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也唤醒了青年们的加害者意识。这是基于日本成为美军的后方基地，藉由「越战特需」达成经济成长的罪恶感。但绝不仅止于此。

这些青年是在初等教育中接受反战和平与平等理念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天之骄子」。他们有许多人对自己在升学竞争中将同年级生踢落，进入大学踏上菁英坦途而怀有罪恶感。例如埼玉县立浦和高中报的报导中有如下叙述[116]：「乍看之下社会一片祥和，但我们的生活和学校生活中却透过各种测验，因为一分、两分的个位数差距，被强行区分能力……根据测验分数选择大学，一同毕业，然后逐渐迈向搾取他人的一方。」

在升学竞争中踢落同年级的同学，生活在因「越战特需」而繁荣的日本社会中，逐步「迈向搾取他人的一方」，这种状况给接受反战和平与平等理念的他们带来罪恶感。日大全共斗的某运动家在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表示[117]：「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清楚了解到的是，当今社会体制中内藏的阶级性，明显存在着一堵高墙，它几近冷酷地践踏、粉碎了人们必然渴求生存的慾望。……现在从大学毕业这件事，不就意味着践踏众多未挤进大学的人们的生存吗？」

如第十五章所述，越平联代表小田实于一九六六年指出，日本在越战中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被害者。这一年越平联邀请美国反战运动家，召开「日美市民会议」时，小田主张「面对美国，日本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但面对越南时，日本则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118]亦即，日本无法违背美国的命令，因此成为被害者，但因接受美国的命令，所以面对越南又成了加害者。

小田会如此主张，有他个人的判断。在此之前日本的和平运动以太平洋战争中受害体验的记忆作为主要原动力，但一九六六年时，战后出生且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世代已经成长为高中生。小田除了身为作家外，也以补习班的教学工作当作副业，因此有许多机会接触年轻人。

在一九六六年的对谈中谈到，「我某次向学生们提到，岸信介过去是战犯，他们的反应是：啊？岸先生原来是战犯呀？这反倒让我吃了一惊。」「面对岸信介，我是被害者，但说见到他就感到反胃的这种说法，好像已经行不通了。」[119]他从这种认知出发，认为立基于被害者意识的和平运动已经达到极限，因此改以加害者意识的觉醒为诉求，希冀创造一套说法传递给不知战争的青年们。

小田此种「被害者＝加害者」论，给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世代造成重大影响。当年十九岁，在米子市阅读小田文章后成立「米子越平联」的女学生水田风（音译，水田ふう），于一九九六年如此回忆[120]：

「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也就是所谓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天之骄子世代……成长过程中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反对战争！』（拜这种『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之赐，我一直坚信『只要大家都站出来反对，就能阻止战争。』）」「读了小田实的文章〈加害者的逻辑，被害者的逻辑〉（对吧？），我非常吃惊，心想：『呃，我是加害者！』『得做点什么、真的得做点什么』（这是用米子的方言说）。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然而小田的「被害者＝加害者」论，以不同于小田意图的形式在青年之间流传。立命馆大学全共斗的支持学生高野悦子的手记，在她自杀后出版成《二十岁的原点》一书。书中她写道[121]，「面对京大生和东大生，我带着自卑情结。……一方面带着优越感，同时又带着自卑情结；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对处于升学竞争洪流中的高中生，及根据成绩被分级的大学生而言，将自己定位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正好符合自己的亲身感受。东大斗争时，赞成全共斗而以「造反教师」闻名的东大助教授#7折原浩，在斗争爆发之前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对东大生们如此写道[122]：「诸君能对自己的一流成绩感到开心，或能以成为『名门大学』的学生而自豪，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苦恼成绩不好的学生，或者不存在『非名门大学』，还会有这种状况吗？这其中存在问题，想必诸君自己也察觉到了吧。」

面对因经济因素而无法继续升学的同年级生时，他们同样会有罪恶感与加害者意识。当时全共斗运动的某运动者于二○○三年如此陈述[123]：

「那个年头不继续升高中的理由，并非不会读书，或者讨厌学习、没有兴趣等，而是家庭环境的影响，那影响很大。」「因为经济上没有余裕，所以很多人打算早点工作，减轻双亲的负担，但不只如此，有些有必须继承家业的压力，那种压力之大，现在有点难以想像。农家或商店的孩子身上背负着强大的这种压力。」「今天升学率飞跃式的提升，升学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因此也没必要再去感受那种『让我去上大学』的内疚了。」

尽管身在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他们中学、高中时代的日本尚属新兴工业化国家，仍有许多贫穷家庭的子女。当时的运动者在二○○○年表示，「那个时代，还存在着贫穷这种事情啊」，「缴不出学费等等……无法负担餐费，结果级任老师瞒着替学生支付，那是个彼此都能理解贫穷之痛的时代。」[124]

