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以一九六九年秋天蔓延全国的高中斗争为中心，探讨高中生运动。1
高中的斗争，因为大部分都在短时间内被镇压，或者多数被视为是在仿效大学斗争，因此并未如大学的全共斗运动那般受到注目。然而，高中生的运动在两个意义上具有与大学斗争不同的特徵。
第一，高中生的运动是在比大学生更为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学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学自治」的保护，校方往往会尽可能避免引入警队，但高中对于动用警察或退学处分毫不留情。许多高中斗争的情况都比大学更为严峻，因而在短时间内遭到镇压。
第二，高中生的运动有很多能读到他们真实的声音的资料。不同于大学生的斗争用从组织或书本学来的东西过度粉饰，高中生欠缺那样的粉饰，留下了笨拙却生动的声明等资料。从那些资料中，可以更明确地窥见当时年轻人面对的「现代的不幸」的全貌。
从一九五○年代起，就已经有共产党领导的高中生运动。直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同高中班已在全国组织了约一万两千人。相较之下，同时期新左翼各党派的高中组织合计还未满三千人。2
民青同高中班採取稳健的路线，批判新左翼的党派。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召开的民青派高中生集会上，有人发言表示「吵闹着三派还是革马派，如今这些被当成学生运动，但我们高中生不是被三派、革马派的暴力主义扭曲的学生运动，而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中感知，对于矛盾、不公义展开强力的抗议，展示高中生团结的力量」、「为此，无论如何都会努力反对托洛斯基主义者策动的挑拨与破坏，让团结统一的运动得以延续」。3
由于共产党并不将高中班视为实战部队，因此主要的活动是充实学生会、举办文化祭、体育祭、远足健行与电影放映会等，组成讨论政治问题的校内班。4就笔者所知，一九六九年的高中斗争中，也没有以民青同高中班为主轴进行的例子。
在反日共派中，中核派高中生组织的「反战高协」成立于一九六五年七月，是人数最多的组织。共产同派的高中生会议，虽然与一九五八年的共产同几乎同时成立，但随着六○年代前半共产同的四分五裂，活动陷入停滞，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社高同成立，并与高中生会议并存。另外，也有社青同解放派系的反帝高评、第四国际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派高中生委员会、ML派的高中生解放战线等组织的成立。5高中生参与反日共派的示威行动，也包含一九六五年的反对《日韩基本条约》斗争及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的第一次羽田斗争。6然而，反日共派高中生独立行动的先声，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在东京都立川市的反对军事物资输送的国劳支援集会上，中核派的反战高协以「高中生协议会」之名发放传单。其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第二次羽田斗争中，反战高协派的高中生约五十人参加，六人因妨碍公务遭逮捕。一九六八年一月的佐世保斗争中，高中生参加了社青同解放派的游行。同年春天，三里冢与王子的斗争中，也有来自各派的高中生约数十人参加。7王子斗争中，高中生也组成了独立的游行队伍。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中死去的山崎博昭，也是在就读京大前就是反战高协的运动者。
关于一九六七年新设立的二月十一日「建国纪念日」，将之视为战前「纪元节」的复活而反对的声音很多。一九六八年的这一天，在东京召开了全都高中生集会，有中核派、共产同派、社青同解放派等约两百三十人。8如第十四章所述，六○年代各新左翼党派对天皇并没有太多关注。这个高中生们的集会可以说是新左翼回应天皇问题的早期事例。
虽然这么说，这些高中生组织的规模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也有很多因为不断的重组而没有定下来的名称。然而，新左翼党派弊端的武装内斗也波及到了高中生组织。
例如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的集会，主张在十八日召开集会的中核派反战高协，与希望在十一日召开的其他组织起冲突，根据某个参加者的说法「越来越不懂到底在搞什么」。三月，反战高协与反帝高评的运动者在武装内斗中互殴。四月二十六日全学联各派的统一集会上，反战高协与共产同系也展开了妨碍对手演说的麦克风对抗战，相互叫骂「共产同滚回去」等等。9
即便如此，反日共派的高中生组织还是持续扩张。如后续第十五章所述，以越平联为中心的六月行动委员会主办的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的集会中，各派高中生约有两百四十人参加。六月十六日，广岛高中反战会议的学生策划了冲进广岛美军弹药库的行动。八月十五日在名古屋召开了全国反战高中生集会，八月二十七日于封锁中的东大安田讲堂召开了「十．二一斗争高中生实行全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这时，聚集了两百名来自全国约六十所高中的代表。10
而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新宿事件中，如第十三章所述，高中生的规模增加到了让新左翼党派的领袖惊唿「居然有这么多高中生……」的程度。 依据当时是教育大学附属驹场高中学生的四方田犬彦的回忆录，自己熟识的一位日后成为舞踏家的女高中生，当时「在松本深志高中加入反战高协，以身穿水手服顶戴头盔的装扮参加了政治集会。」11
加入新左翼党派、参加示威游行和集会的高中生怀着各式各样的参加动机。当时的报导刊载了下述的声音：12
「现在的高中生活里没有活着的意义。大家埋头于准备考试与修学分。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的现实只感到愤怒。我在电视上看到『佐世保』，心想我们不能不做些什么，所以参加了运动。」
「对我来说，决定性的关键是羽田事件〔山崎博昭的死〕。我认为高中生当然也是承担全人民斗争责任的一分子。」
「我感觉到这个社会中的诸多矛盾，自己思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成了出发点。运动十分煎熬，不能不和自己战斗。但是，如果我将死去的话，我想要带着『啊，这是一个充实的人生』这样的感慨离开，我参加运动就是追求这样的生存方式。」
「我们高三生虽然要准备考试，但想着绝对要拼到十．二一，就留在这里过夜继续努力了。甚至有同伴为了开闢七○年安保的突破口，说着自己就算死了也无所谓。」
「搞运动的话，以现实而言就没有准备考试的时间。我有重考的觉悟。但是在这里结交到真正的伙伴真是太好了。」
「我们对日大的校园斗争非常感兴趣，因为客观条件和高中生的运动很像。非常能理解以『非政治性』学生为中心掀起热潮，也就是所谓普通学生激进化的过程。」
由此可以窥见高中生们被升学考试追赶、被校规束缚、对于「三无主义」的同学感到恼火、面对认同危机与孤独感，为寻找发洩青春活力的对象，追求「生存方式」与「伙伴」而参加运动的状态。
此外，反日共派高中生运动的兴起，被认为是因为相对于民青同高中班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无法充分发挥高中生的自主性，反日共派则强调「高中生自发运动的独立性」。13当然新左翼各党派的高中生组织也有来自高层与前辈的指导，但是比民青同高中班来得松散。而作为能够自主活动的场所，反日共派的高中生组织更具有魅力。
但也因此，比起受到完善指导的民青同高中班，新左翼各党派的高中生组织相对不够成熟。当时，研究学生运动的铃木博雄认为，反日共派的高中生运动「相较于民青派运动，战术稚拙且直接。即使只拿一张传单来看，民青派的传单有地区民青同帮忙做出漂亮的活版印刷，文章也条理清晰，以无论是谁都能轻易理解的平易用语书写而成。相较起来，反日共派的传单几乎都是学生手工制作的木刻版转印潦草手写字，只有试图控诉的热切情感走在前面，文章的表现能力却未能跟上，放任抽象的观念性语句胡乱蹦出，文章的逻辑不连贯，错字、漏字、借字也随处可见。」14
然而，「战术稚拙且直接」或是「只有试图控诉的热切情感走在前面，文章的表现能力却未能跟上，放任抽象的观念性语句胡乱蹦出」的情况，也一样发生在因为「找不到话语」而困扰的东大全共斗学生及研究生身上。不管是「稚拙」还是「只有试图控诉的热切情感走在前面」，比起被整齐收编到高层指导框架中的民青派，反日共派运动更能抓住当时抱持着无以名之的不满与不安的年轻人的心。这一点，可以说不管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都一样。
我们从一九六八年的报导来看几个高中生运动者的具体事例。
被杂志报导称为「L君」的学生，曾是民青同高中班的班长。15然而因为山崎博昭的死，他开始对共产党有所质疑。「共产党的游行中有像是反对物价上涨等等的口号，但是关键的反越战、反对佐世保企业号却怎么也不提。」接着，他试图在民青同高中班上讨论山崎的死，却被以「那是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躁进行为，没有讨论的必要」为由制止。早已对民青的运动方法抱持怀疑的他因此辞去班长，加入了山崎曾所属的中核派反战高协。
一九六八年一月，为了佐世保斗争暂时离开东京的他，在中核派机关报上如此写道：
过去不管在哪个示威游行里，都不曾体验过的发狂的棍棒、掺有催泪液的水车喷水、满身泥泞、全身湿透地抱着渗血的头、试图从棍棒的乱打中逃脱，跌跌撞撞地逃窜到医院大门口里的那种恐怖，以及民众来到我们的连署簿前为我们打气，要和我们握手的佐世保市内募款活动，所有这些恐怖、感激的总体让我感受到的，那就是所谓「斗争」的意义。我认为，不管从哪种意义来看，除此之外不存在「斗争」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我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由此可知，能够体验到这样真实的生命感是加入反日共党派的一大魅力，事实上这也是新左翼党派吸收民青同高中班成员的常见手法。具有高度社会意识，同时并未完全接受民青思维逻辑的民青同高中班成员，是绝佳的组织对象。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从民青同高中班加入新左翼党派的高中生日记。从第一次羽田斗争开始的日记如下：16
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高中一年级、羽田事件）和我一起行动的人竟然死了。不能让同志山崎的死白白浪费。我无法忘记这一天。受到前辈邀约，战战兢兢地跟在大学生屁股后面去了羽田。燃烧的装甲车。瀰漫窜起的黑烟。丢石头的声音。欢唿声。赤旗的波浪。我毫不怀疑，革命的日子即将到来。
十二月X日 被民青除名，虽然我只加入不到半年。在某次会议上：
问 什么是托洛斯基主义者？
答 从右翼那里获取金钱行动的家伙们。
荒谬的狗屁！即使成为狼，也不要成为鬣狗。
昭和四十三年一月十七日（佐世保事件）和学校的两个朋友去日比谷公园。激烈的之字形游行。高中生有五十个。我们学校有四个。
一月二十一日 一个人前往横须贺集会。被机动队毒打。憎恨权力。
二月二十日 第一次戴上头盔，前往王子集会。一到游行队伍的前排便遭到机动队的强烈反击。虽然头盔被摘掉，遭受到了很多羞辱，但我也萌生了莫名的胆量。
四月九日（高中二年级）在成田、王子的冲突中，两位同学住院。尽管如此我还是退缩了。太可怕了，那个硬化铝合金防暴盾嘎吱嘎吱的相互碰撞声。
六月八日 今天和F子约会。缺席了成田游行。下午一点在新宿。突然想要看海。三点，品川码头。在如此广阔世界里的只有我们两人。一望无际的仓库、吊车、卡车。开始下雨了。一艘外国船快速地驶过。
六月十一日 斗争。在那里，理论与思想便为一切。思想性的脆弱将使我的行动退缩。反省。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始重读！正确地理解身边的矛盾！
六月十二日 我们的高中生活有着什么样的目标呢？只是在考试中拿到高分进入知名大学吗？那个大学〔在纷争中〕是如此惨况。
六月十五日 我们的传单总是散落在教室地上被践踏。被车子的话题、女人的话题埋没的享乐派。「在那边妨碍上课自己生活也没过好的家伙」，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们的那些书呆子。大家都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只有我感到疲累。即使被大家用不悦的表情对待，我还是继续发放传单。
六月十六日 F子，只有妳懂我。虽然辛辛苦苦制作了传单。但我似乎哪里搞错了。距离安保还有两年。会变得怎样呢？
七月X日 在大学的街垒里迎来早晨。嘴里只有两个饭糰的味道。暴力。串连感。对指挥部的信赖。了不起。
七月X日 直接穿着游行的服装参加了同学的露营。然而，这种漫无目的的集体生活与昨天大学公社中紧张又满足的生活之间有落差。我很不爽要忍受这件事。
八月二十日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摘要接近完成。读完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论》。人是什么？存在是什么？意识是什么？爱是什么？读了新岛淳良的《毛泽东辩证法中的诸问题》与毛泽东的《老三篇》。
九月四日 我的将来是什么？进大学搞运动吗？高中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吗？
九月七日 出生以来第一次拿着武斗棒，〔作为声援部队〕参加日大斗争。用空挥确认了自己的干劲。毫不犹豫地向警备车投掷石块。我的自我变革的产物，武斗棒。
昭和四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东大安田讲堂沦陷。御茶水街垒。能够疗癒荒废的精神和疲惫身体的是红旗、头盔和《国际歌》。啊，我们何时才能得到回报呢？
一九六八年时为知名都立高中二年级生的女学生，在当时的杂志上发表了〈我是「战斗的全高联」的少女领袖〉的手记。以下引用稍微有点长，这篇手记率直地记录了她从平凡的中学生成长为经歷过许多战斗的运动者的轨迹。当时十七岁的她这么述说参加运动的动机：17
……使我个人参与这种运动的契机是一本书。
中学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在学生会OBi的推荐下我读了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我自己虽然没有直接经歷战争及核爆，但当我阅读《广岛札记》时，透过被爆者们的声音，无意义的战争的恐怖感深深地触动着我。
因为这本书，我开始了与政治及社会的相遇。接着阅读了开高健的《越南战记》、冈村昭彦的《南越战争从军记》，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震撼。
「妳还太年轻。如果不更加努力唸书，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虽然也曾有老师这样告诉过我，但对于之前一心准备升学考试的我来说，突然间觉得唸书变得空虚无趣。
「啊，真是讨厌。唸书竟然是这样的冷淡无味。就像是没味道了的口香糖。我难道不能逃往某个无人岛吗？」（中学三年级的日记）
即便如此，还是乖乖地进了高中，高一时的成绩也在四百人中的二十、三十名左右。然而对于学校生活的空虚感也一样没有消失。
男同学们手持塑胶的飞机模型，嘟嚷着「超帅的啊」天真地把玩着。说到女同学的兴趣，不是购物，就是在馅蜜甜品店里毫无重点地闲聊……
我实在提不起兴趣融入他们，于是主动成为学生会的委员，加入「社会部」的社团。在社团里，马克思与列宁的着作被当成教材使用。
然而，加入社会部还不到两周，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发生了京大生山崎博昭被虐杀的第一次羽田事件。
我在吃早餐的餐桌上读到了那篇新闻报导，惨不忍睹的光景映入眼帘，我无法抑制激烈的愤慨，随便吃了早餐就去学校了。……放学后，马上拿着周刊的剪报到社团展开讨论，大家意见不一。尤其是社会科的老师，
「那种家伙叫做暴徒。用那种手段来抗议是下下策，这就是鲁莽的年轻人。」
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让我感受到社会的矛盾与邪恶的根源之深的，就是这一刻。我重新思考了高中这种东西应有的样子。现在的高中，依升学率被区分为一流、二流、三流，有些学校因为男学生和老师认为「和女生在一起的话分数会下降」，所以虽然是男女共学，但还是有到了高二以后施行男女分班的学校。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被押上了「男性＝优秀，女性＝劣等」的烙印。更进一步思考的话，只有男性能在社会上工作，女性只被当成生孩子的工具，这样的未来构图难道不是清楚地浮现在眼前吗？这样不行，必须做点什么。在经过烦恼与思考后，我决意投入高中生运动。
在那之后，她去看了第二次羽田斗争，并别着越平联的徽章去上学。老师虽然叫她拿下徽章，但她拒绝了。几天后，有个三年级的男生跑来问「妳是越平联的吗？」并提出「下次要一起去游行吗？」的邀约。就这样，她参加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前往三里冢的抗议游行。
如第八章所述，那一天机动队袭击了在市营运动场上开解散会议的学生、工人及农民。她这么记下了那天的样子：
被编入救护对策班的我，为了守护将近五十名受伤的大学生，组成了手勾手的人墙进行防御。与其说守护，不如说是为了凸显设置在运动场边缘空地上的「野战医院」才围起的人墙。
但是，作为美国私人军队的机动队却毫不在意。我被撞倒、被拉扯头发、小腿前侧有五公分左右的裂伤，腰部被重击，成为完全的伤兵。有三位伙伴轮流背着我到成田站，在车站前的拉面店吃了晚餐。吃完以后，我惊讶到差点跳了起来。
「啊，不行。付完拉面钱就没钱买车票了。」
将每个月父母给的两千圆零用钱全部都用在参加运动与募款上的我，一直都是个穷鬼。
这时候，隔壁桌带着头盔的大学生团体传来声音，说拉面钱他们要付。我好开心。在一起组成人墙的陌生人中感受到了像兄弟一样的伙伴意识，让我的身体不禁充满了热情。
然而，回到家的她因为受伤遭到母亲责骂。「妳究竟做了什么？我不记得我有把妳养成会去参加粗鲁示威游行的女孩。明天起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然而，已经决定「绝对不会妥协」的她，留下「请帮我保密，和爸爸说我去社团的合宿了」的纸条，跑到在三里冢认识的学生的大学过夜，学习和训练成为运动者。她如此记下成为运动者的经过：
翘家当然是第一次，外宿也是第一次，但是在学校里过夜的感觉实在太棒了。虽然不能洗澡有点美中不足，但遇到的每个人都像是朋友一样。吃饭就在拉面店解决，办学习会、出去街头募款，也帮忙制作了传单。……在这样的生活中，我逐渐养成了就算戴着头盔、拿着木棍也不会感到抗拒的性格。
第三天中午过后，终于回家了。母亲一看到我的脸，就在哭倒在玄关前。
