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赤军是由「共产同赤军派」与「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这两个新左翼党派共同组成的新党派。首先，我们来看赤军派诞生的过程。

赤军派的成立集会是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但其源起可以追溯到相当久以前。第一个起源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七次大会召开之际，日后当上赤军派议长的盐见孝也，以其「过渡期世界论」在共产同内取得势力。当初「过渡期世界论」是在中大社学同的机关报《解放》和关西共产同的机关报《烽火》上发表，其后为整个共产同所知。[1]

盐见生于一九四一年的大坂，父亲是医生，中学时代是「柔道部的硬派成员」，也担任应援团团长，进到高中才「转为文学青年」。重考两年以后，考进京都大学文学部，并成为京都大学合作社的成员，当时的京大合作社是社学同的据点，盐见也被社学同招募，参加阻止宪法修恶斗争与阻止大管法斗争，因此收到半年的停学处分。在反对大管法斗争中，认识了大坂市立大学的学生、尔后成为赤军派干部的田宫高麿。[2]

盐见在二○○三年时如此回想当时的状况：「加入京都府学联（京都的大学自治会的联合组织）的队伍时，被说『你拿旗吧』，所以也担任掌旗手，不管怎么说，当时很开心。」然后「既然被那样要求了，就觉得必须赌上性命来做这件事，毕竟是乡下纯朴的青年，完全没想到要随便混混就好。如果决定做这件事，就觉得『恋爱啊、女性啊都不能碰』。」田宫也是「超级认真」、「是把穿木屐和吟诗当作商标的粗人。」[3]这种禁慾式的「硬派」道德观，在赤军派里成为贯彻到联合赤军事件为止的要素。

去了巴勒斯坦的重信房子，以身为赤军派的成员而为人所知，她的父亲在战前涉入名为「血盟团事件」的右翼青年将校的军事叛变未遂事件。以这样的成员特徵为背景，盐见在二○○三年这么说：[4]

我认为〔在重信的行动力背后〕是她身为右翼革命家父亲的血统以及浪漫主义。大抵上赤军派的核心是浪漫主义。……像右翼青年将校那样，或像幕末的志士那样，现在想想，也有包括像特攻队青年那样的东西，在日本人的根底有类似浪漫主义和牺牲的精神那样的东西。那种精神流淌在日本人之中。如果是战前，就在右翼身上，战后则在新左翼里流淌。赤军派就是那种体质，共产同在本质上也是那样的体质。

虽然盐见日后被称为赤军派的理论指导者，但他本人自称比起理论，更是基于「浪漫主义」的实践类型。如同在第四章所述，在六○年代中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岩田弘「世界资本主义论」为主轴的马克思主义战线派，被视为在理论上居于优势，包括盐见在内的关西共产同则位于劣势。盐见表示，他是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战线派的经济主义倾向」才创造出「过渡期世界论」。[5]

盐见「过渡期世界论」的大概旨趣如下。首先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至今这段时期，视为世界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转移的「过渡期世界」。这个过渡期世界的阶级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工人国家纷纷建立，古巴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的黑人起义、越战等，世界规模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更为激烈，并不断出现对「世界无产阶级」有利的状况。而现代是单一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战争以防御→对峙→进攻的方式发展的时期，阶级斗争也应该朝「攻击型阶级斗争」前进。从这个理论出发，日后赤军派替人民打头阵发动起义，鼓吹「前阶段武装起义」、展开武装斗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战线派以「世界资本主义论」为本，主张革命应该从日本革命乃至亚洲革命，接着往世界革命发展。在提出「过渡期世界论」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第七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的第一天，马克思主义战线派进行激烈辩论，然而在大会第二天，马克思主义战线派迴避冲突、缺席大会而分裂。[6] 就这样，盐见的「过渡期世界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取得优势。

受到文化大革命、越战、黑人暴动与巴黎五月革命等新闻刺激，「过渡期世界论」是满足想参与世界高昂情势的年轻人愿望的理论。如果日本的阶级斗争也是「过渡期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世界的状况正进入「攻击型阶级斗争」的时期的话，共产同也应该发起积极的、更具攻击性的街头斗争。

