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由于对其他国家缺乏知识与研究见解，以下有部分只是大致上的推测，但我还是在此试着将日本的「一九六八年」进行国际性的比较。

首先，关于「一九六八年」是「世界性」的学生反叛时期的观点，我想提出一些质疑。一九六八年，大部分亚洲、非洲国家都没有经歷过学生反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格瓦拉的行动、捷克事件等等，都与学生反叛无关。发生学生反叛的国家是，日本、美国、法国、义大利、西德等国。[51]以此称为「世界」难道不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吗？

一九六八年这些国家发生学生反叛的背景，在日本、美国、法国等地，有很多相似的部分。因为经济成长造成朝向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随之而来的学生阶层的大众化与从菁英地位的下降等等都是共通的。[52]另外一提，英国在六○年代大学生的人数并没有急速增加，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学生反叛。[53]

而世代交替的现象在世界各国也是共通的。虽然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但不管在美国还是法国，都一样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对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进行了重视和平的教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与学生反叛的性质不同，但也主要是由并未经歷过革命的世代担负。硬要说「一九六八年」存在着「世界」共通的「激动」的话，那么其原因可以归因于越南战争在各地引发反战运动的世界局势，以及没有经歷过二次大战和紧接其后的独立革命的世代之兴起等共通因素。

然而与美国和法国相比，日本的学生反叛也有不同的地方。美国的「一九六八年」延续了公民权运动与种族问题，不可能与日本的运动性质相同。又如第四章中介绍过的，许多美国的学生运动者出身于「富裕社会」的波希米亚上层社会，因此与文化运动具有亲近性，但日本的运动者多数出身自中下阶层，党派的运动者与文化活动的关系甚少。

至于法国的「五月革命」，虽然发展成工人的总罢工从而对政权产生了威胁，但仅持续约莫一个月就结束了，而且并未扩散到巴黎以外，就这些层面而言，「五月革命」若以日本的现象来说，比起全共斗运动，更接近于岸信介内阁于五月十九日强行通过安保条约修正案之后的六○年安保斗争。如果说「五月革命」是扩及到劳动者而在短期内结束的「广而短」的斗争，那么日本的学生反叛可以说是只限缩在学生当中，从一九六五年持续到一九七二年的「狭而长」的斗争。

那么，与法国等地相较起来，日本的「一九六八年」的特徵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以笔者对法国、美国和西德情况的理解，无法对此进行精细的检证，在此试着提出几个假说。

第一，与其他先进国家比起来，日本是藉由经济高度成长而急速地进入先进国行列的国家，这或许是其中一个因素。在日本，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状态中养成人格特质的年轻人们被丢入了升学考试竞争中，与童年时期的文化断裂过大，从而容易面临认同危机，并且由于还残留着过去「保守的」大学观，因此像是「自我否定」的口号或者「所谓的大学是什么」、「所谓的学问是什么」等质疑成为首要关切的倾向较为强烈。而高度成长前后社会生活的变化也比美国等地来得激烈，因此「现代理性主义」批判以独特的型态兴起。

与日本不同，在其他先进国家，环境、风景或生活型态的剧变、大学生的大众化等等，未必全都是在六○年代快速地发生。在美国，早在五○年代末，城市的年轻人就已经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陷入「现代的不幸」之中，从而出现「垮掉的一代」的运动，我在之前的着作《「民主」与「爱国」》的第十六章中已提过这点。

尽管尚须等待今后对于其他国家更为详尽的研究，但若要提出假设的话，由于面对「现代的不幸」而产生的「寻找自我」的层面，虽然可能在其他国家的学生反叛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但在经济急剧成长的日本的学生反叛中，或许是最为强烈的。这一点，或许也导致了日本的学生反叛逸脱出「政治」运动的范畴，无法像「五月革命」那样唤起劳动者的共感，而东大全共斗参加者中也只有不到一％想要成为政治家。如果这个推测为真，也可以说明日本这个世代的前运动者较少进入政界的这个现象。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政治经验的不同。在一九六八年《每日新闻》记者的座谈会上，有人发言道：[54]「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与法国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没有革命经验。所谓的革命究竟是什么？那是有时甚至还会因此失去自己性命的行动。当我观察日本学生的行动，我不认为他们在行动之前想过这些问题。」

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中被动员的支援部队学生表示：「因为我们心里总觉得不会被杀掉……」、斯坦霍夫认为如果是在美国，像联合赤军那样的武装组织，所有人应该会立刻遭到射杀，这些在第十一章与第十六章中已经提过。一九六八年当时的报导评论了日本街头游行中与机动队的冲突，「一位外国记者困惑地说，『如此激烈的游行反覆发生却没有人死亡，简直不可思议』」、「对于经歷过多次攸关生死的战争或革命的欧美人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55]

