东大的学部长会议上批评当时「因态度『软弱』所以遭学生予取予求」，因此教授会上瀰漫着「对学生太温柔就会失败，今后必须採取更强硬手段」的氛围[32]。此外，教授们畏惧青医联，传言他们抱着「只要不击溃青医联，医局就会被击溃的危机意识。」[33]若不依靠无薪医局人员的奉献劳动，那必然会造成医局的危机。

第二个理由是丰川与上田的立场。丰川原为厚生省官僚，与上田一同任职厚生省的审议委员[34]，而且他们也与日本医师会有密切关系。他们把提出反对医师登录制度声明的京大相关人士叫来东京，要求取消声明，并把提倡反对登录制度的福岛大学医院院长「当作『精神病』患者」来处理。[35]

不仅厚生省，日本医师会也赞成医师登录制度。因经济高度成长与大学升学率急速上升，医学部毕业生激增，导致都市区的开业医师供给过剩。日本医师会为了不让都市区开业医师增加，所以赞成把无薪工作期间从一年延长到两年的医师登录制度。

前东京都立大学教师且为律师的戒能通孝指出，一九六九年都立大学设置医学部案遭日本医师会反对而取消。都立大学成立医学部，每年也只能提供大约四十名新的青年医师，即便如此，日本医师会仍以这样供应将涉及供给过剩问题，而加以反对[36]。

戒能针对医师登录制度仅是将当上医师的时间由花四年毕业，再透过多一年实习从五年增加到六年一事，评论道[37]：「进入大学后的六年时间，若非出身家庭能负担生活费和学费的子弟，最终仍无法当上医师，所以可以把医师登录制度理解为用法律保障医师世袭制度的手段。」

地价因经济高度成长而上升，开业医师也有设备的要求水准，在都市区开业需要大量初期投资，一直以来若非医师子弟便办不到。戒能质疑，丰川与上田「两位教授真的是站在医学教育代表的立场赞成医师登录制度吗？或者站在医师会的利益代表立场赞成医师登录制度呢？」[38]

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川医学部长的态度仍旧非常强硬。根据前述今井澄的说法，他们在校内拦住一直无视对话要求的丰川，询问他如何回应反对医师登录制度的请愿书。当时丰川放言「我没收到那种东西。如果是被风吹来的一张纸，我倒是有记忆。」[39]

医学部的其他教授、助教授约一百二十人，要么消极地遵从学部长的态度，要么摆出毫不关心的姿态。当时的东大还牢固地残留以各学部长为顶点的金字塔结构，教授会上学部长的发言拥有绝对权威。据《每日新闻》负责东大斗争的记者内藤国夫称，当时的东大教授会「发言的全都是大教授，到了助教授等级甚至连发言的习惯都没有。对于坚持自身信念的医学部长而言，正好为他提供了专断的良好条件。」[40]

东大医学部之中也有这种金字塔结构或派阀主义（sectionalism）的显着之处。神奈川大学的教授大熊信行于一九六八年如此形容东大医学部的状况[41]：「各医局的首长教授是一手掌控司法、立法、行政三权的绝对专制君主。例如，像第三内科全体一百五十七人的命运，都掌控在一位教授的手上。」据当时的报导称，当时东大医院的状况是「各医局打造厚实的高墙，即便是同样的病症却既不给其他医局的人看病歷，也不交流，就这样封闭在小城堡中。」[42]

包含四三青医联在内的学生们对丰川等人的态度感到激愤，获得医学部全学大会压倒性多数的支持后，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起开始对毕业考等进行罢考罢课。他们的口号为：（一）阻止医师登录制度的法案在国会通过；（二）要求东大医学部教授会声明反对医师登录制度；（三）要求东大医院主任会议承认接受四一、四二、四三各青医联的诉求。（三）的诉求内容为：①四一青医联的实习更新与公开外勤医院；四二、四三青医联的无论医师登录制度成立与否，都需承认实习课程与人数。②希望给予四三青医联可使用的房间。③希望上述事项能以书面形式确认。

《每日新闻》记者内藤国夫对此口号评价道[43]：「没有特别与『七○年安保』连结，也未以『革命』为目标。只不过是要求『自己也要参与和自身的现在与未来相关的决定』。」在一路以来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学生们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该获得承认的要求。

根据内藤的说法，当时的东大医学部中虽有民青与社学同的运动者，但「还没有日共、反日共的对立，全医学部学生採取一致立场组成共斗体制。」[44]此时的请愿书或要求书，也与日后东大全共斗激烈的煽动文不同，许多都是慎重的内容。当时的医学部学生，日后成为东大医科学研究所医院院长的浅野茂隆如此回忆道[45]：「我们燃烧着要让日本医疗得到发展的气概。」「同学分为三派全学联、民青、无党派三种，而我在新宿的公寓则变成超越这种分歧的学生聚会场所。」

随着进入罢课，医学部方因畏惧学生而辗转租借校外场地举行教授会，学部长与医院院长皆不在校园出现。他们採取不回应任何交涉要求，届时罢课便会自然崩解的战术。罢课进入第十五天的二月十二日，丰川学部长被全学斗成员发现现身大学，要求他回应团交，丰川只回答「接下来在厚生省还有重要会议」，旋即甩开学生离去[46]。

面对教授会的这种态度，尽管预料到会遭遇毕业、升级的障碍，但东大医学部学生们的团结依然稳固。为何能够拥有这种坚固的「钢铁团结」，《每日新闻》记者松尾康二如此说明其理由[47]：

所有的运动方针，非经各年级代表的班会做出多数决，皆不被採用。实习生们把〔前往民间医院〕的打工申请窗口一条鞭化并加以掌控，万一有人「不参加罢课」，即可从打工窗口封锁该人物，算是经济上的封锁手段。对于罢考毕业考的战术，则透过个人接触尝试说服N教授，学生与实习医师包围他并从事所谓「切割策反」的行动。他遭「钓上」后被迫读出致歉文，甚至被录下影像。

从「社会」常识来看，这应该是种暴力。我身为「社会」的一分子提出质疑，并得到以下回应：「这里与社会不同呀。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站在『反叛』火线上的前辈们都再也无法出人头地了。」

这是与其他学部的学生自治会完全相异的自治会组织。所有的成员都组成了未来命运綑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最末端连结至教授。我只能这样认为：这正是医学部才会发生、化为可能的运动。

在当时的医学界，人脉决定命运，若运动败北，医学部学生都知道运动领导者与前辈的将来将会如何。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如此拼命。然而，医学生们并非全然无力的单方面受害者。他们是站在全国大学顶点的东大医学部学生，享有专属于他们的特权。前述的戒能通孝在批评丰川、上田的同时，也主张「学生的立场」不是「全然清白」的。

据戒能称，青医联派的学生对东大医学部教授会提出的请愿书内容如下：（一）东大医学部教授会发表声明反对医师登录制度；（二）东大医学部与青医联东大支部缔结实习协约，大学医院接受青医联提出的实习医师人数，依照青医联决定的学程让实习医师进行研修；（三）对登录医师两万日圆左右的月薪感到不满，要求提升至七万五千日圆；（四）停止将实习医师派往无医的乡村执行勤务等薪资差别行为。据戒能称，虽在东大没有明确提出第（三）点，但在其他大学则有公然提出的例子[48]。

在人口往都市集中与农村人口持续外流的当时，都市区的医师供给过剩，无医的乡村也在增加。在上述要求中，学生方明显缺乏献身无医的乡村的意识。月薪七万五千日圆的报酬，在大学甫毕业者第一份薪资尚为两万六千余日圆的一九六七年，也算是破例的高额要求。

而东大医学部的实习医师若能在民间医院打工，可获得高规格的报酬。一九六九年的座谈会上，某医学部助教表示[49]：「老实说，去市内医院我们一天可以领到七千日圆，这相较于其他医院工作者有着颇大的差距，报酬或许可能落差到一个位数。特别是与护士相较，报酬差距甚大。」实际上东大医学部学生中医师的儿子没那么多，大概占全体的三成左右[50]。这些东大医学部的实习医师得以撑过无薪的实习时代，也是因为有可能做这种高额打工之故。

为此，东大医学部学生们的运动并未引起广泛的共鸣。东大教养学部的助教，日后成为助教共斗核心人物的最首悟也在一九六九年的座谈会上指出[51]：

「站在我们的角度，身为助教最多最多也只能领到三万日圆左右，但当上医师后，即便只是实习医师，也能要求接近十万日圆的薪额。这中间有着令人不解和不快的部分。」「这一点也是医学部斗争未能迅速全校化的问题所在。」据当时报导称，东大的青医联学生们陷入「即便想拉拢护士共斗，对方也不愿意」的状态[52]。

加上经济高度成长与新设大学医学部的增加，东大医学部学生的特权受到威胁，这也是东大医学部学生运动的背景因素。一九六八年四月的杂志报导指出[53]：

过往的东大学生，身为菁英的身分肯定获得保证。毕业后即便留在医局中过着无薪生活，但也前往医局掌控的市内医院担任主任医师，之后回医局，下次再向外发展时，便可获取大学教授或医院院长等荣誉。然而，随着时间过去，地方大学开始以自己学校的学生填补职缺，市内医院也逐渐在人事上独立，自行公开招募年轻医师。而从东大出来的主任医师也无法再度回到大学。如此一来，东大医局能掌控的职位逐步递减。在此情况下，原本东大医学部学生中开业医师或富人的儿子就不多，待他们毕业只能成为大医院的住院医师，走上身分低微（？）的上班族医师一途。

得知将来只能成为「平常的住院医师」──换言之，对丧失特权这种关乎自身利害的危机意识，形成了发起运动的最初原点。

一九六八年时，全国的医学部教授中出身东大者的比率为二十四．三％，在东日本达四十二．五％。而在青医联的罢课开始前，名古屋大学的小儿科教授职位亦发生由出身东大者与出身名大者相争的状况，在教授会投票后虽由出身东大者获胜，但却遭名大小儿科医局拒绝该人事命令，最终破局的事件[54]。

过往东大的特权逐渐被瓦解。戒能触及这样的背景，并严厉批评东大医学部的纷争「一边是傲慢无理的利己教授，另一边是绷着一张聪明脸的任性学生。」[55]

如第十一章后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举行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的共同集会时，据说日大全共斗揶揄东大全共斗的斗争是「贵族的斗争」。这种「贵族的斗争」面向，可说从医学部斗争时起便已存在。

经济高度成长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其结果使东大医学部学生们的将来只能不断成为「身分低微的上班族」。四三青医联的手册上写着「医师这种职业，从古老美好时代中的『享有名誉的自由业』到被医疗制度绑手绑脚，之后又变得白领化。」[56]就像第二章所述，大学生都感受到类似的闭塞感。

但旧世代的教授们并不理解这种变化。根据当时的报导，东大医学部的教授们表示「连我们也都撑过无薪医局成员的日子。为何今天的媳妇（指医局成员）不照样做呢？」[57]「媳妇」的形容很贴切地表现出教授们对实习医师的看法，过往的「媳妇」如果忍受一段时期的底层劳动就能熬成「婆婆」。然而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变化，逐渐使此事变得不可能，而教授们却无法认知到此点。

评论家酒井角三郎则从不同的观点谈论医学部斗争。据酒井称，东大的医局成员「即便无薪，但从经济层面来看，就算他们身为劳工也是相当贵族的一群人。」而青医联的干部「一成不变地」「把他们的斗争主张为『反对医疗的帝国主义重整之斗争』。」但「恐怕真正的理由，与其以此种政治经济概念来加以说明，不如说起于身为一个人却遭受羞辱的感受。」[58]

东大的医局成员们在经济上属于「贵族」，但他们的命运却掌控在教授们的手中。这给在民主教育下成长的医局人员带来「身而为人却遭到羞辱」的感受。酒井观察到的这个表面上主张与「医疗帝国主义重整」的战斗，底子里却是「身而为人却遭到羞辱」，确实虽不中亦不远矣。

医学部斗争的背景，在于医学部的体质不适应于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背离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学生感受，学生们对未来感到闭塞不前。日后东大社会学部教授福武直写道「东大纷争的背景因素……是过去数十年实现了惊人经济成长的国家中，存在一种既新且旧的矛盾」，此观察可谓大致正确[59]。在这层意义上，东大斗争与其他大学斗争有着类似的背景。

医师登录制度在国会通过的时程已然迫在眉睫，医学部学生被逼入无计可施的状态。就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发生了所谓的「春见事件」。

此事件与之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样，因相关当事人的主张有出入，真相始终不明。[60]学生方的主张是，正午过后部上学生找到上田院长，对方想要逃走，学生随后追赶，此时上田的部下春见健一医局长对学生施暴。而医学部方则主张是学生对春见医局长施暴。无论如何，上田院长与学生约定，「这里是病房前，我们到三楼的上田内科医局见面。」

但上田院长因畏惧学生的追究而逃走。学生们对上田内科医局内的「学生们对院长施暴」的传言感到愤怒，下午四时许再度蜂拥至上田内科追究春见医局长。人数增加到数十人的学生们追着春见医局长直到隔天早上七点半，坚持不住的春见最终在赔罪文上签了字。

这是即便在部上也不太为人知的小事件。当时越南的新春攻势（一月三十日）、在日朝鲜人金嬉老的步枪乱射事件（一月二十至二十四日）、佐世保斗争（一月十七至二十一日）、成田—王子斗争（二月至四月）等重大新闻接连发生，忙煞新闻记者。据内藤国夫称，东大医学部罢课被视为医疗问题，「採访与报导即便同样是由社会部记者来做，也是由熟知医师、医学的『科学班』一手承接处理。」[61]

然而因为此次事件，丰川学部长与上田院长的态度转为镇压学生。事件隔天发出了带有学部长名字的告示，指此事件乃「学习医学者不该做出的行为」，提出要召集目击者查出参加学生，并实施惩处。某医学部教授断言，「一直以来大学对学生太过亲切。这次才是理所当然的处置。」[62]

学生方依旧团结如故。二月下旬医学部举行毕业考，但参加考试者仅有十一名，他们或者毕业，或者被班会除名。[63]而丰川医学部长等人则认为春见事件是个好机会，打算一口气惩处青医联的运动者。