然而，这个「过渡期世界论」的适切性也有所疑问。之后成为联合赤军干部的革命左派坂口弘，在一九九三年的回忆录中，严厉批评盐见的「过渡期世界论」是「无视各国复杂的状况……自己在脑中创造了『世界无产阶级』」，「没有事实根据，在脑中硬挤出来的理论」，「根本不能说是什么高度的理论。」只是「因为刚好符合部分成员激进的心情，在他们之间产生巨大的影响」，「提出『前阶段武装起义』的冒险式斗争。」[7]

盐见自己也在二○○三年说：「谈论民族在当时的新左翼是禁忌，所以论争无论如何都会变成以世界的形式进行……那样真的行得通吗？全都单纯化成世界赤军、世界党派斗争等（笑）。」不过，当「过渡期世界论」在共产同内取得势力的时候，武装斗争论还没抬头，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邀请美国的武装组织「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和德国的SDS（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参加的国际反帝集会，才开始宣扬「世界革命战争」。[8]

根据盐见的回想，武装的好坏对错在共产同内引发论争，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日。[9]如同第十三章所述，这天社学同攻击了防卫厅。当时，盐见等人投掷火焰瓶，主张要澈底战斗到底。但是，虽然火焰瓶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逐渐普遍化，但当时仍被视为过激手段，共产同政治局的仏德二等人，认为使用火焰瓶可能会触犯《破坏活动防止法》，因而提出反对。两者妥协的结果，共产同用木桩冲撞防卫厅的正门，但是并未像引起新宿事件的中核派那样受到关注。盐见在二○○三年还是主张，如果当时使用火焰瓶，「共产同在那之后应该能更好地抗争下去。」

在那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共产同第八次大会中，曾为政治局成员的盐见与日后当上赤军派干部的学生对策部长的高木广之（假名）被排除在党中枢之外，仏德二等人掌握了共产同的主导权。盐见以根据地的关西共产同成员为中心，推动形成支派。[10]

另一方面，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斗争以新左翼党派惨败收场，共产同组成「共产主义突击队」（RG）企图占领霞关，但最后也以失败收场。此外，之后成为赤军派干部的八川健介（假名）提到：「四．二八的沖绳斗争时，共产同的政治局已经处于解体状态，单一指挥部的型态已经消失。」[11]沖绳日的败北，使得只能更强化武装才能对抗机动队的意识渗透到各个新左翼党派，加上共产同内部的混乱，与盐见等人拥有同样想法的人逐渐变多。

盐见等人分出的派别，当初自称为「我等分派」、「我等党」，但由于内部通知称之为「赤军」，共产同的其他派别也通称他们为「赤军派」。[12]接着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他们也开始发出自称「赤军派」的内部通知。[13]

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全国发起全共斗运动，部分的运动者带有「革命近了」的意识，此状况是赤军派诞生的背景。庆应大学学生铃木正文，受到山崎博昭之死的冲击而加入共产同，他是如此回想受赤军派招募时的心境：[14]

我参加了东大的安田讲堂占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被孤立，当时觉得我们与民众的心情是共通的。实际上在街头演说也吸引许多关注，募款也相当顺利，陷入困境的无疑是政府。东大的入学考试中止。这是政府的危机。因此当时喊出「把政府危机转为政治危机」的口号，我认同这个口号，也相信「革命」带有现实性，少数人的革命是可能的。

共产同的对立在六九年变得更强烈，赤军派在七月时出现，而我想这也是因为我所感受到的「革命可能真的会发生」的心情，在许多运动者之间都有所共鸣的关系，除此之外别无可能。

可以说，这种乐观的认识，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惨败，乃至意识到武斗棒与火焰瓶的极限，再与盐见所说的「浪漫主义」合体，促成了赤军派诞生。