「我拜托妳不要再去了……。我整晚都没睡，一直担心着妳。」
真是讨厌，这是挽留的第二阶段吧，从威胁变成哀求，我冷静地看着母亲这样的举动。
在那之后，我无视了母亲哭泣的表情，也出门去了立川的美军基地与王子的美军野战基地抗议。有时候甚至一周两、三次。
如果是早上的抗议，我就在上学前拿着书包直接参加。有时候因情势所逼，我会翘掉一、两小时的课。因为拿着头盔被看到会很麻烦，我就把它装在大纸袋里不让别人发现地带着走，小心选择暂放的地方，也是相当地辛苦。
这么说来，也有过这样的事情。阻止美军王子野战医院开设的抗议是在四月十五日。上午，我在准备前往抗议，整装的时候发现「武装用」的袜子、裤子与夹克不见了。到处翻找了以后，发现是母亲事前在报纸上得知了抗议的事情，所以前几天把这些东西和垃圾一起丢掉了。
我只好穿着一般的衣服准备出门，走到玄关口时，奔出的母亲紧紧抓着我不放，而且门也被上了锁打不开。
「妳如果被抓了、受伤了、被退学了的话要怎么办？ 拜托妳了……」
慌乱的母亲哭着，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跪下，双手合十恳求着。看到母亲这样的举动，情感上果然还是会过不去。就是在这种时候，更应该要狠下心对自己说：「这也是斗争的一部分」，脑中浮现出机动队的模样，咬紧牙关忍下来才是，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无法抑制自己，大颗大颗的泪水不禁流了下来。
在与这种「家庭帝国主义」冲突的过程中，她继续从事运动，成为了所属高中同志组织的领导者。被老师叫去训话时，她也以「大学生运动者们教导的方式」回应：「我不承认你们这些人是教师。像你们这样怯懦的反动教师，我会在七○年粉碎你们。」
在那之后，她还是持续进行着一大早去教室放秘密传单等踏实的行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她成功召开了有三百名学生参加的全学集会。指挥这些学生参加游行的她，与其他高中生的游行队伍会合，约七百人朝向新宿前进。她在新宿遭受了机动队的暴力，还遭辱骂「妳这个撒尿的小子，会怕的话就不要再来了」、「小王八蛋，得意洋洋地搞什么游行！」等等，被便衣刑警跟踪也成了日常。但是，她最终还是成为了强大的高中生运动者。
高中生运动者对于社会与政治究竟理解到哪里？当然也存在这样的疑问。《县立静冈高中新闻》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刊载的高中生座谈会上有了这样的争论：18
「可以说，高中生里几乎没有人在理论上掌握了现在的政治体系的本质吧。因此我认为理论性地行动的人其实不多。大多数的高中生都是出于其他动机而参与政治行动的，不是吗？」「我有实际参加过行动，但过程中有时候会让我很不解。到底是目的是什么？诉求又是什么？我认为这些都非常模煳。比起说是政治斗争，反倒更像是人类斗争，想要从中寻找所谓的自己。」
确实以高中生的知识与思考能力，具备扎实的「理论」根据是有困难的。但是这一点，恐怕当时大部分的大学生运动者也是一样。他们在社会里抱持着茫然的不安和不满，因此参与了所谓「想要从中寻找所谓的自己」的「人类斗争」。
依照当时的教育学者铃木博雄的分类，参与高中生运动的学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9一种是像上述女学生那样，早熟且具备高度思辨力的学生，在名校里因社会与升学考试体制的矛盾而觉醒。另一种类型，是在非名校或高职里，因为成绩不好而对未来感到绝望，从而对社会产生不满的学生。
至此所描述的高中生运动者的例子属于前者。由于大众媒体的报导一味地集中在名校的纷争或运动者上，而关于后者，高中生自己撰写的活动纪录等等很少存留于当时的报导中，但在一九六九年的杂志上记载了这样的内容：20「去年年底，有个在新宿认识的纤瘦高中生自豪地说过『我也常去参加三派的抗议喔』。大坂反战高协的某个高中生也说『比起那些好学生，叛逆的家伙能更快进入状况，马上就能被组织』。他认为『这只是用头脑确认疏离感，还是用感觉体会疏离感的差别而已』。」
或许，判断「用头脑确认疏离感」的是名校的早熟学生，而「用感觉体会疏离感」的则是成绩不好的非名校学生，这是一种方便的分类。然而事实上，「用头脑确认」的高中生，也还是以「感觉」体会到了社会与升学制度的矛盾。
就这样，各党派的高中生运动者越来越多。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民青同高中班的人数成长率是十一％，而反日共各派为四十七％，合计人数达到了四千人。21这些人成为了一九六九年秋天「高中反叛」的一分子。
然而，高中反叛也有社会因素的背景。就像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和一九六八年的日大斗争等是自发兴起的，一九六九年的高中反叛也与党派的动向不同，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逐渐萌芽发生的。
如第一章所述，当时的高中生痛切地感受到在高中升学率的剧烈上升中的「升学战争」压力，以及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不足等等。那不仅是高中生加入运动的背景，某些时候也促使了纷争的自然发生。
这些纷争，比起党派总是高举的政治性诉求更加贴近生活。具体来说，「升学战争」、服装规定、「不良行为」等问题都曾被提出。服装规定或「不良行为」的问题化，是在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剧变中，尽管年轻人的风气及文化有了变化，但各地高中却依然惰性地维持着从前的服装规定及校规所致。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读卖新闻》报导了某间都立高中的女生制服自旧制的府立高女以来都没有变过，并报导了以下家长的声音：22「创立以来半世纪，居然完全没有变过。一月和五月的气温差这么多，一件水手服根本不能通用，一整个学期也都不能拿去洗。」此外，将男学生不剃寸头或稍微的无假外出等行为视作「不良行为」而处分的高中也不在少数。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关西某间公立工业学校发生的事件，就是一起自然发生的纷争。23那一天第四节课时，约一百名男学生罢课并在中庭召开集会。他们争取「希望允许留长发」（拒绝剃寸头），并没有政治诉求。集会开始时，《朝日新闻》的记者与摄影组前来採访。担心被校方单方面镇压的学生方，为了将问题诉诸公众，事前告知了记者集会的时间。
党派和学生会完全没有参与这个行动。第一章已经提及，在这个时期之前，学生会沦为学校的御用机关，导致活动停滞。在这个高中，学生会的干部虽然每年都会做出「允许长发」的承诺而当选，但却从来没有成功扭转校方的立场。学生们对学生会徒感失望，从而展开独立的行动。
参加集会的是高二生（部分是高一生），而没有动员高三生参加。在这间工业高中，高三是就业的时期，行动核心的学生们主动地避免了将高三生卷入这场预期将受到校方处分的行动。
校方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集会感到震惊，教职员最后说服了学生中止集会。在职员会议上，对如何处理这起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对于学生方的诉求，虽然也有强硬派主张「绝对不可以让学生以为只要会吵就有糖吃，应该要严惩首谋者」，但是在已有记者跑来採访的情况下，要将问题压下来在校内悄悄解决是很困难的。最后，校长压下反对意见，做出「在经过若干准备期间后将允许留长发」的结论，事情暂时平息。
一九六七年春天，栃木县立足尾高中将具有多次「不良行为」记录的高二生退学时，发生了同年级学生要求撤回处分，因而罢课并要求团体交涉，进而闯入职员室的事件。一九六八年三月，这间高中又发生为了抗议八名学生因学分不足等原因被留级，二十几名高二生殴打校长、教务主任等十九名教师，造成八人受伤的事件。学生们还朝着校长室丢掷石块，破坏了玻璃窗、电话与茶具。24
这些反叛中，既没有党派的介入，也没有政治诉求。然而这些事件却呈现出，由于经济高度成长造成的社会变动，以及接受了民主教育的学生的意识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反叛的土壤。
这种自然发生的反叛，似乎从一九六七年前就已经出现。上述两起事件是被大众媒体报导的，而一九六九年一月当时为早大四年级生的某学生，如此回忆自己高三时（一九六四年）发生的事件：25
……我们是在高中的时候，不把〔对于「秩序」的〕违和感放着不管，而是变成一定要与「秩序」对决的。
起因说起来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我们班在文化祭的企划（鬼屋大会），虽然在学生会上一度被核准了，但却被学生会的顾问老师以「会给人不好的印象」为由建议尽可能取消。顺应他口中的「对话」后，我们知道「建议取消」就是「取消」和「不准这么做」的意思。乖顺的学生会执行部也不可靠，当我们试着发表意见时，也因为「秩序」遭到学生会审查，甚至传单一张也不能随便发。
这样写或许会让人觉得这是一间极度严格的封建学校吧，但实际上与一般的高中比起来，这是一间十分「自由」的高中。对于服装和其他私人事项没有任何干涉。就算是被编进升学考试体制的我们，和其他学校比起来都还算「自由」的。可是，在这背后的是，以创价学会或能研测验ii为题的社团研究，都在老师的「指导与建议」下「自主的」不公开而消音。……我们绝对反对「自主的」撤回〔鬼屋大会的企划〕。我们主张，反对自主审查、反对欺瞒性的对话、澈底追究过去事件的真相，以及拒绝被编进升学考试体制的自己。基于学生会只是空壳，无视其进行活动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为了诉诸全校学生，用油漆写下标语，秘密地发放传单。结果，未经审查的传单被年级长「自主的」搜集起来丢掉，写着标语的场所也变成「施工中请勿进入」的区域。当事情变得藏不住时，标语被当成「涂鸦」，我们被当成犯人追究，校方劝说我们「自首」。过去的事件在校方单方面的说明会中不了了之，伴随着退学、停学的恫吓，校方强力主张要捍卫用功读书的校园秩序。……我们因为自主地拒绝秩序而打开了视野，并未屈服于这种秩序的道德下。那是高中生活中唯一真正活着的时期。然而，临近考试的冬天，我们曾或多或少抱有幻想的全校学生，在「秩序」的面前纷纷屈服、沉默，「事件」也就随着我们的毕业结束了。
恐怕这种未被大众媒体揭露就结束的自发性反叛，在各地都有发生。一九六九年秋天，高中斗争频发的时候，诸如大众媒体都将其视为是对大学全共斗运动的模仿，然而，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七年上述事件的发生，显示了高中斗争并不都只是在大学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
另外，学生会的停滞与「三无主义」的渗透也都成了反叛的土壤。受到校方指导束缚的学生会，让积极的学生失望，扩大了不关心派的人数。神奈川县某间县立高中的报纸记载着「我知道了学生会的真实情况，其模样十分残破」，「问题倒不如说是认为『学生会怎样都没关系』的不关心派。这些漠不关心的人数竟如此庞大」。26依据教育学者铃木博雄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都立新宿高中做的调查，视学生会等自治活动为「完全的自治」的受访者只有一成左右。27
而爱知县立瑞陵高中的校内志是这么唿吁的：28「现今，三无主义被说是青少年的风潮。」「从〔学生会〕执行部委员选举异常的……低调程度来看，某个面向上，瑞陵生的三无主义状态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什么将我们的主体性夺去了呢？」「我们从中学生时期开始，或说从那之前开始，就活在歧视与筛选的教育中。……为了一分的差别斤斤计较的同时，抱持着所谓『如果能顺利考上高中』的淡淡希望入学。然而，这个希望，从中学以来就被一直持续着的考试主义给轻易地打碎了。」
铃木从这样的调查结果分析，「大多数学生对于自治活动的漠不关心与缺乏动力，孕育出对其感到反弹而走向激进行动的激进派学生」，并将其定位成「非政治性与激进的两极分化」。29正如我们看到的，前述的高中生运动者们，对享乐派与由「书呆子」为代表的不关心派同学都一样感到不爽，而在公立工业高中的例子中，运动者无视学生会迳自召开集会。
如果学生会活动如第一章描述的战后初期的情况那样，能以学生的「完全自治」运作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不关心派的扩散与激进派的出现。可是，大多数不关心派与少数激进派的出现，以及激进派无视既存自治会展开行动的现象，在大学的全共斗运动中也相同。高中斗争也是在与大学共通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事件。
另外，因高中的激增而造成的教师素质下降、毫无热忱的教学、师生的交流不足等等，也形成了反叛的土壤。京都府立鸭沂高中的毕业典礼致词上，批判了「用彷彿十年一日般同样的抑扬顿挫讲述着相同内容」的课堂。而依据《都立杉并高中新闻》，「当问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多吗』的问题，有九成的学生都回答很少」。30另外，依一九六九年《朝日新闻》描述，日比谷高中等「名校老师大多因为〔补习班讲师等〕兼差相当忙碌」。31可以说，升学率的急速上升与婴儿潮世代的升学、枯燥无味的课堂、师生的交流不足等等大学斗争共通的土壤，在高中也同样存在。
一九六八年三月，东京都立两国高中的学校报纸，刊载了以下的记事：32
现在的我们一点也不快乐。被考试追着跑、日复一日地预习和复习，不管是睡着还是醒来的时候都浮现出老师的脸。眼睛充血、揉着带着倦意的眼睛仔细听着讲课。校方也将升学率当成最优先的问题，因此上课比什么都重要，学校的活动变成第二、第三顺位的事情。
前几天举行的某场集会中的分科讨论会上，有「教育」这个题目。……出现了这样的意见：虽然有负责的老师，但只有在上课的时候能碰到面，老师连HR〔班会〕也没有出席，无法和老师有课堂内容以外的对话或谘商。这是现今升学学校常见的现象，既然高中被称为大学的升学补习班，也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吧。……
这个现象在变成学校群制度之后又更加明显。从前几天举行的学力测验的结果来看，二年级成绩及格和优良的二十人中，有四个班级占了大多数，而在一年级，成绩及格和优良的学生，有两个班级占了半数以上。反之，也有的班级没有一个人上榜。这种情况是偶然发生的吗？就算是这样，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六一群的其他两个学校，据说依据入学分数开设了特殊的班级。我们学校虽然没有明说，但一定存在着特殊编班吧。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依考试分数进行能力分班相当普遍，公开宣称没有能力分班的学校，其实私底下还是实施分班。
文中的「学校群制度」，指的是东京都从一九六七年的入学考试开始採用的制度。在此之前，在东京，人气都集中在日比谷高中或立川高中等由旧制中学改制的公立名校，私立高中除了一部分学校以外，被视为低学力的学生去的地方。文部省以防止升学竞争过热的名义，採用了以地区为单位将多间都立高中编成「群」，考生接受「群」的入学考试，合格后再分发进「群」内高中的制度。
因此，日比谷高中为首的名校，在学校群制度施行以后，就不得不接收学习能力低于以前的学生。此后，都立名校的排行下跌，人气改为集中于私立的升学学校。也就这样，学校群制度的施行带来的仅是都立名校的没落与私立升学学校的兴起，对于防止升学竞争过热一点帮助也没有。
然而，这个学校群制度的施行却对高中斗争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点火效果。当时为都立新宿高中学生的评论家平井玄，在一九八三年这么提及：33
……讽刺的是，「学校群制度」为过去的高中生运动理论无法完全掌握的动态性「高中生群众运动」提供了几个引爆点。……后来，超级菁英学生前往知名的私立学校，而都立高中之间则形成了一个有些微差距的分层结构。在这样的形态稳定下来之前的那几年里，所谓的都立名校（让人讨厌的词）尤其陷入了混乱之中。那样的菁英培育机关受到了过去从未面对过的「普通的高中生」大举入侵，此外，所谓「优秀的学生」也特意不去私立的升学学校，而去明知混乱但学费便宜的公立学校就读，这些感觉有点古怪的家伙也令人关注。简言之，在不断培养出无力的菁英，残留着过往腐臭旧制高中的特权自由主义味道的温水中，突然被丢进两种剧烈药物，进而引发了化学反应。
延续自过去生产出许多东大生的旧制府立第一中学的日比谷高中等，以旧制中学的自由主义校风自豪。那是基于只收高学力的学生入学，就算不施行特别的升学指导、能力分班、严格的校规，全部交由学生自己管理也不会有问题的前提上。可是，由于学校群制度导致大量低学力的学生入学，这样的学校也开始施行升学指导与限制自治等措施。
一九六九年的秋季频繁爆发高中斗争，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学校群制度的施行，学生学力下降的普通高中的老师在上课时总是反覆说着『以前的学生都很优秀，和他们比起来你们这些家伙……』。这个行为加深了学生的压力，进而激起对老师的反抗心态」。这样的说法广为流传。34因此，日比谷高中、青山高中、新宿高中等，都立的前菁英学校的高中斗争也就进一步激烈化。
以一九六七年新设立「建国纪念日」为标志的教育保守化，也让激进派感到恼火。一九六八年七月的《爱知县立旭丘高中新闻》中刊载了以下的文章：35
今年三月，为了反对东京王子美军野战医院的设置，高中生独自举行了抗议游行。而在六月，这些参与游行、集会的高中生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比谷公园聚集了众多高中生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为遏制这种趋势所召开的全国高中校长会议，并反对在国会上被废除的教育三法。……在今年五月文部省发表的小学指导要领中，社会科里选用了神话故事，导入了试图让小学生内化「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日本」的皇国史观，这一点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教育活动的项目中甚至写着「希望在国民的节日仪式中，能使学生理解其意义，并鼓励升国旗、唱《君之代》」。
我们为了自身安全与接受更正确的教育，是否能不屈服于眼前升学考试的压力，过着日常的生活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在所谓旭丘和平的太平氛围中，我们难道不是被埋没在日常性里，为了唸书而唸书、为了社团活动而社团活动，甚至在不知道实质内容的情况下，只是机械式地进行着被指派的活动吗？在逐渐走偏的社会中，我们必须探索永恒的和平与繁荣，并将其确立起来。我们必须脱离每天的日常，积极地朝着目标展开行动。唯有不被怠惰的情感影响，透过反战运动等追求自身的存在，我们才能获得所追求的生活，不是吗？
这里也可以看到，在多数学生沉浸于保守化高度经济成长的「太平氛围」，努力准备升学考试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少数感到不满的激进派学生。