医学部长主张要大量惩处春见事件中的学生，在教授会上虽有人质疑并未听取学生方的说法，但面对学部长等有力教授的意见，几乎无人提出反对，在三月三日的教授会上决议「完全听任学部长处理。」[64]三月五日，丰川医学部长在东大全校的学部长会议，提出退学六人、停学四人、谴责七人的惩处案。这是东大创立以来的大规模惩处，学部长会议对未听取学生说法等部分提出了异议，要求重新检讨，而丰川则无视这些要求。

当时的东大各学部的教授会是某种独立王国，其他学部的教授会、学部长会议或评议会等都不能对医学部教授会做出「干涉内政」的行动。学部长会议即便对医学部惩处案表示疑虑，但能做的也仅是委请医学部教授会再度检讨。

三月十一日，丰川再度于学部长会议与以校长为中心的评议会上提出未修改的惩处案。而当时的校长大河内一男是个被评价为「优柔寡断，对于他人的话总回答『是，是』，随即改变态度」的人物。[65]

评议会上也冒出许多质疑，但因丰川态度强势，最终依原案通过。内藤国夫表示，「如果从一开始就与学生对话（丰川就任学部长后从未回应过与学生对话的请求），肯定无须提出这种严厉惩处，便可让纷争结束。」[66]

在此情况下，三月十二日部方公布「春见事件」的惩处。明明是小事件却做出大量惩处，让学生感到诧异。且被惩处对象皆为医学部全共斗的核心运动者，等于是针对各新左翼党派的领导者进行退学惩处。根据内藤国夫的说法，「日共派与反日共派的学生之间开始出现微妙的敌意和对立。」[67]

对于此次惩处，医学部学生们群情激愤，认为这完全是片面决定，从未听取学生方的说法。《每日新闻》记者松尾康二如此写道[68]：

「像医学部这种一直到未来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的团体，惩处的烙印经常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状况。他们更不会採取即便自己遭遇不利（例如一生都无法成为临床的教授）仍为了抽象目的牺牲奉献的做法。『钢铁团结』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对于分化他们团结的惩处，为了保护自身也只能战斗──我是如此理解的。」

此外还被发现，其中一位受惩处的无党派学生粒本良彦（化名），事件发生当天他人根本就在九州。接受粒本的抗议后，三月下旬，医学部的两位讲师自发前往九州调查，收集粒本当天人在九州的证词并做成报告书。

作证者中，也有丰川学部长的外甥，他说「粒本君确实来过，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丰川？」[69]此报告书于三月二十六日的东大全校教授恳谈会上公开，隔天《朝日新闻》也加以刊登。但制作报告书的讲师却被告知「这是背叛教授会的行径」[70]。

而且不只医学部的教授抱持这种态度。据内藤国夫的说法，当时惩处的评议员教授说「我认为惩处是正确的」，学生委员长表示「根据我的心证无法断言学生确实清白，仍有值得怀疑之处。」甚至给内藤消息的教授也说「如果试着调查真相，肯定会相当有趣。」[71]

不过，医学部内部的立场开始有所动摇。根据一九六八年五月底「医院讲师、助教、研修生之会」针对东大医院全体医局成员进行的调查，有五十一人回答「异常事态的责任」在教授会，四十八人回答责任在丰川学部长及上田院长，而回答应由青医联执行部负责者仅有二十八人。而针对惩处，有九十九人表示「应全部重新检讨」，有二十五人回答「完全撤销」，有十九人回答「可维持原案」[72]。

据负责惩处的山本俊一教授回忆，有三位目击证人见到粒本出现在春见事件的现场，但当两位讲师的报告公布后，两人撤回自己的证词，剩下一人开始主张「没有自信」确实见到粒本。教授会雇用私家侦探与律师进行商量，律师的回答是，如果承认冤枉对方，就只有道歉一途[73]。

但医学部教授会的态度没有改变，因为如果道歉，将有可能发展成丰川学部长与上田院长辞职的事态。山本教授与另一名同样负责惩处的教授一起跟丰川商讨，提议「我们两人都会辞职，所以也请丰川先生辞职」，丰川则一口回绝道：「你们什么都不懂。」[74]

六月二十五日医学部公开的「关于医学部异常事态」的文件中，断言「所谓全学斗争委员会的活动，是由企图在日本发起暴力革命的部分学生运动领导者，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掌控所为」，「他们为了争取对自身的有利立场，屡屡表现不惜扭曲事实的态度。」[75]可说，从中能看出丰川对事态的认知。

同时，医学部学生群起抗议大量惩处，在三月十二日公布惩处当天，他们蜂拥至校长、医学部长、院长等人的办公室，但这几位皆不在。晚上七点，学生获得评议会假神田的学士会馆举行的情报，一百多名学生前往学士会馆诉求处分不当，并包围校长追究，直至隔日清晨五点，学生遭机动队驱离[76]。

学生们于三月十四日前往大河内校长宅邸，要求再度展开团交。校长回答「若公开三位代表的姓名，今天下午三点起就在安田讲堂会见」，但却在开始之前以「没人能保障会见可安稳进行」为由临阵脱逃。大河内于三月二十三日在自宅举行记者会，表示「无论学生想说什么，我们都没有错」，「不跟身分不明的人对话。毕竟学生之中渗入什么暴力团体，我根本搞不清楚。」[77]

在此记者会上，大河内还表示，「想起」在学士馆内直到隔天清晨五点为止「被软禁的那晚，至今还是愤恨不已。」[78]日后他表示「我的脉搏飙到一百六，处于危险状态，应该最尊重人命的医学生竟然依旧若无其事地不准我离开。那份震惊我至今无法忘怀。」[79]对大河内而言，遭大量学生长时间追究一事，只让他感受到暴力的威胁。

但站在学生方的立场则主张，校方单方面决定惩处，对学生反覆提出的请愿书与对话要求都置之不理，在此情况下也只能多少使用强硬的对抗手段。「无力者也有无力者的战斗方式。」这是学生方的说法[80]。

教授与校长越採取强硬的姿态，只会让学生的战术更加升级。医学部全学斗表明将採取强硬手段占领校长将出席的毕业典礼，打算当场将典礼转变为与校长团交的场所。对此大河内校长召开记者会宣布，为了让毕业典礼顺利举行，不惜请警方介入[81]。

而民青则反对粉碎毕业典礼的方针。民青掌控的东京大学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发行文书，表示「全学斗占据校长室、粉碎毕业典礼等方针，必然会招来机动队，完全是敌视大学的自治组织和校园民主化的方针」，「全学斗内的一个新左翼党派〔社学同〕表示，关于该斗争的定位，目标不在于撤销惩处，而在于形成七○年安保的主体，对他们而言，撤销惩处斗争不过是单方面把医学生引导向七○年安保的一种手段罢了。」[82]

同时间，医学部全学斗委员会则提出抗议，表示「民青诸君对医学部全学斗争委员会的毁谤中伤，实在是令人看不下去的行为」。[83]民青与社学同的对立逐渐变得表面化。

根据日后成为全共斗无党派运动者的大原纪美子于一九六九年书写的手记，曾任理学部的自治委员的她，在毕业典礼前夕突然接到民青派理学部自治会委员长打来的电话，联络内容为：对于医学部斗争与引入机动队相关问题，将于三月二十三日举行紧急扩大自治委员会，希望大原前来参加[84]。

但此时尚值春假，不仅到校学生人数稀少，而且几乎没邀请反民青派的自治委员。加上自治委员长等人的发言，专门针对无可避免会招来机动队的「挑衅方针」批评，之后以理学部自治委员会的名义声明，在「澈底撤销不当惩处」之前加入「断然阻止引入机动队」的口号。

毕业典礼当天的三月二十八日，医学部全学斗等从一早便进入预定举行毕业典礼的安田讲堂。校方被迫决定要请来机动队或者取消毕业典礼，而学生委员会主张中止典礼[85]。东大法学部助教以及研究所志同道合的学生也发表声明称，「东大本乡校区从未请来警队」，「说现在是『大学自治』的存亡之秋，也不为过。」[86]

就这样，毕业典礼中止了。一部分的家长吐露不满，不过依据内藤国夫的说法，学生中「不满典礼中止的声浪意外地小，反而大量涌现『校方应该迅速解决医学部纷争。为了此事，牺牲毕业典礼也不算什么……』的意见。」[87]

对此民青则唿吁举行集会，声讨将招来机动队的「粉碎毕业典礼」方针。大原纪美子思考，「若仅以避免招来机动队为最高命题，那么比起与大学抗争，不如一发现激进化的学生斗争就立即镇压，这样反而能更快达成目的吧。真是令人搞不懂的党派啊」，之后便前往于钟楼前举行的全学斗一方集会[88]。

据说大河内校长对于中止毕业典礼感到「愤慨难耐」[89]。每年毕业典礼他都会照例发表演说，这年他原本预定演说如下内容：「虽说诸君毕业自东大，但已不像过往那样是菁英了。希望各位能对社会扭曲之处，伸出温暖的手。」然而，对医学部的「扭曲」不闻不问的人，就是大河内本人。刊登大河内这篇训示草稿的杂志，还讽刺地写道「对扭曲伸出温暖的手，其具体实例，不就是他正被医学部学生们强硬要求的东西吗？」[90]

虽然如此，医学部全学斗打算将毕业典礼转变成团交场地的战术，终究是挥了一记空棒。而且此时包含社学同运动者在内的医学部全学斗成员，首次在校内戴上头盔举行抗争游行。对此，大众传媒也出现了如下的报导[91]：「见到这番景象，不少人都感到『幽灵露原形，原是枯芒草』。难道医学部的罢课是由三派系在搞的吗──这样的认知广为流传。」

同时内藤国夫如此叙述[92]：「对于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校方太缺乏理解其深刻程度的能力。他们抱持『只要拖时间把事情拉长，大概就有解决方法。而在这段期间内学生们应该就会放弃』这种极端不负责任且脱离现实的判断。」「对学生们而言，他们深信大学当局的高墙太过厚实，也太过高耸，若不戴上头盔、罩上面具，便无法冲破这堵墙。」

然则医学部教授会相当强硬。据东大名誉教授朱牟田夏雄表示，毕业典礼后他对医学部的核心教授表示，「医学部的态度似乎有点过度蛮横，如此持续下去，恐怕会发生难以收拾的状况啊」，但「该君却以昂然自信的口吻说，只有校长与其他学部不支持医学部，才是真的问题。」[93]

四月十二日，医学部全学斗也在入学典礼尝试同样的战术。预定在入学典礼前一晚于安田讲堂入口静坐的医学部四年级生表示：「校长出席入学典礼，代表他也有进行大众团交的觉悟吧。我们希望校长不要规避责任，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当前事态。」据当时的报导称，「他们在班会讨论上商量好，将避免轻率的行动，运动要保持安静、礼仪端正。」[94]

但校长却由后门进入安田讲堂，入学典礼约迟了十分钟开始，接着校长对新鲜人表示，「集体暴力，是种令人憎恶的，对大学自治传统的挑战。头盔是大学自治的敌人，是该加以耻笑的暴力主义。」[95]全学斗的学生在正面玄关与教授们发生冲突，但对于强行闯入破坏仪式这点，学生内有人提出「班会上可没确认要这么干啊」，最终大家自我克制并未闯入[96]。

评论家大野明男与东大研究生增山明夫于一九六九年三月进行对谈，根据他们的说法，民青派与反代代木派的「对立台面化，始于粉碎毕业典礼和粉碎入学典礼」，但双方都缺乏对运动的展望。反代代木派的方针仅有介入毕业、入学典礼以扩大斗争，同时，民青方也只有在安田讲堂前举行集会这种程度的方针，两者皆「完全没有把斗争扩及全校，藉此在医学部斗争上获得胜利的发想。」[97]此时，没有人能预料到医学部斗争将把整个东大都卷进去。

又根据增山的说法，「反代代木派拼命干的只有医学部，而整个大学，至少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民青派的诸君则一直在拼命努力。」[98]反之，日后东大全共斗编纂之《在堡垒上打造我们的世界》中则指出，东大自治会中央委员会的民青「对医学部罢课，都一贯置之不理。」[99]事实真相如何并不明朗，然而恐怕增山的意见更为妥适。

因为，分布在东大各学部的反代代木派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中，不关心医学部斗争者并不在少数。当初这个问题被当作医学部的特殊斗争，而且还是与革命毫无关联的改良斗争。

前述的今井澄虽也参加了医学部斗争，但因他是社学同的运动者，到后述六月十五日的占领安田讲堂为止，他都认为「医师的斗争顶多就是小布尔乔亚（小市民）式的，没有特别值得期待。」[100]一九六八年夏天举行的东大全共斗研究生座谈会上，也表示在四月的阶段，「〔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认定医学部斗争是拥护医师特权的运动，并未给予太高评价。」[101]

另一方面，民青的路线是透过扩大学生权利的斗争来扩大党派势力，所以比新左翼党派更加热中此种改良斗争。当时一位医学部的民青派运动者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回顾当年年初的医学部斗争时，如此说明：[102]

「虽说是以社学同的诸君为核心，但还是得对青医联揭示的要求与集结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即便政治课题很明确地一直不同，但基本上仍站在一起干的阵线上，所以我参加了斗争。」「而且，直到去年为止社学同那种无论何事都以暴力强制通过的干法，此次并没有表现得那么露骨啊。」

因此，此时大众传媒的评论家们以及医学部的学生们，都未把此次活动当作反权力运动。评论家青地晨评价道，「医学部的纷争，首先是场真正的人权斗争。」[103]一九六八年春，见到在粉碎入学典礼斗争上戴头盔现身的社学同运动者后，周刊杂志的记者问某医学部的学生「医学部的罢课是三派系搞的吗？」该学生如此回答[104]：

「为何大众传媒会如此感兴趣呢？我们通过班会讨论提出方针，既有民青的人，也有社学同的人。而且，这次斗争与羽田或佐世保斗争的性质相异，是医学部学生与实习生全体的问题。与纯粹的政治斗争截然不同。」

被误认而遭惩处的粒本良彦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接受杂志採访，如此说明[105]：

首先，这是纯粹的经济斗争。换言之，我们就算从医学部毕业，也与往昔不同，如果不是相当程度的布尔乔亚子弟根本无法成为开业医师。从十年前开始就已然不同。

因此，老旧的实习制度依旧。即便毕业，最初的四、五年仍得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外头的医院担任实习医师，或者使用登录医师的名义，实际上就是给师父免费工作的徒弟，在这些工作中领取研究主题，除了被对方利用提出「论文」之外，什么也干不了，就这样来到第五、六年。此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超过三十岁。而且为了让论文合格，大多数的人还得更进一步提供无薪服务。等待主任教授赐予一个好职位……。在这种陈旧又封建的制度下，我们没有自信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医师。所以这是抗议不合理制度而奋起的经济斗争。