由于赤军派以关西的运动者为主体，共产同主流派在新闻报导中被俗称为「关东派」。然而，双方的会谈进行得并不顺利。

共产同的一位成员在当时接受访问时说：「盐见的发想的根底是，最重要的是歼灭权力象徵的机动队，之后就会开出一条道路。他对客观情势的认识太过天真。」「和他不同，我们没有捨弃让大众反权力能量爆发，并将之与革命连结的想法。……每次会谈都没有具体成果。」[15]中野正夫从社学同转而加入赤军派，据他的说法：「关西共产同与以战旗派为中心的关东中大共产同之间的鸿沟，与其说是理论上的差异，不如说是情感上的问题。『与关西个性不合』的说法可说是恰如其分。」「关西共产同的成员，说关西腔听起来似乎很柔软，但很多人若无其事地说出令人吃惊、虚张声势的话，很多斗争战术也只是随便想到就说。」[16]在这个状况下，关西赤军派运动者藤本敏夫与森恒夫在六月底被共产同的主流派绑架，带到主流派的据点中央大学。藤本是同志社大学出身，在三派全学联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分裂之后，担任反帝全学联委员长的老手运动家。森是大坂市立大学出身，受田宫高麿感召加入共产同，参与三里冢斗争后，担任共产同千叶县委员长。[17]森在日后成为联合赤军的最高领导者。

中大的学生课长，在日后受访时这么说：[18]

从〔昭和〕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到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大学被共产同的成员封锁，没办法得知校内的样子。我是事后才知道森等人被绑架。联合赤军的大量杀人曝光后，某位学生才说出当时的状况……据说两人被带到一号馆一楼的经济研究室，被反对派强迫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藤本坚决不接受，因此受到濒死的制裁。但是，森从一开始就很干脆地自我批判，而且还是边哭边拜托不要对他动用私刑、向反对派求饶。

联合赤军事件曝光后，新闻报导森原本就是个小心眼的人。据这些报导，在一九六五年反对日韩会谈游行中，负责指挥的森遭到逮捕的时候，一位警官说：「他用快哭出来的声音说：『大叔，抱歉、抱歉』，身为指挥者却是相当软弱的男人。」三里冢的农民也有评价：「他不是那种奋力把组织往前拉的类型，感觉不是在前头指挥的类型啊。」[19]另一方面，在关西与森一起活动的运动者中，也有人认为森具有「品格高尚」的声望。在森的中学时代的行动中，也有如此记载：「看起来是模范生，但有点不上不下。」「缺乏领导性格，没有统筹群众的才能，无法做出客观的判断。」[20]

在第十一章中介绍了《东京大学新闻》的记者们在东大全共斗中被迫自我批判的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很常发生。而被恐惧折服而自我批判的人在心底会留下很深的伤痕。一九四七年生的作家北方谦三，他也参加了中大全共斗，并于一九八四年时如此描述自己的经验：[21]

……被其他的新左翼党派抓到，我马上就自我批判了。……但是当时一起在场的人，是在暴力斗争中，即使身体磕磕地发抖却依旧往前冲出去的家伙。至今记忆仍旧鲜明，他的表情就像戴了面具似的，始终拒绝自我批判。……这经验是非常强烈的屈辱，觉得当时我为什么要自我批判。我觉得如果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没办法那样坚持的。现在想起来，在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心情深处，应该更有一种「我是男人」的强烈坚持吧。因此，对我而言的全共斗，就是像那个男人戴上面具般的表情。

在那之后，北方写了描绘不屈服于压力与恐惧、持续战斗的男人们的冷硬派小说，博得不少人气。对他来说，写下那些小说的原动力，就是在自我批判中受辱的伤。在拒绝自我批判而遭受私刑的藤本旁边，不难想像森也有受辱的伤痕，也有人认为这影响了联合赤军事件。

