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概述从一九六○年代末到七○年代初发生的典范转移，以及一九七○年起至一九七二年联合赤军事件发生前这段时间，武装斗争论的兴起与武装内斗的激化。1

谈论「一九六八」时，一般认为在这段时期发生了一种典范转移。在日本，这段时期基本上发生了三种转变：（一）从肯定到批判「战后民主主义」；（二）从肯定到批判「现代理性主义」；（三）从「被害者意识」转变为「加害者意识」。也有人认为伴随着（三）的转变，朝向对在日朝鲜人与被歧视部落、女性解放运动等少数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亚洲战争责任问题的观点开始萌芽。

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单纯。以下，将描述这些典范转移的过程。这也反映了全共斗运动中严格主义的加剧，并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联合赤军事件的冲击下，成为反叛瓦解的背景。

很难确定「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起源于何时，但应该作为前提思考的是，「战后民主主义」一词是何时出现的？

就我所知，「战后民主主义」一词首次在论坛上出现是在一九五八年。该年的《中央公论》九月号上，政治学者松下圭一论述了「战后民主主义的问题点」与「危机」。2虽然要举证在此之前并未使用过「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汇有困难，但在笔者所见的范围内，这是最初的事例。

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并没有「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呢？最大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因为败战后的思想与运动非常多样，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通称。

从败战后到一九五○年代前半，无论是政党还是言论都非常多元，其配置也与一九五五年以后不同。共产党是唯一对一九四六年日本国宪法的成立表示反对的政党。这是因为该宪法承认了天皇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党左派也在审议过程中指出了生活保障规定的不足，虽然最终还是赞成了该宪法，但是议员森户辰男等人在一九四七年时主张，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加以修正。3

社会党与共产党转而拥护宪法，是在一九五三到五四年之间。4随着一九五二年《旧金山和约》的生效与占领的终结，像是鸠山一郎与岸信介这样遭到公职追放的战前右派政治家重返政治舞台，自由党以岸为会长设置了宪法调查会。

一九五四年公布的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修正纲要案中，不仅认可修改宪法第九条完成再军备化，并将天皇定义为元首。此外，还废止都道府县知事的公选制，改为与战前相同的中央政府任命制，而参议院也与战前一样并非透过选举，而是以政府推荐的议员组成。检讨修正的项目，还包括了第二十一条（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第二十四条（男女平等）、第二十八条（工人的团结权、团体交涉权）、第三十八条（缄默权）、第六十六条（内阁文官规定）等。接着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自由党与民主党合併，成立了主张「制定自主宪法」的巨大保守执政党——自由民主党。

即便赞成修改宪法第九条，但不接受自由党的宪法修正案，并因为自民党的成立而对修宪抱有危机感的人不在少数。一九五四年一月，以社会党的左右两派为中心，在总评之外还有工会等，共一百二十个团体集结组成了宪法拥护国民联合。共产党也在一九五五年的六全协上放弃武装斗争路线后，明确打出拥护宪法的立场。

原本共产党与社会党都对日本国宪法感到不满。然而革新势力在败战后随即失去了原有的气势，在一九五四年左右被迫转为守势。当然，对于带有显着回归战前意图的自由党修宪草案，即将有可能实现的危机感，是护宪运动兴起最大的原因。然而一般也认为，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中，也存在着想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其势力的动机。

提出护宪的社会党左右两派迅速地扩张了议会的席次，在一九五五年也达成了左右两派的统一，并于一九五八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共一百六十六席。其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就不再公开对日本国宪法提出批判。「五五年体制」型态的保守．革新的架构就此确立。

如此，在「五五年体制」之前的败战后十年左右，不论是保守还是革新势力都呈现出相当的多样性。在思想上也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既有共产党系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劳农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像羽仁五郎这样的独立派马克思主义者。其他还有如丸山真男这样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论者、像是安倍能成那样的反共老自由主义者、鹤见俊辅那种从美国哲学的引介起家，重视大众文化与民众思想的人。败战后的十年左右，并没有一个可以统称这些多样的思想与运动的词汇。

如前述，「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汇首次被使用，是在一九五八年松下圭一的文章中。这背后有两个原因。

一是一九五八年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期，败战后多样的状态已经结束，政治上也形成了五五年体制。一九五六年，经济白皮书中刊出了「已经不再是战后了」这句话。「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汇，可以说是在败战后十年左右的多样状态终结后，无视该时期的多样性而被命名出来的一种统称。

另一个是松下圭一的年龄。松下在败战时十五岁，他在发表上述文章时，是一名二十七岁的年轻论者。败战后的多样状态结束的一九五○年代后半，正值高度经济成长拉开序幕之时，同时，也是败战时还是青少年的世代作为新血初登论坛的时期。顺道一提，在一九五五年，败战时二十岁的吉本隆明、败战时十二岁的江藤淳分别以〈前世代的诗人们〉和《夏目漱石》初登场，与松下的论坛初登场几乎同一时期。

这些论者们，比败战时三十一岁的丸山真男、三十五岁的竹内好等，活跃于败战后十年间的知识分子都还要年轻。如果考虑到他们在败战时的年纪，他们对败战后十年间的思想与运动的多样性并没有太多认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有可能使用「战后民主主义」这种统一性的称唿。

丸山等知晓败战后多样性的那一世代的知识分子，无法抹去自己的思想与运动被以这种单一性的统称所概括论述的违和感。一九六四年，丸山写道，「在最近的讨论中让我感到在意的是，有一种不论是出于有意识的扭曲还是无知，以粗糙的阶段性区分或『动向』，将战后歷史过程的复杂曲折或个别的人多样的轨迹混为一谈的『战后思想』论」正在流行。5

然而，松下并非「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论者。他只是将战后达成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总称为「战后民主主义」而已，不管是在一九五八年的论文，还是在六○年代以降的论文中，他都表达出期待守护并深化「战后民主主义」成果的立场。

但同时，松下在这篇论文中也写道：6「战后民主主义，并非从内部发动的革命，而是以败战与占领实现的『从外部引发的革命』。这个战后民主主义的条件本身，对日本的民主主义来说是不幸的。」

松下在这篇论文中，以他的方式研究了战后的劳工运动与其他歷史，承认这些运动为了根植民主主义而努力。然而，即使是他，也将「战后民主主义」定位为基本上是由占领军输入的东西。更不用说那些否定战后改革成果并唿吁制定「自主宪法」的保守派，往往将「战后民主主义」定位成仅仅是占领军强加的东西。

丸山在一九六四年写道，「不知不觉中，关于战后，欠缺充分思量就产生的形象渐次沉淀，形成了新的『战后神话』」、「这种神话（例如将战后民主主义以『占领民主主义』之名概括，并视其为『虚妄』的言论），随着并未直接经歷过战争与战后精神氛围的世代的扩大，被出乎意料地、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可能性也开始出现。」7恐怕对于丸山来说，松下即使学习了战后的工运歷史并撰写了论文，但其研究仍然还是「并未直接经歷过战争与战后精神氛围的世代」的论文，因此才可以轻易地将「战后民主主义」定位为「从外部引发的革命」。

同样的现象，在东大斗争中诞生出的「波茨坦自治会」这种称唿中也可以看到。这个称唿来自讽刺地模仿「波茨坦少尉」这个说法。在败战时，由于陆海军人的阶级被一律调升，因此一度流行将这种因为败战而被授予的晋升蔑称为「波茨坦少尉」。

大概因为一九六八年当时的年轻人们从父母或地方的长辈那边听来了败战后的故事，时常耳闻「波茨坦少尉」一词。因此，在认为大学自治会和「战后民主主义」一样都只不过是占领军给予的东西的想法下，诞生了「波茨坦自治会」这种称唿。然而对于第一章曾引用的大河原礼三那样，生长在战败不久后的时代，为了制作学生会宪章而花了整整三天讨论的人来说，这样的称唿或许怎么看都只是「未曾直接经歷过战后精神氛围的世代」的词汇吧。

「战后民主主义」一词，是在上述的背景，也就是在对于战后约十年左右时代的忘却中诞生的词汇。在此之上，又再加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直以来存在的「民主主义」批判。

批判议会制民主主义，并认为只有直接民主制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这样的思想由来已久。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一七六二年的着作《社会契约论》中，批判英国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认为「英国人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天大的误解。他们只在进行议会成员选举的期间内是自由的，一旦选举结束后，他们就会立刻变成奴隶，如同不存在一样。」8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的着作，全共斗运动期间学生经常阅读的《国家与革命》中，明确主张「废除议会制度」。9议会制民主主义中，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必然在选举中具有优势。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中，看钱说话的腐败议会制度」不过只是「家畜小屋」罢了。列宁做出如此宣言：「每隔数年决定一次，哪个统治阶级的成员将在议会中压迫人民、践踏人民——不只在议会主义的立宪君主制中，就算在最为民主的共和制中，这也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本质所在。」

日本共产党作为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也一样对议会制民主主义抱持批判。然而日本共产党的情况稍微有点复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二年给予日本共产党的指引——通称「三二年纲领」——中，认为日本残留着所谓天皇的绝对君主制。因此，首先应该发起等同于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两阶段革命论」成为了日本共产党的官方路线。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共产党的狱中非转向干部们，也将解放了自己的美军定义为「解放军」，认为就算在美军的占领下还是有可能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于是姑且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以在议会中形成多数派展开和平革命为目标。这个路线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们在一九四九年的大选中获得了三十五个席位。然而在一九五○年，和平革命路线遭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批判，因此转而发展武装斗争，在一九五五年的六全协上又放弃了武装斗争路线，再度回到议会路线，不满这种稳健路线的学生党员组成了共产同，这些已在第三章中记述过。

