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高桥的调查，当问及学生运动者们有何烦恼时，得到如下的回答[111]：（一）经济问题（十六％）；（二）没有自由的时间（八％）；（三）身为领导者的各种问题（十六％）；（四）人类主义的各种问题（十％）；（五）自己的将来（十六％）；（六）与家人的关系（十一％）；（七）其他（十六％）；（八）无（六％）。

回答抱持对人的烦恼者，三派系（五十二％）与构改派（四十三％）居多，革马派或民青则很少，高桥举出，这是因为每个新左翼党派都对自身未来有不同的想像。

针对自己的未来一事，在高桥的调查中，民青派运动者回答「进入研究所或知识性职业」者达三十六％，与其他派系相较高出许多，其中回答「即便就业后仍旧持续社会运动」者达四十三％，这两个回答加起来占了近八成。这是忠于共产党指导的未来想像，即学生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储备军，身为此等身分当勉励向学，就业后肩负劳工运动的重责。总而言之，民青派的运动者无论是想从事知识性职业，或继续劳工运动，皆以在当前社会体制下持续进行活动为前提。

相对于此，革马派回答「未曾考虑就业」者占三十六％，回答「不就业继续做社会运动」者也有二十七％。其他派系中，这种回答若不是零就是仅有个位数的百分比。革马派回答拒绝加入当前社会体制者，合计达六十三％，许多人发言表示「不参加就业什么的，要在打造先锋党的过程中找出自我」；「一直当学生，留下来在学生运动领域中再搞个六、七年。」

革马派虽然重视劳工，但学生运动者比起加入劳工运动，对自我的「主体性形成」更具热诚。高桥形容革马派「都信奉着这样的教义，即人生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将自己锻炼成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基于此等决心做出的自我将来想像，给人一种他们抹除『小市民式的』各种感情之刚直形象。」

如此，民青是在现存社会中持续进行踏实的活动，革马派则切断与现存社会的关联澈底专注于形塑自身主体性。与此相对，三派系或构改派的运动者们并未达到拒绝就业这种程度的觉悟，许多人都抱持着不知何时得放弃社会运动参与就业的烦恼。但高桥追加指出，他们还抱有「一直以来进行激进社会运动的自己，能够获得正常的就业机会吗？就算给自己这样的机会，自己能追上一直专注于学习的人，突破难关吗？」的不安。

一九六八年初，採访中大社学同运动者的评论家如此记录他们的发言[112]：「加入社学同搞自治会活动的人，即便毕业仍是加入工会运动。社学同的基本组织是出版《战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同），因为身为同盟成员、运动者大致都被校方记录在册，所以只能进入中小企业，至多在东京都厅或各地方县厅供职。」即便如此，先不论中核派的运动者，位于底层的运动者或运动同情者仍可能进入因经济高度成长导致人手不足的大企业。

对于抱持此类烦恼的中核派与构改派的学生发言，高桥举例如下：

「大家口中骂着『为了求职而伪装转向』，但一到大四就突然戴起了面具。我不是不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不知何时面具将嵌入肉里，成为《假面的告白》的状态，对此感到相当恐惧。这是对自身的恐惧。怀疑自己能否适应社会。」（中核派学生）

「老实说，每个运动者都会冒出想随波逐流的想法，不是吗？虽然有点自我辩解，对我而言『冷静透澈的革命家』什么的，令我感到恐惧。偶尔也会思考，拿这种标准来严格自我要求，究竟为的是什么？」（构改派学生）

高桥表示这「完全不是『革命家』的伦理，而是一般『公民』」，并附带评价道：「我对他们的精神结构中，『革命家』与『公民』持续保持平行，彼此间既无对话也无相互作用感到遗憾。」

换言之，他们到大三为止虽然身为「革命家」，但一到大四就趁求职的机会变为稳健的「公民」，但对内心的「公民」与「革命家」如何相互作用却欠缺意识。因此他们的「革命行为」仅爆发至三年级，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被接受为「公民」之故。

根据高桥的说法，他调查的东京与关西自治会干部，半数以上是二十一岁的三年级生，四年级属于少数，超过二十四岁的仅有三％。针对此结果，高桥记道「这证明面对就业和毕业论文，存在着『四年级就引退』的惯习。」[113]铃木博雄也说明「就我所知有些学生的案例是这样的：大二、大三、大四（上学期）都在从事学生运动，而且在这方面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大学学分却不太够，因此到了大四下学期，某天便突然开始出席课堂、进出图书馆。」[114]

