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综合性地检证了由「一九六八年」所象徵的「那个时代」的日本年轻人反叛。具体上，是从担负这场反叛的婴儿潮世代的心理背景与时代背景的检证切入，从回顾作为前史的六○年安保斗争期开始，整理了包含全共斗运动期直至一九七二年联合赤军事件与女性解放运动的过程。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的反叛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又为后世遗留下了什么？在此之前，并没有对于这些问题进行过充分检证的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反叛作为政治运动并不成熟，其不成熟的程度几乎与当事者们的真挚度不成比例。因此，「那个时代」的反叛，在当事者的回忆录中被讲述成略带感伤的青春回顾，而从非当事者来看，则很容易被视为一时性的社会风潮。
老实说，笔者自己在一开始阅读资料时也曾不禁感到过失望。如同在前着《「民主」与「爱国」》中言及的那样，与面对过战争与贫困的败战后十年左右的「第一个战后」的言论相比，经济高度成长期以降的「第二个战后」，即「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留下的言论，大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定型句或夸大妄想的革命论，整体上只让人觉得是稚拙无知的青少年的言论。
然而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的观点产生了转变。如果以政治运动来看，「那个时代」的反叛确实稚拙而不成熟。但我开始思考，如果不将其视为政治运动，而是视为一种借用了政治运动形式的表现行为，乃至摸索行为来看的话呢？
当时，战争、饥饿、贫困等发展中国家型的「近代的不幸」在日本正逐渐获得解决。可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所面对的，却是自我认同的不安、现实感的稀薄化、活着的实感的丧失这种先进国家型的「现代的不幸」。我以为，那场反叛正是在日本初次集体面对这种「现代的不幸」的世代，挪用着政治运动的型态及马克思主义的词语，试图表现、突破无法言喻的不安与闭塞感的行为。
为笔者带来这个视角转换的契机，是遇见了本书开头与结尾所引用的，「可是我内心一片空虚，什么都没有。这样我就不能参与斗争了吗？」这句由当时的女学生所说出口的话语。在这句从自己也无法表现的空虚感出发，半带羞怯却又同时试着朝向「斗争」迈进的话语中，我感觉彷彿看到了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反叛根底的某种东西。转换视角后再重新检视，我发现了视为政治行动无论怎么看都显得稚拙的行为，若当成表现与摸索的行为，其实可以被视为是他们的真挚挣扎。在考察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原来拒绝上学、自残行为、饮食障碍等一九八○年代以降受到注目的问题，亦是从「那个时代」就开始萌生的现象。
「那个时代」，是日本藉着高度经济成长，从发展中国家变身成先进国家的转捩点，也是形成于「第一个战后」的政治、教育、思想框架正变得不再适用的时代。担负起那场反叛的世代，童年时以光头、河童头的模样长大，到了青年时期则摇身变成牛仔裤及长发的模样。而都市与农村的风景也急速变化，所谓大学的存在，也逐渐从「探究真理的学府」变成「人才培训工厂」。如此激烈的落差，在年轻人身上引发了犹如强烈的过敏反应，从而必须以某些表现行为加以回应。
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们将政治效果摆在次要位置，在机动队的盾牌面前填补空虚感、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挥舞武斗棒、为了追求得以体会到活着的实感的解放区而筑起街垒。这些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的稚拙行为。然而，那场反叛成了「近代」到「现代」的转捩点上，首次集体面对「现代的不幸」的年轻人们如何反应、如何行动、如何失败的先例。
当时尚未有「割腕」、「饮食障碍」或「现实感的稀薄化」这些词汇。如同本书多次提到的，他们最后并未能创造出用以表现自己所面对的「现代的不幸」的「话语」。取而代之，他们带来的是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关注少数群体，以及提出战争责任问题的「一九七○年典范」。而本书也指出了这个「一九七○年典范」出现的背景、具有的极限，又于当代这个冷战与经济成长结束的「第三个战后」中所处的状态，并尝试重新思考当代的我们的定位。
本书在二○○○年代的现在，将「那个时代」提出来讨论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将「那个时代」的反叛当成怀旧的英雄事迹描绘，并不具有当代的意义。当时的年轻人们首次集体面对了——当代的我们所面对的——现代的不幸，我们需从其反叛与失败之中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同时，了解他们的反叛仍遗留至今的影响，映照出当代的我们的位置。本书的目的尽在于此。