然而，即使在和平革命路线时期的日本共产党，也并非毫无批判地肯定议会制民主主义。日本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为了对抗三月公布的日本政府的宪法草案（基于GHQ 草案的版本），提出了「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之当前日本」的「最低限」权利纲领的独立宪法草案。

其第九条记载，「人民具有民主主义的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认可劳动争议及示威行动的完全自由。为了保障此权利，应为民主主义政党和大众团体提供印刷所、用纸、公共建筑物、通信手段与其他行使此权利的必要物资。」10换言之，该草案唿吁，虽然当前认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应给予在资本上处于劣势的无产政党与团体物质上的援助。

如前所述，一九四六年夏天，日本国宪法成立的时候，共产党表示了反对。接着，他们认为若只在名义上保障言论、政治活动的自由，而未在物质上作出保证的话，「对穷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因此主张加入上述的修正，但最后并没有成功。11

像这样对于民主主义，特别是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可说是常识。对六全协之后的稳健路线感到不满的共产同来说，更是如此。六○年的安保斗争，基于对五月十九日强行表决的反感一口气爆发，《朝日新闻》社论以「现在是决定我们的议会民主主义生死的分水岭」，主张岸下台。12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也提出「民主还是独裁」的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但如第三章所述，共产同的干部在五月十九日强行表决时，就认为大势已定。对于梦想着革命的他们而言，守护「民主主义」，更何况是守护「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口号，只不过是不干不脆地要求守护空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罢了。

这也是在第三章叙述过的，当时共产同机关报的总编辑大濑振回忆道，在共产同内部，「他们的思想根本不尊重民主主义的价值」。另外，共产同系都学联副委员长西部迈表示，共产同内部「对于多数决制度的蔑视非比寻常」，并进一步如此描述：13

他们好不容易才相信的是，在战后思潮中，也就是被前述的各种魔语〔和平与民主主义等〕操弄的言语空间中充斥着虚伪与欺瞒。这种感觉有着确切的经验支撑。要问为什么的话，这是因为共产同主要是在这种言语空间中成长的人们所构成的组织。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能觉察到在自身内部也大量存在着虚伪与欺瞒。

对于战前世代来说，各种魔语或许是终于得来的恩赐，但对于战后世代而言，却是值得怀疑、甚至应该被打破的空话。共产同在揭露战后思潮的虚妄的这种否定性中燃起了激情，但他们也预感到这种否定性终将反过来指向自己。共产同对于暴力的倾向，很显然根植于对战后思潮，也对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自己的否定情感之上。藉由暴力的激进行动所暴露出来的是，虽然标榜着反体制，但战后思潮的真实机制却也同时持续寄生在体制之上。

西部将「战后思潮的真实机制」定位为「隐蔽着权力之所在的唯有战后民主主义」。确实，共产同冲入国会等「暴力的」直接行动，揭露出社会党与共产党比起阻止安保条约修订，更在乎平和地结束运动以便扩张自己的势力。

以「民主主义」之名批判共产同的「暴力」的言论，也加剧了共产同对「民主主义」的敌意。社会党议员加藤静枝（音译，加藤シヅエ）谴责了六月十五日造成桦美智子死亡的国会突入行动，她说「日本的民主主义因为这样的暴行而暴露在毁坏的危机之下，令人深感羞耻。」「我们要为了保护日本免于遭受共产主义侵害，建立正确的民主主义而全面战斗。」14社会党谴责了加藤，但她所认为的「民主主义」明显是指使议会安稳地运作。

如前述，自从知道护宪将有助于增加选票以后，社会党与共产党便转而稳健地主张守护战后宪法与战后改革的成果。年轻且激进的共产同，感到革新政党「欺瞒」，并直觉认为「隐蔽着权力之所在的唯有战后民主主义」，这样的反应并非毫无根据。

虽然这么说，西部的回想是在一九八五到一九八六年之间发表的，当时西部身为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的保守论者而为人所知。我们无法否认其发表言论时的思想位置以及全共斗运动的见闻经验，对他的共产同观有可能产生影响。但在共产同中央，存在着对「民主主义」的蔑视似乎是一定的事实。

然而，必须谨慎思考西部描述自己是在「战后思潮」中长大的这个说法。他回忆他在北海道的乡下长大，「高二时，家里突然有了一套世界文学全集〔经济高度成长期的中下层家庭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在此之前，除了教科书之外，我没有在家里看到过有任何可以称作书的东西的记忆。」15

这样的西部，不太可能是在熟读丸山真男与其他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下成长的。他所自称的在「战后思潮」中长大，是指在学校教育中被教导「和平与民主主义」的理念。这种看法应该比较适切才是。如同之后将会谈到的，全共斗运动世代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可以说也是这样的东西。

另外，我想指出，从战前开始，「现代」与「市民」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对象了。

马克思的思想以黑格尔的哲学为基础，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歷史是从中世纪的封建制辩证地发展成为现代市民社会。在这里所言的「现代市民社会」中，个人从家或村落等封建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而成为「市民」。这些「市民」创造出了厌恶国家干涉的自由主义思想。

然而，这些「市民」们基于「欲求的体系」，为追求私人利益而相互竞争。黑格尔认为，这种竞争到了最后，「市民」们将会认为设置关于竞争的法律以及缓和斗争的共同性有其必要，从而朝向可以提供这些的国家发展，扬弃现代市民社会。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歷史发展阶段论。然而相对于黑格尔将歷史发展视为「精神（Geist）」的展开过程，马克思主义以经济的生产模式作为下层结构，主张其为国家与支配的意识形态等上层结构带来变化。

依据马克思主义，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其相对应的上层结构，例如幕藩体制型的国家和封建道德的意识形态等。而现代市民社会，是工人以贩卖自身劳动力获得「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社会赢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产生了以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持治安为目的的国家，以及厌恶国家介入「市民」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然而这种现代市民社会，最终将会透过革命而遭扬弃，转变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对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一样，「现代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同义词，「现代」与「市民」都被当成否定性的语汇使用。在战前与战中，转向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赞美日美战争与统制经济，经常批判「现代」。

例如在杂志《文学界》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号与十月号上，组织了一个名为「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i的特辑，刊载了多篇投稿与座谈会纪录，转向的马克思主义者龟井胜一郎与林房雄、黑格尔哲学家铃木成高与西谷启治、文学家小林秀雄、三好达治、中村光夫等知识分子都列名其中。16隔年的一九四三年，这个特辑被独立成单行本出版，「大东亚战争」就是「近代的超克」的战斗——这种说法成为了战中知识分子们的流行用语。

高坂正显和高山岩男等，依循黑格尔哲学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们，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这在一九四三年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名出版成单行本。根据这个座谈会的观点，「现代欧洲最大的弊端」是「以打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完整的人格与民族等等做为前提出发的」「个体主义的想法」。从这样的思想中，产生了重视个人自由的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提倡民族自决的国际联盟。然而，这些仅仅招致了市民社会中资本家的胜利，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殖民统治。因此，日本应该藉由「大东亚战争」对「现代」发起挑战，在国内建设超越现代个人的统制经济，在国际上建设超越现代国家的大东亚共荣圈。17

战后思想，从反省这种轻率的「现代」批判开始。丸山真男在一九三六年二十二岁时，跟着当时的流行写下了批判「现代」的论文。然而在那之后，他注意到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用「现代」批判来赞美战争，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发表了以下这篇短文——〈现代的思维〉（近代的思惟）：18

……现代的精神变得极度恶名昭彰，彷彿那就是当代诸恶穷极的根源一样的言词……似乎只有对其的「超克」才是问题一样的言词，是这几年的时代氛围，即使在我尊敬的学者、文学家、评论家之间也成为主流。当我将这种时代氛围与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手中接下了现代文明ABC入门的当代日本相互比较时，交织着悲惨与滑稽的感慨涌上心头而让我不知所措。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具备漱石所谓「内发性」文化，遭到了认为时间上较晚登场的事物总是比之前出现的更加进步的这种俗流歷史主义的幻想附身，在法西斯的「世界史的」意义面前低下了头。现在，又在面对着理应早就被超克了的民主主义理念的「世界史的」胜利时迷了路。不久后，哲学家们可能又会开始吵闹地嚷嚷着「歷史的必然」吧。然而，这一类的「歷史哲学」在过去并没有使歷史前进的先例。

丸山在这篇文章中宣言，「在我国，现代的思维别说『超克』，甚至从来就未真正的获得过。」19其背景是，一九四四年，三十岁的他从东京帝大法学部助教授被徵召为二等兵入伍，他遭到了老兵的私刑，深切痛感日本军与日本社会距离「现代」还相当遥远。

在刚战败时，不仅是丸山，从对战争中「近代的超克」论的反省出发，出现了重新评价「现代」的举动。主张在日本确立「现代的人类类型」的大冢久雄，创立杂志《近代文学》（近代文学）的荒正人与平野谦等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平野在一九五三年的座谈会上提到，将创刊杂志命名为「《近代文学》时的心情，荒先生当时最为明确」，因为「那是一种从现代的确立重新出发的想法。」20

然而，如同我在前作《「民主」与「爱国」》中所述，日本共产党将这样的人们批判为「现代主义者」。一九四七年，共产党系的马克思主义歷史学者们出版了《大冢史学批判》，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前卫》上策划了「现代主义批判」（近代主义批判）特辑。