日后以赤军派女性运动家前往巴勒斯坦的重信房子，在一九八三年的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生于小商店的贫苦出身[125]：「〔父亲〕说『不要变成那种以金钱解决人类价值的人』，但偏偏他每天都无法筹出第二天进货的钱，落得我连餐费都缴不出的窘境。……自升上小学起，即便缴不出餐费的孩子总是那几个，老师仍旧会说『没带钱来的人举手』，我对这种无心的惩罚感到愤怒又悲伤，为了避免这种屈辱，心中不断思考各种计画。」

高中毕业后重信进入公司任职，但她仍记得「公司中不断发生不合理的事情。即便表现得吊儿郎当，大学毕业生就是大学毕业生，即便为了他人认真负责，仍旧被说不过是高中毕业，那道分界线已经决定了人的命运。」之后她进入明治大学夜间部，她回忆道「思考着能否为了他人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参与小型、亲切的运动，之后参加学生运动，接着是赤军派，到现在跨越国境。」

日后成为联合赤军领导者的永田洋子也如此回忆[126]，「上小学后，知道这个社会上有贫富差距，为此感到心痛。因为有的同学缴不出远足费、餐费、教科书费。对那些缴不出餐费的人，有些同学会说：『你没交餐费，所以不要吃餐点』，这种事不在少数。我对这种发言感到非常生气，还曾斥责过做出这种发言的同学。」

六○年代中期，在一本收集了庆应义塾大学学生的心声，名为《我的学生生活无悔》的书中，有一位学生对教授和同学提出如下批评[127]：「大学生是在许多年轻人被牺牲下而被选出的少数者，从而，这些少数者是否意识到在社会上必须担负的角色？在现在的社会中，大学生之所以能接受大学教育，需要再次强调，是因为牺牲了许多贫穷、身体孱弱的人。」

即便当时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学生不算是多数派，但与今日相比还是很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尚处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日本还存在贫穷。这与在那个大学升学率很低的时代，大学生还保持着身为菁英，肩负带动国家的道德责任有关。这两个要素叠加后，产生了学生必须站在社会改革第一线的意识。

而这种意识又与对升学竞争的批判相结合。大坂府立天王寺高中报的报导如此叙述[128]：「教育被严酷的弱肉强食法则所压制。老师和同学们都紧抱着极端乐天的幻想，认为『能力反映在数字上，不读书性格乖僻的人是废物』。我们能生存下来，是以那些无法生存下来的人为必要条件的。」

如前所述，当时的青年是首次直接面对「全民皆受测」，接受甄别的世代。他们完全习惯不了这样的事态，也无法像日后的世代把此事当成前提条件来接受。当时的许多大学生都可以回想起那些因为贫穷或者为了继承家业，即便成绩优秀也无法升学的同学。

加上他们也是在初等教育接受平等理念的世代。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不是全部——对在升学竞争中踢落同学考上大学一事，抱持着强烈的罪恶感与加害者意识，并认为这种状态是必须打倒的不正常「体制」。

这些大学生之中，许多人在全共斗运动开始之前，都如重信房子般参加了义工活动。一九四七年出生，参加了东大全共斗的小坂修平，在二○○六年的回忆录中提及「我在高中前毫无自觉地接受升学考试体制」的「内疚意识」，说明了参加全共斗运动前曾参与的活动[129]：

「有一个名为睦邻（settlement）的社团，相当于今日所说的义工活动，是照顾贫寒家庭子弟学习的活动。参与活动的背后动机，说夸张点就是隐于内心深层的赎罪意识。自己能在社会菁英的轨道上迈进，或许就是以贫寒人家为垫脚石的罪恶感，而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就是战后民主主义中的平等主义。」

对接受战后和平教育的青年们而言，日本支持越战，整个社会因越战特需而繁荣，又与升学竞争中取胜进入大学的自己形成相同的「加害者」情结，两者相互叠加。

为了摆脱这种罪恶感，除参加反战活动之外别无他法。东京越平联的机关报《越平联新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号中，刊登了篇名为〈对不起越南人〉的女高中生投书，文中写道[130]：「考虑到日本的景气上升是因越战特需的缘故，我就觉得自己是吸越南人的血而活着，不知道该如何向越南人道歉才好。如果要我说向越南人道歉的方法，那就是反战运动，别无他法。」

一九六八年八月，京都越平联的机关报《越南通信》上，某个青年如此写道[131]：「越南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把『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活』这个问题捅到我们所有人的面前。」「我们难道不该知耻吗？对于只能靠着越南人的战斗才能唤醒自己的良知，以及除了自我满足之外什么也达成不了的自己。」