1.盐见孝也《赤军派始末记》（彩流社、二○○三年）六八页。关于联合赤军事件的研究有：パトリシア．スタインホフ前掲（第十章）《死へのイデオロギー》、福岛章《甘えと反抗の心理》（日本経済新闻社、一九七六年）第十章、中谷瑾子编《女性犯罪》（立花书房、一九八七年）第五节、池田祥子〈全共闘．新左翼とウーマン．リブ〉（渡辺．塩川．大薮编前掲（第十三章）《新左翼运动四十年の光と影》所収）、大冢英志《「彼女たち」の连合赤军》（初版文艺春秋、一九九六年。文库版角川书店、二○○一年）、北田暁大《嗤う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NHKブックス、二○○五年）第一章以及北田暁大〈问题としての女性革命兵士〉（岩崎．上野．北田．小森．成田编前掲（第四章）《戦后日本スタディーズ2．年代》所収）等。关于「总结」的原因，斯坦霍夫认为是日本式的集体主义与找寻代罪羔羊造成，池田认为是永田对「女性性质」的排除，大冢认为是与「消费社会」式感性的对立造成，福岛则从小团体领导者的心理学出发，中谷编着同时参照国际比较，北田则採自我论与性别论的取径。然而，诚如本章后半所述，这些论述并未正确掌握事件的实际状况，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忽略了事件发生之前，赤军派与革命左派的轨迹，因此没办法正确了解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其他着作如大西永昭《高桥源一郎と连合赤军事件》（《近代文学试论》第四六号、二○○八年），但这并不是讨论事件本身的研究。
　　另一方面，提及联合赤军事件的文章数量非常多，近年有杂志《情况》二○○八年六月号的联合赤军特辑，从这一本特辑中收录的文章也可以明显发现对实际状况缺乏共通的认识、每个人只是写下自己主张的论调，例如盐见孝也提到：「永田和植垣的《十六的墓碑》（十六の墓标）、《士兵们的联合赤军》（兵士たちの连合赤军）是为了保护自身而修正自己态度的内容组成、有许多为了替自己辩护的谎言。坂口弘的《一九七二年》则是没有谎言、真诚的文献。（盐见〈书评を通じての映画评と映画に感ずる几つかの诸点について〉一四四页，但雪野健作则主张：「坂口弘无法相对化自己的见解，对自己稍有不同意见或批判的东西，便将之视为全面否定自己的立场，经常对这些『诋毁』自己的论述过度反应。」（雪野〈永田指导部の形成过程〉一五五页），府川充男则主张：「盐见孝也的访谈《赤军派始末记》中，包括人名、组织名称在内的固有名词，有许多谬误以及根本性地误解事实，而这从很久以前就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们所知。」（府川前掲（第八章）〈覚书＝『歴史的対象』としての第二次ブントと赤军派〉一四九页。如此一来，关于谁的回忆录值得信赖，府川说：「可以肯定的是，有多少位党员，就存在着多少种版本的第二次共产同史。」（府川同上论文一四八页），即使只看赤军成立的经过，每个人的主张也都不尽相同。那么以当时警方发布的资讯为底所写的报导值得信赖吗？考虑到在本章节所述的警方操作舆论的行为，也很难判断。折衷的处理方式，是以最具系统性的资料椎野礼仁编《连合赤军事件を読む年表》（彩流社、二○○二年）以及原本是资料集的査证编集委员会编《新编「赤军」ドキュメント》（资料连合赤军问题II、新泉社、二○○三年），加上以警方发表与报社的调查为基础的読売新闻大坂本社社会部《连合赤军》（潮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尽可能以复数研究、资料、回忆录、报导等资料中一致的部分视为史实并记述下来。不过，仍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叙述。
　　此外，关于与联合赤军事件相关的人物的人名，除了自己在回忆录等公开的人、因私刑事件的死者、行踪不明的人（梅内恒夫等），为了保护遭逮捕后出狱者的隐私，近年常以假名记述。然而，也有全部都以真名记载的书，假名也因书而有所出入。本书尽可能採用假名，关于使用假名的人物，引用自回忆录和访谈的文章，同一人物则使用相同假名。↺

2.盐见前掲《赤军派始末记》一九、二○、二三、二七、二八页。盐见的《赤军派始末记》也有如同前述的错误，但由于没有其他足以当成主轴的赤军派通史性的回忆录，本文以《赤军派始末记》为主轴，综合其他资料记述赤军派的经过。↺

3.同上书二三、二四、三七页。↺

4.同上书五七页。↺

5.同上书六三页。↺

6.同上书六九页。据盐见的回想，为了迎击马克思主义战线派袭击，事前组成暴力斗争部队并设置街垒。马克思主义战线派方面的证词，参照成岛前掲（第三章）〈激动の六○年代とマル戦派〉一四一—一四二页。据成岛所述，关西共产同的运动者说，一九六六年九月第二次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只是为了取得全学联委员长位置的凑合。（一三一页）↺