当原为「纯粹经济斗争」的东大斗争日后变得激进化，东大全共斗喊出「大学解体」口号时，粒本逐渐不能追随这样的脚步，此部分将于后文叙述。

《每日新闻》记者松尾康二当时也如此思考[106]：「即便事态发展到阻止毕业典礼、阻止入学典礼（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也不令人讶异。学生方根据多数决反对接纳外人部队〔来自其他大学新左翼党派的支援部队〕，一直坚持不使用物理性暴力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则。即便为了防御而展开撤销惩处的斗争，将校内秩序一直推到极限为止，但并未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另一方面，日后成为东大全共斗议长的山本义隆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号的《情况》杂志中写道[107]，「如果青医联是为了达成将来的医师梦，而对研修协约做出抗争，那么它和作为厚生省压力团体的医师会并无不同。」「但青医联、医学部学生的抗争本质并非如此。至少带着并非如此的动机。」据山本称，青医联的抗争既是对医疗帝国主义重整的抗争，同时也是医学部学生意识到在现行体制下当医师不过是「让受伤的工人重新回到掠夺场域」的自我否定斗争。然而山本的这些文章，却与一九六八年春天以前的医学部斗争的现实有所出入。

为何山本会写下上述文章，理由不明。推测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山本虽身为无党派但仍「参与粉碎毕业、入学典礼的斗争」，并曾在其着作中说他与青医联的社学同运动者关系很好[108]。社学同的官方见解是，医学部斗争是对医疗帝国主义重整的斗争。所以山本有可能从社学同的运动者们之处听取他们对医学部斗争的观点，误解了医学部斗争的实际状况。

不过，仅从现存资料来看，即便是社学同，在一九六八年春的时间点上也未提倡医学部斗争是自我否定的斗争。山本上述文章中所写的，是东大全共斗在一九六八年秋季以后，东大学生主张应当否定走在支持现行体制的官僚或高级技术人员菁英路线上的自己，亦即必须进行「自我否定」之后的事情。

恐怕山本是把东大斗争描绘成从医学部斗争开始就一以贯之地推进，因而将一九六八年秋天以后的东大全共斗主张投射到了过往。但或许山本也意识到自己描写的内容与现实有所脱节，才加上「至少带着并非如此的动机」这句话。

然而，一部分医学部学生的武力行动让教授们感到恐惧。毕业典礼与入学典礼之后，大河内校长、丰川医学部长与上田院长等因害怕学生，变得不再接近大学。医学部教授会在校外秘密举行，为了保持机密，很多时候出席的教授都是「早上五、六点接到联络电话，八点左右匆匆开会」。对此内藤国夫写道「他们害怕学生，把学生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逃走躲藏的模样，简直到了让人歪头怀疑『这样也算教育人士吗』的地步。」[109]

另一方面，丰川医学部长在四月五日的临时研究所长会议上表示，「在不撤销惩处的状态下，路线会改由民青领导。」[110]亦即，只要拒绝交涉拖延下去，学生方的罢课会陷入疲惫，便会转而支持稳健派的民青医学部学生，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这便是丰川的见解。

四月六日，医学部全学斗对校长提出诉求书，要求完全撤销惩处以及与医学部教授会会面，如果不同意上述诉求，则要校长及评议会提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与日后东大全共斗的「大学解体」、「全校封锁」口号相比，这些诉求显得温和得多。但校方实际上仍选择了置之不理[111]。这种持续置之不理的态度，之后被学生们通称为「沉默的暴力」。

五月十日，国会通过包含医师登录制度在内的医师法修正。赌上留级的罢课，最终未能改变事态。至此，东大斗争的性质一口气发生改变。

拒绝毕业的罢课已经超过五个月，在无法打破僵局的状况下，全学斗执行部于六月六日打出占领安田讲堂的方针。今井澄回忆道，「因为对方置之不理，所以我们变成在唱独脚戏，这样斗争找不到出路」，故此举乃「起死回生之策」[112]。

某社学同的医学部运动者也在八月如此叙述[113]：「当入学典礼的骚动告一段落后，情况变得十分倦怠，学生群众完全不再抱持关心，如此下去我们必然会脱离群众，某个时候将被抛弃。那时就是这种悲壮的感觉。」

六月十日，全学斗执行部通告校方，如果不接受四月六日提出的诉求书，将占领安田讲堂。但校方只在十一日发出告示，指出「无论目的为何，都不该意图以暴力行为解决问题」，全然未提及全学斗的诉求书。然而医学部各班却以占领安田讲堂太过激进而加以否决，另行同意民青派提议之「追求教授会团交」[114]。

不过全学斗执行部，特别是社学同运动者们受到先驱性论影响，即「斗争由进步的分子预先掌握理解状况，透过这种形式的开拓，才能有所发展。斗争的指导性无法由斗争之前的多数意见反映出来。」[115]。六月十五日星期六的清晨五点多，医学部全学斗执行部加上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五十名支持者，凑足约八十人部队的学生戴着头盔手持角材，赶走约四百名职员后，占领了安田讲堂。他们封锁了所有的出入口，以桌子和置物柜筑起街垒。

六月十五日这天，如第十五章所述，适逢以越平联主导的非暴力反越战游行大规模展开之际，全学斗执行部选在警方将注意力放在该游行的空档，于此日果敢执行封锁。

当天前往本乡校区的教养学部研究生柏崎千枝子，见到事务职员们聚集在安田讲堂后侧，他们表示「医学部的学生说反对医学部的惩处，所以占领、封锁了讲堂啊。早上来了才发现这种状况，实在很困扰呀。」当事务职员拜托学生让他们卸下办公作业上的必需品时，学生们问道「放在哪？」之后以绳索将物品卸下，呈现出一派和谐的封锁风景[116]。

柏崎是一九六二年反对大学管理法斗争以来的老经验运动者，她寻思「竟然还有这种斗争方法啊」，并感到「新鲜与惊奇」[117]。此处可以看出街垒封锁战术此时还未被广泛知悉。

但此行动也遭到医学部学生的非难。十五日全医学部共同班会上决议反对占领，全学斗执行部遭罢免。七点多，医学部各班级代表共一百一十六人聚集于讲堂前，唿吁「进行自我批判后撤出讲堂」。法学部绿会（自治会）的学生也加入阵容，唿吁解除占领[118]。

而根据报导，一九六八年四月考上医学部的学生在甫入学后旋即遇到决议继续罢课的投票，当时「即便前辈运动者们诉求什么医疗帝国主义的重整、废除师徒制、反对把配属至大医院的状态合理化，我们却什么都不清楚」，但仍在这种状况下投下赞成票。据称一百名学生的班级有八十五人出席，有八十一张赞成票，但有多少人理解「究竟为了什么罢课」才投票，值得存疑[119]。以这种方式凑集选票的全学斗执行部，似乎也遭到暗地里的批评。

同情医学部斗争的《每日新闻》记者松尾康二也对占领表达批评。他认为之前皆基于医学部全体学生意见来搞运动，而全学斗执行部此举即「打破原则」，加上引入医科齿科大学的「外人部队」的举措，可用「『背叛』一语道尽」[120]。

另一方面，一九六九年春东大全共斗编纂的《在堡垒上打造我们的世界》对无视班级决议迳行占领一事，做出如此评价[121]：「日共＝民青的诸君，正是以『多数决原则』作为唯一的武器，而真正思考医学部问题的人，见到始终坚持斗争的那部分人遭到肃清时，不仅会看清『班会民主主义』，更逼近了战后民主主义在人民支配机能上的本质。」

不过，全学斗在占领安田讲堂时提出的声明中，虽字面上可见到把大学批评为「幻想的共同体」，但对「战后民主主义」却未提出批评[122]。实际上，如同前述社学同运动者们的证词般，说这是无计可施的全学斗执行部赌上一把的做法，大概也是实情。然而，全学斗执行部遭医学部学生孤立、罢免。如果事态就此发展，大概会如丰川学部长推估般，主导权将落入民青手中。

不过大河内校长却焦急着要解决眼前状况，十五日召开紧急学部长会议，决议「即便请来机动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最终的决定全赖校长。」民青派的学生与东大职员工会要求避免引入机动队，但校长并未接纳[123]。

十七日星期一凌晨两点，校长委托机动队出动。清晨四点半在约一千两百人的机动队抵达之前，占领学生撤离了讲堂。清晨五点半，学校发出告示，内容为「为排除一部分暴力学生的不法行为，不得不请来机动队。」[124]

被认为优柔寡断的大河内校长，会做出如此迅速的对应，据说与他及文部省的关系有关。根据医学部教授山本俊一的说法，在安田讲堂的是文部省派遣的文部事务官僚，因该工作场地遭到破坏，庶务部长要求大河内驱离学生。这种文部省直辖的庶务部长意见，校长也无法忽视[125]。

距离前次在东大校内请来机动队，已经时隔十六年。据当时的报导称，为解决医学部纷争而刚被特意任命的特别学生委员福武直教授并未接获通知，对于请来机动队，他感到有如「青天霹雳」[126]。而大河内校长因认为「如果长时间被学生围困，脑袋不清晰时可能被迫说出什么，这样绝对会造成困扰」而畏惧「大众团交」，据称医学部以外的教授对他因此把问题一直搁置感到不满[127]。

此外，见到东大迅速请来机动队，在学生长期处于罢课状态的京大医学部，校长奥田东抱着将长时间遭学生围困的觉悟，进行了大众团交，大幅採纳青医联要求的医学部与附属医院中的人员配置、实习方法，缔结了实习协约，于六月十一日解决罢课事件。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东大的大河内校长呈现出明显的对照[128]。

同时，警视厅在一九六八年初制订「关于警方进入校内之基准」，通告辖下各警察署署长「即便大学当局没有请求，只要发生危害生命、财产的犯罪，便发动搜查、检举、镇压等，进行严正取缔的行动。」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事件以来，警察开始瞄准能自由进入大学校内的机会[129]。

东大突然请来机动队，也让新闻记者感到讶异。《每日新闻》记者内藤国夫记道，「我自己接到深夜出勤的联络，在前往报社途中心中不断想着，『不会吧，应该不至于发生那种事情。即便校方再怎么愤怒狂躁，应该也不会做出那么轻率的事情』。即便从报社前往大学时，也仍旧抱持半信半疑的想法。」[130]

不过占领讲堂的学生们，其行径也不令人赞赏。学生们因畏惧遭逮捕而在机动队到达之前撤离。据松尾康二回忆，某教授「很不屑地说」，「真卑鄙无耻啊，这些学生们」，「而我也完全赞同这说法。」[131]

仅仅两天的占领，讲堂却遭到激烈的破坏。内藤国夫如此记述[132]：

不管哪个房间都有如被「一群强盗」抢过一般，东西散乱一地，甚至没有可以踏脚的地方。电话机被强行扯下，打字机被掀翻，印刷品散落一地。桌子与置物柜散乱地堆放在窗边，用来当作街垒。书本与私人物品被胡乱堆放在房间角落，而房间中央却滚满酒瓶、吃空的罐头，一旁则是堆积如山的头盔与角材。校长室特别严重。大型桌子与抽屉都被翻搜过，私人物品宛如都遭「检阅完毕」般。大量的名片、介绍信、私人信件都被取出；门被敲坏搞出了一个大洞，椅子被拉出翻倒，长椅或沙发被当作床，漫画散落四处，威士忌等酒瓶遭随意弃置，吃剩的面包屑洒落各处。对于这种满目疮痍感到震惊之余，也推测可能是少数学生仓皇失措搞出的结果。

如第七章所述，内藤曾经歷过给中大街垒送去酒和关东煮，但遭学生退回说「我们是认真在进行斗争的，酒之类的，不是在这种场合〔街垒〕喝的东西。」对于东大，他则愤慨表示，「在里头搞喝酒宴会，这算什么？对私人物品出手，这算什么？这些家伙此等声名狼藉的干法，根本称不上『革命家』啊。」

东大学生则有别种反应。东大法学部的学生们见到大多数占领安田讲堂的学生皆属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支援部队，便说「他们是考不上东大才去那边的学生，所以光靠这个时候发洩怨气吧。」[133]东大学生这种对「外人部队」的优越意识，也透过东大斗争显露出来。

不过，引入机动队终究引发学生反弹。根据内藤国夫的说法，学生「因为一直信奉『大学自治』的神话，因此那份震惊的感受难以言喻。」[134]工学部硕士生大桥宪三回忆道，「虽然我们原本就不信任校方所说的『大学自治』，但心中还是涌起一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愤怒。内心寻思『那些大人物们，真就如此轻易引入机动队吗？』」[135]

柏崎千枝子也是对此处理方式感到气愤的人。她读到大河内发出的声明告示中写着「凡是在大学内，无论发生什么状况，原则上都不会企图以力量来解决问题。然而因全学斗的诸君使用暴力，所以我们也不得不引入机动队」，让她冒出如下想法[136]：

「对十七人的大量惩处，难道就不是行使暴力吗？何况同学们已经持续四个月的无限期罢课，对此发出抗议，校方却对一切置之不理，这难道不是暴力吗？所谓惩处，就是把学生的一生搞得乱七八糟，是种强力的手段，难道校方没有自觉吗？」此处也带有对「沉默暴力」的反弹。

批评占领安田讲堂的学生们也相继发出如下的声音[137]：「星期六执行占领，星期一天还未亮就出动机动队，这算什么？」「如果发生危及生命的状况也就罢了，只是建筑物遭占领，如此毛躁的做法，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决定有至少取得各学部教授会、评议会与学部长会议的同意吗？」「几乎都没努力尝试校内自行解决，突然就委托外部权力，这算什么『大学自治』？」

更加愤怒的是前去唿吁解除占领的学生。他们主张[138]，「我们才刚开始说服占领的学生。为何无视我们的努力。不仅如此，还反过来把我们的说服活动宣传成『全学斗遭普通学生抛弃』，这绝对无法容忍。」

此外，大河内等人在大众传媒或上课时总是畅谈进步的思想，可一旦自身可能遇险便立刻请来机动队的行径，也招来反感。参加东大全共斗的小坂修平在回忆录中谈及，「口头上摆出进步的姿态，说着反权力的发言，但实际行动却完全相反，委托机动队前来，这种落差引起学生们的激愤。」[139]此种愤怒与日后东大全共斗批评「进步文化人」有所关联。