越平联採取的是非暴力的运动，但学生们罪责感越是深重，就有不断与机动队发生冲突、从事过激行为的倾向。对于这种将罪责感转化成过激行动的心情，当时深受学生欢迎的《朝日Journal》周刊杂志的年轻记者，出生于一九四四年的川本三郎在一九八八年的回忆录如此说明[132]：

……当时日本的反越战运动不由分说地带有一种「内疚感」。日本人既无法站在受害者越南人的立场上，当然也不与加害者美国一方同伙。对美军提出「反对越战！」时，反倒出现「既然不是当事者不要多嘴」、「不知徵兵制恐怖的日本人别对我们指手画脚」等等回应。……

在今天，回想当年时屡屡会美化地说「六○年代尚存正义」，但这样的说法恐怕是错的。我们确实打从心底反对越战，但同时也对身在安全之处反对战争这种「正义」，感到厌恶与内疚。……

今天回想起来，〔赤军派等〕会倾向这类激进的行动，大概也是因为带着「无法忍受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战争，我们却在安全地带和平地过生活」的内疚感爆发，因而焦躁不已吧。「他们面对非生即死的危机，然而我们却处在和平之中。」为了斩断这种内疚，只能一头栽入激进的行动中……。

如前所述，当时的年轻人抱持着「大人们说的跟做的不一样」的心情，他们享受着经济高度成长的「和平」与「繁荣」，意识到自己是「加害者」，因此很容易为了达成言行一致，而走上激进的直接行动一途。

从这种背景出发，全共斗运动中很流行「自我否定」这个词汇。此前的左翼运动中也有「自我变革」的用语，这指的是意识到自身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并投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正义事业。但全共斗运动中提倡的「自我否定」，性质上与左翼运动的「自我变革」有所不同。

某全共斗运动的前运动者于二○○三年如此叙述[133]：「〔全共斗〕不再是我们仗着无可非议的正义，批判邪恶的体制和权力，进行改革的运动。因为我们的『日常性』恰恰支撑着这种不当的体制，所以要改变体制，就得改变自我，两者合而为一，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展开战斗。」

身为升学竞争中的「胜利组」，未来将成为日本经济支柱的公司员工或官僚，这样的学生们却抱持着加害者意识，理所当然会思考「我们的『日常性』恰恰支撑着这种不当的体制，所以要改变体制，就得改变自我，两者合而为一，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展开战斗。」此即「自我否定」的表现。

如此，来自越战的刺激与他们的升学竞争体验相结合，这种现象导致他们对同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共鸣。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的《朝日新闻》中，刊登了十六岁高中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当时，十几岁的青少年们自称红卫兵，对中层干部的「腐败分子」等大人们进行群众批斗——产生共鸣的投稿。该文叙述道[134]：

「与我们同世代的中国青年们，即便只是中学生也贯彻以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他们指责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对政治毫不关心、只热中于猴舞#8等事物的人，以及被升学考试追着跑，除了读书以外没有任何余裕的人，我们日本的年轻人与他们相较，差异也太大了。确实，我觉得红卫兵的行动有许多可疑之处，但关心政治这点，我们必须大力学习。」

话虽如此，这类学生照例是少数派，某位教师曾说过，「今日高中生把精神都集中在升学考试上，红卫兵从一开始就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内。」当时二十八岁的社会学者见田宗介，为了更釐清这点，于一九六六年对高中生进行「觉得红卫兵如何？」的面访调查。

见田面访了几种不同类型的高中生，除了升学高中里只关心考试的学生以外，出现了如下的回答：「我认为日本才需要红卫兵。」「至少红卫兵具有我所没有的……今天日本高中生所没有的一些东西。我对他们既感到了不起，也感到很可怕。」「刚听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感觉自己很能理解那种心境。长期以来，各种生活习惯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种绊脚石。」

这些发言的高中生究竟有多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状态，令人存疑。但他们对「大人们」将社会腐化，而中国青年想要改正此点的状况，表现出共鸣。

作为该调查对象的一九六六年高中生，在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成为大学生，亦即全共斗运动的世代。而在全共斗运动期间，东大斗争中也在东大「赤门」竖立起巨幅的毛泽东照片，并高举文化大革命的口号「造反有理」。

此外，这个世代也是在年少期见识过六○年安保斗争的世代。众所周知，日本协助越战的基础即源于《美日安保条约》。该条约每隔十年进行一次检讨与延长，故一九七○年便成了有机会撤销安保条约的一年。参加东大全共斗的社会学者桥爪大三郎在一九九五年如此表示[135]：