高中报纸也刊载了更具思辨性的文章。在一九六九年的私立滩高中学生会志上，刊登了之后成为了作家的高桥源一郎的〈民主主义的暴力〉。36文中，高桥批判报纸对于第一次羽田事件的论调——批判「暴力」与提倡「对话」的「民主主义」，并主张「『民主主义的神话』只不过是没有实体的幻觉，但却依旧操纵着许多人的脑髓」。他这么写着：
学生运动本身的自立性，并非如角材所展示的那种对「权力」的直接攻击，而是对沉浸在体制中的同学的一击，也同样必须是对自身的一击。他们能多么深刻地否定「民主主义」，并与「民主主义者」决裂呢？……无须多言，这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我指的「民主主义中的暴力」是什么？我敢肯定，那意味着破坏已然不再是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并使其重新恢复。如果我们现在想做点什么，并且这个行动是以自由为目标的话，那么这个行动或许就会被人们称为「暴力」吧。让那些想指指点点的人自己去说吧。暴力不是「暴力」也不是『暴力』。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也不是『民主主义』。……我们因为长时间被教导「A是A，B是B」，所以不禁误以为那就是真实。我们必须从已死体制的固定观念中逃出来，夺回我们原来的想像力。
高中生们已经感受到，校方以「民主主义」或「对话」为幌子组成的学生会或班会，只剩下空壳并支持校方的体制。这看起来，就像是议会制民主主义成为了自民党政权用以提供自身正当性的状况一样。如果要否定这种「幻觉」的「民主主义」，并且展开追求自由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或许将会被人们称作「暴力」吧。然而，那既是「破坏已然不再是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行为，也是恢复真正的「民主主义」的行为。
当然，高中生只凭着自己的力量构筑出这样的理论并不容易。高桥自己也承认，这篇稿子「很多地方参考《现代之眼》十二月号上铃木道彦所写的〈民主主义中的暴力〉」。但就算是从杂志论文或书籍学来的形式，一部分的高中生还是否定了空壳化的学生会等组织，支持直接行动。
然而，能在校内报纸等刊物上书写这种文章的高中生已经算是幸运的一群了。因为学校的审查等而无法自由公开发表文章的高中生，则是自行制作木刻版印刷的传单报纸在校内秘密发放。当时的报导这么描述这种活动的其中一例：37
晚上六点，在S君租屋处的房间聚集了四个人。……G高中是县内屈指可数的升学名校。顺道一提，该校採用从高二开始依志愿分为国公立理科、国公立文科、私立理科、私立文科等四种路线的能力分班。
这一天，四人开始着手制作第三号的游击报纸。原稿已经备好。字很漂亮的T君已经开始挥舞着铁笔。
标题是《新G高新闻》。S君解说道——在G高中，有作为学生会正式刊物的《G高新闻》。然而，这个刊物会受到新闻部顾问教师、学生指导部教师的严密审查。有时候甚至还会被拿到职员会议上讨论。批评学校、批评文教政策、男女交往论、学生运动论、政治问题等记事，绝对不可能会被批准放行。……
最近，新闻部成员开始自我审查，不做可能无法通过审查的报纸。「入学考试结果」、「与其他学校的校际对战成绩」、「校长、教务主任的谈话或训话」等记事占据着大幅版面。甚至连这种报纸，都因为部员人手减少，一年只能发行两、三次。
「那种东西早就不是新闻了。那是广告和公关报纸。」秘密讨论学生运动等问题的四人，从大约一年前开始聚集在S君租屋处的房间，决定「非法出版」一份可以称得上「这才是我们的报纸」的出版品。然而，这个行为伴随着相当程度的危险。在学生守则中规定「校内的出版、集会、公告、广播必须得到校方许可」。要违反学生守则，必须有被处以最短一周的「禁闭处分」的觉悟。如果累犯，还有可能被停学、退学。就算是这样，四人还是决意冒着危险行动。那种「难以干坐着等待」的焦躁感，早已经笼罩着四人。
这个《新G高新闻》的第一、二号直接亲手发送到了信得过的学生的手上，内容诉求废除学生守则与批判升学考试体制。第三号则是半夜闯入学校，偷偷放了四百份在教室的桌子上。
然而老师发现了这个报纸，并将其作为「未经审阅的非法出版品」全数没收。校方在开始寻找「犯人」的同时，也一面公告「在我校已有正式的学生会刊物《G高新闻》，全部学生发表自我主张的机会应已获得保障」。然而，四人还是持续进行着报纸发行活动。
如前述，有很多学生被老师要求拿掉越平联反战徽章。都立世田谷工业高中的学生，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毕业后，向杂志投稿文章：38
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虽然有几个朋友配戴了反战徽章，但只有我一直戴到毕业，也因此遭受到老师的暴力与中伤。
一开始，我的朋友被老师说「这是什么？拿掉。」朋友反问「为什么？」「什么？我叫你拿掉就拿掉。」
朋友乖乖地摘下了徽章。他想试着说些什么，但因恐惧脸色苍白而发不出声音。……没多久后，我也被老师说了。
那时，老师的态度甚至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发疯了。他指着我的胸口问道，「这是什么？」「这是反战徽章。」「拿掉！」。……
但在毕业典礼的当天，我又被老师要求拿掉徽章，并威胁如果继续戴着就不准出席毕业典礼。因为这是毕业典礼，妈妈也有来，不想和老师起冲突，所以我暂时拿下徽章进入典礼会场，但没过多久就跑出来了。……
典礼结束以后，我向老师问原因，他说「为什么没去典礼？给我乖一点。太卑鄙了！要做这种事情就不要来学校！现在马上给我退学申请书！给我乖一点！」
老师到底想说什么呢？卑鄙到让人觉得这样还算老师吗？而且还动手打人。我固执地追问老师为什么非得要拿掉徽章。
「在学校戴这种东西不符常理。」
「在校外要做什么随便你，但在校内就要听老师的话。」
「如果不听老师的话，就不要来学校。」
「你的思想和学校不一样的话，你就离开学校吧。」
「这是常识，你还太年轻所以不懂。」
……全都是我无法接受的，让人吃惊的话。如果老实地说「在学生里面要是有戴着这种徽章的人，身为老师会很困扰，请给我拿掉」，或许还会乖乖听话也说不定。把「常识」挂在嘴边的老师，不顾旁人地在课堂上抽菸，把学生当成商品强迫就业，嘴里说出的内容，不是称颂战争与爱国心，就是〔批判学生运动是〕「鲁莽的暴力」。「乖一点」、「卑鄙」、「退学」、「常识」、「思想」、「年轻」这些词汇，我想要原封不动地回敬给这个老师。
这些规定也涉及学校的活动。一九六九年三月，在神奈川县立平冢江南高中，在文化祭执行委员会的名目下组成「安保、沖绳研究会」时，校方对此表示「沖绳如果是观光和风土民情的话可以，但不允许安保研究会」，并对委员和家长施加压力，导致原本约三十人的委员会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这三人曾唿吁进行班级讨论和全校会议，但在「升学考试至上主义」的氛围底下，随着期末考和暑假的到来，这个唿吁最后无疾而终。39
高中斗争一方面受到全共斗运动的刺激，从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冬天频繁发生。然而，早在此之前，引发反叛的土壤就已经形成，上述类似的事情也零星地发生着。
在一九六九年的街垒封锁等行动发生之前，高中生将毕业典礼的送别辞和答谢辞当成表达思想的场合。在一九六八学年度的各地毕业典礼上，频繁发生含有反对越战和批评升学考试体制内容的送辞和答辞，成功逃过教师的审查而被朗读出来的事件。
虽然这么说，但这并不是一九六八学年度才突然开始的现象。40根据大众媒体报导，一九五三年在京都府立洛北高中，就已经有学生朗读了触及禁止原子弹氢弹与被歧视部落问题的答辞，这是「社会派答辞」受到关注的开端。此后，几乎每年各地的高中都会出现批判文教政策或升学考试体制的送答辞。
随着越南战争的战况升级，这个趋势也更为显着。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大坂府立泉大津高中，学生宣读了主张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答辞」。一九六八年三月，主张反战与批判升学考试体制的送答辞，进一步扩散到福岛县立福岛高中、京都府立鸭井高中等十几间学校。
其中，据报导，在福岛高中朗读送辞的时候，从学生和家长里头「传来骚动与掌声。中间虽然一度有人发出『停下来』的嘘声，但在批判高中教育等等的『关键时刻』，在校生之间爆出了热烈的掌声。」朗读这份送辞的二年级学生，被以朗读的内容与提交给学校的送辞不同为由，被处以五天的禁闭处分。41
在一九六八学年度末的一九六九年三月毕业典礼上，全国共有八十八所学校的毕业典礼陷入了混乱。其中，藉由送答辞批判体制的有三十五校、街垒封锁的有四校、因劳动歌曲、叫嚣而陷入混乱的有二十九校，悬挂布幕、发放传单、竖立看板等有三十五校，校内游行或集会的有十校。42
一九六九年三月的毕业典礼上事件频发的原因有二。首先，新左翼党派受到大学内全共斗运动的刺激，也开始在高中採取「只靠街头行动并不能推进运动，应该在各所学校内展开行动」的路线。43
然而，另一原因是一九六八年的大学斗争对高中生们的意识产生了影响。高中生们曾经期待只要能进入大学，就会有充实且自由的人生等待着他们，因此忍受着升学考试的压力。可是，东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斗争事件却暴露出了大学内部的真相。
这种冲击，溢出了之前已参与政治运动的高中生，进而影响了对政治漠不关心、专心认真唸书准备考试的高中生。当时为升学高中之一的都立青山高中三年级生的学生，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这么说道：44
「过去，我们被老师们说服，只要好好忍耐撑过这三年的苦读，顺利进入大学的话，就保证能够获得所有的自由与自主，以及发展自我个性。我们如此相信着，于是忍住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现在的大学斗争，难道不是正在揭发其实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充满着矛盾的现实吗？大学的自由只是幻想。即使我们按照老师们的说法刻苦地准备考试，毕业后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我对于过去自己将周遭的矛盾视而不见感到羞愧。」
教师们无法回应这些学生的心声。在东大斗争陷入泥沼的一九六八年末，长野县名校松本深志高中的一位教师不禁吐露出「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和学生交谈了」。45
此外，因东大决定取消入学考试而遭受打击的重考生这么写着：46
「自从我懂事以来，我就为了考上东大而一直努力唸书。然而，起因自医学部学生的处分问题，从六月左右开始，整间学校的纷争不断高涨，最终导致全校封锁，入学考试的举办也可能遭受波及。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无法好好唸书。我感到愤恨、迷惘和困扰。……接着在十二月底，入学考试取消的基本方针终于确定了……这给了我极大的打击。然而，我却理解到了更大的东西。我所信任并盲从的绝对权威『东大』，竟然屈服于一部分学生的意愿，展现出如此可耻的姿态。『是啊，社会上的大家就是这样的。除非是自己思考、自己开创出的东西，否则无法信任。』我变得更加坚强了。让我们抛弃那些陈腐的矇骗吧。让我们重新审视所有的一切，创造出新的事物吧。」
在高中生中出现这种契机的情况下，如前述，一九六九年三月各地的毕业典礼变成了「重新审视所有的一切，创造出新的事物」的场所。这里介绍两段在该年度毕业典礼上被学生们朗读出来的两篇自主答辞。第一段，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朗读出来的京都府立洛北高中的毕业生答辞：47
现在，几乎在所有的课堂上，教师们用彷彿十年一日般同样的抑扬顿挫讲授着相同的内容。那些话语仅是轻轻掠过我们的耳边，并未能唤起我们的内心。
这样的老师们无法讲解自己所教授的内容的含义，仅仅只是转述教科书上的文章而已。……老师们甘于接受这种现况，声称「老师也是有生活的」，试图隐蔽自己非主体性的欺瞒行径。……然而，我们也必须关注文部省对其他府县的老师施行勤务评定，并且修订教育指导要领，对老师们进行层层约束的事实。对于老师们的情况，我们学生之中有些人受到出世主义或My Home主义的影响，大大妥协于目前的大学升学考试体制并盲目追随，也有些人对于枯燥无味的课堂漠不关心，变得软烂，快速倒向颓废的情绪中。……现在，作为社会机制里一枚齿轮的个人的存在，在机械文明的自我发展中受到了严肃的质问，过去的人际关系正与封建的秩序观一起崩毁。而且，在东京大学、日本大学，以及附近的京都大学、立命馆大学，海的另一端则有巴黎、加州大学等地发生了校园纷争，学生们正试着亲手改革现存的教育体制。
并且，七○年即将到来，作为日本人，我们也必须做出具民族意志的决定。面对这样的情势，我们也不能不反省自己在主体性的议论中，仅仅只是批判现状而没有付诸任何创造性的变革行动。「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安逸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支撑起了升学考试体制吗？」「难道不是我们的政治过敏，允许了政府推动产学合作路线，将高中教育多样化，并单方面压制法律允许的高中生政治活动吗？」也就是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个批判反躬自省。我们必须拒绝被管理，改变被饲养的现状。
另外，在兵库县尼崎北高中，一九六九年二月的毕业答辞中出现了以下的段落。48一九六八年十月，这间学校发生了学生试图自主举办一场抗议政府「明治百年祭」的演讲会，却遭到校方的阻碍，学生们从而废除学生守则的事件。
各位老师和一、二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第十八期的毕业生决定以我们亲手写下的内容代替传统的毕业答辞，并由我作为代表来朗读。……四月，抱着明亮的春光与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们开始了高中生活。……然而，在每学期的考试和沉闷的日常课堂中，却发现了自己不知不觉间变得软烂而麻木不仁。我们为了想要摆脱这种状态而挣扎着，但每次都感受到更深的无力感。那些胜利组的优等生不加思考地合理化了自己的位置。就算这样，还是会在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空虚。「我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不管怎样必须先考上大学再说，我总是这样安慰着自己。……
政府在最近採取了一些引发大量质疑的政策，例如小学中的神话复活、明治百年祭等等。在这样的情势中，家永三郎教授的教科书诉讼案也正在进行。我们最为熟悉的教科书，这么重要的教科书居然引发了必须上法庭的事件，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怎么也不应该漠不关心。……这件事在政府于十月二十三日宣布决定举办明治百年祭时爆发了。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场爆发并不是由那些总是对政治深感兴趣的学生发起的，而是由平时爱打瞌睡、吃便当、踢足球的学生引爆的事件。
事件的反响远远超过这些人的预期。……老师们希望平息事态，于是安排了学生并未要求的讲师。然而，已经觉醒的学生的行动，是想要拦也拦不住的。他们以废除学生守则的方式展现了这种立场。就算这一场行动可能是在异常兴奋的情绪中展开的，但在大家心中，都有着维持现况绝对不是好事、希望能做出改变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存在，是怎样也无法否定的事实。这篇答辞也是从中诞生的。
确实，要是我们把眼睛闭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或许都与我们无关。但是当自觉到所谓的自己真的正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无限的喜悦与充实感。一、二年级的各位同学，我们对你们寄予厚望。从现在开始也不算晚。请再次环顾自己的周围。高中生活真的这样就够了吗？自己的青春真的这样就好了吗？然后，请展开行动吧。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为了写出基于五百位〔毕业生〕整体意见的答辞，我们在班级中讨论，并对初稿进行了三次修改。……这篇答辞还不成熟。但是，透过写出这篇答辞，我们有自信已经为尼北的歷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一、二年级的各位，请在我们所添加的这篇新页上，用力刻下你们的歷史吧。你们将是塑造明日尼北的人。我们将这篇答辞作为离去者和留下者朝向明日启程的宣言。大家，再见。
朗读了这种送答辞的高中相当多。在都立日比谷高中，有一篇送辞提到，「现今的教师们无法承认几近崩坏的教育现状，也无法朝着改革的方向前进。已经成为体制中人的教师们，不可能在作为其集合体的职员会议上，对于现代的我们做出有效的回应。」大坂府立茨木高中的答辞，则是控诉「茨木高中可以称为是一群只考虑自身立场的人的聚所。教育场所如此，教师如此，学生也不免如此。」49
在都立武藏丘高中，毕业典礼当天，有八名学生占领了校长室和教职员室，校方叫来了警队。对于高中生们的反叛，多数教师都没有能与之对话的言辞或态度，只能一味地借助警察的力量。都立九段高中、日比谷高中、都立大附属高中、杉并高中、新宿高中、青山高中等校的毕业典礼，则是有制服和便衣的警察站在校门前。在都立两国高中，还发生了学生们一同谴责当时毕业典礼会场内的便衣警察的事件。50
但是，就算加强了警备，反叛也没有停止。当时的杂志上，刊登了这段高中生的发言：51「这三年间的不满，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只是没有找到爆发的方向罢了。」
有的毕业典礼变成了相互叫嚣的局面，也有些学校改为举办「自主毕业典礼」。当时的报导描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都立九段高中毕业典礼的情况：52
东京都立九段高中的毕业典礼，从一开始就以《君之代》和《国际歌》的混唱开场。在已然一片骚动的氛围中，当担任司仪的教师宣读「授予毕业证书」和典礼程序时，立刻有人高喊「放屁」。
就算被唱到名，不回应也不起立的毕业生一个个接续出现。每次这种情况发生，周围就会爆出「没有异议」的欢唿声。校长的致辞，变成了像是与叫嚣声的对骂。「你们将肩负起日本的未来……」（「屁话」、「国家主义者！」）。「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阻碍了这件事的是谁啊！」、「给我说得更具体点」）。「那些内容接下来就将由你们自己去发现……」（「难道不是你们这些家伙没有教我们吗」、「不要推卸责任」）。
……送辞虽然简短且内容「保险」，但也遭受了叫嚣声的集中攻击。
送辞说着「现在的高中教育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然而，我们拥有可以歌颂青春的年轻和奋斗」，但却遭到了「优等生！」「你不是在校生代表，是学校代表」、「停止样板化送辞」等凶狠的回应。