铃木继续说明，中核派的运动者几乎没空出席课堂，因此学分的修习状况普遍不佳。据铃木称，他所调查的学生运动者修得的学分「大部分只有同年级普通学生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而且许多都是在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之前取得的。」考试的部分，许多人「靠着同情者或朋友的帮助，借来笔记，总之想办法度过考试。」[115]

不过从素质上而言，他们大多是优秀分子，根据铃木的调查「高达三十％的学生运动者录取成绩为前一百人，如仅从录取成绩来看，可说是优秀的学生。」高桥虽未触及成绩，但也承认一般而言「运动者的感受性很强」。铃木又提及，「属于录取成绩前一百名等级的学生运动者，往往成为理论的领导者」，「一百名以外的学生运动者则成为行动的领导者」，但此调查并无实证背书，因此难以定论[116]。

高桥也针对运动者如何看待大学课程进行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学生运动者对今天的大学授课内容感到满意。」但高桥与铃木不同，他不认为运动者都放弃学业，而是因不同的新左翼党派而有不同的对应状况[117]。

首先是民青的运动者，他们经常出席课堂。一九六八年三月的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中刊登了〈民青同盟成员要更勤于学业〉的文章，指出学生民青同盟成员将来要成为率先领导人民的进步知识分子，故不该放弃学业。即便现存大学的授课内容是「布尔乔亚式的学问」，也必须从批判性的角度吸收，成为形塑自身理论的精神食粮。高桥的调查指出，八十六％的民青运动者回答「虽〔对授课内容〕感到不满，但仍积极吸收。」

构改派的运动者虽较民青少一些，但仍有五十七％回答「虽感到不满，但仍积极吸收」。这展现出此派重视理论的态度。

而同样重视理论，但大部分成员只信奉自家派系黑田哲学的革马派，面对授课回答「作为批判对象吸收」者远超其他派系（四十七％）。亦即，透过自家的理论澈底批评教授的授课，藉此锻炼、形成自己的理论。高桥的调查中，某革马派的运动者回答道：「对现在的大学教育抱有期待，那根本是种幻想。形式上只将其当成反面教材和自身学习的契机。简而言之，就是当作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象。」

根据高桥调查的结果，上述三个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虽对课程有所不满，仍旧出席课堂。而如铃木所言，热中活动而几乎不去上课的运动者，以重视街头行动的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三派居多。根据高桥的说法，此三派运动者回答课程「没有意义所以拒绝参加」者达五十七％。在高桥的访谈中，这些派别的学生有如下回答：

「大学中可学到的东西，不过都是抽象论式的罗列知识，或者缺乏关联性的片段知识的大杂烩。这样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实施这种教育的教师虽然还是被称为老师，但即便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直把上课当作赚取就业用成绩的学生，也会对这种老师感到反感吧。因此，我觉得现在不去上课代表着我们的存在意义。大学生应该主动持续学习，而不是等待被教导的被动者啊。」（社学同学生）

「现在的大学教育就是培养上班族的工具，没办法给我的生存方式带来指导和刺激。完全就是知识的专门奴隶，如果不能给我全盘的认知，就毫无意义呀。」（社青同解放派学生）

这三派中，特别是社青同解放派把大学定位成「透过产学合作，成为专为垄断资本培训人才的机构」，上述解放派的学生发言，便是这个新左翼党派学生的典型回答。上述的社学同学生发言，则直白表达出当时强忍升学考试的学生们心中的反抗心理与自我厌恶。

而上述的社学同学生也表示「大学生应该主动持续学习」。这点如第七章后述，自一九六六年横滨国立大学斗争起开展的自主讲座活动，之后在全共斗运动时在各街垒中散播。但后文也会提到，二十岁前后的学生并不具系统性组织课程的能力，高桥评价许多自主讲座「事实上仅停在罢课时吸引学生大众的『暂时性集会』程度罢了。」

因此，高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上述社青同解放派学生发言为真，但仍指出：「他们虽然振振有词……但我们仍不可看漏其中带有藉口的成分，亦即他们在合理化自己放弃专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系统性、持续性学习。在这层意义上来看，他们所谓的利用『自由时间』，并非花在学习上，而倾向单纯的休闲娱乐，便可佐证这不过是种藉口。」当然也有如奥浩平般，即便身为中核派仍拼命学习的学生，但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高桥的指摘大致也呈现出部分事实。

如前所述，不参加大学授课的三派，也是进入大四后最多人退出活动并进入企业工作的新左翼党派。此外，重视街头活动的三派运动者有较其他派系更轻视理论的倾向，而且如前述，他们即便为了追求「存在价值」而加入，却仍有感受不到团体中连带感的倾向。所谓的三派系，可以描述成为了突破「现代的不幸」而诉求直接行动，并成为大量学生聚集的场所。