同时，「市民」这个词也在共产党系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同义词使用，例如将批判的对象形容为「不是『人民』（无产阶级）而是『市民』（资产阶级）。」21在六○年代后半使「市民运动」一词普遍化的越平联代表小田实回想，「『市民』对于『左翼』的『革命势力』来说，总像是如『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这样的『歧视性』用语。」22

然而，日本共产党从五○年代后半开始也不太提及对「民主主义」与「现代」的批判。因为在一九五五年的六全协上放弃了武装斗争路线，并试图以护宪的立场在议会上扩张党的势力，对这样的路线来说，批判「民主主义」与「现代」并非明智之举。

而像是取代了共产党似地，新左翼党派与六○年代末反叛的年轻人们，开始批判「民主主义」、「战后民主主义」，以及「现代」与「现代理性主义」。新左翼党派与全共斗等等，在批判越平联等团体时，也将「市民主义」当成批判用语使用。

然而，这些是从战前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主义」与「现代」的批判中延伸出来的。他们对此是否有所自知并不清楚。恐怕他们在主观上认为，自身论调的根源是六○年安保斗争过后的「民主主义」批判。

六○年安保斗争「败北」后的一九六○年十月，《民主主义的神话——安保斗争的思想总结》一书出版。这本书在六○年代被学生广泛地阅读，而共同作者谷川雁、吉本隆明、埴谷雄高、梅本克己、黑田宽一等人，成为了六○年代末思想界的明星。

这本书每位作者的立场都有些微妙的差异。批判共产同在政治上不成熟的梅本、称赞自己率领的革共同并批判共产同的黑田、支持共产同的吉本、主张形成独立的无定形运动体的谷川。但各个论者之间共通的是，正如书名《民主主义的神话》所示，他们公开指出，高举「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共产党、社会党与进步知识分子，将安保斗争侷限在「守护民主主义」的稳健方向中，并以「民主主义」之名抛弃了战斗性的全学联主流派，只不过是不愿意战斗的存在。

例如，谷川宣告地指出，在六○年安保中「既存的反体制阵营总体上已经不再反体制。现在，社会党沦为连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充满破绽的意识形态之名都称不上的譁众取宠的纯粹议会主义党。共产党则变成了不顾形象地扼杀先锋能量的扼杀者。」23吉本将共产党形容为「在战后十五年间，隐瞒着战争时期的堕落与转向，以便让自己看似前后连贯地，彷彿战中在斗争，战后也持续斗争着的，由战前派所领导的拟制先锋们」，并批判其「终于在十几万工人、学生、市民面前，体无完肤地显露出自己无法战斗、没有自行制定战斗方向的能力。」24

接着遭到批判的是「民主主义」、「现代」、「市民」，以及赞扬这些的进步知识分子。

吉本批判丸山真男将六○年安保斗争视为市民的政治参与，认为丸山所谓的「市民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并断定「丸山真男的见解展现出进步的启蒙主义、拟制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考方式，巧妙地象徵了当前从日共顶点流溢出的普遍性潮流。」25埴谷雄高认为，进步知识分子所谓「拥护宪法、拥护民主主义、国会正常化的口号」是「保持现存秩序」，「某部分的知识阶层，藉由拥护民主主义的口号，持续上升成为我国『井然有序』的资本主义的最新代言人。」26森本和夫主张，进步知识分子提出的是「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战后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对否定现存体制」来说，「克服民主主义本身就是问题」。27

如前述，丸山曾被共产党批判成「现代主义者」。吉本形容丸山「巧妙地象徵了当前从日共顶点流溢出的普遍性潮流」，从丸山的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一种误解。然而对没有相关预备知识的年轻人们来说，吉本等人的这种主张却是可以被接纳的。

在一系列「民主主义」批判中，最为澈底的是黑田宽一。黑田是革共同的理论领导者，并在日后成为革马派的最高领导者。

黑田在给《民主主义的神话》的文章中这么主张：28以社共为首的国民会议使「运动整体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色彩，并遭到议会民主主义的线绳所纠缠」，由以「丸山政治学派」为首的「『民主主义』派＝现代主义者」所「散播的『民主主义原理的扎根』或『市民主义的成立』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安保斗争中既有公认指挥部丧失『权威』的一种反动现象而已」，并且成为了「堕落的史达林主义者党〔共产党〕的补充物」。安保斗争的真实样貌，是「体现小资产阶级愿望的『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波动，吞噬了整个反政府运动。」

黑田认为，需要重新回想列宁所说的「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遭到撼动的时候，也正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应当被实现的瞬间」，并且揭露出「所谓『民主主义』派思想上的反革命性」、「自称进步知识分子的反革命性」、「丸山真男的反革命性」，超越不过只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自称新左翼」的共产同，建立「真正可以战斗的组织、贯彻并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组织」。无须多言，这个主张意味着要扩大革共同的势力。

总体上，《民主主义的神话》各论者提倡的「民主主义」、「现代主义」、「市民主义」批判，与因六全协稳健化以前的共产党的主张没有太大的不同。黑田的主张等等，基本上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主义」与「现代」的典型。

恐怕对于以丸山真男为首，那些知道战前与败战过后共产党系马克思主义者「民主主义批判」与「现代批判」的年长者们来说，这本《民主主义的神话》看起来了无新意。与松下圭一一样，这本书的执笔者们，如败战时二十岁左右的吉本与谷川，都是比丸山等人晚了一个世代的人们。

不过，对当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学生而言，《民主主义的神话》是相当新鲜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本书打破了稳健化的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权威，并摧毁了从小学起就被教导的「民主主义的神话」。

于是，这本书在六○年代的学生中，作为如何总结六○年安保斗争的入门书而被广泛阅读。这些读者并不全都是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据一九六六年四月入学东大的小坂修平所言，「入学不久后，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同学告诉我『我虽然讨厌社会主义，但我喜欢埴谷雄高和吉本隆明』。」29

阅读这本书的年轻人们，开始蔑视共产党、社会党与以丸山真男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并批判性地看待「民主主义」与「现代」等等。如第四章所述，一九六六年进入当时为社学同大本营的中大就读的天野惠一，目睹即将在自治会选举中输给民青的社学同乱入会场，并以暴力驱赶了民青。当时，他听到有人大喊「给我过来对六○年安保进行总结」。可以认为，这些社学同的运动者要么读过《民主主义的神话》，要么受到了那些读过该书的前辈运动者的影响，对共产党和民青的「拟制」留下印象。

如后述，六○年代末流行的「战后民主主义」与「现代」批判，多半并未超出这本《民主主义的神话》的论调，也就是并未超出自战前以来，共产党所提倡以古典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主义」与「现代」的论点。例如，之后将提到的主张武装斗争路线而受到注目的泷田修，在杂志《构造》一九七○年九月号上，投稿了一篇名为〈正是不成事才了不起〉的演讲。其中泷田批判民主主义并主张武装斗争。他对民主主义的批判如下：30

「所谓民主主义，就是以自由与平等为名义『动员参加大众的秩序』。」「资产阶级藉由设置以议会与市场为两大极点的各种民主主义机构，藉由其擅长的民主主义原理动员大众，从而完全封杀了『大众使用自己的双手行动，用自己的头脑、心脏与肉体表现自我，发现内在于自我的阶级，并使自己形成阶级的迴路。」「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之类完全是无力的观念，与我们毫无关系。那不是对话，而是凭藉着『力量』大小来说话。」「要把除了只是那些家伙的独裁手段以外什么都不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给拖出来，『竭尽全力』将其打倒，获得我们自己的时间与空间，获得我们自己的世界，压迫敌人，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以我们自身的力量，决定我们的一切，并将之强加在敌人身上。」「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法西斯主义吧。然而，这种耍小聪明的反驳算不上反驳。那只不过是比败犬站得老远的吠叫还要低劣的愚蠢说法罢了。」「这是小资产阶级小吹毛求疵者的胡说八道。」

泷田将以议会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与「对话」视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倡透过「力量」达成的无产阶级独裁。然而，虽然上述的「民主主义」批判加入了当时年轻人们想要获得「我们自己的世界」的愿望，但论述的展开很明显还是在古典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民主主义」的范畴之内。

就这样，在六○年安保斗争之后，对于「民主主义」与「现代」的批判，在年轻学生运动者之间扩散开来。但是「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并不只由他们启动。不管是从一九五○年代开始，以鹤见俊辅为中心，以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持续进行独立行动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还是一九六五年，在鹤见等人的提案下发起的越平联运动，从六○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一点点地累积出了对于「战后民主主义」的再检讨。

《思想的科学》的成员中，对「战后民主主义」的空洞化，以及年轻人对此抱有的不满特别敏感的，是一九三八年出生的年轻社会学者见田宗介。见田是共产党系哲学家甘粕石介的儿子，还是小学生时就读懂了《资本论》，一直到中学时代都还热中于马克思主义。但在之后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侷限性，于是成为了《思想的科学》的成员。他在六○年代一面尝试建立符合经济高度成长现实的独立的当代社会理论，一面进行探索年轻人与庶民意识的社会调查。

就如第一章的叙述，见田在一九六六年发表了〈日本的高中生如何看待红卫兵〉的论文。31与当时沉浸在「一国社会主义」中堕落成压迫国家的苏联不同，许多人视中国文化大革命为试图再生社会主义的行动而给予肯定的评价。抱持这样观点的人们，将高举着对毛泽东的支持、批斗堕落中国共产党地方干部的年轻红卫兵视为使革命再生的存在。