如前说明，广泛引起学生怒火的，与其说是大学做出调涨学费这类决定，不如说因为该决定的方法并不民主，学生们认为大学应当是「探求真理的学府」，但却遭校方破坏。而校内引入机动队一事，一如在早大斗争与日大斗争中可见的，反映出校方破坏「大学自治」与使用暴力处置学生，乃身为教育者不该做出的行为。六月十七日突然引入机动队的做法，达到了所有引发学生怒火的条件。东大当局，完全未从过往事例中学到任何教训。

大河内无法预料到学生们的愤怒，背景原因之一，在于他的感觉与学生间存在着世代差异。如第一章曾说明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东京大学发布关于大学自治，名为〈大学自治与学生自治〉（通称〈东大手册〉）的文件。

根据该文，大学作为研究与教育场域，决定权由对研究与教育具备专门知识的教授掌握，所谓的大学自治即是教授会的自治。而学生的自治会活动不过是社会性「教育的一环」，放弃上课的学生罢课等行为，是「阻碍大学原本机能的做法」。即便如此，近年来的学生运动中「甚至有学生声称，以武力瘫痪大学规则与惯习才是自治活动的目的。」[140]

这份〈东大手册〉虽然受文部省及大部分的大学教授欢迎，但也遭批评轻视学生的自治权。新闻工作者丸山邦男批评这份〈东大手册〉，在当时的《现代之眼》杂志写道「无论起草的大内〔东大经济学部教授，大内力〕氏，或读过这篇文章后表示通过的大河内氏，性格上都属于自信过剩型，换言之，他们仅有无可救药的菁英意识」，对手册做出严厉批评[141]。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的大学管理法（大管法）遭大学及学生反对而无法通过后，全国七十五所国立大学协议机构的国立大学协会（国大协）曾承诺文部省，大学将会防止学生运动失控。接着一九六六年六月，国大协遵循〈东大手册〉方针，提出〈关于大学经营管理之意见书〉，指出所谓大学自治即是「教授会的自治」，并将其定位为「评议会的自治」[142]。

然而文部省对国大协的意见书表示不满，为了对大学实施更强力的国家管理，一九六七年度起将文部省的课长或课长辅佐、科长送入大学的事务局[143]。全学斗自安田讲堂中赶出的事务职员中也包含这类文部省派遣职员。

而当东大医学部开始罢课后，国大协立刻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公布〈关于最近学生运动的意见书〉。内容为「若判断有必要以惩处形式使学生反省其行动时，则不得迴避之」，「大学没有治外法权。……为了恢复校园的和平与秩序，不得已时可请警方介入。」[144]而当时的国大协会长，即是东大校长大河内。

不少学生都认定国大协的声明、东大当局的强硬姿态与引入机动队三事环环相扣，故日后东大全共斗对「国大协路线」採取强烈批评的态度。

不过，许多东大教授对主张「大学自治」是「教授会自治」的〈东大手册〉也抱持疑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东大手册〉的执笔者大内力在杂志上如此说明〈东大手册〉[145]：

「只是把东大过往的想法重新做一次确认，并未提出任何新的见解。所以我以为会因写得太过理所当然而遭受批评，未料却被批评里头的想法不妥，这让我略感意外。」「当然，需把一部分的学生运动者除外，因为无论如何，不管多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认定那就是理所当然，必定会扭曲解释并加诸抱怨，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在各处竖立丑陋的看板，最终还在教室墙壁上贴传单，这种事情，他们就称之为『学生自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大内，以在论坛上发表左派言论而闻名，但在维持校内秩序与对学生运动的认知，却仅有上述水准。这种态度日后被东大全共斗批评为「进步文化人的欺瞒」。然而教授们会抱持这种「大学自治观」，其实有两项歷史背景因素。

其一，当时大学的干部教授世代，在战争期间属于年轻教授。战时实施言论管制，发生过提倡天皇机关说的法学者美浓部达吉、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河合荣治郎等，接连被赶出大学的事件。大河内一男是河合荣治郎的爱徒，也亲眼见证过河合遭赶出大学的场面。

因此，他们抱持着「大学自治」就是在外界的政治压力下守护教授学术自由的观念。而这种想法透过战争期间大学内容许自由发言与研究的形式，部分获得实现，这也是事实。

例如东大法学部教授丸山真男回忆战争中他身为法学部助教的时期，如此叙述[146]：「即便从今日的角度来看，东大法学部的研究，也是宛如另一个世界般的自由主义，我在战争中把这种仅存的自由主义空气，当作氧气唿吸器般贪婪吸入，藉此熬过战争期间。」「对我而言『东大法学部研究室』正是一种『亡命国内』的场域，当时的日本国内，几乎没有这般亡命的场域。」

经歷过这种时代的教授们，会把「大学自治」当作保障教授自身的研究自由，有其依据。大河内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公开的评论中表示，「日本的大学『自治』问题，从战前就有长远的歷史，其核心便是抵抗思想管制，一直以来抵抗官方对『红色』教师或『令人厌恶』教授的驱逐计画，巩固自身的立足点。而与此相连的教师人事自主性问题，就是『自治』问题的核心。」[147]

招致学生不满的〈东大手册〉中，亦有如下记述[148]：「大学中的研究主题、内容、方法等，由对研究、教育直接负责的教师（教授、助教授、专任讲师）及教师组织（教授会、评议会）自主决定与调整，不应受外界任何掣肘。」

执笔的大内抱着防止军部或政府干预学术自由的意图而如此书写。但在不识战争的战后出生世代的学生看来，这却是无视学生自主性，宣示教授及教授会拥有专制性决定权，因此他们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实际上，东大也曾有过反对政府介入的状况。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文部省因参加三派系游行者多为大一、大二学生，故召集全国三十六所大学的教养学部长，对「大学自治能力」表达不满。然而，东大以这样的介入「触及大学自治存废的核心议题」为由，教养学部长拒绝出席[149]。

如此这般，身为战前世代的东大教授们，面对包括政府在内的外界介入，採取上述的态度守护「大学自治」。然而他们当中的多数，则对扰乱校内静谧研究环境的学生运动不抱好感。

大河内在前述一九六六年的评论中，一面感叹大学升学率急速上升，一面如此写道[150]：自小学至高中，「被迫活在升学主义挂帅氛围中的青年们，当他们顺利考上大学之后，瞬间就爆发反动。」「踏入大学之门一事，或许可以当作精神病理学的对象，在越轨的学生运动气氛中，他们长年累积的抑郁，找到了一处逃生口。」

另一方面，山本义隆记下大管法斗争时理学部长的发言：「大学自治，就是那棵树〔东大校内的大树〕啊，这个校园竟如此宁静。」这是压低身姿穿过战争中言论管制风暴的教授，昭示能享受校内研究自由的静谧环境方为「大学自治」的表达。不过山本评价这是「似是而非、迷惑人心的说法」，但也是「真实的状况」[151]。两者间的经验与理解，存在太过庞大的落差。

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法学者也是东大名誉教授的我妻荣如此叙述[152]：「随着战争结束，这些〔被大学驱逐的〕进步学者都回到大学，而教授们也得以不用担心受怕，自由从事自身研究与授课，也能在外发表。我们都直唿快哉。」「但仅是如此，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今日回头思考，……应该针对大学经营管理进行思索。但我们却未充分重视此事。」

我妻发言的时间点，是在东大斗争持续超过三百天，因安田讲堂攻防战造成本乡校区荒废之后。当时年长的教授们也终于察觉，「大学自治」不仅仅是教授研究自由的问题。但在东大斗争之前，他们满足于日本败战后取得的研究与言论自由，对大学经营与师生关系中教授握有权力等事，依旧沿袭战前而来的习惯。

其二，当时年长教授在上述「大学自治」观的深处，因自身在战前旧制高中里形成人格，因此与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学生之间，存在着世代间的感觉差异。

报导当时大学纷争的杂志如此介绍某大学教授的发言[153]：「以往我进入教室站上讲台，学生们就会起立行礼。现在我站上讲台对学生点头打招唿，他们也只是呆呆地看着我。学生的态度已经不同了。」引用这段发言的杂志报导指出：「斗争会如此恶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中之一，正是被称为『战无派』的新世代，与战争前或者在战争中接受教育的教授、大学管理者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吧。」

此外，年长的教授有种倾向，便是把师生关系想像为东大还处于小规模时代的那种菁英共同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身为人生前辈的教师会致力于与学生一起钻研学问、从事研究与培养人格。一九六九年一月，东大名誉教授杉捷夫写下下面一则轶事，说此事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有多么陈旧」：[154]

「这次东大纷争期间，在东大教养学部长期负责学生事务的西村助教授，指出现代学生的观念已不再是请老师教导自己学问，他们每个月缴交高额补习费，通过辛苦的升学考试关卡，进入大学后他们是客人，而对老师们要求相应的服务。……我感到一阵愕然，有股恍然大悟的心情。……『大学是经由学问形成人格的场域』等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形象，已宛如泛黄陈旧、不再通用的支票一般。」

这种老旧的大学形象，被东大全共斗批评为「大学共同体幻想」。而在第四章曾引用过的文章，东大斗争中的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之国文学部研究生手册，如此叙述道[155]：

「学生皆是成长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轻人。他们在以往世代无法企及的富裕物质和精神环境下长大，同时唿吸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尊重自我』、『追求自我自由』的氛围迎向青年期，属于『自我的世代』。现在学生的自我主张，较二十、三十年前更为强烈。」「当然，在教育的场域不喜欢『被支配』。特别是在封建式的师徒关系中，不乐于在主君面前成为『家臣』。对老师不使用敬语的学生所在多有。」

传统「师徒关系」的崩毁，也与经济高度成长造成的社会变动相关。政治学者高畠通敏于一九六九年一月的评论中，论及东大斗争并如此叙述[156]：「大学已不再是保障通往菁英之道的机构。所谓的『师徒之礼』之类，是以弟子能继承师父地位为前提才能成立，故今日教授的『支配地位』受到学生的普遍抵抗与否定，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战前形成人格的教授们，即便稍微觉察到这种结构变动，但仍未有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在大学外发表进步的言论，以及在大学内保持「探究真理的学府」之静谧秩序，并无任何矛盾之处。因此，学生对教授必须以礼相待，遵循教导，惩处扰乱校内静谧的活动，也属情理之中。但战后成长的青年们却未共享这种感觉。

大河内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属于进步的知识分子。但他也是保有上述「大学自治」观的人。恐怕从他的观点来看，如引入机动队能维持校内的静谧秩序，那应当就是保护「大学自治」。但这样的决定却引发学生怨愤，应该超出他的预期。如后所述，大河内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辞去校长职务，而当时他对学生公开的文章中表示「机动队进入讲堂对诸君造成的冲击程度，远超乎我的想像。」[157]

而且旧世代教授们抱持的「大学自治」观，不仅有违新世代的感觉，也不适合经济高度成长下转变形貌的大学现状。

为了回应政府与经济界需要大量技术人员的期待，东大的学生与研究生人数急增。创立九十年间的东大毕业生总数为十三万二千余人，其中一成以上都是一九六四年至六八年的毕业生。东大的教师人数也大幅增加，教授有七百二十三人，助教授七百五十五人，讲师二百四十人，助教一千八百人，此外职员也增加到五千四百人以上[158]。

在巨型化的东大，教授会也随之膨胀。医学部教授会的成员有教授五十一人，助教授七十一人，合计一百二十二人，有不少教授甚至不知道医学部惩处问题的内容。此外，工学部教授一百三十二人、助教授一百二十一人，即构成教授会的成员有二百五十三人。教养学部有教授九十八人、助教授一百五十四人，加上讲师二十二人，教授会成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当时的杂志写道「教授会，在公司的话就是董事会。共有二百七十四人参加的董事会，平常算是想像不到的事情吧。」[159]

而被视为「封建」、「老旧」产物的教授特权式地位，似乎部分也源于经济高度成长的结果。虽非东大的例子，不过战后新制大学弘前大的某位教授，于一九六七年如此说明[160]：

「大学设立之际，教授人数较今日少许多……让大学有意义是大家共通的心情，也不被头衔所束缚，对研究与学生教育也较自由，年轻人们也能表达意见。然而最近四、五年〔伴随大学巨型化与教授人数增加〕，教授会也逐渐变成只有教授才能参加的会议，这种倾向益发加强后，助教授或讲师等的发言空间也变得紧缩。」

无论如何，在这种巨型教授会上不可能出现认真的讨论。之后当东大斗争激化后，校方的行动总是慢半拍，原因之一就是汇整教授会成员的全体意见得花太多时间。当时甚至被说成东大里「有一千六百位教授，所以有一千六百种意见」[161]。

而且，这一千六百人中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当事人。即便在斗争激烈的时期，仍有许多教授以研究或留学等理由缺席教授会。着名的数学家、理学部教授小平邦彦于东大斗争中公然表示「现在东大纷争什么的，进行到什么状况，我完全不清楚」，因为他一直缺席教授会而埋首研究[162]。

后文将说明东大全共斗的七项诉求，而当时东大教养学部助教授增田义郎如此描写教授会一片混乱的样子[163]：「从极右到极左，从诚恳派到无节操派，彼此的差异令人惊愕。有人主张应请来警队，在他们保护下继续授课。有人主张那些率直接受所谓学生的七项诉求者，应当双手伏地道歉。还有人说真不像话，也有人要求把七项诉求全吞下去，笔者试着试探众人是否知道诉求内容，其中也有人完全不了解状况。」

在过往东京大学的小规模菁英共同体中，以教授掌握大学整体状态为前提的「大学自治＝教授会自治」的观念，已不再适应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巨型化的东大现状。一九六八年秋，某学生陈述纷争的原因，「再怎么说，大学正在巨型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时至今日的讲座制与教授会自治，除了落后于时代之外，也成了官僚化、行尸走肉的东西吧。」[164]

如前文所述，医学部斗争的根柢中，存在教授与学生间的世代差异与因经济高度成长造成的社会变动。而关于「大学自治」，也有着相同的问题。

大学当局引入机动队后，对学生依旧恐惧。大河内校长得知引入机动队引发学生反弹后，以生病为由住院。六月十七日举行的学部长会议中，传来「学生们察觉此处正在举行学部长会议，现在正成群赶往此处」的假情报，结果教授们立刻当场解散[165]。