虽然典礼还是硬着头皮进行到了这里，但是在毕业生代表答辞时，情况终于爆发了。他向讲台上的校长宣告：「若是同意这种由学校当局单方面主导的毕业典礼，那么我们不就是在最后的最后，还是失去了被一直异化到现在的主体性吗？从现在开始，将这个欺瞒的毕业典礼切换成自主毕业典礼吧」。 他一说完，有数十名学生像是早已准备好似地，一起跳上讲台，逼迫校长离席并夺取了麦克风。
主张「继续进行典礼」的数名学生围绕住讲台，向「自主毕业典礼派」大打出手，双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流血的学生、因为所有人都起身站起来而摇晃的家长席、女学生的尖叫声。麦克风重复着「自主毕业典礼」、「自主毕业典礼」的喊叫。「毕业典礼」失去该有的样子，变成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场面。教师们急切地说服学生「典礼程序就快结束了，结束以后要怎样随便你们」，终于在几分钟后典礼再次进行，不管是要赠送纪念品还是要代表家长致上谢辞的中年和服妇人，每一个都被投以「滚回去」、「滚回去」的大合唱。
……混乱过后，校长、教务主任等大半的老师，与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匆匆离开了会场。再度有数名学生站上讲台，宣告「自主毕业典礼」开始，催促地说着「允许所有言论自由地发言。想要发言的人请站到麦克风前面。」
超过三分之一的一百多位毕业生与一部分的在校生，还有几位年轻的教师也参与了发言。学生们轮流上台，倾吐出高中三年来累积的不满。他们在诉说共同的烦恼与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流露出非常满足的、充满生命力的神情。年轻的教师们也自愿地走上讲台。一位教师说「来到这间学校以后，第一次实际感受到能和各位同学互相对话」，并感慨地说道：「今天的这个集会，坦白说非常好。我认为应该要以此作为参考，找出取代以前毕业典礼的新形式。」
另一位教师则是充满热情地说：「因为你们还年轻、还不成熟，所以就闭嘴吧，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人类彼此是平等的。在今天的集会上，我才总算意识到这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以此作为送给各位的饯别语。希望你们变成大人的时候，不会成为对着比自己年轻的人说『因为你们还年轻所以闭嘴吧』的人。」
这场比毕业典礼还久的集会进行了超过两小时。内容没什么组织，与其说是「典礼」，反而更像是一场闲聊会。然而，现场充满热情、气氛愉悦，参加者始终保持着专注，场面和谐，让人完全无法想像先前的咆哮与扭打。
也有学生主张他们「粉碎」了毕业典礼，揭穿了「战后民主主义」的「欺瞒」。在都立大学附属高中，纳入了学生和民青同高中班的意见，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举行了学生们自主讨论形式的毕业典礼。然而，自称为「毕斗委」的一群学生，很有可能受到了东大斗争等事件的影响，主张「我们毕斗委的斗争不是所谓要求民主化的毕业典礼斗争」，「在都高里面，战后民主主义的残渣在作乱，聚集着面带这种表情的骗人的知识阶层」，并以此为由，也以街垒封锁的方式「粉碎」了这种讨论会形式的毕业典礼。其中一位毕斗委的成员如此记录：53
对于都高生来说，不只是「和平与民主主义」，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都不比在考试中多得一分来得重要。……即使有人在讨论会时读参考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他停下来。
但是不知怎么着，当我们用街垒封锁粉碎了到昨天为止都还无所谓的毕业典礼时，他们就像失去了童贞一样地生气了起来。……
可以说，当一切都失去时，虽然他们早已在资本制社会中失去了一切，但当在所谓战后民主主义的虚构状态中被给予的东西也失去了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他们抱持着被夺走的东西似乎有某种意义的幻想，但这正是战后民主主义最大的残渣。他们拥有的是民主主义的幻想。这是高中生这种非生活者的头脑的产物，是民主主义的幻想，而试图除去这种幻想的，正是作为「暴行」的街垒封锁。
这段记录，受到了来自东大全共斗干部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论调的浓厚影响，这样的学生无疑是少数派。然而，一部分的高中生对「战后民主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个事例却让人关注。
之前的事例都是所谓名校的例子。报导往往集中在名校的纷争上，但在非名校或实业学校也发生了毕业典礼的反叛。当时的报导记载了一九六九年三月，都立世田谷工业高中毕业典礼的情况：54
在都立世田谷工高发生的，虽然是只有一名学生的小型「造反」，但当他阐述其动机时，却清晰浮现出了侵害现代高中教育的一条病根。《君之代》响起时，他立刻在满场注视中缓缓地离席。稀稀落落的掌声响起。他挺起不算壮硕的胸膛，一面微微颤动着嘴唇，一面无视教师们投来的愤怒眼神离开了。
他说：「我想对只把我们看成『商品』的学校当局，顺服于产业资本需求毫无骨气的学校当局提出抗议。」世田谷工从昭和三十四学年度起，实行了史无前例的从附属中学开始的产业教育。前校长的口头禅是「我校是工业的『日比谷高』。」
如同这句话一样，为了因应一流企业的要求，学校从中学阶段就安排了相当多的实习时间，并且在高中入学的同时，根据机械、汽车、电气、电子等各科目分班，进行细分化的教育。教师们之间存在着如何将学生送进一流企业的竞争。一些教师为了与来访的企业会面，甚至将原本的授课时间改成「自习」。也有一些教师还会夸耀地说出「如果是XX企业的话，交给我就对了。」
战后被高唱的高中三原则之一的「综合性」等，从一开始就相当于不存在，更糟糕的是，〔关注社会的〕文科类社团活动被以「放学时间五点」为藉口赶出去，而体育类和摇滚乐团等社团则被默许存在。
他说：「我不是产业的机器人。……选择世田谷工是个错误的决定。」这种声音与实行澈底的产学合作路线的兵库县立相生产业高中学生们的心声完全一致。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很后悔在入学的同时，就已经选择了一生的方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重新选择过另一种人生」。
由此，可以说一九六九年秋季频繁发生的高中斗争，是基于三个方面做好了准备。
第一，是存在着隶属于党派，从一九六七到六八年开始从事校外政治活动的高中生运动者。第二，是从对于高中生活的不满土壤中自然发生的纷争，自六○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事实。第三，是在学校报纸或毕业典礼上，批判越战或升学制度的举动的频繁发生。一九六九年秋天的高中斗争，可说是这三者合流的现象。
在一九六九年三月毕业典礼的时间点上，就已经出现了汇流的现象。举行「自主毕业典礼」的九段高中，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就已经被称为「西之市冈，东之九段」，以作为拥有众多党派高中生运动者的「据点校」为人所知。在九段高中，一九六八年八月有人公然张贴传单，宣告全国高中生运动者大会将在东大安田讲堂举行，九月的第二学期开学典礼也遭到了学生运动者的叫嚣和散发传单干扰。55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段高中的毕业典礼上，最先开始叫嚣的也很有可能就是学生运动者。虽然这么说，如同在随后的「自主毕业典礼」上聚集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所示，因为与一般学生的不满有所共鸣，而产生了运动者与一般学生合流的现象。
但也有些合流失败的例子。位于距离王子野战医院约四公里处都立城北高中，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的毕业典礼答辞中提及了王子问题。早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校内的无党派有志之士就已经张贴出了「一起讨论野战医院」的海报。56
校方曾下令撤掉海报，但在与学生们协商后，同意了海报的张贴。之后，志愿者组成的团体向全校学生举办了三次说明会，三月五日，一百二十名学生一起举行了反对设置野战医院的集会。此外，也进行了班级讨论，不管是否支持设置医院，大多数的班级都反对暴力。
志愿团体是无党派的，虽然与中核派有过接触，但在几次接触后，他们就切断了与中核派的关系。依据志愿团体的说法，「第一，他们〔中核派〕不重视互相讨论，只想将不同的意见视为『胡扯』打发。第二，他们并没有想要与一般学生共同努力的态度。这与『志愿者』的作法完全相反。第三，参加暴力行动的少数同学在班级会议上并不热中参与，甚至连发言都没有。」
另外，在大坂府立茨木高中，民青派运动者约五十人和反战高协派运动者约十人一直以来就处于对立状态。反战高协的运动者们，虽然掌控了一九六八学年度毕业典礼答辞起草委员会，并撰写了答辞，但由于内容被认为「过于激进」，遭到了所有高三班级的拒绝，起草委员会因此解散。之后，反战高协派的运动者与其他高中的支援部队组成了不满三十人的部队，穿戴头盔在毕业典礼当天占领了会场的体育馆，然而，他们并未得到一般学生的支持，毕业典礼被改以校内广播以及在各教室发放毕业证书的方式进行。57
就像这样，党派僵化并且过度强硬的姿态，未必能切合一般学生的需求。如同在大学斗争中呈现出的状态，有不少高中生尽管对政治抱持关心，但对党派的姿态感到反感，从而选择参与无党派志愿者的活动。另外，与大学相同，高中的一般学生中，多数也都不赞同暴力，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学生的意见也与党派的方针不一致。当两者不一致时，斗争就会像茨木高中那样，在党派运动者的独立行动下结束。
话虽如此，在高中生心中累积着对学校生活与社会的不满是事实。当这个不满与党派运动者的领导或其他要素相结合而爆发时，高中的反叛就会激化。就这样，一九六九年的高中斗争在许多学校中发生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大坂府立市冈高中发生的占领校长室事件，被认为是正式的高中斗争最早的事例。市冈高中，如前述，是称为「西之市冈，东之九段」的党派据点学校。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安田讲堂的「十．二一斗争高中生实行全国委员会」成立时，市冈高中的学生被选为委员长，副委员长与书记长则是九段高中的学生。58
市冈高中的运动者，包括中核派的反战高协、共产同系的府高联、社青同解放派的反帝高评等。59此外，市冈高中也是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旗下的大坂府高教工会的据点学校。因此，大坂府教育委员会也选派了被认为是对付工会老手的武内安治担任校长。市冈高中成为了这三种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
市冈高中斗争发生的契机，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因为发现PTA（家长教师联谊会）徵收款中有资金流向不明（据高教工会表示约四百多万圆），导致校长被处以警告，事务长则遭到解聘的事件。在此之前的一九六七年三月，曾发生过一名担任会计监查委员的教师遭到强制调职的事件，而一九六八年初期又再次发生强制调职，使得府高教工会展开了阻止强制调职的斗争。以共同斗争的市冈高中学生为主力，组成了全大坂强制调职斗争委员会，并成为共产同系的府高联的母体。
在当时的大坂，原本该由选举制度决定的校务分工，被改成校长任命制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教师工会展开了反对任命制的运动。一九六八年春天，府立高中六十五校中有十七间实施任命制，市冈高中在五月底不顾教师们的反对，以校长职权引入了任命制。同时，也一併进行调涨进路指导费，以及削减社团合宿补助费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向不明问题的揭发，一口气激化了教师工会与学生的反对任命制运动。
一九六八年六月，府高教工会市冈分会针对一连串的校内问题，透过传单动员家长并召开了集会。六月十七日，学生议会通过了「反对削减社团合宿费、反对任命制分工」的决议，十八日，在学生总会上也通过了反对任命制的决议。六月二十六日的班级会议中，针对反对任命制的表态方法进行了全班讨论。接着，七月二十日，第一学期结业典礼上，从属于教师工会的教师决定拒绝合作，只有几个非工会成员的教师和校长举行了结业典礼，但因学生引发骚动，场面陷入混乱，结业典礼最后被迫中止。
接着在八月三十日，教师工会决定继续抵制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然而，校长却强行在九月二日举办了开学典礼。当日，合计约五十名戴着红色头盔的府高联和蓝色头盔的反帝高评学生占领了校长室。
然而，从早上九点开始占领校长室的学生，在晚上八点过后却撤到了校外。有一种说法是，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即将导入警队的传言感到惊吓。
在后续的发展中，很明显看得出来教师工会与学生运动者之间的步调不一致。事件隔天，市冈高中教师工会批判占领校长室的行为，并发放传单，将这场学生行动的责任归咎于校长的态度。另一方面，学生会虽然也发放了「声讨校长逃亡行为」的传单并召开了集会，但未能引起一般学生的兴趣，最后以失败告终。
尽管一度在学生总会上做出了反对任命制的决议而造成轰动，市冈高中的斗争却以这样的结果收场。其背后因素之一是，新左翼党派的抗争与教师工会和一般学生在意识上的分歧。
在六月十七日的学生议会和六月十八日的学生总会上，通过了反对削减社团合宿补助费和反对任命制分工的决议，这被市冈高中的学生运动者视为一次比预期还理想的胜利。于是，中核派的反战高协主张在二十九日举行全校投票，试着达成「学生与教师自主管理校园」的决议。共产同系的府高联，更为积极地在二十六日全班级讨论会上主张同一议题的全校投票。这些行动被认为是受到了当时在日本大学等地方，藉由街垒封锁实行校园自主管理的影响。
虽然两派意见僵持不下，但掌握了学生议会议长职位的府高联，二十六日突然向各班级发放了选票。但是对一般学生来说，他们虽然反对任命制和社团合宿费用被削减，但校园自主管理等等的主张却超出了他们的想像。选票的发放引起了一般学生的强烈反对，有超过半数的班级抵制投票。因此，一般学生曾经一度高涨的关心，也在新左翼党派的擅自行动下冷却了。
就这样，学生运动者脱离了一般学生，採取了占领校长室的强硬手段。另一方面，主张二十九日投票的反战高协的学生运动者们，批判了府高联强行在二十六日举行投票的行为，也没有参与占领校长室的行动。但是，就算是在二十九日才举行投票，结果恐怕也是相同的吧。如此一来，擅自行动的学生运动者招来了一般学生的反感，也未能在占领校长室后成功召开集会。
另一方面，教师工会一方也没有考虑过要进行校园自主管理。在教师工会中有共产党系的工会成员，也有人指责校园自主管理或占领校长室是「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躁进行为」。大坂府高教工会也批判占领校长室的行动「造成父母和府民的不安，带来了对民主教育的不信任」，「为镇压学生及加强管理提供了理由」。另一方面，反战高协则认为「对于教师，我们不应该以串连的方式与他们一起斗争，而是必须藉由推动我们的斗争迫使他们前行才对」，并且将教师工会批判为「史达林主义者」。60
就这样，一九六八年市冈高中的斗争，虽然一度成功贴近了一般学生的不满，但学生运动者脱离了一般学生，被教师工会批判为「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躁进行为」，可以说就像是大学里许多全共斗运动所经歷的过程的迷你版，就此告终。然而，占领事件也在高中发生的事实，对全国教育相关人士造成了冲击。
与市冈高中事件几乎同一时期，都立九段高中发生了妨碍开学典礼的事件。而在一九六九年一月，都立新宿高中定时制课程iii发生了街垒封锁事件。校方开除了七名迟缴学费的学生，同情他们的四位高三生组成「志愿联合」，与校方协商希望重新研议处分方式，但遭到拒绝，因此三次发放了诉求撤回处分的传单，随后，在连通校长室与办公室的走廊两处推叠书桌和置物柜，建造起了街垒。61
新宿高中的「志愿联合」与党派没有关联。根据当时的报导，运动最初起因自对被开除学生的同情，但校方与教师的回应不诚实且流于形式，让他们感到「未能作为人好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成了他们行动的动机。62可以看出，在其背后的原因中，存在着对于「作为人」的待遇方式以及对话的期盼。
从一九六九年二月到三月，上述「混乱的毕业典礼」在各地发生并受到关注。而在街头行动中，二月十一日，反对建国纪念日游行里，聚集了大约七百名东京的高中生；三月十九日，发起毕业典礼妨碍行动的各党派高中生运动者约三百五十人，与约一百人的一般高中生聚集在东京港区的芝公园，举行了毕业典礼斗争的「最终集会」和示威游行。在这次集会上，提出了「将毕业典礼斗争的成果转化为校内的日常斗争」，「与教育课程多样化等高中的反动化路线对决」等主张。63
进入一九六九学年度后，各党派动员高中生参加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四月二十七日，在法政大学召开了全国高中生总誓师集会，估算在二十八日沖绳日的参加者中，除了约两百名反战高协成员外，高中生的参加者约有七百人。在街垒封锁中的大学里，运动者的学习与训练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六月十五日，举行了桦美智子追悼纪念日的游行，由于是非暴力的游行，因此约有两千两百名高中生参加。九月二十七日，如后续将于第十三章描述的，九月上旬有八个新左翼党派联合组成了全国全共斗，随后来自五十所学校的五个新左翼党派的高中生组织成员约六百人，在东京的清水谷公园召开集会，成立了高中生粉碎安保共斗会议。另外，在第十五章将叙述的越平联的新宿西口民谣游击集会，据称约有一成的参加者是高中生。64
在这些集会或游行的参加者中，也包含了一般的高中生。特别是在新宿西口的民谣游击集会等活动，成了渴望交流、抱持孤独感的高中生们，可以与同年龄的年轻人及年长者一起讨论时事问题乃至人生观等话题的珍贵场所。
当时，想要理解学生的心情而参加了新宿西口的民谣集会的高中教师大河原礼三这么说：65「在他们常去的新宿西口广场上，我体会了那种氛围，并试着与来自其他学校的一位高中生交谈。那时，我发现他们洋溢着愉快的解放感。这和他们在学校时的样子完全不同。我想，『学生们追求的就是这个吧』。」
引爆一九六九年秋天一连串高中斗争的导火线，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静冈县挂川西高中抗议处分的高中生闯入自己学校校园，导致十一人遭到逮捕的事件。66
挂川西高中的事件，有着一段之所以发展至此的漫长背景。挂川市是一个人口约五万的古老城下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地方报纸主办了由冈村昭彦主讲的，关于越南战争问题的演讲。听了这场演讲并受到刺激的学生，组成了致力于解决校内问题的志愿团体。他们想要处理的是能力分班的问题。在挂川西高中，学生被依据英语和数学的考试成绩进行分班，施行着将高三学生分为每周上五小时数学的班级和每周上三小时数学的班级的「数学五．三制」。