但见田有他独立的问题意识。他在这篇论文中这么写道：

……〔应该关注的是〕红卫兵的核心部队，是由一九四九年革命政权树立时诞生的世代组成的。他们可以说是将新中国的体制视为「自然状态」接受的纯粹的后革命派，是不具有革命战争体验的世代。如果就这样直接把革命的未来交给他们这些不知「初心」的世代，也许革命终将会形式化、空洞化、并腐败堕落……领导者们无疑抱有这样的担忧。

红卫兵的「再革命」，无疑担任着给予这种年轻世代再次体验革命的机会，并为其精神注入「活力」的角色。

现在回过头来看战后变革二十年后的当下日本，正以何种方式塑造出肩负下一个时代的世代呢？担负民主主义理念的主体又是如何塑造着自己呢？

见田当时二十八岁，可以说位于介在熟知战争的年长世代与战后出生世代的中间。他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为了探索战后改革的民主主义理念是如何被不了解战争与败战初期的高中生们（在两年后的一九六八年担负起全共斗运动的世代）所继承，因此对高中生的红卫兵观点产生兴趣。

如第一章所述，见田访谈了升学学校、定时制高中、女子高中等各种各样的高中生，他从只关心升学考试的升学学校学生以外的其他学生那里听到了以下的回应：「我认为日本才需要红卫兵。」「他们具有现在的日本高中生没有的东西。」

见田访谈的高中生，几乎都对包含日本政府支援越战在内的国内与国际情势抱持不满。「我认为日本才需要红卫兵」这种说法，反映了他们的不满。

然而，当见田问他们能怎么改革日本社会时，得到的回答是：「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大家都放弃了」、「就算想了，这也不是该怎么做就好的问题」、「不管我们怎么说，我们是没有投票权的」。虽然也有在班会上提议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但在遵从「民主主义规则」的班会上的「对话」，因为被升学考试追着跑的多数派学生的漠不关心而无法引起响应，「每当试着对话以求理解时，反而会感觉到距离越来越远。」

见田听取这些高中生的心声，并写下他们「找不到有效介入社会的方式」后，如此表述：「让这些以全身心感受着社会生活中矛盾的青年们，找不到任何一个行动方式能有效排除这些阻碍的民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社会呢？」

接着，见田介绍完在班会上提议问题却失败的例子后，这么写道：

透过对话解决问题，以多数决做决定，以投票参与政治等「民主主义的规则」，可以说是战后二十年「民主教育」的成果，澈底地根植在他们身上。这些民主主义的形式，在之前所述的现实情况中，常常成为用以维持当前秩序的慰藉性话语，甚至有时候还造成限制，并促使人放弃主体性地参与社会生活的矛盾结果。

「民主主义的规则」这种观念，比起作为用来改革的槓桿，似乎更具有将改革的潜力安全地导入现存秩序中的装置的面向。这当然不是说尊重「民主主义的规则」有什么问题，而是我还是觉得，若要赋予这种形式生命力的话，似乎还少了些什么。

从小学时代开始阅读《资本论》的见田，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批判相当熟悉。然而，即使是对于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侷限性的他来说，战后教育那种「透过对话解决问题，以多数决做决定，以投票参与政治」的「民主主义的规则」，也都已经机能不全了。

另一方面，「战后民主主义」一词，于六○年代开始在那些对其进行批判的保守派之中，逐渐固着下来。一九六五年，鹤见的盟友山田宗睦出版了批判保守派知识分子的着作《危险的思想家——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人们》。32

同为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在《日韩基本条约》遭强行表决时，石田雄、日高六郎、福田欢一、藤田省三等丸山真男门下的进步知识分子们ii，在《世界》杂志上举行了以「战后民主主义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责任」为题的座谈会。33在此时期，「战后民主主义」一词已经在批判与肯定双方中固着下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时，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的越平联邀请了两名美国的和平运动家，举办了「给越南和平！日美市民会议」。如第一章所述，越平联的代表小田，就是在这个日美市民会议的会场上提出了「被害者＝加害者」论。在越南战争中，「面对美国，日本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但面对越南时，日本则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日本虽然是无法违背美国命令的被害者，但也因为这样成为了越南的加害者。

这也如第一章所说过的，小田提出这种主张，有他的政治判断。在此之前日本的和平运动，以日本对战争被害经验的记忆作为原动力。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绝大多数高中生和大学生已逐渐成为不了解战争的世代。副业是升学补习班讲师的小田，有很多与年轻人讲话的机会，他发现在这些谈话中，根植于过去战争被害者意识的和平运动有其侷限性，因此提出日本作为加害者立场的主张，试图创造出能打动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人的话语。

在这场国际会议中，提出了「日美反战市民条约」，支持者以个人名义连署，同意推动否定战争教育与抵制美国制品等，单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反战活动。然而，也有参与者认为这种基于「市民」自由意志的运动过于温和。例如评论家浅田光辉，这么表述了他对于日美市民会议的总结：34

越平联很喜欢「市民」这个词。……这种站在个人的原理上，以此推导出反对压迫个人的权利、强行发动战争的国家权力的论点。

战后民主主义与和平的原理，可以说基本上是个体防卫的逻辑。民主主义的构想源于拥护私生活，和平运动的构想源于每个人的被害者意识。这是被动的民主主义，是防卫性的和平运动。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在其中完全不包含积极的变革思想，也没有其萌芽的可能性。尤其必须留意的是，这种保守的民主主义，正在成为支撑着当今运动停滞之基底的大众社会的意识形态。来自大众社会，以守护受到规范之微小幸福而自足的生活保守主义、守护隐私权的民主主义意识，难道这些不正是当代权力用以教化国民的意识形态吗？

在战后二十年的运动中，这种和平与民主主义，在从私生活出发的逻辑构造这点上，显示出与统治者战后思想奇妙的共存与重合。我认为这是战后的运动，不管是拥护民主主义的运动还是和平运动，都陆续空洞化、形式化的最大原因。从私生活出发的战后民主主义，应该有必要先被澈底粉碎与丢弃。被动的民主主义，必须要转变成积极取胜的民主主义、战斗的民主主义。

在此，浅田主张，因为担心「市民」被卷入战争而从「被害者意识」展开的反战运动，是缺乏社会变革观点的「从私生活出发的战后民主主义」，应该要「先被澈底粉碎与丢弃」。小田虽然在这个会议上主张立基于被害者意识的反战运动的侷限，但即便如此，对浅田来说，「战后民主主义」怎么看都只不过是守护「私生活」的秩序与安定的逻辑罢了。这种「战后民主主义」观，很快就在评论家与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他们批判在经济高度成长下「My Home主义」持续深化的社会情况。

浅田在第一次羽田斗争刚结束后，也为三派全学联辩护：35「日本的知识阶层很不擅长处理『暴力』这个词……这是私生活至上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影响，是将新宪法绝对化的恋物癖。」「新左翼全学联的各组织，是以批判并克服沉溺在私生活民主主义中的既存各组织为目标出发的。」

然而，对于日本国宪法与战后改革的防卫，是根植在私生活优先的保守意识上的看法，并不是六○年代出现的东西。一九五六年，丸山真男就已经指出36，「『新宪法』现今在相当广泛的国民中逐渐转化成一种保守感觉」、「拥护宪法的旗帜」已经「在日常生活感觉与其受益感上扎下了根」。

一九五六年是经济高度成长的开端，是「已经不再是战后了」这样的语句登场，社会党与共产党捨弃激进路线开始「护宪」运动，使社会党获得支持而在议会中的势力迅速成长的时期。丸山此时已经看出来，大众对于社会党与「护宪」运动的支持，就像是以自卫队与第九条的共存所象徵的那样，是根基于一面享受着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一面守护私生活的安定的「保守感觉」之上的东西。

丸山在一九五三年这么说道：37保守执政党就算想将自己的路线强加在国民身上，如今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观念也已经确立下来，像是天皇制那种「旧有象徵」并不具有吸引力。因此他们「还是必须打出『民主主义』这个象徵，并选择将这个象徵限定在特定意义范围内。」

他认为，「民主主义」原本包含了对多样性的容许以及对少数意见的尊重。但是，保守的执政党似乎对其「限定了意义」，认为在议会中顺利地採行多数决就是「民主主义」。这么一来，对这件事提出异议的人就会被「以『民主主义』之名当成民主主义的敌人排除」、「认为排除异端即是民主主义的自由」、「在大众中，自由被限定成非政治性的自由——非常狭隘地享受私生活的自由」这些现象就有可能发生。可以说丸山在一九五三年，就已预测到「民主主义」的「My Home主义」化，以及在六○年安保斗争中，将出现把全学联主流派视为「民主主义之敌」的论调。

话题再回到越平联的日美市民会议。这场会议触发了越平联内部关于「战后民主主义」的讨论。小田提出的「被害者＝加害者」论，虽然也是「战后民主主义」中没有的观点，但两名来日的美国和平运动者批判「自由民主主义」是体制的意识形态，这也对日本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冲击。

两名美国的和平运动家拉夫．费瑟斯通（Ralph Featherstone）与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在八月的日美市民会议之前，从六月开始就应越平联的邀约展开了纵贯日本的巡迴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们也论及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批评。这是因为，在美国「自由民主主义」是政府宣扬的官方思想，冷战与越战也都是为了将「自由民主主义」推广到世界各地的战斗，因此越南反战运动不可能在不批判公认为美国国家思想的「自由民主主义」下推进。