引入机动队一事，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冲击。教养学部的学生船曳建夫回忆道：「我想当时东大的学生应该记得很清楚。六月十七日的清晨，大概就像自己父母在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听到开战新闻般的感受，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我记得当下的猝不及防，以及得知消息时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也是被电话叫起，暂且不论斗争的政治意义，六月十七日的早上情绪一下子就高涨起来。」

收到引入机动队的通知后，一、二年级生所在的驹场校区一时间看板林立。根据当时学生的回忆，「从驹场东大前站到大学正门〔约五十公尺〕林立着看板，瀰漫着一股发生重大事件的氛围。」在这五十公尺之间，每天都有超过二十人排在此处散发印刷着各自党派主张的传单，此前不关心的学生们见到这些传单也开始觉得「稍微读一下吧」[166]。

民青掌控的东大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于二十日唿吁各学部自治会实施全校罢课，抗议引入机动队。虽然各学部陆续通过支持罢课的决议，但此时民青的统治也有动摇的迹象。中央委员会提出「声讨引入机动队」、「声讨无视民主程序的部分挑衅分子」、「丰川与上田负起责任下台」、「七者协大团结」等口号，但却在各学部学生大会上饱受批评[167]。

「声讨部分挑衅分子」很明显其矛头直指社学同等新左翼党派。而「七者协」则是由东大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东大职员工会、合作社工会、合作社理事会、东大宿舍联、东大研究生协议会、好仁会工会等七个工会组成，但共产党对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甚强，因此学生们认为民青想藉此掌握主导权。此外，除了丰川、上田之外，学生们要追究大河内校长责任的声浪也颇高。

不仅运动者，普通学生也纷纷响应批评，原封不动採用中央委员会口号的，只有之后也成为民青据点的教育学部自治会，大部分的学部自治会都加以否决，许多学部採用「追究大河内校长责任并要求大众团交」，「支援医学部罢课」等口号。医学部也通过再度选举，让全学斗的前执行部重新回归。

适逢驹场的教养学部选举自治会委员长，六月十六日委员长由民青转为结构改革派。结构改革派（FRONT）在当时以稳健的新左翼党派闻名，支持构改派的理由有：第一，面对过度温和的民青与过度激进的其他新左翼党派，学生两种都讨厌；第二，如第八章所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第二次羽田斗争之际，三派全学联终于来到驹场时，居中斡旋避免混乱的驹场祭实行委员高层就是构改派的运动者，该举动获得相当高的评价[168]。

驹场校区的一、二年级生对量产型授课感到不满。当时的学生如此叙述[169]：「入学时，听说过从第一高等学校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班级制度，内心相当期待。但是，就算级任导师也只有上、下学期各一次的餐会上才能同席。这样的做法根本无法与同学有所接触。」

日后组成的无党派学生组织「班级联合」，其讨论资料也如此叙述[170]：「东大教养学部打碎了我们的幻想。被学分制束缚，无法自由选择的科目。在不使用麦克风便听不到声音的大教室进行量产型授课；编制的学程与我们的问题意识毫不相关；不够充分的研讨课程；学习只不过是义务，我们对这样的情况感到不满，内心一直累积不平的情绪。」

在这种潜在不满累积之际，引入机动队成了导火线。六○年代中期，东大的普通学生也不关心政治，当新左翼党派内斗激化时，普通学生只想远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如第一章所述，「三无气质」一词会出现在大众传媒，据说就是因为这是驹场校区的流行语。

日后一九六八年十月的驹场祭实行委员会手册上，也如此描述过去数年的情况[171]：「自治会的运动崩毁，被自治会的新左翼党派牵着鼻子走↓对『自治会』运动的不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意识结构被变质的私生活主义、民主主义等整个社会的状况所制约。」

曾为驹场校区研究生的柏崎千枝子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如此回忆一九六○年代中期驹场校区的状态[172]：

「学生们听说有〔关于大学管理法的〕班会讨论便早早回家，即便没回家也要避开讨论去读书，人数多到让人愤怒。这种东大学生说出『学习第一，接受讲课是学生的本分，所以无法赞成罢课』的话。……而这种把『学生的本分』、『学习』之类的词语挂在嘴边的人，平常花大把时间游玩，请人代签出席来逃课，充其量只把东大毕业当作出人头地的护照。」

然而，六月十五日引入机动队之后，驹场校区可见到许多学生如其他各大学斗争初期一样，都变得情绪高昂。当时的报导如此记述[173]：

「〔六月二十日的〕罢课前后十天期间，位于驹场的教养学部瀰漫着异样的热情亢奋。引入机动队之后，几乎所有的班级都连日举行五至六小时的讨论会。喷水池旁的草地上，正门旁的树丛间，都可见到插着班旗的圆阵。不仅如此，不关心政治的学生还对散发传单的学生运动者们拼命吐露自己的疑问；学生在街上用止不住的高分贝声量彼此议论；无论在学生大厅、教室、宿舍或者校园座椅上，只要有几位学生聚在一起，一定会展开讨论。」

在此状况下，也有人表示「能与目前从未谈过话的同学交流，更让人感到开心」（理科II类大一生）。六月十八日举行了临时的代议员大会（集合班代表的代议员的学生大会），即便过往代议员大会经常因出席人数不足而流会，此时代议员却带着班会讨论内容大举涌来，出席人数达到代议员总数的九成，创下前所未有的出席率。且该代议员大会也是「散发着与〔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们不同、由普通学生的班代表堂堂表达主张的气氛。」[174]

在这股热潮中，新左翼党派的立牌旁林立着紧急打造的、诉求班级决议的看板，直到代议员大会时，已有超过六十个班级提出「反对引入机动队」的决议。而十九日举行的「是否赞成对引入机动队抗议进行罢课」的全校投票中，驹场有投票权的约六千人中有五千零七十七人参与投票。至二十二日，召开学部长主办的全学部集会，超过一千二百名的学生与约五十名的教授「井然有序地进行热烈讨论。」[175]

此全学部集会的翌日二十三日，教养学部一百余名的教授对医学部全体教授发送要求〈教授会与学生进行直率的对话〉的请愿书[176]。来自教养学部，寄给医学部的请愿书总计超过五百封[177]。

其他学部也给医学部教授发信，或者与医学部鸽派的教授们展开对话。六月二十五日，在东大图书馆举行了全校教授恳谈会，医学部教授会遭到其他学部的批评，除此之外来自医学部内部，不隶属教授会的讲师、助教、研究生、医学部过往的毕业生等也接连提出批评[178]。

六月二十日罢课当天，来自本乡及驹场的约六千名学生聚集于安田讲堂之前，成为一场空前的大集会。驹场的教养学部自治会雇了四十辆巴士把学生送到本乡。教养学部大二生的桥爪大三郎如此回忆当时的模样[179]：

因为有安排巴士，所以就先前往本乡抗议，大家匆忙抓了班旗之类的杂物。还有许多人没搞清楚状况就坐上巴士，便向这样的学生发传单从头解释医学部的问题，在巴士上也有班级讨论。

车上也有运动者之类的人，也有人想先搞清事实关系，也有人想要求学校说明，各种立场的人齐聚车上。大家都穿着整齐，与同班好友一同乘坐巴士。不管共产党派的人或新左翼党派的人，众人同乘巴士，在安田讲堂前广场参加同场集会，呈现出一派牧歌式的状态。

可以看出，此时民青与新左翼党派的对立也尚未激化。扮演接着剂角色的，是与双方政治思想没有关系的普通学生们。

与驹场的场合相仿，本乡的专业课程中，也不乏「无聊」的课。日后参加助教共斗的农学部林学科助教村尾行一，对进入林学科后首次接触专业课程时的失望，说道[180]：「对『东京帝国大学』的课程抱持巨大期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可是说起教导的内容，从各种角度来说，都算不上学术的东西。……那股失望感，至今仍歷歷在目。」

抱持这种不满的普通学生大举集合在安田讲堂前的现象，超出新左翼党派运动者的预期。本乡没有学生会馆，学生运动相当低调。与较为自由的驹场相较，升上高年级来到本乡后，管制明显严格许多，当时民青派的运动者回忆，「从没想过可以在安田讲堂前集会」，「若在讲堂前办集会便会遭惩处。没想到，现在竟然可以在此处进行活动。」[181]

见到六月二十日安田讲堂前聚集的学生，今井澄如此回忆[182]：

这对我是全新的经验，各学科、各班级举着各自的旗帜涌现于安田讲堂前抗议。见到此番光景，我也深感惊讶。以前所谓的学生运动，就是在选举中选出指挥部，再根据指挥部订出的方针展开运动。劳工运动也是如此。

但此时完全不是如此。自动自发，由下而上，个别且分散地奋起，这样的人们挤满了安田讲堂前广场。我前去一看，不觉呆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心想，这简直就是一种全新的运动形式。

今井虽说是医学部四年级学生，但他是一九五九年入学的。他参加六○年的反安保修订斗争，就任东大自治会中央委员会议长后，在一九六二年的反对大学管理法斗争中，他被认定必须对软禁当时茅诚司校长一事负责，遭到无限期停学处分，再歷经社学同派的再建都学联委员长等职位后，于一九六六年复学并成为老手运动者[183]。在有如此经歷的今井眼中，学生的自发集会，「简直就是一种全新的运动形式」。

一九六六年四月进入东大的小坂修平也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184]：「要知道两年前才有个被叫做全都百（某党派的游行队伍即便在东京都内进行全体动员，也不过只有一百名左右）的无精打采游行，面对此等令人无法置信的光景，给我一种宛若非现实世界的感觉。」事实上，这场大型集会也是之后持续近一年的东大斗争中，东大学生最大规模的集会。大原纪美子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写道[185]：

十九日的学生大会一直开到深夜为止，之后迎向二十日的全校总誓师集会。理学部最终仍无法确立罢课权，但透过放弃上课，实际上已实现全校罢课，钟楼的前面被数不清的学生、研究生所填满。简单制作的旗帜林立，学生们集体静坐，因脸上表情太过灿烂，有点不像抗议集会。超过一年漫长的东大斗争过程中，像这样开朗灿烂的集会，就我所知不管之前或之后都未再出现过。出生以来首次放弃上课，参加总誓师集会的每一位学生，应该感受到莫大的兴奋与愉悦吧。只要想干的话什么都能干得成。有这么多学生聚集，校长还能装出一副不知情的表情吗？

然而，一部分的教授会仍旧无法脱离往昔的意识。六月二十日举行的工学部教授会上，据说接连出现「这是与学生的战争。不如率先发起攻势禁止集会，如何」、「应该积极去分裂学生」等意见[186]。

在六月下旬举行的东大教授的杂志座谈会上，教授们的意见相当强硬。某教授表示[187]：「即便是〔在医学部惩处中〕吵闹『有』或『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学生，医学部的大多数人都不认为他有不在场证明。认得他长相的老师也在〔当天的现场〕，表示当时确实见到了他，认为他无疑参与了包围软禁。就算退一步说『疑则不罚』，但时至今日才变更惩处，他们将会指责教授会的软弱。」

但学生方的高昂气势，超出了教授们的预估。六月二十六日，由革马派掌控自治会的文学部，展开无限期罢课。六月二十八日，经济学部则开始限期罢课。六月二十六日，被认为是东大最保守的法学部学生大会，通过限时三天的罢课决议。东大法学部的罢课，算是史上头一遭。

对于运动发展超出预期而感到震惊的大河内校长，思考如何解除事态，但如前所述，他对「大众团交」极度恐惧。大河内在其着作《我的大学论》中，如此描述与学生的「大众团交」[188]：

「被称为大众团交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举出成果的前例，只有加强双方的不信任感而已。煽动对方的不信任感，在想要扩大事件时或许是有效的战术，但在表达自己想说的，与对方所言进行对决，找出双方的妥协点此事上，却毫无帮助。何况大学中的关系是与教师、研究紧密相连的人际关系，而非雇用条件良窳与否的劳资关系，所以与主张罢课的团体进行交涉，在大学中是不该被承认的。」

大河内的这种态度，不太可能接受「大众团交」。六月二十日的集会上决议「要求与校长的大众团交」，故由大众团交实现委员向学生部长转达要求[189]。但大河内最初要求学生人数只能维持在十人左右，引起学生反弹，最终大河内单方面宣布有意愿召开无人数限制的「校长会见」。就这样，六月二十八日于安田讲堂举行了约有四百名学生参加的会见。

但此次校长会见以完全失败告终。会议沦为大河内单方面陈述必须收拾事态，为尊重事务职员立场而不得不引入机动队等事宜。

对此，学生运动者们起闹冒出「在说些什么呀，蠢货」，「老狐狸，那是什么态度」，「扯啥事务职员啦」等等，校长则神经质地一一回说「肃静」，表明信念的演说屡屡遭到中断，最终场面变得一团混乱。连最初拍手欢迎校长前来的普通学生，见到此景也感到失望。校长发现无法认真回应，暂停议程休息之后便未再度现身[190]。

不只运动者，普通学生对校长的态度也大感不满。当时的报导如此传达普通学生的声音[191]：「那种方式根本不是对话。只是单方面的通告罢了」，「校长只是在拖延时间，同样的事情翻来覆去重复好几次」，「展现病容，乞求怜悯。那种讨人情的三流演技，该有所收敛吧。」

当时为一年级学生、日后成为记者的伊藤千寻如此回忆道[192]：「说不出逻辑一贯的应答，就像在国会答辩般一味推托。我还以为东大校长很伟大呢。当时我们心中的『东大权威』哗啦哗啦地崩毁了。我究竟是以什么为目标？一直以来相信的东大权威、日本权威，究竟是什么？」长期忍受严苛的升学考试，相信东大是「探究真理的学府」，这种形象崩毁后，即招来学生的失望与愤怒。

大河内校长提出让步案，即关于医学部惩处问题，粒本的惩处将退回重审，其余十六人如果提出申请，将再度展开调查。但此举未能平息学生的怒火。根据内藤国夫的说法，事前协商时，明明说的是对粒本「不进行惩处」，但校长却改口说「退回重审」[193]。

但最刺激到学生的，则是校方的态度。某位学生接受周刊杂志的採访时，如此表示[194]：

「教授会的态度就是他们宽宏大量不予追究。明明就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既不向我们道歉，还摆出那副态度。至少丰川部长与上田院长应该负起责任辞职吧。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宽大。从那以后，我们的愤怒反而变得更强烈。」「大河内走的是国立大学协会路线。换言之，就是受文部省委托管理大学。引入警队并不是因为大学自治濒临危机，而是畏惧暴露自己的无能才这么干的。他把这种状况偷换成大学的自治问题。他们根本没资格谈什么大学自治。」