志愿团体将这个能力分班视为歧视，试着在班级会议上发起讨论。然而根据当时的报导，班级会议已然空壳化，「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已经变成只是书写未来大学志愿，以及登记五．三制度的地方。」
但是，私底下对能力分班抱持怀疑的学生并不少。一开始还不到十人的志愿团体，受到这些学生的支持，逐渐将运动扩展至班级讨论、抵制登记与抵制授课等等。然而校方对于志愿团体的行动，只进行了部分的制度更动，让一周只上三小时数学的学生也可以选择社会、理科、古典等与考试相关的其他科目，而一般学生也接受了校方的方案。
不满意的志愿团体参加了校外的反战高协合宿，展开了运动者的学习。他们接着组成「挂川西高中反战会议」，取得了学生会正副委员长的席位，并提出废除传单及海报的事前审查制度的诉求。其中的三人，接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前往东京参加了游行，六月八日，有八人在静冈县伊东市参加了阻止ASPAC（亚洲太平洋阁员会议，因为是越战中西方阵营的亚洲国家会议，因此被视为越战协力国会议而引发了反对运动）的斗争，四人遭到逮捕。
当天在伊东市，挂川西高的教师一直在寻找学生的踪迹，对参与斗争的八人做出了无限期的禁闭处分。志愿团体虽然对此处分表示抗议，但校方找来家长，说服他们「如果自己退学的话，对日后转学等情况比较有利」，除了一人做出转向宣言复学以外，其余七人被迫接受了退学处分。
明明过去也有人参加过校外的斗争，但却只有六月八日的斗争参加者受到了处分，「反战会议」的成员们对此无法接受。另外，不光只是被逮捕者，连参加斗争的所有人都遭到了处分。这件事也让他们感到不满。在一般学生里头，也有不少意见认为「先不管是不是要撤回处分，应该要求学校重新讨论处分」。虽然志愿团体一面共同生活，一面靠着打工与募捐维持生计，要求撤回处分，但并未能进一步引起一般学生更多的关注。67在这样的情况下，八月三十一日，包含外校的反战高协学生在内的高中生们，喊着「撤回不当处分」冲进了学校。
校方对于这件事的反应可以说相当过头。面对仅约十人的高中生，出动了约七百人的机动队与二十台卡车与镇暴水车，还在挂川西高的周围设置了有刺铁丝网。然而，一部分闯入的高中生还是突破了包围网，爬上学校的屋顶挥舞着旗帜。68
事件过后的九月十一日，在「挂川西高反战会议」发放的传单中如此陈诉：69
「『为了改变现在这个只能创造出片面的、划一的人的荒废校园，我们必须怎么做呢？』『在越战参战国的日本，现在，如果要真正地反对战争，难道不是得要否定默认了本国参战的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什么是读书？』『什么是人？』——对于这些问题，老师他们是否曾经有过任何一次诚实地回答呢？我们不过只是说出了糟糕的事很糟糕而已。正是因为存在着试图压制我们这种人性之声的人，我们才集结了我们的一切力量，在八．三一进行了战斗。我们的Gewalt（编註：德语的『暴力』），对抗着暴力者的暴力（假借教育之名的暴力＝处分），是『为了守护生而为人』、『守护正确的事物』的正当暴力。」
而对他们抱持同情的挂川西高志愿者学生发放的传单上，如此批判对处分问题漠不关心的一般学生：70
我们在作为高中生之前，先是作为人。我们必须对于「活着」这件事提出问题。有人说，高中生还不成熟，无法在社会与政治上扮演任何角色或负起责任。因此，读读书是好的，但要实践还太早。然而，这样的论点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活在栅栏里的动物。……
可是自私自利的人类＝西高生，到底在做什么呢？……〔这次的事件是〕你们自己的软烂与漠不关心造就出来的情况。逼迫他们走到那种地步，也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即使如此，你们还是要不明就理地继续唸书吗？「这是为了想要上大学，想要获得一份工作，过上安定的生活」，你们只能回答出这种可悲的答案。到底上大学意味着什么？获得一份工作又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否曾经反问过自己这些问题呢？你们又是否曾经思考过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呢？
没有问过这些问题的话，上大学的欲求，只能说是建立在可悲的安心感之上的欲求而已。不，可以说只是在回应着社会的要求而已。
我们是背负着未来的年轻人。我们必须确实理解当代，创造出未来的基石才是。
然而，在保守的地方都市，运动无法再进一步扩大了。另外，「反战会议」的女学生曾在一份总结中写道，中核派的反战高协只会一味地按照中核派的方针，高唿阻止佐藤首相访美的「十一月决战」（将于第十三章后述），对校内问题不够重视。71由此可知，新左翼党派的逻辑和一般学生的意识，就像在大学看到的一样难以结合。
挂川西高的事件也波及了都立青山高中。因闯入挂川西高中而遭逮捕的十一人中，包含一名青山高中的学生。根据报导，这名高中生在挂川西高的屋顶上挥舞了「反战高协．青山高中支部」的旗帜。72青山高中的教务主任与班主任特地去到挂川了解情况，造成了青山高中一部分学生的抗议，随后成立了青山高中全斗委。自此，青山高中斗争开始。当时的自民党和文部省因担心大学逐渐成为学生运动据点的情形蔓延到高中，在提案大学立法的同时，文部省也向高中发送了「在高中里指导学生的诸问题」。九月九日，青山高中全斗委提出了五项问题的抗议质问状，要求在十日进行「大众团交」。这五项问题为：（一）教务主任去挂川的目的为何？（二）对挂川西高中做出的处分的看法为何？（三）对被捕学生的行为的看法为何？（四）撤销学生守则第十一条（言论、集会的报备制度）（五）如何回应文部省的指引手册？73
青山高中斗争的过程概述如下。74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校长以校内广播说明了情况，主张学生活动应在正常规则下进行。隔天的十二日，全斗委以未获得校方有诚意的回应为由，封锁了三年五班的教室，十三日封锁了校长室。十四日晚上，校方引入机动队，解除了校长室的封锁，对从事占领行动的学生处以禁闭，学校临时停课。十五日与十六日，校长和教务主任相继住院。十七日到二十七日之间，学生多次举行了全校集会；十八日，有五名学生为了抗议引入机动队而进行绝食；二十四日绝食被中止；二十八日，学生会议室被封锁；二十九日，三年级的教室也被封锁；三周过后，十月二十一日再次引入了机动队解除封锁，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全学年重新开始上课的日期，是在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
但以上的事件过程不过只是事件的表面。依据当时的报导稍微详细地描写的话，斗争似乎经歷了以下的过程。
首先，青山高中全斗委（之后改名为青山高中全共斗），虽然从约十人增加到兴盛期的五十人左右，但反战高协只是其中的少数，大部分都是无党派，特别是在斗争末期，所有人都是无党派。而身为全斗委领导者的那位高三学生，在高二上学期和高三上学期担任过学生会长。在青山高中的惯例里，会避开即将参加考试的高三生，选择高二生担任学生会长。但因为没有其他候选人，他在高三上学期还是担任了学生会长。这反映出全国学生会活动的停滞。75
正如前述，校长在校内广播表示，如果是在「正常规则」下说明情况的话，他愿意进行。占领校长室后，一部分的学生批判全斗委的领导者，「少数人不应该进行占领行动，既然你是学生会长，应该先透过学生会里的程序向教师提出要求才对吧？」然而，他反驳道，「就算你这么说，我开了多少次学生总会，你们来参加了吗？透过学生会就是什么都办不到，不是吗？」76
在一般学生漠不关心，学生会也无法召开的状态下，全斗委直接到校长室提交了质问状。但是，根据全斗委方的证词，「校方仅以我们是未获认可的团体为由，就回绝了全斗委的质问状，一次也没有试着与我们对话。」77因此，他们才採取了占领校长室的非常手段。然而，即使在占领校长室以后，教师们和校长也未相应地展开任何对话，只是带着苦笑地说着「我们跟你们的立场不一样啊」，或只是单方面地喊着「请尽快离开」等等。78
依当时周刊的报导，一位参加占领行动的学生的家长这么说：79
说起来，这本来只是询问老师们对于「ASPAC斗争」有什么想法的简单问题而已啊。照我儿子的说法，老师只回答「那种政治性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要」。我儿子向老师提出「跟我的意见不同也没关系，请好好回答」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占领校长室、引入机动队的结果。明明只要有一个老师愿意和学生谈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九月十四日晚上引入机动队的决定也十分突然。校方宣告「立即离开」和「全员无限期禁闭」后，机动队就进入了学校。根据全斗委方的说法，「十四日晚上是文化祭前夜，学校已经和全斗委说好了，在不让外校运动者进入的条件下举办文化祭。虽然校长室的封锁依然持续着，但从来没想到居然会引入机动队。我们对老师还抱着一丝丝幻想，却被趁虚而入了。」80
随后，校方封锁了校舍，宣布取消文化祭，并张贴出「临时停课。除经许可者外，其余人等禁止进入学校。如进入学校将会被管束」的公告。这个单方面的措施，对于之前一直漠不关心的学生也造成了冲击。十五日正午，约两百名抗议封校和中止文化祭的学生，聚集在校门口前向教师们提出质问。当时的报导如此描写了那时的景象：81
「为什么不可以进入自己的学校呢？」一名女学生哭倒在旁，从她后面传来「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取消文化祭呢？」一名高大的男学生也同样流着泪抗议。教师只是沉默地仰望着天空。
在各处讨论的圆圈都有学生大喊「为什么——」「老师，请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哭喊声，老师只是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句子，「明天再解释，今天请先回家。」
「我明明以前还相信过老师。老师，拜托你，请告诉我。」
这些学生看起来拼命地向教师抗议，试图找回失去的信任。但教师的说词没办法说服他们，只是焦躁地盯着学生的脸。话虽如此，但为什么连一个有朝气的老师都没有呢？
在这个夏天，当我和几位横须贺的高中生说话时，他们一再地抱怨：「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都是老年人吧。无论我们怎样不加修饰地驳斥他们，他们都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如果觉得那家伙看起来像是会说些麻烦的事情，就会故意避开那个学生。想必已经对教学这件事情失去热情了吧。这么一来，课堂变得很无聊，也失去了去学校的动力。」或许因为教育现场教师的老龄化，不再能期待教师会带着充满生气的热情，与学生相互激盪的教育态度。避开麻烦，也避开要求展开政治上敏感情势分析的问题，这种在教育现场的消极主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远离了教室。
过去漠不关心的青山高中的一般学生们，之所以连续数日在学生集会上集结，其背后有着这样的过程。这可以说，与因为东大校方引入机动队进到安田讲堂，从而点燃了一般学生意识的东大斗争有着类似的模式。
九月十六日，校方承诺将举行全校集会说明情况。然而，却以全校集会可能会有危险为由，将全校集会改成在公园等地，由班导师向各个班级说明。这些以班级为单位的说明会，也变成了学生谴责教师的场合。当时的报导，如此描写了其中一个班级说明会的样子：82
「他们说是因为担心青高学生的安危，所以才不惜取消文化祭强行封校，但是我们明明因为被机动队管制，甚至有人因此受伤，却完全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前来阻止，也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因为担心过来看看，不是吗？老师们真的担心学生安危吗？」
当老师们反驳「无法想像机动队会使用暴力」时，一名女学生展示着她的脚和手腕上刚缠绕好的绷带，质问道「这些是被机动队用防暴盾殴打时造成的伤。这难道不是暴力吗？」其他学生也一个个展示起淤青和伤口，控诉着机动队管制的真实情况。在这些学生们的面前，老师们最终不得不进行自我批判。
「封校是个错误。我们在不知道你们抗议的真实动机与机动队管制的实际情况下，试图用引入机动队解决问题的判断太过轻率了」，教师深深地低下头说着。「这不是说『太过轻率了』就可以打发的问题。就算老师试图道歉也解决不了什么。学校应该要自我批判并解除封校才对。另外，老师参加过〔一九五八年的〕反对警职法斗争与反对勤务评定斗争对吧？」学生们如此回应并质问教师。教师像是只有在这个瞬间重新找回骄傲似地抬起头，瞇着眼睛点头，但当学生再次质问「那你不可能不知道机动队管制是什么样的东西才对」时，教师又再次无力地低下了头。
「真是丢脸。」老师道歉着说。「你即使跟我道歉也没有用。就算接下来解除了封校，你还有自信作为老师教育我们吗？」学生反问。「没有自信，我无颜以对。」教师回答。「那么就算上课也没有意义了吧。比起不信任，我对老师只剩下瞧不起的感觉了。」女学生哭着诉说。「接下来你还来教室干嘛？是来站着打发时间的吗？」学生说。
但这样的教师还算是有良心的。那天下午，在学生们的强烈施压之下，在青山高中的操场上举行了全校集会。根据当时的报导，学生们一个个报告了哪个教师又在各个班上讲了些什么。
过程中，有学生报告指出，老师向自己班上的学生说「不要出席十六日的集会，因为那是由中核派的学生在背后操纵的」。学生们在集会上追问那位教师，教师承认自己这个发言毫无根据，供称「在学生运动党派中，我只知道中核派这个名字，所以就忍不住脱口而出了。」83对于教师这样的态度，学生们的愤怒越来越深。
青山高中全共斗在十月十日做出的「中期总结」上这么描述：84「九月十四日晚上十点的机动队进入校园——对于这件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在场的一百名学生丧失了一切的信任。对于澈底露出真面目的教师们，『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疑问与遗憾——那已经不再是愤怒，而是一种『作为人的悲哀』——一起迸发了出来。」「校长和机动队长彼此鞠躬互道『辛苦了』的画面，让这世上所有的形容词都显得欺罔。青山的斗争以引入机动队为契机，在被教师管理者式的应对所背叛的情况下，引发了群众的流动化。」
随后，几乎是每一天接连举行全校集会，持续到了二十七日，在十八日到二十四日这段时间，有五名学生进行了绝食抗议。然而，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校方在全校集会上宣称「引入机动队是无法避免的」。85最终，校长和教务主任住院，校方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于是全斗委于二十九日封锁了高三的教室。
在封锁的街垒里面，也与许多大学一样开设了自主讲座，学生们享受着解放感。当时的报导这么描述：86
由无党派占绝大多数的约五十名全共斗学生，每天都讨论到深夜，接着在隔天早上制作传单，书写立牌。自从九月底进入了街垒封锁之后，为了防备校方叫来警察，他们轮流守夜，在学校周围巡逻。在如此紧绷的每一天里，他们显得充满生命力且快乐。
「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现在可能每天都在准备升学考试吧」、「说起来我从停课以来可是从来没有缺席也没有迟到过喔」、「以前每一天都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但也还是这么过了两年半」、「但是，从斗争开始以来，我感觉到我终于了解了真正的朋友关系，意识到在那之前，我们是如何伪装着与朋友相处的。」
空闲的时候，就拿出吉他唱着民谣歌曲，有时候还拿起手持麦克风上到天台开设搞笑的「解放广播」。几个男学生甚至不回家在街垒里过夜，偶尔去深夜的道路工程打零工，一个晚上赚三千圆当成饭钱和斗争资金。
起初，在街垒里是由女学生负责煮饭，但有一天，因为男学生们抱怨「饭不好吃」，女学生们以「不允许在街垒中对人的异化」发起了罢工，男学生们只好不情愿地自己动手煮食。即使在这样的场景中，也存在着他们的青春。
青山高中反叛行动的背后原因之一，是前述的学校群制度。青山高中在一九六七年施行学校群制度以前，不仅是都立名校之一，也是其中一所以旧制中学「自由且重视自主性的校风」自豪的学校。
然而，随着学校群制度的实施，学力较差的学生进入了学校，学校失去了维持「自由且重视自主性的校风」的余裕，开始施行学力测验等措施，并将重点放在大学升学考试的指导上。接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由高三生——在实施学校群制度之前入学的学生——的志愿者提出了一份公开质问状，对因应升学考试体制而实施学力测验一事提出了质疑，约四百名高三生中有约一百人抵制了学力测验。87
抵制考试时提出的主要论述是，「不想被纳入升学考试体制中，成为制度机器般的人。学力测验是以此为目的的训练装置之一，我们拒绝被这些装置训练与强化」，抵制考试的学生们自行召开了集会和讨论。88学生在挂川西高事件中遭到逮捕一事，只不过是触发斗争的契机，学生们的不满在此之前就已经逐渐高涨了。
如前所述，学生们以「我明明以前还相信过老师」、「这世上所有的形容词都显得欺罔」等话语表达失望，也是因为青山高中表面上宣称着「自由且自主的校风」，学生们也在某个程度上相信着这件事。在前述的「青山高中斗争中期总结」中这么提到：89「青山高中如之前所说，校规等并不怎么严格，『相对地自由』。因此形成了『青高很自由』的传统意识……产生了在师生的信赖关系下进行着自由教育的幻想。」这样的「幻想」乃至「保守的」意识，因学校群制度与引入机动队而被一举摧毁。
这种现象，就类似于东大斗争，因为引入机动队，摧毁旧帝大式的自由主义与大学自治的「幻想」，而使得斗争迅速升级。与大学一样，在高中，过去的教育体制无法追赶上高速发展下的社会变化，从而被学生们视为是一种「欺罔」。
而青山高中全共斗的学生们，也与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一样，试图将问题视为社会整体的矛盾。在「青山高中斗争中期总结」中，他们写道：90「高中是现代社会分工机制的共犯般的存在」、「为了维持分工体制，〔学生〕被迫参加数次竞价市场（升学考试）。竞价的标准是成绩和金钱，人在对此提出异议后，很快就会被埋没在社会机制中死去」。「当我们思考作为高中生的存在时，不能仅仅在青山高中这个封闭的共同体里头思考。在全校集会等活动中，虽然有试图藉由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赖关系』解决问题的行动，但教育体制是为了维持现有体制的存在，只要我们身在其中，问题就无法真正获得解决」。
参与封锁行动的学生也是成功录取名校青山高中的学生，入学后的成绩未必不好。然而，他们已经厌烦以准备升学考试为核心的高中生活。当时的报导这么描写了参加封锁行动的学生们的对话：91
「拼命唸书，考上好大学，进入一流的公司工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上了大学，和现在一样自欺欺人的生活，还是会让人几近晕眩地持续下去吧。」「开始工作以后，情况又会更糟。」