在巴黎的五月革命中，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索邦大学南特尔分校遭到封锁，十日，在学生街的拉丁区筑起街垒的学生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并陆续爆发对警察警备过当的反弹，从十三日起工人也加入罢工。但各大学、各学部在第一时间就实行了让学生代表参加评议员会等制度上的改革措施。接着于五月三十日，戴高乐总统发表演说，承认学生积极参与大学管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市民参与自治体管理的权利，运动随之平息。

许多学生将这场总统的演说解释为，对于各大学已经做出的「让学生参加管理」这项决议的保证。因此，五月二十九日学生运动的领袖龚本第虽然在记者会上唿吁「必须以暴力对抗暴力」，但反应大抵上冷淡，还出现了批判龚本第的声明，龚本第也立刻自我批判。[56]

如此，巴黎「五月革命」的学生们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大学管理的目标后，就结束了斗争。这与东大全共斗始终拒绝参与大学管理，并持续作为战斗「意志表现」之斗争等等并不相同。

在日本，成功争取具体政治目标的政治斗争经验并不多，因而欠缺「获得一定条件下的胜利」这个观念，往往会陷入要么全面胜利、要么全面败北的二选一思维当中。而在运动的过程中，由于认为即使「全面败北」也不会丧命，因此相较于达成「不纯粹」的妥协性诉求，往往更倾向于轻易选择「全面败北」。这似乎也是将斗争导向观念性激进主义与非妥协姿态的其中一项原因。而筑紫哲也提到，在以武装的美军为对手的沖绳的运动中，并没有出现使用武斗棒的暴力行动，这已于第十三章中引用过。因此，当时的报导有时也将日本的学生反叛称为「天真的激进主义」。[57]

确实，如果有被射杀的危险，就不可能在机动队的盾牌前面说着像是「要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轻松的话。可以推测，这种「安全性」前提的存在，也成了学生的反叛朝向「存在式的自我确认运动」倾斜的原因。

接着，若要提出第三个因素的话，新左翼各党派的存在也很关键。

在日本，作为中核派和革马派源流的革共同、第四国际、共产同等等，都是在一九五○年代后半之前、日本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成立的。它们就像在发展中国家状态下成立的组织，每一个都信奉着古典马克思主义，这即使到了经歷经济高度成长、社会转型后的六○年代也依然持续。

日本新左翼党派的特徵之一，是如在第四章中高桥彻以「古典」、「不退让」评价的那样，固执于古典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美国、法国与西德等地也有「新左派」的运动团体，但大多要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学生反叛兴起时匆忙成立的，就是从过去的学生组织或公民权运动等公民运动延伸出来的组织。并没有像日本的新左翼党派这样，从一九六八年以前就存在着许多以古典马克思主义革命为志向的集团，并深入至各大学扎根的情况。

这个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在其他欧美先进诸国，由于一九三八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西班牙内战，以及先进国化的社会情况，主张古典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并没有广泛存在的空间。然而在日本，就算到了一九六八年，还残留着发展中国家时代成立的新左翼党派残党。这反映了藉由经济高度成长先进国化的期间较短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一九六五年越平联成立之前，日本并未大规模存在像美国公民权运动那样的市民运动。

新左翼各党派在六○年代中期完全低迷，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如果没有学生反叛的浪潮，新左翼各党派或许会因为不放弃古典马克思主义，而几乎全数于七○年代初自然消灭。然而作为五○年代遗物的新左翼党派，刚好碰上了学生反叛的浪潮，像是「吸盘鱼」一样吸收这股能量而延续了性命，维持着古典马克思主义，引导了学生反叛的能量。

如前述，以五○年代为源流的新左翼党派所信奉的理论，不仅无法跟上在经济高度成长下转型的日本社会现况，也无法理解学生运动发生的原因。然而，无从表现自己正在面对的「现代的不幸」的年轻人们，一些人相信从党派的理论中能找出解答，一些人则不管什么理论，迳自在党派的街头斗争中寻找发洩精力的场所。

而日本快速达成经济成长的特徵，不仅让新左翼党派残存了下来，也成为了其古典的理论获得广泛性接受的基础。

如前述，革命左派梦想着基于毛泽东思想的山岳游击战，由其衍生出来的联合赤军，在经济高度成长产物的「迷你迪士尼乐园」展开了枪击战。这从当代的视角来看是一种讽刺的景象。但是参加了日本的学生反叛的世代，特别是永田洋子与森恒夫等年长的世代，是在日本尚属发展中国家的时期形成了人格特质，他们接受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也并不奇怪。

