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笔者认为前述讨论皆错认了事态。
如同至此的检证，联合赤军的实际状况是，即使他们是「为了大义和理想选择了无法脱逃的道路」的人们，也不是浪漫主义者。一九七一年革命左派进到山里以后，一直都有人逃走，干部拼命阻止脱逃。革命左派进到山里，原本就是因为被警察追到走投无路，只好连合法组织的成员都集中到山岳基地里，并非为了发起社群运动的共同体。
另外在赤军派方面，行方正时和远山美枝子明明不是中央军成员，只是森为了凑赤军派的人头而强硬将他们带到山上，赤军派里也混着这类成员。也有像山本顺一那样带着郊游野餐的心情，带着妻子一起上山的人。将这些人们用「为了大义和理想，选择了无法脱逃的道路」的形容来概括，实在太过勉强。
此外，隐藏在私刑背后的主因，是森和永田害怕基层成员的逃亡与反抗。而基层成员也因为害怕自己可能成为「总结」对象，因而参加私刑。无论何者，都不是「理想」、「伦理」或「正义」之类的动机。
将联合赤军事件视为「杀害同志」或「杀害同伴」的看法，也与实际状况有差距。革命左派和赤军派轻视彼此，争夺主导权，京滨安保共斗和中京安保共斗的成员在山上才首次见面，干部畏惧基层成员反叛或逃亡，基层成员害怕干部。事件发生后过了十年，由永田、坂口、坂东等人写下的回忆录，恐怕是基于反省自己犯下的过错，以及对死者的追悼，才将死去的成员描写成「同志」，但他们在事件当时是否打从心底那么想，则非常可疑。
鹤见俊辅于二○○三年时，提到自己把竹内好视为同志，他说：「联合赤军是不是也把同伴当成同志很可疑呢。如果真的那样想，就不会杀害他们了吧。」这是非常单纯且明快的意见。[564]
「总结」的藉口，许多都只是为了找麻烦的小事，也没有一致性。尽管多少反映出永田和森的个性与特质，但如果「总结」有逃亡和反抗可能的人才是目的的话，藉口是「买了喇叭裤」也好、「眼神很凶」也好、「看不出来有在反省」也罢，什么理由都可以。永田批判远山的唇膏，也只不过是在革命左派与赤军派争夺主导权的情况下，以水壶问题被抢先一步攻击的永田，偶然地用来当作反击的题材而已。
总的来说，至今许多联合赤军事件论，为了釐清「总结」的理由，白费了许多工夫。例如前述大冢英志主张被「总结」的女性们是因为被怪罪「消费社会」主义式的感性而遭到杀害。但以大冢所谓的「消费社会」式感性为由遭到「总结」的，在私刑致死的十二人中不过三到四人。更别说如果真如池田主张，私刑杀人的原因是「否定『女』性」，那就没办法说明男性也成为私刑对象的原因。
概括而言，过去的联合赤军事件论，误判了事件当时的森与永田的心理状态。他们被通缉、街上到处贴了自己的照片，在极度紧张的状态度过一年以上的逃亡生活。特别是永田，由于已经杀害向山和早岐，被逮捕就会被判杀人罪的恐惧更是不断累加。
永田在狱中写的回忆录与审判的陈述中，不断主张自己没有杀害「同志」的意图，只是在森的指导下进行「总结」时，不小心让他们死掉而已。[565]然而，如前所述，捆绑过一次的人，对干部的反感和逃走的可能也会倍增，因此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只能将他们牢牢捆绑直到死亡。
而加藤伦教写下永田说：「大家的立场一致了。只要被逮捕就是死刑喔。」森在岩本逃走时说：「要是自首的话，他自己也会被以杀人罪判刑。」如果这是事实，当时的永田和森对于犯下杀人罪是有自觉的。
联合赤军事件，在法律上的争论点是，永田等人是否有杀意（杀人罪），还是「总结」的结果造成死亡（伤害致死）。鉴于当时永田的审判还在进行，她在出版的回忆录中主张没有杀意亦不足为奇。尽管永田声称不知道在法律上有没有杀意与裁罚有关[566]，但恐怕她写下回忆录时也忘了十年前自己的心理状态了。
此外，「总结」异常地升级的背景，是极为寒冷的山里、恶劣的居住环境、简陋的食物、重度劳动与疲劳、骯脏的卫生环境、孤立的山中小屋，在这样的极限状况下，包括森和永田在内，许多成员的精神状况已经脱离常轨，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许多讨论联合赤军的人，都是与通缉和死刑的恐怖无缘的人们，这与森和永田等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已经相当不同。无视当时的心理状态，投射自己在运动中感觉到有问题的声讨经验、性别歧视、党组织的构成方式等，占据了过去——特别是有运动经验的人提出的——大部分的联合赤军论。
换句话说，可以说他们在联合赤军事件中，看见自己想看的东西。小坂修平和小中阳太郎将联合赤军事件的本质归咎于党组织的问题，全共斗和越平联将联合赤军视为与自己相对的存在，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正当化自己参加的运动的例子（即使本人没有意识）。
尽管联合赤军的实际状况如前所述，但同世代的运动者和同情者们仍旧被联合赤军事件击倒，他们以及在他们之后的世代的评论家，仍旧持续累积不符实际状况的联合赤军论，其有以下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事件发生之后有好一阵子，资讯来源只有受到警察操纵的资讯、包括假情报在内的媒体报导。在一九八二年永田洋子的回忆录出版之前，通常是无法听见联合赤军当事人们的声音。
就算在永田的回忆录出版之后，当时的运动者也有迴避联合赤军事件资讯的倾向。上野千鹤子在二○○三年说：「不只是我，对于大部分与我同世代的人来说，联赤是个创伤，一路都在逃避，不想看、不想听、也不想讨论。」「也没有很积极地想读永田洋子的《十六的墓碑》」[567]