他们的成绩通常是「中」或「中上」。如果想在歷史或伦理社会科目写出优秀的报告，那在满分一百的数学考试中就只能得到十六分。然而，在中学时期，他们有许多人曾经是优等生。进入高中后，也有些学生曾经在高一被班主任说过「你的表现很完美，期待你未来的发展。」
这样的他们，在某个时刻，因为某种原因「跌了一跤」。他们对那段时间与触发动机几乎没有什么记忆。
那个选择可以说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这样了」，自然而然中，无意识地发生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唸书准备升学考试这件事，既不是义务也不是什么不能不做的事」、「甚至可以自由地谈起恋爱，如果可以丢掉那会妨碍学业的观念的话。」
参与封锁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座谈会中，阐述了封锁的理由：「无论如何，都想停止被升学考试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紧凑地安排好步调的日常。」92「想要停止」被放上「输送带」的「日常」，这个愿望可说与大学的全共斗运动一样。
青山高中的街垒封锁持续了大约三个星期。在封锁期间的十月十日，有一场山崎博昭追悼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在正门前立有「街垒封锁中」立牌的青山高中时，学生们向游行队伍挥手，从游行队伍中则涌出热烈的声援与支持的掌声。93
然而，他们的封锁也没有持续太久。十月二十一日，约两百五十名机动队入校并逮捕了四名以丢掷石块等方式抵抗的学生。这个机动队的引入并非学校方面的要求，而是十月二十一日国际反战日警备计画的一部分，是警方试图摧毁游行队伍据点学校的清除作战之一。青山高中与法政大学及东京大学一样被选为这次作战的对象，也是唯一的高中。因此机动队才会进入校园。94
对于解除封锁的感想，学校当局、教育委员会，以及同情封锁学生的记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歧异。首先，与学校当局立场相近的教育学者在一九七一年的着作中，对封锁解除后的景象作了以下描述：95
……十月二十一日，当都立青山高中持续了约一个月的长期封锁结束时，他们占据过的教室惨状中有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不但有校外分子混入的事实，黑板被拆下并用钉子钉在窗户上，书桌被钉子固定并用铁丝捆绑在一起堆在走廊和入口处，墙壁被破坏，地板不但被拆掉，上面还有篝火的痕迹。铁卷门被放下来，机动队如果不锯开就无法进入封锁区域内。教室的各个地方，被用喷漆潦草地写上不堪入目的涂鸦字句。教育委员会联系了各校校长，让他们亲自去看了封锁的实际情况。校长先生们巡视着像是经歷过巷战似的，几乎变为废墟的教室，震惊和愤怒到目瞪口呆。
另一方面，同情封锁的学生一方的记者，在一九六九年的着作中如此描写了解除封锁当日的样子：96
……强行解除封锁之后，每个教师都在打扫被破坏的校舍内外。校门上贴有「禁止进入」的纸张。下午一点过后，在校门附近，约五十位被驱赶的青山高中全共斗成员与支持的学生们又再度聚集。他们不久后组成了阵形，推开铁门进到了学校里面，在运动场上游行了以后，在校舍的角落坐了下来，开始「抗议引入机动队」的集会。
正潜伏在校园后方的机动队这时突然朝着校门蜂拥而来，学生们重新组成阵形试图从校门逃离。可是，一群便衣警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数名学生很快地就遭到了逮捕。事后听说罪名是「非法侵入」。
被捕的学生们手臂被扭到背后，并被带回了大门口。这时，教师们在校门内侧一字排开，对被捕的学生们投以冷酷的眼神。便衣警察们用手抓着一个个学生的下巴，将他们的脸转向教师的方向，理所当然似的询问「这个孩子有进到里面吗？」「那这个呢？」
以表情痛苦的中年女教师与因为兴奋而血管浮起的穿着道服的初老中年男教师为中心，都理所当然似地回答着「有，他在里面就穿这样」、「这孩子是其中一个带头者」等等，主动配合了这个「首级确认」的行为。更甚者，他们还指着逃跑后又回来的学生，指示警察说：「请逮捕那个孩子，破坏铁门的是他。」其他的教师们也以摇头或点头的方式回答了便衣警察的问题。
教师们的脸上满是看着讨厌的东西时的表情。学生们也同样满脸憎恶地回瞪着。在老师们的「首级确认」下被判定「有罪」的学生们，被戴上手铐带走。
十几名一般学生从车道另一侧的步道上目睹了这一幕。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着：「看到了吗？老师把学生出卖给了警察」、「太坏了，真是乱来」、「这样也算得上老师吗」、「我不想在这样的学校上这些老师的课了。」他们声音颤抖地讨论着。这样的他们，也被机动队斥责着驱赶「你们赶快回家」、「可以回家的就回家」。之后，机动队驻守在校门口，急于恢复上课的老师们又再次开始清扫工作。
虽然只是几分钟内发生的事，却已经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
以上，不管哪个都是事件其中一个面向的描写。封锁解除后，青山高中在十月三十日对十五名全共斗派学生做出了惩处。接着，在封锁解除约两周后的十一月六日，恢复了一、二年级的授课，十日，也重新开始了三年级的授课。
然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赖关系并未复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青山高中就像日大等各地发生了纷争的大学解除封锁后实施的一样，让每个学生各自持有通行证。根据当时的报导，这个通行证是在「上学时交给警卫，放学时取回。如果有引发什么骚动，放学时就不会发还。隔天以后就算到了学校，也无法进入校园。」97校方对于学生的不信任与恐惧，已经高涨到了这种程度。
青山高中斗争开始后，在各地的高中接连发生了封锁、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行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都立大附属高中发生了街垒封锁。98当时都高教工会（都高教组）的《东京的高中生问题》提到，从六月的都立大学街垒封锁以来，附属高中也开始出现了关于「阻止佐藤访问越南与美国」和「以十月纪念祭为据点的街垒罢课」的讨论。接着在九月十六日，举行了反对青山高中引入机动队的集会和游行，部分学生以「声讨不让学生去青山抗议的教师」和「粉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课堂」为诉求，号召进行无限期罢课。
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进行了班级讨论。一部分人喊出了「青山连带、粉碎波茨坦自治会、贯彻纪念祭自主」、「授业解体、都高教解体」等口号，但也有批评自治委员会未经许可就举行学生集会的声音。在学生内部意见分裂的情况下，二十日本馆遭到封锁。虽然很快就被解除了，但二十二日换成别馆遭到封锁。
接着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举行了集会，参与封锁的学生提出五项要求：（一）废除学分制和考试制度；（二）粉碎文部省的指导文件；（三）确实承诺不引入机动队；（四）废除处分权；（五）向青山高中发出抗议书。二十五日，校长发出回应书，同意废除定期考试并允许学生参与决定惩处的过程，并在十月二日的学生集会上进行了说明。校方柔软的态度获得大多数一般学生的接纳，十月三日复课。孤立地进行着封锁行动的学生们，也在十月四日自主解除封锁。
十月六日，在都立九段高中，包含几个大学生在内的全共斗学生约二十人，在职员室、广播室前的走廊筑起了街垒。99他们提出「表明对文部省指引手册、教育厅的处分基准案的看法」、「承认布告的全面自由化与集会自由」、「对青山高中教职员提出谴责声明」、「对于便衣警察时常进出学校并且校方公然承认此举一事，表明看法和态度」等六项诉求。
十月六日的学生集会上进行了讨论，从六项诉求中删除了两项（被删除的是「对教师一系列暴力打压斗争的行为进行自我批判」、「针对以上各点以书面形式回应」），接着把「对青山高中教职员提出谴责声明」改成较为温和的「展示校方对青山高中教职员的统一见解」，在十月七日决定了以四项诉求将作为全校学生的诉求。可是在九日的投票中，赞成撤除街垒的有六百零七票，反对的则为一百八十七票。一般学生虽然对高中生活也有不满，因此支持了四项诉求，但却不支持由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与混杂了大学生在内的全共斗独断进行的街垒占领。
根据当时参与座谈会的九段高中的学生所说，「那个街垒最终只招来了一般学生的反感，什么成果也没留下」。此外，在一九六九年已经蔚为风潮的全共斗运动常有的情况是，参与斗争的学生的纪律也变得松散，因为学生们在街垒内喝酒、抽菸、放烟火等行为，招致了一般学生的不满。100
对于学生的四项诉求，校方在九日做出了回应，表示会将「指引手册」的实物公开展示在图书室，并将由九段高中的职员会议对于处分做出柔性的处置。在随后的全校集会上，多数人认为校方的迅速回应值得肯定。这种一般学生的反应传开后，全共斗学生便从街垒内撤出，九日晚上的街垒已呈现无人状态，十一日，发出了自主解除宣言，由全共斗亲手解除了街垒。
而在都立上野高中，十月二十七日，自称全斗委的部分学生提出了五项诉求：（一）废除课堂时间表，允许自主研讨会；（二）废除学生守则；（三）废除学生会各机构的顾问制度；（四）允许学生参与职员会议；（五）发表拒绝指导要领的声明。然而，由于校长只含煳地回应，隔天的二十八日，约二十几名戴着头盔的学生，以街垒封锁了校长室、办公室、警卫室等地方。然而，随后校方回应将废除社团顾问制、撤销学生守则，并允许举行自主研讨会等，由于几乎所有的诉求都已获得同意，学生们于是自主解除了街垒。101
在某间高中，从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开始，一部分的教师就开始与关心政治的学生进行对话。十月，当他们开始搭建起街垒时，虽然教师们试图制止，但与学生对话的教师描述：「有个女孩说：『对不起，老师，请让我们这么做。』听到这个请求后，我就让他们继续搭建街垒了。」之后，教师对要去参加十月二十一日游行的学生们说：「老师会替你们看守街垒」，因为他们在学生们不在时并没有解除街垒，所以学生感激地说：「老师们并没有背叛我们」，而自行解除了街垒。102
前面提到的这间高中属于特殊情况。然而，上述的各所学校，都是因为校方迅速以柔软的姿态回应了学生的诉求，也顺利建立起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因此没有发展成长期性反叛的例子。封锁行动虽然一度唤起了一般学生的关注，但当看到校方诚恳地回应问题时，大多数学生对此表示满意，从而并未支持封锁行动，封锁也就自主解除了。相反地，可以说在青山高中，因为校方单方面地採取了引入机动队和取消文化祭等强硬手段，未能诚恳地回应，这激起了一般学生的愤怒，从而使反叛陷入困局。
当反叛平稳解决的时候，一般来说并不会发生教室被破坏的情况。在当时的高中教师座谈会上，可以见到这样的发言：「在我们学校，街垒解除后，什么都没有被破坏。只有教员室入口的两片门坏了，还被打扫得比以前还要干净」、「我们的街垒封锁很快就解除了。学生实施封锁并号召举行了全校集会。反对街垒的学生问：『为什么要做到封锁的地步？』『因为这样才有了全校集会，所以封锁算是成功了。』『那么如果全校集会能够像现在这样继续举行，要解除封锁吗？』『如果现在在这里可以继续举行全校集会的话，那就立刻解除封锁。』……然后街垒就自主解除了。之后还整理得很干净，也确实赔偿了破坏的东西。」103
然而，之后的高中反叛并非全都平静地落幕。例如在都立日比谷高中和都立立川高中，为了解除街垒而引入了机动队。
在都立立川高中，国际反战日的隔天，几名学生放下了本馆二楼的铁卷门，封锁了八间教室。他们没有提出具体的诉求，他们的目标，据称是为了「唤醒非政治性的学生，并在整个学校带动起认真讨论的氛围」。104根据教师的说法，该事件似乎是「恰好在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一部分学生进行了演说。然而，一般学生几乎没有聚集过来。这件事成为了导火线，他们希望让校内全体对政治有更多的关心，因此进行了街垒封锁。」105
之后，在十月二十六日，街垒被暂时解除了。可是，在十一月十一日的学生总会上讨论了复课问题后，部分学生在十四日表示反对，并提出五项诉求：（一）废除出席点数；（二）废除评价制度；（三）撤销处分；（四）废除学生守则；（五）对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学校说法进行自我批评。十五日，学生在职员室质问了校长和总务部长，并在职员室前静坐。接着，他们在校门口附近设立了纠察队，阻碍教师出入校园。尽管教职员和学生会执行部进行了劝说，但他们坚持实现诉求拒绝妥协，最终遭到了警察排除。106
在都立日比谷高中，九月二十四日，自称全斗联的学生带着约一百人份的连署，提出四项诉求：（一）对在毕业典礼上出现便衣警察和墨西哥大使馆馆员一事，进行自我批判；（二）拒绝文部省的指引手册；（三）不准处分学生；（四）将班会的组织权交给学生，并要求校方在「大众会见」中做出回应。107由于校方计画在十月六日的第二学期开学典礼后的全校集会中回应，因此拒绝了在开学典礼前举行大众会见的要求，学生们随即占领了开学典礼的讲台。
因此，开学典礼改为在各个班上进行，但全斗联方将此行为视为校方不诚恳的行为，因此约两百三十名学生召集了集会。两天后的十月八日，同窗会的如兰会馆遭到全斗联封锁。
然而，如兰会馆并未用来上课，即使在封锁期间，文化祭也仍然继续进行。虽然全斗联中的四人，为了要求举行大众会见而绝食抗议，也试图唿吁举办全校讨论集会，但一般学生没有什么反应。在这段期间，封锁中的如兰会馆发生了火灾，这成为职员会议决定引入警察的契机，于是在二十八日，封锁遭到解除。之后，日比谷高中进行了封校，学生们被要求持有通行证并重新开始授课。
新宿高中的斗争则长期化了。前新宿高中全共斗的平井玄在一九八三年这么回忆：108
九月，对于发放全国全共斗成立大会传单的处分下来了。随即展开了反击和抗议行动。
十月，面对一连串的攻击，我们冲入并占领了校长室，与校长进行大众团交。进而发展成中止授课与全学集会。占领了一部分的学生会馆。超过一百人参加全共斗全体集会。提出六项诉求（政治活动的自由、废止为了升学考试的特别测验、废除成绩评分、允许服装自由等等）后，全校停课两周，主力部队中最多人的二年级学生，实质上直到隔年新学期之前都在集体罢课。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校长与学校当局，虽然一度接受了除了撤销评分（这实质上是高中解体——拒绝升读大学）以外几乎所有的诉求，但文部省——都教委对此感到震惊并令其撤回承诺。当局的态度变得强硬。十．二一新宿反战日前后，街垒情势紧张。全学集会决裂，部分学生开始绝食。一一．一六、一七羽田决战，一人遭逮捕。跨越到七○年后，粉碎入学考试斗争遭到阻止。各党派的内斗激化、无党派也显露出强烈的疲态。四月，冲入并占领广播室，进行了粉碎授课的广播，全学集会。被处罚。开始为了全都高中全共斗的成立展开行动。六月，六．二三抵制授课集会有二百人参加——转变为游行，在青山通上与机动队发生冲突。首谋者遭到处分。……
这样已经够了吧？我即使是现在写下这些，热血沸腾的感觉和冷汗还是会交互地涌出。
如前述，当时是教育大附属驹场高中学生的四方田犬彦提到，「在新宿高中煞有其事地流传着有个三年级的学生，在被封锁的音乐教室优雅地演奏了德布西的故事。过了很久以后，我才获知那个学生的名字叫做坂本龙一。」109
高中斗争的发生与结束的方式各有不同。校方的应对是其中一个因素，但进行了封锁等行动的学生是否能够获得一般学生广泛的支持，则左右着斗争的走向。像青山高中那样，大部分的全共斗都是无党派，并且提出了批判升学考试体制或废除校规等等与高中生切身相关的诉求，就很容易获得一般学生的广泛支持。相反地，在疾唿「十一月决战」的新左翼党派的高中运动者高举政治口号进行封锁的例子中，就没有获得一般学生广泛的支持。
例如在驹场高中，十月十八日，约十五名自称全共斗准备会的学生在校舍二栋往二楼的楼梯上，用桌椅筑起了街垒，封锁了通往教室的路径。然而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粉碎安保、沖绳斗争胜利、武力阻止佐藤访美、粉碎对高中生政治活动的限制」等等，并未能获得一般学生的支持，二十二日，在全校集会上，全共斗派学生们表示「无法承担街垒罢课的责任」并自行解除了封锁。110
该校的教师当时如此描述这场封锁：111「十月十八日发生了街垒封锁，那应该是为了要参加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日而发起的吧。隔天的二十二日就解除了封锁。」总之，这是在新左翼党派的指令下，为确保「十一月决战」的据点而做的封锁行动，这自然不会得到一般学生的支持。
根据四方田犬彦的回忆，他就读的教育大学附属驹场高中，在十二月八日突然进行了街垒封锁。封锁行动由共产同系（当时的共产同系因为分裂而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参见第十六章）的高中生组织「高安斗委」（高中生安保斗争委员会）的学生，以及来自校外的同组织学生所主导。他们以熟练的方式搭建起街垒，「无党派运动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或插手的余地」。此外，四方田还如此形容隶属于这个党派组织的学生，「他是个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意见，都会以『那是歷史的必然』这句话来切断讨论，之后，也只会用一些像是党派成员之间的暗语来吹嘘的人物」。112
当然，这个封锁并没有获得支持。封锁当天，虽然召开了三年级生的班级讨论，但在十二个班级中就有七个班要求解除封锁，剩下的班级也仅仅只是表达了反对引入机动队的立场。
根据四方田的说法，原因是「对于不少学生来说，这种意料之外的情况是他们当前课题——准备升学考试——的绊脚石，他们更担心的是，如果课程和特别考核不能如常进行的话，他们将遭受不利影响。」113对于大多数的一般学生来说，毕业或者升级远比这场封锁还要重要。
而那些从事封锁的学生们，也在黄昏时分，因为学校请求机动队出动的谣言而感到恐慌，属于党派组织的领导者突然之间宣布了「停止」，随即解除封锁并离开了街垒。114就这样，这次封锁仅仅一天就结束了。
当时正在调查高中纷争的北泽弥吉郎，这么描述由新左翼党派所主导的封锁：115
一旦封锁了学校，正常的授课就变得不可能。一般学生不论喜不喜欢，都将被卷入这种异常状态中。实际上，〔在许多高中斗争中〕进行封锁的只是几名到十几名的少数人。只要放下防火铁卷门，堆叠起桌子、椅子和置物柜，就能轻易地展开封锁。
然而，许多学校未能及早解除封锁。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学生认为，「虽然封锁的方式不对，但之所以会做出这么激烈的行动，背后应该有一些想法才是。我们希望听听那些想法」……
然而，听取从事封锁的学生们的意见与要求的集会，很多时候却变成以下这种情况：大多数的学生往往表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提出问题后，论点逐渐偏离，常常变成最后只有少数人在对话的情况。大多数的学生们多半只是默默地听着，而且往往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发觉，从事封锁的学生们的意见和要求与自己不同。一旦封锁或全校集会长期化，就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觉得默许行动学生的行为很愚蠢，或认为这与自己无关而缺席集会，甚至还会有学生在集会时跑去运动场上做社团活动，让整个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