虽然我试图如此展开研究，但因为要等到《「民主」与「爱国」》出版后才能开始着手，加上《「民主」与「爱国」》的后续计画等等的出版占用掉了时间，所以延迟了正式展开本书研究的时程。而本书超乎预想地变成了一部大作，虽然已经将当初的草稿压缩到了六成左右，但还是变成了一本将近约六千张四百字稿纸的巨着。
身为作者，为了读者的阅读方便，也为了考虑贩售价格，我本希望尽可能减少本书的份量。然而，为了从政治、经济、心理等多重角度检证「那个时代」，描写栖身在运动细节中的「无法言喻之物」，又因为当时年轻人们的语言往往相当笨拙，很多只能藉由细微的处理手感才得以捕捉其本质，所以不得不引用大量资料来描写细节。据前日大全共斗的桥本克彦所言，「如果想要完整写下关于全共斗的一切，我估计会需要八本，每本四百页的书」，而本书的份量相当于十几本普通的单行本。
拿起本书的人的兴趣应该大相迳庭。因为本书的篇幅变得过于庞大，对于从头到尾读完感到困难的读者，为了帮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阅读，在序章附有我的导读建议。当然，对各章节中讨论的事件感兴趣的人，因为各章都还算是可以独立阅读，所以可以从感兴趣的章节开始阅读没关系。
本书尽可能试着综合性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反叛。然而，正如人们所说的「有多少试着自我解放的女性，就存在着多少种女性解放运动」、「有多少位党员，就存在着多少种版本的第二次共产同史」等等，一定会有人不同意本书的描写或定位才是。和笔者过去进行过的研究一样，我尽可能地努力理解当时人们包含其极限在内的心理状态，避免从当代的视角进行单方面的定夺，即使如此，对于「那个时代」的反叛抱有深刻情感的人来说，或许还是会感到不满。此外，我在结论中指出了「一九七○年典范」的侷限，也论述了朝着大众消费社会的「两阶段转向」等，对此应该也会有人持不同意见。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先说明清楚，笔者在《「日本人」的界限》等着作中，以及去年发行的《在日一世的记忆》中的访谈计画等等之中——虽然是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持续关心着少数群体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从九○年代后半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获得年轻人的欢迎之后，我就一直感觉到「一九七○年典范」的侷限。而自八○年代以降，前全共斗运动参与者成为了学者、广告文案撰稿人、音乐家等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旗手，从那时候开始，笔者就一直抱持着疑问。因此，结论中提到的主题并不是最近才想到的。
对于事实关系上明显的错误，如果提供确实的根据加以指正，我将会非常感激。关于「那个时代」的反叛，不是没有留下正式的文书资料，就是只有片面的党派资料或不完全的报导或回忆录，为了确认事实关系的细节，必须在多个资料中进行比对。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力，也是本书篇幅增大的原因之一。
另外，随着近年来当时的小志的复刊、回忆录的出版、当事者访谈的公开，为了跟上并反映出这些资料，也让人费尽心力。我期待本书能作为基底，促进更加丰硕的事实解明与研究。
若不是想指出事实关系的错误，而是无法接受本书做出的定位或解释的读者，当然也可以提出议论与批判。但是，如果要进行批判，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前提，我希望不要只是阅读自己想批评的章节，而是通读整本书，并在理解整体主题设定中该章节的定位后再进行批判。
但笔者个人也希望，可以提倡所谓「越平联三原则」的第二项：「不要对别人做的事说三道四（如果有这种空闲的话，请自己去做些什么）」。简言之，如果无法接受本书做出的定位或解释，比起批判本书，不如请你自己写出取代本书的东西来，这样应该更具有建设性才是。我最期待的是本书成为一个开端，引发关于「那个时代」反叛的性质、日本现代史的转捩点、「一九七○年典范」的当代意义、对于当代来说必要的典范是什么等等多样的讨论。
另外，笔者认为本书所描绘的，由快速经济成长引发的集体摩擦反应的现象，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正文中，虽然只对发生过学生反叛的西方各国进行了国际比较，但我认为例如目前正在迈向高速成长的中国或印度等等，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现象。在中岛岳志的《印度教国族主义》等书中，描写了近年来印度的印度教右翼运动在一部分年轻人中获得了支持的情况，我认为这些印度青年们的意识与六○年代后期的日本青年们有部分相似之处。这种集体摩擦现象，在日本以左派运动的形式出现，但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性，也有可能以右派运动或宗教运动的形式出现。因此，即便这是不仅限于日本的现象，我也希望本书能成为引发讨论的契机。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指教与支持。我在此就不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我要深深地表达我的感谢。
二○○九年六月 小熊英二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