另外，高桥也提出「是否认同新左翼各党派间施行武斗？」的问题[118]。最否定武装内斗的是重视直接民主主义的构改派，七十九％的运动者回答「应加以避免」。民青的运动者回答，作为「『自我防卫』而不得不为」，当「被托洛斯基分子」攻击时则加以应战者，达到四十三％，其他回答「应加以避免」者占二十一％，「不得不为者」占二十一％，「应当为之」占七％。

同时，三派系运动者回答「应当为之」者占二十二％，与其他派系相较最多，回答「不得不为」占十七％，「为了『大义』不可避免」占三十％，「应加以迴避」则止于二十二％。革马派主张应根据理论优势使他派解体，其回答也恰如其主张，「为了『大义』不可避免」占四十六％，远高于其他派系，「应加以避免」仅有九％，为各派系中最少者。

整体而言，除去构改派，各派中八成左右的运动者，无论对武装内斗採取积极或消极态度，都肯定此举。高桥特别指出，比起干部层级，「下层学生运动者之间呈现出特别炽烈的样貌，这与〔美国〕『街角帮派』（street corner gang）的社会学研究调查相一致」，严厉批评「一如他们自己所言，这就是『帮派特有』的行动。」

这类武装内斗或批评他派，许多时候都是对他派缺乏理解，仅以自身单方面的想法强加于对方。一九六七年担任民青中央常任委员的川上彻，在二○○七年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119]：「一九六七年我成为传单的执笔人，以『托洛斯基分子』为题撰文。内容意在对抗『三派系』、革马派的学生运动，并暴露、纠举他们的罪状。今日回头想想，当时对托洛斯基主义并不具备正确的理解，主要目的只是追求当下己方运动与组织的推进。」

在各党派中应属热心学习的民青中央常任委员已是此等状况，其余比起理论更重视武斗的他派底层运动者会如何行动，多少也可推知。

在本书中，如后所述，新左翼各党派间的谩骂与武装内斗只有不断升级。特别是民青，屡遭其他新左翼党派轻视排斥。一九六○年代中期身为早大学生的铃木邦男，日后如此回忆[120]：「坐在校园内时，经常被全共斗的人说『喂！铃木，要不要去痛扁民奴（对民青的蔑称）』。……『民奴根本不是人，只是日共的遥控人偶。爱怎么揍就怎么揍啦。不然，跟民奴的女人干一炮吧。民奴啥的，就是痛扁！干死！然后歼灭他们啦。』」

这种肯定武装内斗的理论，到了一九六九年甚至蔓延到高中生。一九六九年以街垒封锁日比谷高中的高中生，在当时的座谈会上如此说[121]：「要对民青进行恐怖攻击，这是绝对正确的斗争原则啊。」「东大斗争也是这样，那里的全共斗会支离破碎，就是因为最初没对民青採取恐怖行动啊。……别说什么仅靠对谈想改变民青意识结构的蠢话，还是要揍他们两、三拳，不让他们吐血不行。」他们这样的说法，应当无需再多做评论了吧。

自不待言，社会一般大众中，即便有同情学生运动的人，也是讨厌武装内斗的。作家司马辽太郎一九六九年接受新闻记者採访时如此表示[122]：「我对今日的学生运动是心怀善意来看待的。」「枝微末节的问题，例如光是发音腔调不同就吵成一团，这就是他们并未真心考虑要革命的证据，与其说是革命势力，不如说是反对现有秩序的虚无主义现象吧。」「无法捨弃小处，又无法形塑统一的根本战略，这种学生运动，不就是满足每天日常兴奋的程度罢了。」

111 以下运动者的烦恼与对将来的想像，出自同前论文二八五—二八六页。↺

112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三页。↺

113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七六，一七七页。↺

114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二八页。↺

115 同前书二六一，二六二页。↺

116 同前书二六一，二六二页。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八三页。↺

117 以下各新左翼党派对授课的对应与引用出自前揭高桥〈直接行动の心理と思想〉一三七—一三八页。↺

118 同前论文一四七页。↺

119 前揭川上（第三章）〈泡立つ时代精神〉一三二页。↺

120 铃木邦男《がんばれ　! !新左翼ｐａｒｔ２》（エスエル出版会，一九九九年）四二页。↺

121 庄司薫司会．构成座谈会〈ゲバルトちゃん気をつけて〉（《诸君！》一九七○年二月号）二二九页。↺

122 前揭毎日新闻社会部编（第二章）《ゲバ棒と青春》一二八，一二九，一三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