对于一般学生来说，新左翼党派学生「暗号式」的演说往往难以理解。当时的教师座谈会指出，「无党派的那群人，必须思考如何实现学校改革的斗争计画。直接使用外来的政治口号，绝对无法动员大家。如果大家都不行动的话什么也做不了，因此得从最切身相关的考试制度检讨开始。」但是，由新左翼党派学生主导的斗争往往执着于「我们的目标是革命」，「无法缩小与高中生群众的鸿沟」的例子很多。116
这种对新左翼党派主导的高中全共斗的反感，也存在于无党派运动者之间。大坂教育大学附属高中的一位无党派学生在杂志的投稿提到，这间高中的全共斗被某个党派把持，只会高喊着「十一月决战」，「我们不管怎么疾唿『教育』相关的议题，他们都不会听。」然而，「十一月决战」结束后，他们突然提出了自主研讨会等校内问题的诉求，试图获得一般学生的支持。这间高中也在十二月六日被封锁，但未能获得一般学生的支持，最后在十五日遭到教职员解除。117
与在第十三章中描述的一九六九年以后的大学斗争一样，一九六九年秋天的高中街垒封锁行动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更多是受到大学的全共斗运动或青山高中等例子的刺激，单纯只是「想要做看看」。当时日比谷高中的学生们在座谈会中提到：118
「封锁的理由什么的，坦白说其实都没有」。「打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我们会赢」。「我们虽然不断提出诉求，但我们自己也不认为会实现，大概只因为实在没办法才提出的吧」。「虽然没有期待会被接受，但还是得提出来吧（笑）」。「我们只是因为想做就做了，或说是因为有了想这么做的情况所以就做了，这应该是最切合的说法吧」。「我们是因为想追求自我解放的解放感，所以建造了街垒喔」。「在街垒封锁里头，我们喝酒、烤肉，看A书，我们在没有特别意识到的情况下，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秩序」。
如前述，即使在学生的多项诉求获得校方接受而自行解除封锁的上野高中，学生的心态也有类似的地方。他们在当时的座谈会上表示，「我们不是为了要学校吞下我们的诉求，而是真的只是想要做那件事〔街垒封锁〕」、「最后虽然因为战术上的原因而不得不解除封锁，但那时候，女孩们唱着『肥皂泡泡飞起来了，飞到了屋顶上，飞到了屋顶上，破掉消失了』iv，真的很伤心。我们希望能一直继续封锁下去。」119
在由新左翼党派主导的封锁中，也存在这种激昂感。四方田犬彦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学生，党派主导的封锁也让他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他如此描述了进入街垒里头的心境：120「内心已经完全充满了革命。从现在开始，将为了革命奉献出我的人生。不管是为了文化祭的班级展览夜宿学校，还是为了音乐祭的舞台而拼命练习，都完全无法比拟这种激昂的情感。」为了寻求这种激昂感，高中生们在一九六九年秋天如流行般投入了封锁行动。
而在日比谷高中生的座谈会上，学生们提到「想要教训那些明明没有教育的热情，却还硬要装成老师的家伙」、「从很久以前开始，日比谷高中就存在着一种压迫性的宽容氛围。像是日比谷高中生的良知、自主自立的精神之类的自律路线。我们的感性与这种路线完全相反。」121与青山高中一样，日比谷高中虽然也是一间以旧制中学的「自由且自主的校风」自豪的学校，但随着学校群制度的实施，学力较低的学生也进了学校，学校开始将重点放在升学指导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变得空洞化的「自主自立的校风」，在学生看来显得「欺瞒」，引起了反感。
在一连串高中斗争中，诉求的实现程度因情况而有所不同。概括来说，像是废除学生守则、服装自由化、开办自主研讨会等等，可以在高中内处理的诉求获得实现的情况并不少。这与前全共斗时期的大学斗争相同。
在前述的事例中，上野高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此外，都立杉并工业高中学生在一九七○年的投稿中这么说：122
「现在，学校制定的学生规约已经被全面废止。这是在去年十二月连续进行了大约一周的全学集会上做出的决定。当时，每天都有不知道哪里的某所高中进行了抗争并被大众媒体的报导，但我们学校的情况却没有被公开报导。」当时的大众媒体报导往往倾向于关注名校的纷争，工业高中等等的斗争常遭到忽视。然而，现在已经实现了服装自由化等诉求的高中，有不少是这个时期斗争的成果。
虽然也有以这种「胜利」结束的抗争，但另一方面像是「粉碎安保」等政治性口号，或者「高中解体」、「升学考试体制解体」等全面社会性变革的诉求，几乎都未能实现。这与大学斗争的情况相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想当然的结果。
也有一些激进的高中生受到东大斗争等刺激，主张「如果要澈底追求自我否定的话，那么否定整个高中教育，否定身在其中的自己，就成了具体的课题」。另外，也有人否定「改良斗争」，认为「假设『学生协议事项』真的获得了改善，那么校方确实会聆听学生的意见，让事情变得比以前更理想也说不定。但是，这么一来的结果会是如何呢？只不过会因为『已经纳入了你们的意见』，所以更强烈地要求学生遵守规则罢了。……就算把坏的秩序变成好的秩序，只要不思考现行体制本身，就不会有任何意义。」123
另一方面，上野高中的学生说：「我们提出了包括自主研讨会在内的五项诉求。其中有三项被接受。剩下的两项是拒绝文部省指导要领和公开教职员会议。这两项里包含了一些难解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街垒封锁的话，那么我们信赖的老师就会失去立场。因此，我们决定解除街垒。」教师方面也说：「在我们学校，提出问题的学生们并非完全没有思考安保和沖绳等政治问题。他们基本上认为，除非整个世界的体制发生变革，否则什么都无法解决。但是，就算把这些想法直接带进来，三年的高中生活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们认为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决定从身边的问题出发展开思考。因此，改变自己所在场所的，改良性的『个别校园斗争』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124
对于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来说，像上野高中那样的「改良性斗争」可能是一种「无稽之谈」吧。但是，推动上野高中斗争的学生们，与一味拒绝妥协的东大全共斗相比，先不管是好是坏，可以说在「政治上」是更为明智的。
高中斗争和大学斗争一样，学生们似乎也被划分为「运动者」、「同情者」、「秩序派」和「不关心派」。高中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后的一九七○年三月的报导指出：125
「虽然发起行动的从十多人到数十人不等，但在许多纷争学校中，都会吸引两百到三百名稳定的支持者。这大约是全校学生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这与大学全共斗运动中，运动者与同情者合计约占二成的情况几乎相同。一般学生也对高中生活有所不满，同情者能扩展到多大的范围，如前述将取决于学生运动者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
根据这篇报导，「秩序派」是以「学生会官僚」为代表的优等生们。他们对公共服务和越南战争虽然有一定的关心，但对街垒封锁抱持着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主张「以全体学生的意志」「展开对话」。写下这篇报导的记者，或许联想到的是东大斗争中的民青。
「不关心派」占了最多数，「他们不参加学生总会。要么准备升学考试，要么游戏，总之只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由于对高中生活的不满，他们可能对街垒寄予无言的同情，或者只是在街垒周边聚集，但当封锁解除后又会回到漠不关心的状态。他们相当于大学中的「睡罢课派」。
如前述，在激进的高中生中，出现了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评。在高中斗争中，他们也无视学生会或高唿「解体」，并由志愿者採取全共斗的方式，在讨论中追求全员一致的直接民主主义。当时的教师说：「共斗准备会的那些人并不採取多数决原则。当要做出什么结论时，就要大家一起来谈，那真的会花很多时间。他们会一直讨论到全部的人达成共识，这个等待的过程实在相当辛苦」。126
然而，从教师的角度来看，高中生们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如同后续将在第十四章叙述的大学生一样，很多时候看起来显得离题。在当时的座谈会上，教师们这么说：127
「他们虽然使用民主主义的空洞化这样的词汇，但民主主义什么的几乎完全没有被当成问题。」「他们虽然明明学过民主主义，但并没有真的了解。因为那是被迫学习、被迫实行的民主主义，并没有真的内化。似乎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开始思考民主主义的规则是不是一场骗局。怀疑这不过只是被强加的形式，自己的意志是否真的有自发展现出来过。」「在义务教育阶段，民主主义只被以非常形式化的方式教授，这件事确实是必须反省的。」
高中生们在批判「战后民主主义」以前，并未真的掌握「民主主义」。这样的情况在反叛过程中也显露了出来。大坂府立住吉高中在十一月四日发生了街垒封锁，学生提出了三项诉求（废除审查、集会自由、提出对府教委通知的拒绝声明），并召开了班级讨论与学年集会，但是过程并不顺利。某位学生在杂志投稿中说道：128「学校没有教我们怎么讨论或进行议程，怎么可能会顺利呢？」
一九六九年的高中生，是在一九五八年勤评斗争后，也就是教育变得保守化之后接受了初等教育的世代。他们并不像一九六八年在大学中引领全共斗运动的世代那样，被教导要「带有问题意识，用言语表达出来，进行深入讨论」。仅仅几年的世代差距，或许也在斗争中显现微妙的差异。
在自主研讨会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上野高中的教师这么说：129「自主研讨会让学生有地方可以学习自己想要学习的东西。对此学生们感到非常开心。然而从幼稚园到中学，他们一直是在接受被给予的东西。因此，当他们必须自己思考现在该做什么时，许多学生只是伫在那边，不知如何是好。」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自主讲座。高中斗争中，虽然也在街垒内尝试开设了自主讲座，但根据当时的书籍，「在某间学校，虽然在街垒里面开设了也有教师参加的所谓的自主研讨会，但研讨会并未带来什么有效的结果。」130自主讲座就算是对大学生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事，对高中生来说当然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结果，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到十二月，仅仅只在东京的都立高中内，发生各式反叛的就有三十一所，而出现了街垒封锁的则有二十四所131（当时的都立高中总共有一百四十九所）。在都立高中的反叛中，恢复上课所需的天数平均为二十六．五天，其中以青山高中的六十八天为最长。132就算在其他地区，各种反叛也接连发生。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于十月二十四日发表了声明，提到「为了早日解决纷争并恢复正常授课，我们也将考虑调动学校校长或引入机动队」、「绝对不允许部分学生的非法行为。不服从学校指示的学生将被退学或停学」。十月三十一日，文部省发布意见表示，「对于违反国家和社会法规或秩序的活动和暴力行动，应始终以严肃的态度进行适当的惩处」、「若在学校教育活动的场所中，默认学生进行政治性活动，那将违反规定了学校的政治中立性的《教育基本法》第八条第二项」。133以这种方式利用《教育基本法》中的「学校的政治中立性」，是过去常被用来对抗日本教职员工会的手段。
而包含「调动校长」在内的政策发布，相当于对教职员施加恐吓。而且，日本教职员工会也普遍否定接受党派支援的高中生的政治活动。
此外，根据当时教师的证言，最强硬地主张镇压高中斗争的，是一般学生的家长。相对有良心的教师们，由于知道若像是青山高中那样，急着引入机动队，反而会导致纷争陷入泥沼，因此主张就算要花一点时间，还是要与学生对话。然而，据一位教师所言，「那时候最大的障碍是家长。因为一小群轻举妄动的学生，他家的小孩就不能好好唸书。所以希望能及早让孩子恢复正常的学习环境。从家长口中讲出来的只有这样的意见。」134
接着，考试和升级时期的来临，也是使高中的反叛沉寂下来的背景因素之一。教师指出，不少「高喊打破体制的学生，一方面也在意着旺文社的模拟考结果」。135日比谷高中的一位学生也说，「直到大概一个星期之前，我都还决定不去上大学。但是不停地被身旁的人吵着，结果现在我又在考虑要不要去参加考试。我一度帅气地想过要当工人，在工作之余去大学旁听就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变得有点害怕……」136
九段高中的一名运动者，这么描述了斗争结束后的样子：137「不关心派」里头，虽然当街垒搭建起来的时候，曾经「有些人说出了像是在同情斗争的话语」，但随着升级、毕业时期的逼近，「封锁被解除后，他们就又回归秩序派。」
教育大附属驹场高中的封锁，仅仅一天就结束了。拒绝回归以往日常的四方田犬彦，在即将面临升学考试的时候选择去打工而没去学校，一个人抵制着期末考试。然而，当他隔了一个月再次返回高中时，体育老师对他这么说：138「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如果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只会吃亏。你最好知道大家都比你机灵。你看着吧，那些不久前搞街垒封锁的家伙们，到了明年大家都会应届毕业考上东大，成为官员或律师。」
这一点，与许多大学斗争都在面临就业或升级时期时逐渐沉寂下来的情况一样。一位都立竹早高中的学生，在一九七○年二月的杂志投书上这么说：139
我校竹早自去年春天以来，教师的贪污问题成为引爆点，不断发生骚动，最后终于演变成了街垒封锁，但也很快地自行解除。如果不赶紧进行一直延期的期末考，三年级学生就无法制作大学入学申请用的内部评量表。现在，我们全都在为争取内部评量表的分数而忙碌不已。……
一次又一次的纷争使我们的毕业也岌岌可危，但现在问题是毕业典礼要怎么进行。今天，在班会时间问「谁赞成进行和以前一样的毕业典礼」，赞成的只有两个人。剩下的四十几人都没有表态。大家大概都在心里想着，「反正不管怎样都能够毕业，毕业典礼什么的怎样都没差，比起这个，我得要早点回去唸数学才行。」
就这样，在教育委员会和文部省的强硬态度，以及升学考试期间无言的压力下，高中反叛在十二月平息。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被封锁了将近一个月的都立北高——都立高中里最后的封锁被解除了。虽然仍有三名学生在里面，但他们并未抵抗教职员的解除行为。140
如同许多参与过全共斗运动的大学生最后进入了企业工作一样，曾高喊「粉碎升学考试体制」并进行封锁等行动的高中生，大多数也进入了大学。根据后来参加了联合赤军的加藤伦教的说法，在他就读的名古屋东海高中，在一九六九年也由「全中斗」举行了游行等行动。然而，加藤在加入了联合赤军的前身「革命左派」而遭到逮捕并获释后，到了「迎接年满十九岁的春天时，曾经一起高喊『粉碎升学考试体制』、『反对升学教育』并一起游行的伙伴们，大多数都进了大学。」141
之后，虽然一九七○年在都立葛西工业高中、神奈川县立川崎高中等校发生了反叛，但显然反叛的高峰已过。相较于一九六九年三月，毕业典礼的混乱事件也相对减少。到了一九七○年三月，虽然还有如新宿高中等校长期持续着反叛，但与大学全共斗运动的瓦解几乎是同一时间，高中的叛乱也几乎沉寂了下来。
就这样，表面上高中生的反叛沉寂了下来。但是，驱使他们展开斗争的各种问题，基本上完全都没有解决。一九七○年三月，在东京农大一高，二十几名毕业生对三名教职员施加了暴行。那时接受报纸採访的一般学生表示，「他们不愿意聆听学生们的说法。我能理解想要动粗的心情」、「在课堂上，只要稍微聊一下天，那堂课就会被记为缺席。」142
这起暴行事件中，并没有政治性的主张。可以说，虽然一九六九年带有政治性要素的高中反叛已经遭到了镇压，但其实只是回到了一九六七年以前不伴随政治性主张的反叛形式而已，根本问题的解决被推迟，而没有获得处理。
上野高中的运动者自认「我们是一种问题少年」，并如此说道：143「的确，我们学会了各种话语，像是粉碎产学合作路线、高中教育应有的存在方式等等。但是，在脱离了大人及社会为我们决定的生活模式与轨道这一点上，不管是问题行为还是反叛，在本质上不都是一样的吗？」
就这样，以「学会了话语」为形式的反叛遭到镇压后，高中和中学暂时恢复了平静。但在八○年代初期，在中学等地，未带有政治性「话语」的「校园暴力」频繁发生。文部省和教育委员会也透过强化管理，表面上镇压了这些现象。然而，自八○年代后半以降，失去出路的学生们对于「现代的不幸」的反应开始转往内在，「霸凌」或不上学、自残行为等问题开始浮现出来。
i 译註：毕业生所组织的团体。↺
ii 译註：一九六三年开始实施的大学入学测验，分成升学适性能力测验、职业适应能力测验、学力测验三种。在一九六九年终止。↺
iii 编註：日本的「定时制课程」、「定时制高中」指的是与全日制高中不同的一种学校制度，专为那些无法按照正常学校时间上学的学生设立。这类学校的课程通常在下午或晚上开设。↺
iv 译註：这是日本童谣〈肥皂泡泡〉（シャボン玉）的歌词。↺
1 相较于大学内的全共斗运动，关于高中斗争的研究并不多。与高中斗争同时期出版的着作有，也研究了大学生运动的教育学者铃木博雄所执笔的前揭（第一章）《高校生运动》。本书有着铃木擅长的广泛调查，对概括了解一九六八年为止的高中生运动提供了参考，然而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没有记录到一九六九年后半高中斗争全盛期，因此很难说是有着完整学术分析的着作。北泽弥吉郎的《东京の高校纷争》（第一法规，一九七一年），虽详细描述了东京的高中斗争的情况，但仍是从基于「正确」的指导方针与学校营运能解决问题的立场上书写的研究书。后续还有柿沼昌芳、永野恒雄、田久保清志合着的《高校纷争》（批评社，一九九六年），清楚说明了高中斗争并非如同时期人所言只发生在升学名校、也指出了从一九六七年左右开始，高中斗争中也出现了不带有政治主张而自然形成的先例等实情。这个情况，与被视为大学斗争中不带有政治主张而自然生成之先例的一九六五年庆大斗争相似。然而，包括此着作在内，上述的书籍基本上都是以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待高中斗争，而非如本书一样，採取在整体社会变动之中定位高中斗争的研究取径。↺