关注这一点的，是参加越平联的前共产党员。成立越平联的鹤见俊辅、小田实与高畠通敏等人虽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以「来者不拒」为原则的越平联中，也有遭到共产党除名或自行脱党的前共产党员参加。对他们而言，在议会制民主主义成为自民党官方思想的日本的现况中，费瑟斯通和津恩的「自由民主主义」批判是很有共感的论点。

越平联前共产党员之一的武藤一羊，在日美市民会议之后，以「关于战后民主主义的走向」为副标，撰写了一篇名为〈『越平联』运动的思想〉的论文。38文中，武藤将「我们面临的客观性课题」整理为：「（一）能否阻止战后民主主义朝『和平与民主主义』原理沉降，并在新的维度上将其再生的课题；（二）主要是能否创造出年轻世代激进的否定现状思想和行动，并将其与（一）在内部结合的课题。」并且，对于从津恩和费瑟斯通提倡的「对『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根本性批判」而来的「思想上的冲击」，武藤这么描述：

那是激进的主张。过去在日本，不仅是和平运动，反体制运动的主流全部都没有超出「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框架。所谓「和平与民主主义」这个过去的斗争原理，是保护战后民主主义免于遭受侵害的运动。对于美国新左翼来说，美国民主主义的神话已经不存在了。……其中「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价值体系，在本质上就是冷战的价值体系。新左翼在不挑战其整体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让自己参与到越南战争之中。

津恩的演讲就这么为日本的现实进程立下了一个标竿。如果现存于美国的整个制度，换言之用津恩的话来说——「自由民主主义」被完全否定，却不能被别种新的像是直接民主主义的东西（他们稍微笼统地称之为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话，以及，在本质上日本的情况也相应如此的话，那么日本现行的整个制度——整个政治、社会制度——也必须被全面地否定才行。现在的民主主义遭到践踏并不是问题，其存在才是。

越平联因此具有两个向量。战后民主主义＝战后和平主义的向量，以及全面否定其欺瞒性的向量。如果从参加者的组成来说，主妇团体与老式和平运动家，所谓市民团体等是其中一方的核心，激进的学生、非共产党左派的一部分等则是另一方的核心。

越平联是否就有两个心脏呢？其中一方是否会取代另一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越平联在面对由越南及日本的情势所带来的试炼上是不合格的。两者在相互转移中连结彼此，过去的原理与未来的原理透过现在的行动彼此媒合……越平联的思想如果要成为有效的东西，那么它必须是这种多层的思想。

这种「多层的思想」的事例，武藤举出了在越平联代表小田实着作《开拓战后的思想》书腰上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对于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风潮，强力而果敢地予以反击的年轻纯粹战后世代的代表选手小田实。」然而，小田实同时也提倡抱持加害者自觉的反战运动，试图超越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极限，并批评高举「自由民主主义」旗帜的美国的越南战争。武藤这么说：「小田是民主主义（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及美国的民主主义）的否定者还是『旗手』？我想将他理解为两者都是。」

接着武藤批判地论及写下《危险的思想家——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人们》的山田宗睦，并在这篇论文中这么说：

某次最近的校内讨论会上，山田宗睦用他特有的架构总结了战后至今的思想状况。根据山田的说法，战后民主主义是由「战后理性」所支配的时代，战后理性是清晰且明确的。现在它正被蒙昧主义＝非理性主义所威胁。……据《危险的思想家》笔者的说法，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的课题，是对抗体制方的非理性，坚守战后理性。

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应该会进行地更顺利才对吧。我承认这种架构有一部分是成立的。特别是从国家一方而来的复古强权的反动以极端的形式出现时，非理性对上理性这种对立变得有效。然而，溺死战后「和平民主主义」这个战斗原理的，我认为在本质上并不是非理性主义的浪潮。

……日本的越战特需若以最为广义的方式计算的话，每年高达二十亿美元。这些全都是商业买卖，全都是理性的，并没有任何可以责难的地方。假设一名学生从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出口摩托车到南越〕的H社。他就在与一切的非理性主义或「反动思想」无缘的情况下，加入了越南战争中的美军那一方。他在私生活上或许是「My Home主义者」。……但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任何非理性的地方。……

不，越南战争本身就是合乎理性的。前福特公司总裁罗伯．麦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提着计算机和成本计算系统进了五角大厦，三年内，将军方的暗斗〔非理性的派系斗争〕等非理性的因素一扫而空。……

主要是这种理性主义，阉割了战后民主主义这一反体制原理。它将战后民主主义的弱点作为纵向线，将战后的个人重新染成「My Home」型的个人，接着创造出理性的国族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最终形构出一条通往五角大厦的长长的带子。在日本，这种理性主义先于政治的统合力，作为在市民社会中主要以企业理性主义为根源的统合力——体制方的统合力而成长。我们在与「战犯岸」斗争的时候，「经济高度成长」正在毫不停歇地编织着这条带子。

如前述，从五○年代起，丸山真男就开始主张形式的「民主主义」变质成支配的逻辑与My Home主义的可能性了。武藤在这里的创新，是将当前体制的根本定位于「现代理性主义」，并主张与其展开对抗。这是来自与五○年代不同的社会状况——对经济高度成长与越南的科学战争——的批判。

武藤在这篇论文中提问，「如果用理性与不理性的剪刀不能剪断这条带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剪断它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线索，越平联也是从费瑟斯通和津恩那里学来的。他们是自六○年代初期的公民权运动就开始参与的运动者，提倡着以非暴力直接行动唤醒埋首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市民的必要性。

费瑟斯通和津恩提倡非暴力直接行动的重要性，而非主张组织工会等团体的反战运动。背后的原因仍然来自当时美国的情况。自一九五○年代起发展成富裕社会的美国，一般市民沉浸在My Home主义里，除了少数群体的工会外，大部分的工会或者支持越战，或者沉浸在对政治的冷感中。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反战运动者可以採取的手段，唯有以非暴力直接行动唤醒市民与工人。即便如此，当时越南反战运动在美国只是孤立的少数人的运动。在美国的越南反战运动开始高涨，如第一章所述，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的新春攻势以后。根据鹤见良行的说法，在一九六六年日美市民会议时，美国的和平运动者们「常常在公开的场合上说出『我们是来向日本的运动寻求帮助的』等类似的发言。」 39

鹤见良行对于美国运动者强烈的直接行动倾向，作出以下评价：40「这说明了日本与美国和平运动所处情况的差异。在美国，组织内的工人大部分都已完全沉浸在大众社会之中而变得保守化，和平运动怎么说都是少数人的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比起知识的普及，唯有以行动带来刺激才能使运动前进。身在其中，恐怕只能提出新的行动计画，才能再次振奋被孤立与疏离化的年轻人们。」

这些问题也唤起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共感。在日本，总评将学徒出阵的纪念日定为「国际反战日」，并在这天进行反越战活动，情况比美国好一些。但在经济高度成长中，政治上的冷感蔓延，工会与在野党逐渐体制化的危机感，也不是与日本的知识分子毫不相关的事。在经济高度成长下面对「现代的不幸」，「被孤立与疏离化的年轻人们」寻求新的行动型态，这也是在固定举行的游行中接触年轻人们的鹤见良行等人能理解的事。越平联，如第十五章中描述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在美国大使馆前展开静坐，实践非暴力的直接行动。

受到费瑟斯通和津恩提出的直接行动启发，武藤对于前述的问题，即体制的理性主义将工人卷入「My Home主义」之中，该以何种方式与之对抗的问题，他这么说：41「唯有透过行动与实践切断它了吧。」「体制的理性主义的阿基里斯腱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将反体制行动这个元素输入进其精密的计算机中的话，计算机本身就会遭到破坏。」在武藤看来，「如果说越平联有思想的话，那就是行动的思想。」

武藤说，「为了民主主义的原理，与作为国家原理的民主主义斗争。」日美政府与执政党如果高举着作为「国家原理」的「自由民主主义」或「议会制民主主义」而来，那就以直接行动与之斗争。「应该也可以说，这是为了使民主主义脱胎换骨，为了新的民主主义的斗争。它以新的道路将两个课题接续起来——继承战后民主主义全部的遗产与超越战后民主主义。」这就是他的结论。

就此，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一次羽田斗争之前，越平联周边就已经展开了对于「战后民主主义」的重新检讨。然而，其讨论虽然指出了「战后民主主义」的侷限，但并非全盘否定「战后民主主义」，而是主张发展性地继承它。然而，在随后的全共斗运动与年轻人们的反叛中，「战后民主主义」遭到了全面否定。

全共斗运动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是众所皆知的。但关于学生们与新左翼党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却不太明确。

对于以议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批判，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存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新左翼党派也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持批判的立场。然而，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新左翼党派的文章里，并未出现批判性地使用「战后民主主义」的例子。

例如，刊登在共产同机关报《战旗》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号上的〈让反帝斗争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一文中，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国内攻击的集中环节在于战后民主主义体制的重新整编」这么一段句子。这里所说的内容是，自民党正在谋求导入小选区制以及让海外派兵成为可能的安保再修订，简单来说，就是指过去在「战后民主主义」范围内守护下来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正在面临危机。42这里的「战后民主主义」并不特别具有否定性的意义。

如在第九、第十章中叙述过的，日大全共斗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大学民主化」为诉求展开活动，东大全共斗也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上旬左右都有提倡「民主化」的例子。东大全共斗开始嫌忌「民主化」这个词汇，是在开始与民青全面对决的一九六八年秋天之后，日大全共斗受此波及，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东大、日大斗争胜利串连集会以后。一九六八年八月这个时间点上，共产同还未否定性地使用「战后民主主义」，这与上述东大、日大全共斗的变化一致。