新左翼党派的渗透对于日本的「一九六八年」造成的影响并不少。当初以自发性的朴实诉求兴起并获得一般学生与大众支持的大学斗争，随着党派的渗透开始主张「七○年安保」和「革命」，从而失去一般学生及舆论的支持，在日大斗争中可以很典型地看到这样的过程。

因此，日本的学生反叛和法国「五月革命」不同，成为了没有舆论及一般学生支持的「狭隘」的运动。反过来，与只限定在巴黎的法国抗争不同，日本的学生反叛借助党派的全国组织网，将斗争扩散至全国。而且在党派组织的持久力之下，有别于法国的抗争是自然发生并于短期内结束，日本的学生反叛持续了数年之久。结果，「五月革命」成了「广而短」的运动，日本的学生反叛则成为「狭而长」的运动。

在当时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中，除了高层的算计与背后交涉以外，似乎相当程度上还是有许多认真的人。然而，党派的功过还是应当被适当地检证。

首先，如果要说党派的「功」，那应该就是使运动扩及全国并长时间持续，以及将运动从校园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将运动的基础知识跨越大学的范围向外输出，应该也可以说是「功」。

然而，说党派频繁引发徒劳的党派斗争与武装内斗是其「罪过」，这是任谁都没有异议的吧。而将校园斗争「上升」到所谓「革命」的政治斗争，也能被视为只是将学生反叛诱导进了浪费能量的非现实的斗争中而已。

而凭藉党派组织的持久力将运动长期化这点，也可以说是「过」。因为，党派虽然透过介入各地的大学斗争、入管斗争、障碍者运动、反对机场运动、反对污染运动，使日本的「一九六八年」比法国等地更加长期化，但也可以说，代价是使日本的「一九六八年」一直持续到了各地潜在的运动能量耗尽、枯竭才停止。

因此，日本的「一九六八年」比起其他先进各国还要长，但在那之后的沉寂也尤其显着。而党派将学生反叛的能量诱导进了暴力的街头斗争与武装内斗，也为往后的日本社会运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些成为了日本七○年代以降社会运动低迷的原因之一。

上述由于是对他国事务不甚熟悉的笔者的推测，因此仅仅只是假设。在日本虽然也有书籍概略说明西德的「六八年运动」及其后以「绿党」等方式持续推展的过程，[58]但我并未读到以充分的社会结构分析，清楚说明为何在西德与其他国家这件事得以可能的着作。这还要恳请各国的当代史研究者多作指教。

51.以下各国学生反叛的状况由每日新闻社编前揭（第四章）《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以及高桥彻编《叛逆する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世界の学生革命》（讲谈社，一九六八年）等概括整理。参考畑山敏夫〈フランス一九六八年五月〉（收录于冈本编前揭〔第十五章〕《「一九六八年」　时代転换の起点》）。↺

52.一九六八年的法国，当时大学生的人数从一九五八年的十七万人遽增至六十万人，与此相比，却只有二十三间大学，教室设备等资源不足的状态极度恶化。而法国业士文凭（大学入学资格检定考试）制度规定，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在任何一间大学中上课，因此有十六万人集中在巴黎大学、三万人于索邦大学，加速了对于设施不足的不满。并且，大学组织的营运更被形容成「沿用拿破崙时代那套」的旧式营运方式，课程的选择范围狭隘，再加上大学生人数的增加，使得文科大学生即使毕业了，也难以期待能找到像以前一样菁英待遇的就业机会。这在当时就已经被指出是「五月革命」的背景（每日新闻社编前揭《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页一三一）。↺

53.一九六八年当时，英国的大学设置基准相当严格，一九六八年前的十五年里，法国的学生数量增加倍率为三．五倍、西德是二．八倍、美国是二．二倍，相较之下英国为一．六倍。一九六八年时的法国，教师一人平均需要负责二十七个学生，而英国则是十一人（每日新闻社前揭《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页一七八—一七九）。↺

54.座谈会〈激动路线をさぐる〉（收录于每日新闻社编前揭《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页一二○。↺

55.每日新闻社编前揭《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页五七、五八。↺

56.上述「五月革命」的经过出自每日新闻社编前揭《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页一三四—一三六。↺

57.同上书页五九。↺

58.例如井关正九《ドイツを変えた六十八年运动》（白水社，二○○五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