结果，没有任何学生申请重新调查。内藤国夫表示，「如果，这个时候发布类似日后出现的八．一○告示〔撤销医学部惩处，丰川、上田辞职〕般的东西，东大纷争肯定能在暑假前一举解决。」[195]

校长会见以失败告终，事态益发难以收拾。从引入机动队到暑假为止，学生们一边请来青医联的成员，一边发行回顾医学部问题的相关手册，发起热烈的班会讨论。

今井澄也回忆道，「与医学部的同学一起出动进行全校招募，接着组织各班、各学科与各学部的斗争委员会。」[196]如此，七月三日教养学部经代议员大会通过无限期罢课。同样于七月三日，法学部与教育学部进入八十四小时的限期罢课，工学部进入约一周的「长期罢课」。

各学部展开罢课时，比大学部学生反应更激烈的，是研究生与助教。今井澄如此回忆道[197]：

试着与其他学部的人交谈，得知那不只是医学部的问题。大学内无论哪里，都残存着某种意义上的封建制度或师徒制。虽然在某些地方非常现代化，但都专门汲汲营营于产学合作这种服务企业类的研究。大学变得不再是让学生、研究生能自由学习、自由研究，追求真理的场域，这点透过医学部斗争，大家都感受到了。再加上引入机动队的举措，更让不满一口气喷发，大家都从各自的立场上愤然而起。

当时的杂志刊登了东大助教们的声音[198]：「助教之类的就像家仆下人般，为了教授全力以赴，奋勉忠诚。」「学问的自由、发表研究的自由什么的，只是名义上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教授的专属物。如果得罪了名师，就会被说『很好，那就到此为止』，接着面临被逐出讲座的悲惨经验。连仆人都比不上的研究生们，即便是不想做的研究，也必须为了老师而做下去。」

一九六九年初，东大各学部的助教座谈会上有如下发言[199]：「在东大里，无论望向哪个场所，年轻人之中总有不满和抱怨。」「从进入研究所起，便已决定自己的未来将走向助教授、教授之途。然而，即便想成为助教，在现今的讲座制中，某种程度上也只能仰赖幸运与侥倖……从会乖乖听从老闆所言、不会擅自发起反叛的人物中逐一被挑选出来。」「有关就业等问题，全部掌控在教授老闆手中，状况非常不明朗，特别是研究生，就在非常晦暗的气氛中被击垮。」

何况东大虽然独占十分之一的国立大学总预算，但研究水准却未必最高。当时的杂志刊登了其他大学教授对东大的评价[200]：「医学被坂大超越，物理与京大、名大相较，只算三流」，「在医学部，在临床方面的落后非常显着，此外百分之七十五的研究皆仅是追随测试美国开发的技术」，「被专门领域的友人唤为无能者的教授，也托权威主义之福，得以『东大教授』的名义招摇过市。」

其中也有感到矛盾的人，如工学部都市工学科的助教与研究生，其中一人即如此说道[201]：

「都市工学，甚至教室（教授）都与国家权力、大资本勾结。」「教室（教授）做出的结果，例如因公害而喧腾一时的四日市、其他的复合企业体、成田机场与伴随而来的市区改造……几乎都违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现在的都市工学科已经成为某种行政学科。毕业的人大多进入中央政府单位，在与群众无关的状态下掌控着日本的都市计画。」

都市工学科的研究生和助教的失望，与医学部的状况相同，亦与经济高度成长下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战后十数年左右，修习都市工学能成为拥有自己设计事务所的「自由建筑师」，然而在经济高度成长之下，设计事务所或土木建筑业者等逐渐统合形成自身体系，经营独立的设计事务所成了难以为继的工作。

东大工学部都市工学科硕士二年级的川岛宏，因为「喜欢绘图」而就读都市工学科的研究所，但他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写下的评论有如下论述[202]：

「我梦想将来成为一位自由建筑师。那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即便拥有事务所进行设计、建筑工作，但只要不与权力勾结，就无法进入银行的统合系统中，如此也就得不到委托。」川岛从前辈处听到「就是以建筑为主，计画只是辅助。就算是集合住宅区的计画，也不是靠设计费就能撑下去，设计事务所仍旧得靠大建设公司的外包才有饭吃。大建设公司与金融资本的体系相互结合，脱离该体系绝对没有工作。中小设计事务所就更惨了。」

今井澄在一九六八年末的座谈会上表示[203]，现在即便是东大学生，「也逐渐劳工化。过往那种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菁英，享有自由业乐趣的状况，已日渐减少。」这样的不满不仅止于医学部，也在大学各处蔓延。

川岛进入研究所后拒绝接受外包给他的研究，而他的研究生同学则被派去教授承包来的四日市或成田的都市设计底下工作。川岛提出的「地区开发计画」案则遭教授退回。川岛不禁苦恼，认为「大学研究应当包含对现状的批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的研究，为了什么的大学？」

这段期间，川岛「逐渐认为停止技术过程而从事绘图或制图是种犯罪。」接着「去年〔一九六八年〕初左右起，我思考必须反抗这种状况。逃避抗争的话，也不过是变身为高级技术者的高阶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罢了。现在不反抗的话，就会一辈子过着自己无法认同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内心下了决定。」

最终川岛效法青医联组织了青都联（青年都市工学者联合），之后都市工学科的研究生在东大全共斗中，也成为最具战斗性的一群。

不过，上述川岛的言论取自一九六九年採访川岛的报导或川岛自己撰写的文章。最首悟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的座谈会上表示，「思考学问、思想、研究自由是否为绝对之善的人，仅限于一小部分。至于成为全校思潮，得等到九月之后。」[204]因此，上述川岛的言论，也有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只是模煳地感到不满，到一九六九年才明确化。即便如此，许多研究生与助教对讲座制的压制与对研究室的现状，确实有所不满。

不仅都市工学科，工学部中也有教授接受来自企业或政府的委托研究及资金援助，除了私吞谢礼之外，有些案例中还让助教、研究生在其手下工作。工学部的助教与研究生们如此叙述[205]：

「工学部一个讲座一年的平均研究费约一百六十万日圆。相对于此，各讲座大约有三到五件的委托研究，而企业给的谢礼每件约三十万至一百万日圆。」「都市与建筑关系的教授之中，有各式各样的金钱收入，因此也有人公开放话根本不需要加入什么职员工会之类的。」「都市计画审议会委员这类的头衔，许多时候一个人就有十个甚至二十个。」「我们年轻人虽然顶着研究者的名称，但已然是把学问上的实际业绩当作商品出售，沦落为研究劳工。」

文化类的研究生也抱持着相同的不满。文学部国文学科的博士班一年级生于七月底指出[206]：「我们的研究室也具有与医局同样的封建性问题。例如，研究室人手不足的状况波及研究生，大家被迫从事管理图书与编辑学会期刊等杂事。尽管每个月的酬谢金较大学部学生高（一年约一万八千日圆），但待遇很差，简直就像附属随从般。因此，与教授、助教授之间存在着主从关系，没有自由。」

文学部国文学科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发行的手册如此主张[207]：

「在研究室，让助教及研究生浪费不必要的劳力去处理学会的杂务。那就是『全国大学国语国文会』、『近世文学会』、『近代文学会』等最近轮到东大的学会。作为研究生的研究场域，这些学会有多少是值得主动参与的？定期大会多相互勾结，一直在欺瞒的气氛中。在大会会场只有学会大老在对话，或者机械式地轮流举办，轮到的大学，就要求研究生负担杂务。」「见到国文学者是那种极端小心翼翼、谨慎观察周遭气氛又气量狭小的人士后，让人不禁感慨。我们能否缩小再生产（限缩）这样的状况呢？」

此手册更进一步叙述：「即便放弃一般的社交生活，我们也要以研究生活为优先，把永恒的青春都赌在其上。甚至可以说，研究成果宛如灵魂的一部分，包含着我们无法与社会建构起正常关系的怨念。说穿了，无论人格多么高尚的教授，也没有对此打成绩、评价优秀或不佳的权力。」而且，歷经经济高度成长的今日，国文学科研究所的毕业生几乎只能选择当国文老师，如此一来「国文研究所一如其字面意义般，竟成了教师的培训机构。」

而六月十七日社会学科研究所自治会提出的声明中，说明「反对医师登录制度等医学部学生的要求，与我们面对之保障研究生身分问题有所关联，因此毅然支持他们。」[208]研究生与助教的不满，因引入机动队而一口气爆发。某理学部博士班研究生于七月底如此叙述[209]：

「本次〔医学部〕的惩处，不仅波及大学生，也是波及我们自身的攻击。校方摆出我们随时可以惩处你们、我们会叫来机动队的态度，藉此让我们服从。我们实际上被动处于权利遭剥夺的状态，被迫顺从规则、遵守秩序。面对我们提出的意见，校方听后都不加处理。同时，还强迫我们从事自己良心无法认同的研究。……我们拼上研究者的良心，无法对此坐视不管。」

越战或佐世保、王子等斗争的高涨期，一些埋头研究的学生或研究生也在心中抱持怀疑。希望进入研究所、成为科学家，对人类未来的进步与和平做出贡献的理学部大四生大原纪美子，如第八章所述，是位因对山崎博昭之死倍感冲击而参与王子斗争的学生，她于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写道[210]：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在某学会打工，负责投影幻灯片与开关窗帘，犹记得当时只感觉学问这种东西，实在无趣至极。以十分钟、十五分钟为限，一篇又一篇地发表研究。还有些人一开头就说：「研究还没太多进展，所以与上次学会提出的内容几乎一样，实在抱歉。」此处发表的研究，我不认为全都有要花上一年半载的价值。……在某处挖出的某某岩石的磁性是……。……唷，那么，那边也调查看看了吗？／啊不，还没做到那边……／那，误差相当大啊。／对，有百分之XX。／下次试着用……，应该会相当有趣喔。／至今没人着手过这块，如果成功的话……。

尚—保罗．沙特似乎说过：在对文学感到饥渴的孩子面前，我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在对科学感到饥渴的孩子面前，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这半年间在越南，人民可是不断遭到杀害啊，而在这之前也是如此。即便在日本，劳工与学生也持续抗争至今，一直流血至今。在这样的世态中，竟还能关在研究室不停思考自己的研究！我试着想像他们看电视新闻后悔恨地跺脚，读报纸后眼眶泛泪的模样，但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来。

大原的父亲在女儿考上东大后，期许她成为「杰出科学家」，大原则对父亲这么说[211]：「所谓科学家的世界，并不是那样的。而且，也没那么容易就能成为大学的助教啊。……如果参与学生运动，就会遭教授怨恨。即便习惯了这种环境，但就此默不作声，轮流等待自己出人头地，这可真令人难以忍受。我不要那么做，不想当那种板着脸内心毫无感动的科学家。」之后，大原以理学部罢课实行委员的身分，成为东大全共斗的运动者。

同时期，也经常可见因过往对医学部斗争「见死不救」而抱有罪恶感的声明。都市工学科志同道合的十四名硕士连署，于六月中旬提出的传单中表示，「沉浸于甜美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竟让医学部同学诸君陷入孤立，这形同是共犯，强化了对他们的镇压」，「首先必须声讨的，就是放弃抗争的我们自己。」[212]大原纪美子在引入机动队后不久的班会讨论上，面对民青派运动者指责无视班会决议而执行占领一事，回应道[213]：「使他们陷入孤立的我们，一样必须负责。我们没办法指责他们的做法。」

助教们也有同样感受。由青木保及其他十名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连署，于七月三日提出的唿吁中也如此主张[214]：「透过本次以引入警队为开端的危机状态，我们也首次深刻意识到『自治』的实情，了解到校内的统治何等腐败与颓废，这也让我们下定决心要认真对此进行抗争。我们无法否认自己的精神内部存在着渴求怠惰的颓废，这才让医学部诸君陷入孤立。」

这篇由东洋文化研究所志同道合的助教发表的唿吁，以「偶尔也把潜藏内心的想法一吐为快吧」作为开头，接着表示「藉由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做了一个选择。」研究生和助教反抗教授，必然觉悟到自己可能失去研究者的前途。而这篇唿吁的结尾为「我们寻求连带，而不畏惧孤立。不惜力竭倒下，也拒绝未尽全力而失败。」这一段话在东大斗争中广为流传。

根据当时的杂志报导，提出此篇唿吁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们，原本策划要给校长提出由志同道合的教授们收拾事态的意见书，但因教授们半途而废而导致此计画失败。对教授们选择明哲保身的态度，愤怒的助教们批评教授「你们根本就是紧抱着教授自治会的残骸」，并放弃与教授对话来解决问题，决心支持学生与研究生们的斗争[215]。

这篇唿吁引起了研究生和助教的广大共鸣。日后成为助教共斗核心人物的教养学部助教最首悟，于一九六九年的座谈会上表示[216]：「可以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唿吁。这篇唿吁始于『偶尔也把潜藏内心的想法一吐为快吧』，以『寻求连带而不畏惧孤立』为终，而我们运动观的核心，正可以『寻求连带而不畏惧孤立』来一语道尽。」

在东大斗争的整个时期发出的文宣品，日后由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等人汇整，于一九九四年将全二十三册（收录约五千件的传单、手册）的资料集捐赠给国会图书馆。但根据最首悟于一九九八年的说法，「山本义隆后来收集成册的传单，真的只是几万分之一啊。」[217]

如后所述，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教养学部进入无限期罢课，最首悟回忆甫罢课后的状态[218]：「助教们突然变得开朗，奇妙地开朗，有一种解放感。学生的传单如潮水氾滥，但又如朝露般消失。数量是如此庞大。大家想表达的意见，就是如此巨量。涂鸦也不少，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东大的学生、研究生和助教积累了各种不满。安田讲堂攻防战后，採访东大斗争的报纸、杂志、广播等记者座谈会上，某记者表示，「要说量产型教育是原因，我认为在东大并不准确。」[219]在东大，大学生虽也对量产型授课有所不满，但研究生与助教对此并无特别不满。

接着以引入机动队为契机，这些潜在的不满一口气爆发。当时以团体或个人名义大量发行了胶版印刷的传单、手册及立牌看板等。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的唿吁，开头的「偶尔也把潜藏内心的想法一吐为快吧」，正是此状况的象徵。