不过，在回忆录之类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似乎从更早之前就开始否定性地使用「战后民主主义」的例子。前东大全共斗的小坂修平在二○○六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九年五月邀请作家三岛由纪夫到东大演讲时的註记这么写道：43「当时刚出版了一本名为《危险的思想家》（山田宗睦）的新书，与主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林房雄等人一起，三岛也被批判性地提及。然而，我们取笑这本从战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称肯定战争的思想很危险的这本书。因为危险，或者有毒的思想，被认为是激进的。这是当时学生的共通感觉。」

如前述，山田这本以「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人们」为副标的《危险的思想家》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如果从这本书的出版开始，小坂等人就「取笑这本从战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称肯定战争的思想很危险的这本书」的话，那么「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汇，在一九六五年就已经变成了否定的对象。可是，上述小坂的文章，因为是在一九六九年邀请三岛到东大时的註记，所以「取笑」「战后民主主义」的，可能不是一九六五年的小坂，而是一九六九年的小坂。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有可能从一九六○年《民主主义的神话》出版以来，批判或者揶揄地看待「民主主义」或「进步的文化人」的倾向，就已经逐渐在学生之间扩散开来，但还未有使用「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汇表现这件事的习惯。

顺带一提，这场三岛由纪夫的演讲和那之后与学生的讨论会，在隔月的一九六九年六月以《讨论：三岛由纪夫VS东大全共斗》为题出版。44可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的当时，东大全共斗实际上已经是毁坏的状态。主办这个企划的，是一个带有讽刺性名称的小团体，其正式名称为「东大全学共斗会议驹场共斗焚祭委员会」。根据小坂的回忆，这是离开大学投入戏剧的小坂，以及主持剧团的芥正彦（现在也是剧作家）等人为了这个企划临时组成的团体。

如第十章描述的，东大全共斗因为具有只要说「我是全共斗」就得以自称的特质，这种团体就算以「东大全共斗」为名，也不会有人有意见。但是在小坂的回忆中，这个团体当初的名称是「东大焚祭委员会」，「如果我们自称东大全共斗，我想恐怕会有更多人说『才不是』。」45预料到如果将这种团体企划的演讲与讨论会记录，以《讨论：三岛由纪夫VS东大全共斗》为标题出版的话一定会大卖的出版社，其命名策略实在相当了不起。然而书中的内容，彼此之间讲述的内容完全对不上话，只是些抽象论的争论而已。

回到「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的起源。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就算在东大全共斗等斗争的传单或座谈会上，都意外地看不到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然而，对「民主化」、「民主主义」的批判，先不提校内体制完全不民主的日大，在教授们表面上都主张「民主主义」的东大全共斗里很早就出现了。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与八月的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座谈会上，有人指出教授们「自认为在同业公会中，自己遵从着民主的规则，民主地行事」、或者医学部处分是在「被称为所谓民主程序的难以置信的形式化程序」，民青则主张「进行所谓『民主化运动』是何等地荒谬」。46可以说东大全共斗在秋天与民青展开全面对决以前，主要以教授为对手的这种声音确实出现过。

这些东大全共斗的「民主主义」批判，进一步走向了批判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本身。东大全共斗派的团体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发布的小册子上，这么评论败战后的民主化：47「我们该怎么看待成为战后教育出发点的教育『民主化』？基本上『民主化』拥护着日本资本主义，是为了贯彻资产阶级支配体制的系统。」「『教育〔近年来〕沦为教育工厂，我们必须在对这种教育的拒绝之中形成社会的团结』等等，以为使用这些粗糙的分析就能说明清楚，我们应该要谨慎看待这种想法。」「教育从施行了民主教育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是制造出支撑日本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中的教育全部都是产学合作。」

然而，否定性地使用「战后民主主义」的例子，在整个一九六八年的东大、日大斗争相关的传单与座谈会上都没有出现。与其类似的，就我所知有以下两例。

第一个，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为了刊载在《世界》杂志上而举行的秋田明大及羽仁五郎的对谈。在此秋田提到，看着在王子斗争中「市民」向机动队丢掷石块的场景，他认为「符合现在框架的斗争方法，在战后所谓民主主义的形式下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成为了日大全共斗成立的契机。48

另一个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举行的东大全共斗、日大全共斗干部座谈会上，日大全共斗书记长田村正敏的发言。在此，田村嘲讽东大的加藤代理校长的「对话」路线，指出「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的否定暴力、和平．民主主义路线对吧。这种路线，除了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以外什么都不是。」49

田村的发言，是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东大、日大斗争胜利串连集会，在日大全共斗与东大全共斗和新左翼党派接触之后提出的，可说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批判。相对地，秋田的发言，是在批判进入体制的社共两党等组织，他看到无法整编进既存革新势力「框架」里的「市民」能量的可能性。在日大，如果要是合法活动，就只能进行学校体制内组织的学生会活动，可以说他在此找到了展开新的活动方法的线索。然而，两者都并未使用「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汇。

在新闻报导上，对东大全共斗等表示同情的左派，就我所知，在一九六八年时也并未对「战后民主主义」进行批判。举一个相近的例子，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东大、日大斗争胜利串连集会的实地採访报导中，用的是「已终结的波茨坦民主主义」这种说法。另外，推测应该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写成的安田讲堂攻防战后的评论上，评论家酒井角三郎写道，东大全共斗揭露了「战后进步主义的决定性拟制化」。然而，不管是何者，都并未使用「战后民主主义」一词。50

相对于此，在一九六八年的时间点上，和大学斗争一起进行了「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的，是本来就对「战后民主主义」持批判立场的保守论者。在《文艺春秋》一九六八年八月号上，科学史学家筑波常治这么表示：51「战后的民主主义其中一项特色，是将对政治抱持关心，吹捧成好像至高无上的美德一样。」「当代的学生们，是从他们懂事以来，就被这样的『民主主义』训练长大的世代。」「当代的学生运动，只不过是日本战后花了二十年培养出来的一种结果而已。如果要想出根本上的解决方法，要思考的不是各大学的情况，而是战后民主主义本身。」

与保守派不一样，东大、日大全共斗的干部与左派论者，意外地很晚才开始将「战后民主主义」一语用于指称批判对象。据我所知，这是从安田讲堂攻防战前后开始的。52

例如，刊载于杂志《展望》一九六九年四月号上（座谈会似乎是在二月举行），一场邀请了经歷过安田讲堂攻防战的东大全共斗干部的座谈会上，有以下的发言：53「〔东大斗争〕不得不涉及战后的民主主义体制，具体来说是所谓的议会制。」「东大解体，我认为具体上来说就是教授会专制秩序的解体，它是对于被战后民主主义所保障的『学术研究自由』的告发，也是关乎大学理念与研究者主体性的思想性问题。」

受到这种发言的影响，同席的编辑与高中教师回应，「看电视〔上的安田讲堂攻防战〕强烈感受到的是，现在，整个战后民主主义正遭受质疑。」「东大解体这个口号，对战后民主主义创造的价值观，以及体现这个价值观的秩序抛出了巨大的提问。」编辑部为这段对话加上了「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的小标题，「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被定位成了主要的议题。

接着，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也在註记着「执笔于六九年二月十日」的文章〈现在，我这么想〉里头写下，「凭藉战后民主主义（被）获得市民的权利的日本大众，被大众内部的相互规范束缚着手脚」，另外在有「执笔于三月十日」註记的〈活下来的知性〉中写道，「在六○年的安保斗争中，『战后民主主义』暴露出了它的极限。」54在山本的文章中，「战后民主主义」被当成指涉批判对象的用语来使用，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这是最早出现的例子。

左派的刊物中也是，中岛诚在刊登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号（被认为应该是在一月底写成的）《现代之眼》上的文章中写道，「在现今大学斗争本质的底蕴中，有着一种从战后民主主义的框架之中终究想像不到的不可预测性。」55另外，吉本隆明在《文艺》一九六九年三月号上写道，学生们在「战后民主主义」中长大，「学生们的行动，如果是像丸山所说的那样，是连纳粹和军国主义都没干过的『暴行』的话，丸山所评价的战后民主主义，应该比纳粹和军国主义还要更恶劣才对。」而在《情况》一九六九年三月号上刊载的演讲中，吉本说：「我认为，战后民主主义，可以说在现在的校园纷争中，已经决定性地结束了。」后者的演讲，註记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在中大自主讲座中举行的。56

从以上看来，就现存的传单与杂志来说，安田讲堂攻防战前后的一九六九年初，除了上述越平联周边之外，应该可以被视为是「战后民主主义」开始被新左翼系论者批判性地使用的时期。

这种批判性地使用「战后民主主义」的用法，很快就在学生们之间扩散开来。原本这个世代就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孩子」，他们感觉到如果不突破自我内部所谓「和平与民主主义」、「否定暴力」的这些价值观，就无法迈向革命。他们尝试以「战后所谓民主主义的这种形式」、「波茨坦民主主义」、「战后进步主义」等不中用的语汇描述这个应该被突破的对象，这个摸索的阶段，是一九六八年末到一九六九年初的情况。

因此，一旦出现了可以一语道尽这个模煳的不满对象的语汇时，事情就像干柴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传播程度，就像东大研究生创造的「自我否定」一词，以及东大斗争末期型态的安田讲堂攻防战的笼城战术（编註：即固守城池）一样，作为表现当时学生们模煳的不满的媒介，很快就在全国扩散开来。