第二，如前所述，当时的运动者们，投射自己经歷过的「总结」、「声讨」、「自我批判」，将联合赤军事件解释为自己的活动的延长。道浦的短歌：「永田洋子可能会是我」就是一例。
如同在第十四章所述，一九七○年以后的运动，与过去「在街垒内的乐趣」差距甚大，而是需要用意志力和义务感来持续参与的状态。对于处于那个状态下的人们来说，联合赤军事件，如果用过分点的说法，就是个从运动中金盆洗手的绝佳藉口（无论是否对此有明确自觉）。
「如果继续参与运动的话，最后就会变成联合赤军」的解释方式，就不需要担心脱离运动时被他人批判的恐惧，或被自己的罪恶感折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在联合赤军事件中，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对于利用这种方式脱离运动的人来说，联合赤军运动必须是「以「『理想』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最后陷入的终极型态。
第三，因为事件当事人们有复杂的利害关系，尽管回忆录与证言等记述有微妙的差异，但以永田回忆录为基础进行讨论的人居多。前述的大冢英志和池田祥子等人，都是以永田的回忆录为主要根据来讨论联合赤军事件。
永田的回忆录因为是第一本当事人赤裸裸地回想事件的书，因此具有决定事件印象的效果。坂口弘和加藤伦教对私刑事件的回忆录、吉野雅邦的笔记、青砥干夫的访谈等，都是在联合赤军事件一连串的审判结束之后，介于一九九○年代后半到二○○○年代之间才公开。
而永田的回忆录里，不会写出对自己不利的记述，例如加藤伦教写的：「大家的立场一致了。只要被逮捕就是死刑喔。」的发言，或坂口弘写下的永田对金子美千代的发言：「因为我在，所以妳就算想当女老大也当不成的啦」等。我们无法确定这是永田故意隐蔽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还是到执笔写下回忆录时的狱中生活让她忘记这些不利的事实，然而，在判决确定之前出版的着作，永田本来就不可能写下对审判不利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只依赖永田的书，如果不参照复数的回忆录和证言资料的话，是没办法掌握实际状况的。
此外，许多联合赤军事件论只检视了革命左派与赤军派在山里联手之后的事，因此，两派干部们在那之前就开始受到遭逮捕的恐惧逼迫、两派反目争夺主导权、干部们恼于维持组织和防止脱逃甚至执行处决等状况，都没有列入考量。过去许多联合赤军论之所以根本性地误判森和永田的心理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上山以前的状况。
而第四个原因是基于议论者的心理防卫机制：他们不愿意将这个「全共斗世代」的「创伤」事件，归因于干部想保全自己等这种卑微的理由。可能也有受到认为应该要保护包括永田在内的被告免于「国家权力藉由审判的攻击」或媒体「大丑女女王」的人身攻击的意识所影响。
因此，特别是当时有运动经验的人们的联合赤军论，许多都导向党组织问题、「理想」与「正义」的极限、「否定『女』性」等普遍性的主题。「毕竟是对自己如此巨大冲击的事件，应该有什么与普遍性的主题相关、更大的问题才对，希望那种问题存在」的先入为主观念可能也发挥了作用。
然而，必须正视现实。被逼入绝境的非法集团领袖，强加嫌疑并处罚基层成员，联合赤军事件在这一点上不是偶然而是普遍的现象。森和永田，在加入赤军派与革命左派之前，广受「品格高尚」、「好人」的评价。说好听点，森是善良（说难听点就是胆小），永田则是善于照顾人且认真（说难听点就是爱出锋头、偏执狂），尽管如此，两人都不是有什么致命性缺点的人类。如果被放在那种状况和立场，那人的特徵将会以丑恶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笔者认为，这与「以『理想』为目标的社会运动」陷入隘路等问题没有关联。更别说主张「如果没办法总结联合赤军事件，就不应该随便发起社会运动」的想法其实没有任何益处。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成青砥干夫于二○○三年所说的意见：「联合赤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就算勉强去总结，也得不到什么像样的结论。什么也得不到。」[568]习惯用感伤地赋予过多意义的方式谈论这个事件，给日本的社会运动带来甚至可说是「惩羹吹齑」的猜疑，这已经成为社会运动发展的障碍。然而，时代已经演进到应该脱离那个状态的时期。
564.鹤见．上野．小熊前掲《戦争が遗したもの》三五四页。↺
565.永田前掲《続十六の墓标》一○七页。↺
566.同上书一○六页。↺
567.上野．加纳前掲（第一章）〈フェミニズムと暴力〉六页。但笔者认为，上野声称联合赤军事件「对于大部分与我同世代的人来说是个创伤」稍嫌夸大。如同第一章所述，这个世代中有「全共斗经验」的人，最多也不过百分之五。就算没有参加运动的人也觉得这是个「创伤」，也没办法说「大部分同世代的人」都与上野有同样的「创伤」经验。↺
568.青砥前掲〈暗きなかを歩みて己が往くところを知らず〉八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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