如前所述，本乡校区对学生运动的管制相当严格，集会必须申请，而若未取得学生部许可，立牌看板与传单也无法发行。但根据前述记者座谈会，至六月左右为止尚有取得许可，但之后规则便一点一滴地崩毁。[220]

此外，在记者座谈会上，有人将立牌看板、传单、以手持麦克风进行鼓动演说这三者称为「他们的微媒体」、「抵抗式媒体」，之后又如此叙述[221]：「在那种封闭社会中，微媒体的威力相当庞大啊。特别是这并非一种单向赋予的伪沟通。也就是说，并非事先决定由谁发起述说，并由已确定的谁聆听，而是随时有机会成为发言者的沟通。」

立牌看板、传单、麦克风演讲、涂鸦等，即是「随时有机会成为发言者」的双向性沟通，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便是类似网路或部落格之类的功能。透过这些媒体，大量的词汇氾滥满溢，给人一种「有这么多话想说吗」的感受。

在此状况下，校方引入机动队的六月十七日之夜，由六月十五日参加反越战游行的研究生为核心之九个团体，联合组成了全学斗争联合（全斗联）。此组织与之前的自治会组织不同，乃「允许个人和团体自由、自主参加之新战斗组织。」[222]

组成全斗联的契机，是听闻占据安田讲堂情报的东大学生、研究生，在六月十五日游行结束后约有百余人举行的集会。对于竟能在管制严厉的本乡校区举行集会，大原纪美子写下心中的感慨[223]：「总结大会上，由首次组成一队的新闻所研究生与各系所研究生激动地谈论着抱负。虽然仅有一百余人，但却能渐渐看到，即便在本乡也有建构群众运动的希望。」

参加六月十五日反越战游行的研究生与助教中，许多人也参加过六○年安保斗争、一九六二年的大管法斗争和一九六五年的日韩斗争等运动。他们自一九六六年左右起，成立了「东大反越战会议（越反会）」、「东大青年研究者会议」等团体。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也是东大反越战会议的成员之一[224]。

根据柏崎千枝子的说法，六月十五日聚集的研究生、助教约二十五人，于六月十七日自主集会，在学生大厅对话之后，成立了全斗联作为研究生的抗争组织。但柏崎表示，全斗联「到了日后竟成为积极推动东大斗争的核心组织，这点当时作梦都没想到。」[225]

他们之所以建立全斗联，是因与研究生自治会互相合作的东院协（东大研究生协议会）被民青所掌控，而他们为了站在批评民青的立场进行活动，方成立此组织。因此全斗联成立之际也确认「今后亦将持续批评民青，特别是批评东院协」的要项[226]。他们这种忽视民青掌控的自治会，由志同道合者组建斗争组织的举动，最终引导出七月五日东大全共斗的成立。

七月二日夜间，全斗联由数百人组成「本部封锁实行委员会」，再度封锁了安田讲堂。对校长会见抱持不满的全斗联加上四三青医联、决议展开罢课的文学部、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研究生等罢课实行委员会等约百人，夜宿安田讲堂讨论时，演变成占领整个讲堂[227]。

占领隔天的七月三日，以「工学研究所斗争委员会」之名发出的号召中，指出校长会见以后进入「胶着状态」，「陷入一种有可能丧失战斗意义与今后目标的危机」，而「在此危机阶段」有必要「展示明快的战斗姿态与方向」[228]。此处可以见到学生们在总算实现校长会见（大众团交）后，却无后续的行动方针，在此侷限下感受到一种斗争将无疾而终的危机意识。

然而此次重新占领的方针，东大内的新左翼党派却很少有人表示赞同。因不满六月二十八日的校长会见而夜宿的学生之中，也有掌控教养学部自治会的构改派，掌控文学部自治会的革马、四三青医联执行部核心的社学同等新左翼党派成员。但根据社青同解放派七月五日发出的宣传，构改派提出「因〔普通学生〕不乐见本部封锁，群众运动将崩毁，败给民青的反托洛斯基宣传活动」，革马派则主张「九月封锁」[229]。

与山本义隆关系很好的《朝日新闻》记者宇佐美承于一九七○年写道[230]：「强硬主张」重新占领安田讲堂的「全斗联传出其中有旧反越会成员，特别是山本君，因此反帝学评〔社青同解放派〕之外的新左翼党派，表现都十分冷淡。」

宇佐美把这次重新占领形容为「疯狂的战术」。在擅长盘算战术的运动者看来，于全校支持度不高的情况下重新占领，只不过是种自杀式的行为。根据山本的说法，在安田讲堂的一个房间中，从七月一日晚上八点至隔天早晨五点，众人进行了九个小时的激辩，最终由全斗联等为核心实施了封锁[231]。

民青方面自然不认同重新占领。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发出声明，批评「所谓『本部封锁实行委员会』组织，是与各学部自治会完全无关的『私下组织』，关于战术决定，不具任何正当的权限。」而且「封锁是在蹂躏自治会民主主义下强制而为」，有可能再度引来机动队，破坏「大学自治」，指责这是「没有展现任何胜利前景的，毫不负责的方针。」[232]

但全斗联则诉求，「指责我们的诸君有提出其他任何解决方案吗？希望他们回答这个问题。透过请求教授，学生就可以参与大学行政，他们是认真这样觉得吗？」[233]「支援实习医师、学生的东大医师之会」唿吁中则诉求「有人叫嚷『做得太过头了』、『这是暴力行为』。然而，既无权力，又无地位的实习医师与学生（包含我们在内），能够採取的斗争手段又有多少呢？」[234]

未隶属新左翼党派的学生当时被称为「非政治」学生。而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中不隶属新左翼党派的研究生们自称是「非政治—激进派」。此词汇最终改称「无党派激进派」，并在东大斗争以后成为定称。

前述七月三日工学研究所斗争委员会提出的唿吁中，诉求「站在非政治—激进派的立场」支持重新占领[235]。文中主张「透过展现明确的抗争姿态，我们向前迈出一步，并藉由这样的手段迫使我们每个人重新做选择，质问我们自身，并将全校罢课的态势赋予新鲜感」，并「希望每个人都能思考多元的抗争方式。」

此唿吁的特徵在于「本部的办公用品几乎全已搬至中央图书馆」，此外，也认定重新占领安田讲堂，其意义不过是表现「我们的战斗意志」罢了。安田讲堂的二度占领，并非政治性的战术，而是为了逼迫普通学生选择是否参加斗争的手段，被当作一种表现行为来执行。

这样的旨趣在七月至八月举行的杂志座谈会上获得更明确的阐述。会上全共斗派的研究生们表示，「封锁本部」是为了「赌上我们自身的存在来打造斗争」的一种「思想表现」，主张那并非「战术判断」。因此，大学斗争是「为了夺回我们自身」的斗争，「我们的目的在于将我们自身融合为一个主体。」[236]

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得知，七月二日重新占领安田讲堂，是基于三个目的而实施。第一，是作为展现自身「存在」的「思想表现」。第二，一如「夺回我们自身」、「将我们自身融合为一个主体」等表述，是为了确认认同。第三，透过这种「抗争姿态的展现」，「迫使每个人都做选择。」

从中可以端详出欲从「现代的不幸」中脱离的想法，但缺乏瘫痪大学本部功能的政治前景。这样的做法，会被身为政治组织的新左翼党派或民青视为「疯狂的战术」也是理所当然。

这种缺乏政治前景，亦即所谓「存在论式」的斗争态度，成为东大全共斗的特徵。此前的大学斗争，要么反对调涨学费，要么打倒「古田体制」等，皆是为了实现具体诉求或达成协议而进行。在这类斗争中，学生虽寻得「主体确立」或在意志表现上获得欣喜，但那并非斗争的目的，而仅是副产品。

然而如后所述，东大全共斗则是坚持「确立主体」或「思想表现」的斗争，拒绝达成任何政治上的协议。这种态度是东大斗争与之前大学斗争相异之处，并以东大斗争为转捩点，成为全共斗运动的特徵。

接着，与新左翼党派的预测相反，普通学生对再度占领并未出现反弹。七月三日的工学部学生大会与教养学部代议员大会上，占领安田讲堂获得支持，如前所述，工学部从三日至十日进行长期罢课，而教养学部决议从五日起展开无限期罢课。此外，各学部、研习课、班级等陆续出现支持占领安田讲堂的唿吁[237]。非政治性的战术，以「确立主体」为目标之「思想表现」的占领，给在经济高度成长下面临「现代的不幸」之学生们一种鲜明强烈的印象。

根据当时的学生神水理一郎在日后书写的回忆录小说，以作者为原型的大一生如此描述他参加七月五日东大全共斗成立集会后的印象（关于此集会将于后文叙述）[238]：

他是听到「产学合作」这个词汇，便想着「学问要在现实社会中派上用场，不就是要对企业有所帮助吗？」这样一个全无左翼色彩的学生。面对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他的朋友也冷淡地表示「不过就是过激的家伙自暴自弃的暴行吧。」不过，当他受同班运动者的邀约前往集会一探时，「突然察觉至今当成耳边风般的词语，竟是攸关生存的根源性设问。胸中涌起一股热意，开始觉得自己也必须做点什么才行。」此处可以窥见，追问「确立主体」的表现行为，对学生而言是如此具有魅力。

当时是大一学生的伊藤千寻，日后如此描绘一九六八年六月至十月校内各处举行讨论的情景[239]：「『那么，你会怎么做！』手指着对方互相这么说。比起批评这批评那，首先自己试着实际行动，这是在诉求对方的主体性。没有人逃避这个质问。大家都认真地回答『我会如何如何做』。」前述的记者座谈会上，「问全共斗的人们时，他们表示，我们最注重的问题就是主体性，每一个人如何转变、如何接受，把这样的主体性放在一切的起点上。」[240]

当时的文宣品或全共斗派学生的发言中，充满了大量「主体性」、「自我解放」的词汇。例如，工学研究所的同志针对六月二十日罢课提出之诉求中，即称此斗争是「自我解放的战斗」[241]。全斗联在七月三日重新占领安田讲堂后立刻发布的诉求中，表示占领「正是我们的自我解放宣言。」[242]七月十一日新闻研究所研究生自治会提出的传单中也高唿「从自己的内心夺回整个状况！」[243]

而在七月四日文学部同志提出的传单，揭示了「追寻普遍性的自我权力！！」口号，有如下主张[244]：

我们，与那些依动员人数多寡判断「斗争」「胜利或败北」的所有组织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好玩的齐唿口号或愉快的示威游行后，还是得回归生活。──租屋处塞满了该洗的衣物、应该汇入的款项是否入帐、仅剩三天份的餐费、失恋了或怀孕了、是否成功就业、毕业论文的目标完全还没确定，既美好又无趣，既出色又拙劣的，我们的生活实际状态，当下，就在此「斗争」的背后，俨然存在。

我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否比民青、构改派的（幼稚园的）理论更加强烈？

我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否比三派的（杂菜粥）理论更加一无是处？

我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否比革马（「原则性」的）理论更加根本？

诚然，诚然而且诚然。……

与没有任何感性，不带任何思想性的民青不同，「我们」应与全学共斗会议连带。……「我们」不能把「斗争」限定在完全撤销惩处等等吧。而今日，「我们」绝不被「○○××」的组织收编，若希望成为具体的我们，就应该採取行动。

没有「不该做的事情」──因为所有事情都被许可。

应该〔也〕享受任何组织的「混乱」──因为能有更深的连结。

无论什么样的自我发现的细节，都可以化为自身的意识，直到能觉醒为止，觉醒──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快乐。

把我们现实的个别之「生」，客体化到极限，如此对「○○XX」进行根本性的超越，就足够了。

就是这样，我们树立起「命题」。

树立起自我权力吧！！

直至无以名状的时空为止，在这茫然相通的过渡期中，个别树立起普遍性的自我权力吧！！

这张如诗的传单提到「无以名状」，「我们现实的个别之『生』」等，表明拒绝被整併到包含新左翼党派理论在内的既存言词中。斗争的目的不能限定在「完全撤销惩处」的政治目的上。我们不是要实现那种政治目的，而是作为「个别」且「普遍的」实际存在，追求与他者「更深层的连结」，因此才参加「我们的斗争」。

摸索着找出新语汇，表达新左翼党派等既存用语无法表现的愿望，这样的过程贯穿着整个东大斗争。因此，大量使用创新词汇、强调标记和引号的传单与看板，在东大斗争中被大量生产。

参加这种斗争时，与具体的要求是否获得实现并不相干，只求从中取得自己「活着」的实际感受。教养学部二年级的桥爪大三郎于一九九五年如此叙述[245]：「校内的情势以令人眼花撩乱的速度在改变。如此一来，不断翻页的日历也就不再与自己无关，能够获得『因为自己的行动而使时间、空间都产生改变』的感觉。与之前中学、高中及管理主义教育相较，确实感受到『活着』的感觉。」

大原纪美子也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写道[246]：「六月斗争扩大后，出席上课成了比以往都更难忍受的义务。斗争发展中的课堂，犹如长了霉菌般失去了活力。我们自己打造出的斗争，其乐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

在七月三日代议员大会上决议进入无限期罢课的教养学部，以自治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宣言。内容指出，在街垒内举行自主讲座，「我们为了战斗的胜利，本日起将开始学生的自主管理」，「与日常的、失去综合性与有机性的授课内容诀别，我们将依靠自己的力量打造讲座。」[247]而经济学部研究所经济学研究科自治会认为「学部自治论已然只是陈旧的外皮」，而把建立以学生为主人公的大学自治称为「大学革命」[248]。

从这些宣言和发言中可以看出，对他们而言，斗争不是为了达成具体目标的政治性行为。这些文字中，几乎未曾对校方提出具体的要求，书写的皆是「夺回我们自身」、「活着」、「自行创造出」等，以一种获得生存实际感受的表现行为，礼赞着斗争。重新占领安田讲堂这种「表现行为」，高明地抓住了学生们的心理。

如此，从改善实习医师待遇的具体「经济斗争」为始的东大斗争，以重新占据安田讲堂为转捩点，转变为在经济高度成长下面临「现代的不幸」的青年追求「活着」实际感受的表现行为。也可说，若非如此，改善实习医师待遇这种特殊的斗争，就无法发展成席卷全校的斗争。但与此同时，相较于日大那种无论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与被压抑的「近代的不幸」做斗争，东大斗争却包含了未能让当时社会理解、无法获得舆论支持的要素。