特别是吉本对丸山的批判广泛地被学生阅读，对传播「战后民主主义」批判做出了贡献。一位学生在一九六九年如此写下读完吉本文章后的冲击：57「战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中潜藏着无可救药的空洞与荒废。我成长的这二十三年，可能要比天皇制军国主义、比纳粹统治下都还来得糟糕，东大斗争让我有了这种让人不寒而慄的反省。」

对于「现代」与「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也几乎与此同时并行展开。在东大斗争中，加藤执行部对于七项诉求的同意被批判为「现代化路线」、加藤执行部被批判为「现代派」等等，这些已在第十一章中说过。比「战后民主主义」稍微早一些，在刊登在《情况》一九六九年二月号的东大、日大全共斗干部的座谈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举行）上，山本义隆主张「现代理性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在现实上是当前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所谓的现代市民社会就是这种东西。」58

山本的这个「现代」、「民主主义」、「现代市民社会」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批判的延伸。然而，将批判对象称为「现代理性主义」的习惯，在过去并未出现过。

之所以加上「理性」一词，或许一部分也是为了反击与山本敌对的东大教官提倡「理性」一事。然而同时，对于摩天大楼林立、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出现的经济高度成长的反感，以及对武藤一羊说的，在越南的「电脑」战争的批判意识，应该也都成为了加上「理性」一词的原因。

例如，《朝日Journal》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头版短文是这么写的：59「越南战争在文明史上的意义，或许在于拒绝强加而来的欧美式现代化与进步这一点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军的电脑战争无法获得胜利。」「例如经济高度成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就是这样。……理性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这些质问正在被提出来。」这篇短文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但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对于「现代理性主义」的反弹。

小坂修平在二○○六年的回忆录中这么说：60「感性的变化，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连续的。例如那几年间其中一项明显的价值观变化，是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信赖感变得薄弱，现代批判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常识。」

小坂在一九六六年四月进入东大就读，当他在图书馆第一次唸到被视为环境问题经典的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时，也只是想着「咦——也有这种问题意识啊。」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厚生省认定水俣病的原因是窒素公司排放的有机水银，一九六九年石牟礼道子的《苦海净土》成为畅销书，环境污染以及对科学万能主义的怀疑成了常识。第一级产业的急速衰退，以及对于逐渐失去的古老日本风景的怀旧乡愁，也都夹杂在其中。

就这样，直到一九六九年初之前，对于「现代」与「理性」的感性反弹，在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人们之中也已经广泛地渗透了。那其中也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的批判。

安田讲堂攻防战后的新闻报导上，出现了东大全共斗的战斗是「为了超越现代」的这种言论。61不久后，在全共斗派的年轻人之间，重新评价了战中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这对有战争经验的年长知识分子来说是相当离奇的现象。而「战后民主主义」，连在强调人类理性的意义上，都被批判为使「现代理性主义」渗透进日本社会里的元凶。

从接受了战后的民主教育，理应为「战后民主主义的孩子」的世代中，兴起了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这令不少大人感到震惊。因为，其中也有些人对当时持续高涨的学生运动，曾经抱有能够继承「战后民主主义」的期待。

例如，《思想的科学》一员的评论家大野力（大野明男的哥哥），就是盼望学生运动能继承「战后民主主义」的其中一人。如第六章所述，大野访问了一九六六年的早大街垒，从学生那里听到这样的声音，「教育制度还没那么反动，在还充满活力的时代，少年时代教师们教导的就是以和平与民主主义为原则的思想，或许与这也有关系吧。」之后，他写下「学生运动的高涨，证明了战后理念尚未完全蒸发、变质」。

另一方面，他的弟弟大野明男，虽然是在五○年代担任过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的人物。但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版的《全学联——其行动与逻辑》中，评价「全学联为『战后民主主义的尖兵』」，该书以此作结：62

我衷心希望学生运动能恢复其深厚的统一，将如今四分五裂的全学联等团体吸收进去，化为加以超越的浪潮，大规模地前进。然而，我更期待这些先锋们与围绕着他们的所有市民、工人与农民之间真正的「对话」复活，以多样的共同行动组成更广泛的合作。这是因为，如先前提及的，我们的战后民主主义的根本命脉就在那里。

然而，从大野力一九六六年访问早大的时候起，学生们对年长者与「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就已经萌芽了。63学生们也透露出这样的不满，「我认为战争体验对日本人来说是徒劳的。从结果上来说，从那些经验里什么也得不到。」听到这些的大野表示，运动者们的能量「似乎根植于他们对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斗争的强烈不满。可以说不满的强度使他们做出了『什么也得不到』的断定。」如第六章提过的，他这么主张：64

「学生运动的高涨，证明了战后理念尚未完全蒸发、变质。但随着社会上这些理念不断蒸发和变质，他们也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脱离常轨。换言之，学生运动的激进态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一般大众的理念变得稀薄，观念变得衰退。」

在某种意义下，大野力的担忧是正确的。随着既存革新势力的保守化，学生运动也日益激进。最终，他们开始批判「战后民主主义」。

对于大野兄弟等人来说，从期待「战后民主主义」继承人的学生运动中，兴起「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的这件事是相当冲击的。大野与见田宗介所属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办了一场以「关于『战后民主主义』」为题的研讨会，讨论如何应对来自年轻世代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

研讨会一开始，负责基调报告的大野明男说道，「今天『告发』『战后民主主义』，或者宣告其『死亡』的，是以反代代木系的学生组织——全共斗派的学生运动为中心的『年轻世代』。」并将其「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整理成以下五点。65

第一，对于「战后民主主义」是应被称为「战后革命」的民主化过程的看法，年轻世代主张「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仅在作为雅尔达体制＝美苏支配体制一环的情况下存在」。

第二，对于将战后二十余年的过程视为「民主主义在日本民众中扎根过程」的看法，年轻世代认为「所谓的战后民主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支配的过程」。

第三，对于「现在的和平与繁荣是战后民主主义的成果」这种看法，年轻世代认为「战后民主主义产生的，最终只是异化人性的社会现实而已，不是吗？」

第四，不同于将「战后民主主义」视为目前尚未实现的、应当追求的理想的看法，年轻世代将其视作如同以自民党支配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为象徵的「战后民主主义的谎言」，认为「战后民主主义」是指称日本社会现况的概念。

第五，对于将「战后民主主义」中的和平宪法理念视为应该向全世界推广的理想的意见，年轻世代认为，在要求世界革命的当代社会中，和平宪法「只存在于美苏和平共存＝共同支配的框架之中」。

上述第一、第二、第五点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就已经存在了，逻辑上并非什么新的观点，所以年长者也可以理解。然而，第三、第四点根基于在经济高度成长期中长大的年轻世代的实感上，对于年长者来说是比较难认可的。

参加研讨会的年长者们相继提出了意见，「所谓的民主主义是战后才首次体验到的东西，并不特别有什么『战后民主主义』」、「我认为〔透过教育〕相信新宪法的〔年轻〕世代，与战前、战中的世代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于知晓战前的言论打压，与战后、刚战败时的饥饿与贫困的他们而言，年轻世代对三岛由纪夫有所共鸣，唿喊着「和平让人窒息」等行为，怎么看都只是不知疾苦的世代的骄纵。

论坛上，也有很多如「战后日本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就算这样，与战前比起来有很多地方已经有所改善。在现在的学校教育或家庭中，是否充分进行了这种战前与战后的比较呢？」的意见。66然而，一九三九年出生的西部迈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对战前世代来说可能是一个终于得来的恩惠，但对于战后世代来说，看起来却像是应该被怀疑，甚至应该被打破的空话。」67这个落差，不是可以轻易弥补的。

另外，在年长者中，也有不少人认为当代的年轻人对战败初期的民主主义光辉时期一无所知。《思想的科学》研究上，向会员施行了问卷调查，黑子恒夫在其中一项的回答中写道：68

战后出生的人们，称战后民主主义为狗屁，并试图摧毁它的时候，我又再次思考了这种变质的战后民主主义，并感觉到未能正确地培养这些年轻人的部分责任。

〔战败不久后，〕当我读到将国会议事堂如幻影一样印刷在黄色朦胧封面上的《新宪法》教科书〔更准确的说是一本名为《关于新宪法》的教科书〕时，这是在战败后的混乱的异国他乡，首次接触到的战后日本的文章的宪法条文……。在其中，「和平」活生生地存在于实际体验里。民主主义，是以充满活力的、没有隔阂的自由讨论，在达成共识之前澈底地相互对话的东西。少数意见获得尊重。个人的意识得到重视。拙劣的多数决，是不得已的次佳决策方式。

然而，现在「和平」变成了「维持现状」以及「秩序」。权力期望维持的体制秩序就是和平，而质疑与声讨，就成了与和平对立的「暴力」。……政府滥用着多数决，恣意地解读法律，合法地向人民施加暴力。……

战后民主主义的光辉，在于能够进行沟通，或至少，有试着努力做到这件事。年轻人取代了在战败中受挫的老人，自由地发言与行动，努力试着形成沟通。

但是，那样的光辉已经消失了。年老的世代恢复了奇妙的自信，并且拒绝了沟通。所有的事情都依赖选举、议会、多数决……，他们放弃了对话。这无疑为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带来了绝望。