「〔六○年〕我还是小学生，什么都不懂，不过对六○年却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下一次机会就在七○年之类的。心中忖度，七○年应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必须发生什么事情。屈指一算，届时刚好是我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还记得当时觉得这正是一个好时机。可能大家也都这么想吧。」

这个世代的许多人也都有同样的印象。日后以代表「全共斗时代」的和歌作家而广为人知的道浦母都子，在她还是早稻田大学生的六○年代末所撰写的文章中，提及「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发生了六○年代安保」，「进入大学时的我，记得思及『我四年级时将是一九七○年』时，心中有股无法言喻的感觉，带着一股七○年代或许意外地学生将不再是学生的心情。」[136]参加东大全共斗的人类学者船曳建夫也在一九九八年记录道，「大概从小学生的时期起，就思考过自己成为大学生之际，将正好是一九七○年（昭和四十五年）《美日安保条约》修订之年。」[137]

如此，这个世代在越战正值高峰之际怀着「加害者意识」，面对即将到来的七○年代，这些大学生的青年终于在六○年代末爆发了反叛。

#7 译註：日本的「助教授」，二○○七年起改称「准教授」，等同副教授。↺

#8 译註：Monkey dance，一种以手上下挥动模仿猴子、人猿姿势的舞姿，一九六○年代曾在世界上大为流行，日本也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大为盛行。↺

116 〈体制の矛盾を问う．大学闘争を考える〉（初次见于《埼玉県立浦和高校新闻》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号，收录前揭平栗编着《高校生は反逆する》）八四页。↺

117 吉川秀雄〈父さん母さんへ〉（收录于日本大学全额共闘会议．石田郁夫共编《日大全共闘》）一三○页。↺

118 小田実〈平和への具体的提言〉（收录于前揭《资料．「ベ平连」运动》上卷）一一○页。↺

119 小田実编《ベトナムのアメリカ人》（合同出版，一九六六年）二三七、二四八页。但前揭高见编着《反戦青年委员会》三五页中记道「早期的反战青年委员会屡屡强调的日韩问题观点，就是『日本试图从被害者转变为加害者』。」因此，一九六五年时反战青年委员会内就有讨论日本的「加害」问题，虽然小田并非最初的提出者，但最广为人知的仍是小田提起的内容，因此本文中加以重视并记述。↺

120 水田ふう〈わたし史のなかの「ベ平连」〉（收录于女たちの现在を问う会编《全共闘からリブへ》インパクト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七六—一七七页。↺

121 高野悦子《二十歳の原点》（新潮社，一九七一年。文库版一九七九年）文库版五六页。以下本书的引用皆出自文库版。↺

122 折原浩〈现代学生の基础経験〉（《中央公论》一九六八年五月号）二七五页。↺

123 前揭茜．柴田《全共闘》四○、四一、七八页。↺

124 座谈会〈何も知らないあなたのための赤军ガイド〉（收录于《赤军一九六九→二○○一》，《文芸别册》河出书房新社，二○○一年）七○页。↺

125 以下重信的引用，参照重信房子《十年目の眼差から》（话の特集社，一九八三年）三八、四二、四○页。↺

126 永田洋子《十六の墓标》上卷（彩流社，一九八二年）一七页。↺

127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六七—六八页再引用。↺

128 〈グラビア．高校生その心〈一四〉　疎外〉（《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号）↺

129 小坂修平《思想としての全共闘世代》（ちくま新书，二○○六年）六○页。↺

130 安达素子〈ベトナム人に申し訳ない〉（《ベ平连ニュース》一九六七年七月号［第二二号］。复刻版为《ベ平连ニュース缩刷版》ベ平连．「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连合，一九七四年）复刻版六七页。↺

131 富田正胜〈体内のベトナム〉（《ベトナム通信》一九六八年九月号［第七号］。复刻版为不二出版，一九九○年）复刻版三三页。↺

132 川本三郎《マイ．バック．ページ》（河出书房新社，一九八八年）一○○—一○二页。但笔者认为，川本这种稍带感伤的解释，在普遍的趋势上或许符合，却不能适用全部状况。川本提到激进行动时，以赤军派淀号劫机事件为例，如第十六章后述，这个事件的重要一面是，部分赤军派在国内的行动陷入困境，故到国外寻求生路。↺

133 前揭茜．柴田《全共闘》九○—九一页。↺

134 以下参照见田宗介〈日本の高校生は红卫兵をどう见えるか〉（《中央公论》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二○四、二○五、二○九页。↺

135 前揭NHK取材班〈东大全共闘〉二四三页。↺

136 道浦母都子〈わが远き七○年〉（《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七○年八月九日—一六日号）九四页。↺

137 船曳建夫〈「东大闘争」とは何であったのか〉（《莲实重彦着者代表《东京大学》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八年》三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