2 东岛克己〈高校生も七○年闘争へ进军を始めた！！〉（《二○世纪》一九六九年二月号）页三三。↺
3 重引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一七○、一七一。↺
4 东岛前揭〈高校生も七○年闘争へ进军を始めた！！〉页三三。↺
5 同上论文页三○—三三。↺
6 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一七二。↺
7 东岛克己〈高校生の〝全学连予备军〞〉（《二○世纪》一九六八年八月号）页五七。↺
8 同上论文页五七。↺
9 川合、竹内前揭（第一章）〈高校生政治参加の光と影〉页二二九、二三○、二二五。这篇论文中提到，关于二月十一日的集会，反战高协以佐世保斗争后没有立即做好准备为由，坚持集会要在十八日举办，而不参加十一日的活动，然而，前揭东岛的文章〈高中生的「全学联预备军」〉（高校生の〝全学连予备军〞）中却提到，反战高协也参加了十一日的集会。另外，在前揭铃木的《高中生运动》中提到的则是十八日当天举办了全都高中生集会（页一一），不知道哪个说法才正确，事实关系并不明确。无论如何，虽存在着细微的问题，总之本文先根据东岛的论点来描述。而竹内静子以《反戦派高校生》（三一书房，一九七○年）为起点，对于当时的学生运动撰写了多本着作，但有点让人感觉过于认同当时年轻人们的反叛。↺
10 东岛前揭〈高校生も七○年闘争への进军を始めた〉页二七。〈高校生もヘルメットをかぶった〉（《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号）页一三九。↺
11 四方田前揭《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第一章）页一四七—一四八。在初出的《新潮》杂志二○○三年九月号页一九二提到，这位舞踏家是山田せつ子。↺
12 引用自前揭〈高校生もヘルメットをかぶった〉页一三六、一三七。↺
13 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一七三。↺
14 同上书页一七三。↺
15 以下关于「L君」的事例与引用来自于川合、竹内前揭〈高校生政治参加の光と影〉页二二四—二二五。↺
16 重引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八三—八四。↺
17 以下引用自白川前揭（第一章）〈私は〝闘う全高连〞の少女リーダー〉页八五—八七、八八—九○、九一。↺
18 〈误解された运动、高校生と政治活动〉（初出《静冈県立高校新闻》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号，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第一章〕《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五○、五一。↺
19 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二七○。↺
20 平栗清司〈高校生の〝卒业式闘争〞〉（《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号）页九。↺
21 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一二。↺
22 重引同上书页二三九。↺
23 以下叙述依据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二八。↺
24 引用自同上书页三二—三三。↺
25 北村前揭（第二章）〈アナーキーへの志向〉页七七—七八。↺
26 重引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一一三。↺
27 同上书页八八。↺
28 〈これでいいのか！ 高校生活〉（初出《瑞稜》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第十五号，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二四一。↺
29 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九○、八九。↺
30 两者皆重引同上书页二九—三○。↺
31 〈ヘルメット高校生（下）〉（《朝日新闻》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夕刊）。↺
32 〈无题〉（初出《东京都立両国高校新闻》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号，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一二五—一二六。↺
33 平井玄〈〈东京全共闘少年〉论〉（《批评精神》第五号，一九八三年）页一四二。↺
34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二○七。↺
35 〈新しい日常性の创造を〉（初出《爱知県立旭丘高校新闻》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号，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五二—五三。↺
36 高桥源一郎〈民主主义の暴力〉（初出滩高中．滩中学学生会志《鬼火》一九六八年号，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五八、六三—六四。本篇文章后续被收录在《文艺》二○○六年夏刊之中，合併收录了内田树对高桥的访谈内容。↺
37 以下有关《新G高新闻》的内容引用自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一九五—一九六、一九九—二○○。↺
38 二上前揭（第八章）〈〝杀すな！〞ということ〉页一六。↺
39 〈平冢江南高校の场合〉（《べ平连ニュース》一九六九年九月号〔第四十八号〕）前揭（第一章）复刻版页二六六。↺
40 以下的叙述根据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九八。↺
41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三○、三一。↺
42 引用自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九八。由于部分高中出现了两种以上重复的抗议型态，以抗议型态统计的话，合计超过八十八所学校。↺
43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二八。↺
44 平栗前揭〈高校生の〝卒业式闘争〞〉页五。↺
45 同上论文页六。↺
46 重引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四九—五○。引用处减少换行。↺
47 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一一七—一一九。引用处增加换行。↺
48 收录于同上书，页一二○—一二四。引用处增加换行。↺
49 平栗前揭〈高校生の〝卒业式闘争〞〉页八。↺
50 同上论文页八。↺
51 同上论文页八。↺
52 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九九—一○二。引用处减少换行。↺
53 今井秦彦〈都高卒业式の闘い〉（收录于《世界は业火につつまれねばならない》しいら书房，一九六九年）页七一。↺
54 平栗前揭〈高校生の〝卒业式闘争〞〉页七。↺
55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四一，四二。↺
56 以下关于城北高中的事例与引用，出自同上书页五○，五一。↺
57 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一九三。↺
58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二七。↺
59 以下关于发生在市冈高中的纷争之叙述，引用自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二一五—页二二八，以及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三七—四○。然而，柿沼等人的叙述内容也是依据铃木的着作，因此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异。↺
60 重引铃木前揭《高校生运动》页二二三，二二二。↺
61 新宿高中的事件经过出自〈ヘルメット高校生（上）〉（《朝日新闻》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夕刊）。↺
62 同上记事。↺
63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三一—三二。↺
64 同上书页四三—四四。高沢、佐长、松村编着前揭（第三章）《戦后革命运动事典》页八九。↺
65 大河原前揭（第一章）〈六○年代を生きた教师の痛苦〉页一三九。↺
66 以下挂川西高中的事例与引用，出自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五三—五五。↺
67 日置前揭（第一章）〈造反する高校生と教师の亀裂〉页二○二。↺
68 同上论文页二○一。↺
69 挂川西高中反戦会议〈九．一○反戦会议登校〉（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三三。↺
70 挂川西高校志愿者〈西高生よ、目覚めよ！そして强くなれ！〉（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三五—三六。↺
71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五五。↺
72 日置前揭〈造反する高校生と教师の亀裂〉页二○一。↺
73 都立青山高中全共斗会议〈青山高校闘争中间総括〉（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收录于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二二—二三。）而在日置前揭〈造反高中生与教师的龟裂〉（造反する高校生と教师の亀裂）页二○一中提到，除了文中的五项问题之外，另加上「文化祭由学生完全自主管理」的诉求而成为「六项诉求」，但本文中先根据原典中学生方的文书记录。↺
74 以下的事实经过出自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五八—五九。↺
75 日置前揭〈造反する高校生と教师の亀裂〉页一九九。丰田前揭（第一章）〈上昇志向の丧失〉页一一四、一一五。↺
76 丰田前揭〈上昇志向の丧失〉页一一五。↺
77 前揭（第二章）〈高校生座谈会 纷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页一九三。↺
78 日置前揭〈造反する高校生と教师の亀裂〉页二○三。↺
79 〈青山高校纷争の奇妙な処分〉（《周刊読売》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号）。重引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五九—六○。↺
80 日置前揭〈造反する高校生と教师の亀裂〉页一九八。↺
81 同上论文页一九九—二○○。↺
82 同上论文页二○三—二○四。↺
83 同上论文页二○四。↺
84 都立青山高中全共斗会议前揭〈青山高校闘争中间総括〉页一九。↺
85 同上文〈中间総括〉页二五。↺
86 丰田前揭〈上昇志向の丧失〉页一一四。↺
87 前揭〈青山高校闘争中间総括〉页二一。↺
88 吉田一郎（青山高中三年级）〈作られつつある报告〉（收录于前揭《世界は业火につつまれねばならない》）页八一。↺
89 都立青山高中全共斗会议前揭〈青山高校闘争中间総括〉页二七。↺
90 同上〈中间総括〉页三一，三○。↺
91 丰田前揭〈上昇志向の丧失〉页一一五。↺
92 前揭〈高校生座谈会 纷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页一九四。↺
93 山口文宪〈あすに引継ぐものはなにか〉（《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号）页一二。↺
94 编辑部〈〝非常态势〞下の一○．二一反戦デー〉（《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号）页五。↺
95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二—三。↺
96 平栗编着前揭《高校生は反逆する》页一一○—一一一。↺
97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六○。↺
98 以下都立大附属高中的案例出自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三五—三七。↺
99 以下九段高中的案例出自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三九—四一。↺
100 前揭〈高校生座谈会 纷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页一九五。↺
101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四六、四七。↺
102 赤冢行雄主持〈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文艺春秋》一九七○年二月号）页一八三、一七九。虽然未註明，但普遍认为这是驹场高中的事例。↺
103 同上座谈会页一八二。↺
104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四五。↺
105 赤冢主持前揭〈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页一七九。↺
106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四六、五○、五一。↺
107 以下日比谷高中的案例出自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四一，以及庄司构成前揭座谈会（第四章）〈ゲバルトちゃん気をつけて〉页二二四。↺
108 平井前掲〈〈东京全共闘少年〉论〉页一四三。↺
109 四方田前掲《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页一四八。↺
110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四三—四四、四五。↺
111 赤冢主持前揭〈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页一七九。↺
112 四方田前掲《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页一四五、一五四。↺
113 同上书页一五八。↺
114 同上书页一五七。↺
115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七八—七九。↺
116 赤冢主持前揭〈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页一八○。↺
117 〈オレたちは不満だ〉（《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七○年二月十五日号）页一三。↺
118 前揭〈高校生座谈会 纷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页一九三、一九四。庄司构成前揭〈ゲバルトちゃん気をつけて〉页二二八、二二六、二二五 。↺
119 前揭〈高校生座谈会 纷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页一九四。↺
120 四方田前掲《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页一五五。↺
121 庄司构成前揭〈ゲバルトちゃん気をつけて〉页二二八。↺
122 前揭〈オレたちは不満だ〉页一三—一四。↺
123 吉田前揭〈作られつつある报告〉页八三，横田美津子〈わが志は日常性の呪缚を告発する〉(二文皆收录于前揭《世界は业火につつまれねばならない》）页九九。↺
124 前揭〈高校生座谈会 纷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页一九三。赤冢主持前揭〈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页一七八。↺
125 以下的高中生的类型结构，出自丰田前揭〈上昇志向の丧失〉页一一五、一一七。↺
126 赤冢主持前揭〈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页一八一。↺
127 同上座谈会页一八五。↺
128 前揭〈オレたちは不満だ〉页一二。↺
129 赤冢主持前揭〈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页一八一。↺
130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九九。↺
131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五七。↺
132 北泽前揭《东京の高校纷争》页七九。↺
133 同上书页六三—六五。↺
134 赤冢主持前揭〈高校教员座谈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页一八九。↺
135 同上座谈会页一八七。↺
136 庄司构成前揭〈ゲバルトちゃん気をつけて〉页二二二。↺
137 丰田前揭〈上昇志向の丧失〉页一一七。↺
138 四方田前掲《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页一七○。↺
139 前揭〈オレたちは不満だ〉页一三。↺
140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掲《高校纷争》页六五。↺
141 加藤前揭（第一章）《连合赤军 少年A》页四四、八五。↺
142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纷争》页六七—六八。↺
143 丰田前揭〈上昇志向の丧失〉页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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