当然，质疑一切事物是好的，但我并不同意连对于沟通的成立都抱持怀疑甚至否定。……〔年轻人们〕因为沟通被拒绝，所以转向〔所谓暴力的〕单方面的表现活动。无论是谁，都无法不表达自己的想法。然而，透过言语沟通的有效性，是以言论的自由为前提的，但所谓大众媒体的言论机关，单方面地与消息来源的政府权力方保有密切的关系，大众的言论遭到封锁，如此一来，人们就不得不超越其框架。在此，新的表现型态也就想当然地诞生出来。其象徵是所谓全校街垒封锁这种意志表达方式。……然而，在其根底的，认为其他人什么都不懂，拒绝以言论沟通的立场，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同。

就像在第一章介绍的，在刚战败后不久，「为什么我们要学国语」这个问题曾引发整整三小时的讨论，决定学生会宪章也讨论了整整四天。知晓那个时代的黑子，虽然可以理解年轻人对言语沟通感到失望，因而产生出暴力行为或街垒的表现手段，但无法同意他们在根底认为「〔大人、教授等其他人〕什么都不懂」，因而「拒绝以言论沟通的立场」。

黑子在这篇文章中也这么说：「对于战后出生与成长的人们而言，那个充满光辉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开端只是虚像。因此，他们质疑甚至否定战后民主主义也并非毫无道理。」然而，「战后民主主义是在混乱之中存在的，是在众人感叹价值观念并无定向的时候存在的。我认为那是最具人性、最理想的选择，至今我还是这么认为。因此，我想要好好珍惜战后民主主义，那并非试图守护绑手绑脚的秩序。」

在战后的废墟与饥饿之中，旧有的秩序与价值观崩坏，于是黑子说「战后民主主义是在混乱之中存在的」。然而，他的话语对于将「战后民主主义」视为「绑手绑脚的秩序」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无法理解。

在《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研讨会上，也讨论了「战后民主主义」是应该追求的目标，抑或者日本社会的现实这个议题。年长世代多数认为是前者。作为「进步文化人」的代表而遭到批判的丸山真男，在一九六九年的笔记上这么写：69

「即使如此，当提到『战后民主主义』的时候，说的是战后宪法（以及相当于宪法的保障自由权的诸法条）体系？还是现实的政治体制（远离议会制民主主义现实的保守永久政权下的『议会政治』）？又或者指的是包含社会主义运动与劳工运动在内，以民主主义为名的运动的现实（也就是革新政党的现实）？抑或是最后，世界上首次公然由否定势力所消灭的民主的理念呢？我希望至少这些能辨明清楚。」

《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研讨会中最为年轻的参加者，对学生有共感的见田宗介也在这一点上抱持同样看法。见田在这场研讨会上主张，因为理念是为了改变现状而提出的，所以背离事实也是理所当然。「我反对像全共斗学生那样认为理念本身就是欺瞒的看法，理念本身只能作为必然的欺瞒而发挥作用。」70

但是，各地的全共斗学生们，对于年长者们认为学生们对战争与战败后的时代一无所知的意见，多数表示反感。中大全共斗的无党派运动者天野惠一，在一九八○年针对当时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这么表示：71

「『战后』被全面地否定。『战后』指的是『战后民主主义支配体制』，任何从实际存在的『战后』中找出价值的思想，只因为这个原因就遭受了批判。这个『战后』批判绝非不了解战争的世代的错误主张。这个批判，是由亲身生活在战后的体制—制度下的人们诚实的实际感受所支撑着。学生们成长在无条件地被赋予了价值的战后教育的过程中，以自身的经歷亲身了解到，这样的教育不过只是歧视—筛选的制度而已。」

天野在这篇文章中无意间透露出，所谓他们「亲身生活」的「战后」，其实是指在学校这个场所，身为学生「亲身生活」的意思。恐怕他们并不了解在学校之外，战后思想与政治经歷的复杂路径的具体脉络。他们所知的「战后」，应该是以这种程度的东西为中心的：在学校教育的场所中，有很多提倡着「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却也同时强迫他们参与升学考试战争的言行不一的「欺瞒」教师。

如前述，「战后民主主义」的侷限性，从一九六六年前后起，在越平联周遭就已经开始被讨论了。但那是出于如何在当代重新再生「战后民主主义」的问题意识。然而，年轻世代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全面否定与嘲笑。因此，在全共斗与新左翼周围，形成了排斥「战后民主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的风潮。曾参与当时运动的渡边一卫，在一九九九年这么回忆：72

「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主张也在当时被广泛讨论。然而，究竟只是否定「战后」民主主义，而非否定「民主主义」本身？还是「民主主义」本身被当成某种否定性的东西呢？很多时候，这个主张在并未说明清楚的情况下就被直接提出来。最终，「民主主义」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恶的感觉日益增强。

与三里冢斗争结盟的「废港要求宣言之会」的会长前田俊彦，在某次小型集会上以「虽然我原本就不太喜欢民主主义……」为开头后，又继续说，但是民主的〔会议〕运作还是很重要。我当时心想，「明明不说这种前言也没关系，前田先生果然还是被流行的思想牵着走。」就像这样，当时一般来说「民主主义」一词是被当成否定性的语汇。

直到最近，在选举时有人发放装了钱的信封的这种事，还是在全国的农村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不加思索地照单全收「战后的社会是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文部省、教科书或大众媒体、综合杂志上的大知识分子们的话语，认定存在着一个已经完成的「战后民主主义」，以为问题只在于要表达肯定还是否定，我认为这种全共斗学生们的思考方法，怎么看都像是学校优等生的思考方式。

「民主主义」一词「一般来说」被否定性地使用是过于夸张了，这种用法只是在新左翼党派与全共斗周遭、新左翼论坛上的「一般」而已。如渡边指出的，他们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虽然可以说是「优等生」的东西，但也可以说是原本身为「战后民主主义之子」的他们，向在经济高度成长中变质的社会与大学等「大人们」丢出来的，竭尽全力的反抗。

渡边同时也针对当时流行的「现代」批判这么说：73「『现代的否定』也在当时被广泛讨论。然而其情况比起理性主义、科学、民主主义〔这些在当时都是被否定性地使用的语汇〕的情况还糟，那些主张在被否定的东西与不被否定的东西之间分界未明的情况下，就被直接提了出来。」「『现代』是什么？哪个部分该被保留？哪个部分又该被否定？在这些都完全不明确的情况下，只是用一种好像有点懂的感觉在讨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就是现代的产物。如果要否定现代，那应该也必须否定马克思的思想才是。在并未辨明这一点的情况下，直接给予战前日本的北一辉思想、战争中『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等等高度评价的风潮正被逐渐形塑出来。」

接着渡边这么说：74「日本具有社会地位的政治家、官僚、体制内学者等等，并未以这才具有逻辑、这才是理性的方式，逻辑性地拆解非逻辑与非理性，而是直接承认那样的主张，条件反射式地反驳与否定。我认为这才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否定』。然而，可以说这最终只不过显示出他们自身逻辑分析能力的薄弱。」「用模煳不清，好像有点懂的感觉说话，强烈显示出全共斗思想的情绪主义与非逻辑的倾向。」

有些具有战争体验的年长者，对于三派全学联或全共斗学生的行动有感性上的违和感。曾是皇国少年的记者筑紫哲也，在几年后这么说：75

「我在战争中接受的军国教育，基本上就是老师打学生。对此的反感和厌恶是肉体生理上的反应，因此，我无法想见从自己内部浮出想要做这种事的积极情感〔的世代〕会出现。然后，全共斗世代的那些人说打人很有快感，认为大家一起拿着武斗棒，戴着相同的头盔行进感觉很帅。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实在相当震惊。〔在都是军装的社会长大的〕我从来没想过爱好制服的世代会再次出现。」

未曾想过戴头盔蒙面的「制服爱好者」会出现，筑紫的感想清楚显示出战争体验世代对于战后婴儿潮世代的违和感。但是，困扰于认同危机与「现代的不幸」的年轻人们，反过来倾向于理想化地谈论赋予他们坚实认同的制服与战争。

作为战中派知识分子的技术史家中冈哲郎，在担任定时制高中教师的时期，邀请与自己同世代的战争体验者们，在学生们面前讲述悲惨的战争体验。中冈这么记述了那时候学生们的反应：76

那时，有位之前始终保持沉默的女学生开口说，「老师，我觉得你们的时代很让人羡慕。」一瞬间整个会场安静了下来，她继续说道：「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着。……相较之下，战争的时代，日本的人们，不管是贫穷的人还是什么人，大家齐心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而活着。我认为那样的时代很美。」

会场上前来参加的学生们，一个个点着头，表达对这段话语的共感。我为之愕然。

如前着《「民主」与「爱国」》第一章所述，「战争的时代，日本的人们，不管是贫穷的人还是什么人，大家齐心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而活着」等等只是幻想，战争中的实际情况，是门路关系、职务特权与利益横行的道德崩坏的时代。但是对于没有体验过战争的年轻人而言，在经济高度成长下「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现代的不幸」，远比战争的悲惨来得重要，反而抱持着在战争的时代中「现代的不幸」已得到解决的幻想。

中冈看到学生们的反应后表示，「了解到我们与他们之间关于战争的思想有着多大的差异，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恐怕做梦也没想到「制服爱好者」的世代会再度出现的筑紫哲也，也无法理解透过戴着依党派差异漆着不同颜色的头盔、拿着武斗棒与机动队对峙而确认了自己的自我认同的年轻世代的感觉。

就这样，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在关于「战争」与「战后民主主义」上产生了世代间的断裂。一九六九年五月，发生了一起象徵性的事件——「海神像」的破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