占领的安田讲堂被当作东大斗争的本部加以活用。七月五日，安田讲堂前聚集了约四千名学生、研究生、助教，确定成立「东大斗争全学共斗会议」（东大全共斗）[249]。全共斗的组成，六月二十八日起即由全斗联提议，于七月五日的集会上做出正式承认[250]。

根据当时的报导，东大全共斗组成时「主力为研究生」。[251]助教们也组成了助教共斗。最首悟回忆道[252]：「六八年七月，全校约一百名助教聚集。那可是划时代的事情。今日难以想像当年的状况，助教的存在、立场相当微妙，他们的名字几乎不会出现在人们眼前。如果名字和脸被人知道，就完蛋了。会正式露脸、说出名字的，只有我而已。」

不过，当时的学生们并没有「死守」安田讲堂的想法。参加全斗联的川岛宏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写道[253]：「去年七月二日封锁讲堂时，我们并没有绝不放弃的想法。排除钟楼里的官僚，瘫痪大学的中枢机能，接着把学生大厅当作斗争的本部，充其量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七月一日提及全斗联重新占领的文章也指出，解放安田讲堂的学生预定使用学生大厅，「并无固守城池的打算」[254]。一九六八年七月的某杂志中报导学生的「重新占领，打算持续到暑假结束」，能理解学生并无长期占领的意图[255]。其他报导称，七月上旬，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与研究生谈及现在的斗争已是「最终的局面」[256]。

封锁之后，学生在记者会上说明占领的意义。当时的某记者根据许多大学放暑假后到校学生减少，运动因此变得迟缓一事，认为「简单来说，为了防止暑假中斗争萎缩，所以打造『战斗据点』，将其物质化。」安田讲堂的入口挂起「除了民青之外，讲堂解放给战斗的学生、研究生、职员」，而「解放讲堂」中也聚集了许多学生[257]。

这一重新占领获得普通学生的支持，给抗争学生带来心理上的余裕，而没有重蹈六月占领时的破坏行动。当时的周刊杂志如此报导：「乘势而起的学生们，也有效地『踩煞车』。本部下达『建立街垒时不可破坏物品』、『不可对私人物品出手』、『遵守革命军的规律』、『整理整洁』等指令，学生们的神情也十分开朗。」占领初期「讲堂内有学生下围棋，立刻被指责『太松懈了』」[258]。当时的口号也是「开朗、正确的占领」[259]。

川岛宏也回顾一九六八年七月时的情况[260]：「即便是街垒，也只是作为象徵的街垒，极为粗糙，机动队只要两、三分钟就能攻克吧。就算〔为了建筑街垒而〕堆叠桌子和置物柜，内心深处也留意不要造成破坏，之后还得归回原位。」山本义隆也记道，「办公室全部封锁，除了移动置物柜外不碰触任何东西，只解放了讲堂、会议室、校长室、事务局长室。」[261]

东大教授们则试着说服学生。七月四日，约四百五十名教授聚集安田讲堂前，唿吁学生们解除街垒，进行对话。如第六章与第七章所述，在早大斗争或中大斗争中，即便这些说服相当无力，但大多数场合还是会进行学生与教授的讨论会。

但东大全共斗却未展现这种态度。他们的反应是，「我们不是在追求对话。是否回应大众团交、是否完全撤销惩处，我们希望这些事情必须先澈底解释清楚」，「医学部的问题遭搁置近半年，现在才要对话，简直是荒谬。」[262]

占领安田讲堂的学生们藉由传单与立牌看板等自身的微媒体，诉求占领的正当性。他们厌恶大众传媒，称之为「布尔乔亚报导机构」、「布尔新（闻）」等。特别是八月二十九日发生了《读卖新闻》记者「遭暴行」事件[263]，更加深了他们对媒体的不信任。

此事件也如往例，当事者双方各执一词，事实如何已无法判断，事件大致如下。八月二十八日，东大全共斗举行名为「粉碎医学部毕业考」的集会，与医学部当局进行团交。全共斗称，此时学生方并未持角材，也未对教授们施加暴行。然而，隔天《读卖新闻》却刊登了标题为〈手持角材的「大众团交」〉之报导[264]。

当《读卖新闻》记者前往学生们自主管理的医学部图书馆採访时，愤怒的他们质问记者。根据《读卖新闻》的主张，此时记者遭学生施暴，匆忙跑到本乡的本富士警察局后入院。同时，根据全共斗的主张，他们虽然抓住该记者要求解释，记者却突然挣脱学生逃走，虽然有些摩擦，「但最后他举起一只手说了声『掰』，就微笑地回去了。」

现已无法确认哪一方所言是事实，但《读卖新闻》将此「记者遭暴行事件」大肆报导，在专栏里写着「群殴採访记者，这种行径宛如报导黑道争端的记者被对方当作小弟迫害。」因为这个事件，九月警方对医学部学生发出拘票，十月十四日于校内执行逮捕。同时东大全共斗对读卖新闻社送交抗议书，要求「立即订正扭曲事实的报导，撤销『告发』，向我们道歉。若拒绝则认定为敌人，之后将拒绝任何读卖新闻社的採访。」

此后，全共斗的学生经常咒骂新闻记者「布尔新滚回去！」等。据前述的记者座谈会称，「新左翼党派的学生因有政治上的打算，有时会对大众传媒示好，为了利用而展现积极配合的态度，但无党派激进派，却对媒体展现出最强力的反弹。」[265]

此外，东大全共斗也要求採访者的「主体性」。根据八月初的杂志报导，《东京大学新闻》的学生记者打算在安田讲堂内採访时，在入口遭到拒绝。拒绝记者的学生如此对他说[266]：「你们只以第三者的角度观看斗争。你在执行记者任务前，不应该先认知自己是东大学生吗？」他们无法接受「第三者」的态度，若无法答出「自己将怎么做」，就不被允许进入安田讲堂。普通的报纸记者或杂志记者中，也有许多面临同样状况的案例[267]。

如此一来，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似乎证实了先驱性论，亦即由有战斗意识的分子打开局面。然则事态并非如此单纯。以下为了说明，将稍微进行回溯。

首先，普通学生不必然喜欢新左翼党派或医学部全学斗的斗争态度。六月十七日引入机动队时，普通学生虽对校方片面引入机动队，破坏「大学自治」感到愤怒，但不必然支持全学斗占领讲堂的行为。

根据一九六九年二月NHK进行之东大学生问卷调查，对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引入机动队表示反对的学生高达七十三．○％[268]。但反对机动队的大部分理由为「对轻率引入机动队的大学当局的缺乏见识，感到愤慨」、「无法容许侵犯大学自治」，而「同样不容许打压医学部斗争」则只有九．七％。这个数值，远比赞成引入机动队的十九．七％（主要的理由为「为驱离部分学生的不法占领而不得不如此」）低上许多。

如前所述，医学部全学斗在六月十五日封锁安田讲堂时，称大学为「幻想共同体」。校方引入机动队后，工学研究所学生同志旋即提出的诉求也主张，引入机动队破坏的是「『大学自治』的幻想」，暴露所谓的「大学自治」不过是由教授会进行统治罢了[269]。

确实，「大学自治」不过是教授会的统治这种想法，或许已经扩及到医学部的实习医师或工学部的研究生等处，但若此想法亦普及至普通学生，那么他们即便对引入机动队破坏「大学自治」感到愤怒，运动气氛可能也不会如此高涨。

前述六月二十日安田讲堂大集会上，也已蕴藏着问题。实际上到前一天为止，自治会中央委员会的民青派运动者以及包含各新左翼党派成员在内等，日后成为全共斗运动者的人们尚在各自准备自身的活动，至二十日当天达成妥协才变成统一集会[270]。而集会上民青派主张「守护大学自治」，全共斗派则提倡「应守护的自治早已消逝」，结果议事的推进一片混乱[271]。

讲台上，要求「大河内校长辞职」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与批评社学同占领安田讲堂的民青派运动者争相发言，互相抢夺麦克风。普通学生「见到戴着头盔的学生上台拿麦克风，众人便嚷嚷着『摘下头盔』，该名学生迫于压力摘下头盔后，台下一片欢声雷动。」[272]见到其他大学头戴头盔的社学同学生身影，普通学生更是齐喊「其他大学的学生滚回去」，将其驱离[273]。

参加这场集会的大原纪美子描述，「学生大众既不接受新左翼党派之间丑陋的争端，也不愿被任何党派所利用。」而根据大原的说法，医学部学生一上台阐述医学部斗争的原委，台下学生也冒出「我们不是为了支援医学部的斗争才来的」[274]。不少学生对引入机动队感到愤怒，但并不关心医学部的斗争。

民青与各新左翼党派的争端变得愈发激烈，议长团陷入混乱。在无法决定今后行动方针的状态下，仅议决「声讨引入机动队」、「让校长回应大众团交」、「完全撤销医学部惩处」三点[275]。约六千名学生只是在安田讲堂前静坐到黄昏时分。之后，民青派与全共斗派再也没同时举行共同举办的集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由东大全共斗编纂之《在堡垒上打造我们的世界》中，如此叙述此次集会[276]：「无法把不从事抗争的民青派指挥部从议长团中排除，口号中也无法加入类似行动指令的内容。从而，全校聚集而来的六千名同学，他们的能量，那股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击向大学当局＝国家权力，变成以所谓『盛大的零』的状态扩散。」

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六月的此时，日后组成东大全共斗的运动者们，是否已考量到以「六千名同学的能量」打击「大学当局＝国家权力」，仍值得存疑。从东大斗争初期便展开採访的内藤国夫，在一九六九年如此写道[277]：「去年春开始的这个『个别东大斗争』，至少到去年〔六八年〕十一月底为止，连共斗会议的学生都没考虑过与『七○年安保斗争』直接连结。只有这点可确认无误。」

根据八月后半的报导，杂志记者询问在安田讲堂的学生「许多意见都认为学生借大学现代化之名，实际上却朝安保修订的七○年筹组斗争。」但学生的回答是「现在的东大斗争尚未脱离校内斗争的领域」，「对七○年的展望，还在摸索中吧。」[278]

若八月后半的反应是如此，那么一九六八年六月时，无法以「六千名同学的能量」打击「大学当局＝国家权力」的叙述，只能理解为是由一九六九年东大全共斗的余党在编辑书本时事后加上的。即便六月二十日的集会上提起这样的方针，能否获得普通学生的赞同，仍是个疑问。

六月二十日的集会同样是貌合神离的状态，此状况于六月二十八日的校长会见中再度上演。赶来会见的普通学生对着戴头盔的医学部全学斗成员齐吼「脱下头盔」，迫使对方脱下。而当校长上台时，普通学生拍手欢迎，而学生运动者却不满地表示「为何要拍手。」[279]

校长会见的结果，「连那些打算拍手对大河内表示拥护的学生，也觉得这实在太荒唐，最终爆出大笑」[280]。普通学生们对校长会见的情况感到失望，也是因为还相信东大校长的权威，才会先给大河内拍手。反之，若从一开始便不承认校长的权威，那应该既不会觉得失望，也不会感到愤怒。

而医学部全学斗内部也出现了微妙的对立。如前所述，大河内提案把粒本的惩处退回重审，而粒本已经打破医学部全学斗的公约，对校方的事件调查做出回应。医学部的学生委员长等人，把粒本软禁了九天并不断质问他。根据粒本的说法，最后学生委员长终于说出「你说的好像是真的」，「大概会撤销惩处吧」。[281]

十七名遭惩处的医学部学生，仅有粒本没有隶属新左翼党派。而粒本接受调查一事被视为一种背叛，遭到全学斗的批评。在校长会见上提议仅把粒本的惩处发回重审时，运动者们也喧嚷「喂！粒本！站出来吧。只有你一个人当好孩子，这像话吗？」[282]

七月二日由全学斗重新占领安田讲堂后，教养学部追随已决议进入无限期罢课的文学部，于五日也进入无限期罢课。只是这些行动，从某些方面来看，实在不能说是普通学生坚定斗争意志下的产物。

教养学部的某大二生表示，所谓七月初「是新鲜人〔对大学的〕幻想破灭的时期，加上也是接近暑假」的时期，因此学生们很容易赞成无限期罢课[283]。神水理一郎也记道，「反正七月后便几乎没有上课，学生们的心情是，早点放暑假也算赚到。等暑假结束进入九月，罢课也大概会结束了吧」，学生们充满了「乐观的气氛」[284]。

教养学部的代议员大会也谈不上热烈支持全共斗。六月二十五日举行的教养学部代议员大会上，针对限期罢课是否延长，构改派、民青、社青同解放派的提案全遭否决[285]。许多代议员对于二十日的集会又成了党派斗争而感到厌烦。

教养学部决定无限期罢课，是在七月三日的代议员大会上。如同註释中所记般，内容因叙述者不同而有所出入，不过根据柏崎千枝子的手记，此大会似乎成为民青与新左翼党派相互竞争的状态[286]。

如前所述，教养学部在六月的选举上由构改派的候选人当选自治会委员长，但自治委员会仍属于民青派。而引入机动队之后决定的限期罢课实行委员长，则属于社青同解放派。构改派和社青同解放派，以及隶属社学同ML派的柏崎，为了通过无限期罢课的决议，四处游说出席代议员大会的普通学生。

结果，七月三日下午两点举行的教养学部代议员大会聚集了近七百人。但社青同解放派的罢课实行委员会提案、构改派的自治会委员长提案、民青的自治会常任委员会提案，任一个都未能过半数。此时社青同解放派与构改派联手，双方合作提出无限期罢课的紧急提议，终于获得通过。

接着构改派运动者提出将民青派自治会常任委员全数罢免的动议。根据柏崎的手记，民青的运动者们主张动议的提出方式有程序上的问题，但觉悟到没有胜算后，「打破会场窗户，冲撞入口负责管理的人员，企图逃亡。」柏崎推测这是基于自身加上同情派的人离开后，代议员大会的定额将不足，如此可使罢免提案无法成立。之后，自治会常任委员罢免动议获得通过。代议员大会结束时，距离召开已经过了十二小时，来到凌晨两点。

于是，在歷经艰辛后，教养学部支持全共斗的无限期罢课提议。不过，由于普通学生认为最后将引来机动队的决议在程序上不具民主性而有所反弹，所以特意採取代议员大会决议的民主程序通过罢课，这背后，似乎有进步分子无视形式民主主义，以行动打开局面的痕迹，亦即以先驱性论的模式来推动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