7.坂口前掲（第八章）《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一七九页。↺

8.盐见前掲《赤军派始末记》六七、六六页。↺

9.以下十月二十一日斗争的状况同上书七六、七七页。↺

10.同上书七八页。椎野编前掲《连合赤军事件を読む年表》二五页。↺

11.连合赤军事件の全体像を残す会编．発行《証言　连合赤军1　大菩萨峠への道》（二○○四年）五页。尽管若松孝二导演的电影《実録．连合赤军》（二○○八年）含有虚构成分，但描绘了一九六九年一月仏等人命令社学同从安田讲堂撤退，以及盐见于三月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此事，导致赤军派形成的经过。盐见写在电影小册子（朝日新闻社、二○○八年）中的文章〈迷妄の雾が晴れるとき〉二十三页中提到，自己的意见「几乎百分之九十五」都反映在电影里，而荒岱介也在前揭（第三章）《新左翼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一○二页中提到从安田讲堂撤离的命令，「成为赤军派分派的基底」。与荒一起反对撤离的高木广之，后来成为赤军派干部，从这件事来看，也可以推测安田讲堂攻防战的交锋，成为赤军派分裂的「基底」。然而，荒在前揭《情况》二○○八六月号的投稿〈「鉄砲から国家権力が生まれる」という発想の出所〉一二四页中提到，一九六九年三月时，盐见被逐出党中央，应该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此外，从「盐见与东大的事件没有任何关联」这一点来推论，电影中「那一幕应该是虚构的。」总的来说，从安田讲堂撤离，虽然成为赤军派分派的「基底」，但应该不是主因。↺

12.盐见前掲《赤军派始末记》七九—八○页、「赤军」以及「赤军派通知」收于査証编集委员会编《新编「赤军」ドキュメント》二九—三四页。↺

13.不过盐见于《赤军派始末记》八○页中指出，在内部通知自称「赤军派」因此后来名称就成为赤军派的「定论」，「是不正确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派系先称唿他们为「赤军派」，大约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以后，他们才开始自称「赤军派」。因此是这样才发出六月十二日的「赤军派通知」，还是通知先发出，则不明确。↺

14.铃木正文〈世界は変わりつつあるものだという実感があった〉（荒ほか前掲〔第三章〕《全共闘三○年》所収）五九页。↺

15.読売新闻大坂本社社会部前掲《连合赤军》一二四页。这本书将与赤军派对立的派别命名为「关东派」，但是府川充男在前揭〈「歴史的対象」としての第二次ブントと赤军派〉一四九页中指出，「在我的认识中（除了一般全国性报纸的揣测文章之外），『关东派』这东西并不存在。」此外，根据连合赤军事件の全体像を残す会编前掲《証言 连合赤军1 大菩萨への道》五—六页，尽管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议长，但仏派只不过是「非常少数的团体」，「荒（岱介）控制着学对（学生对策部）」、「中大派（三上治等）控制着三多摩与中大」、「仏没办法控制全体」，因此实质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与赤军派（关西团体）处于对立的关东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不能视为铁板一块，但如此一来本文的记述会变得太过繁琐，为求方便，本文将与赤军派处于对抗关系的仏派以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诸派，总称为「主流派」。↺

16.中野前掲（第四章）《ゲバルト时代》一八四页。↺

17.此私刑事件的经过，记载于読売新闻大坂本社社会部前掲《连合赤军》一二四—一二五页，六月二十八日藤本和森前往在明大举办「反对邮局导入自动读取机斗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总誓师集会途中，遭「关东派」绑架，集会所接到一通电话说「藤本被丢在上野」，赤军派前往救援，发现浑身是伤的藤本。然而在椎名前掲《连合赤军事件を読む年表》二八页则记载道，「六月二十七日前后」有总誓师集会，森是主持人之一，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出现论争，对赤军派不利，森在集会「途中失踪」，并未提及绑架。另一方面盐见在前掲《赤军派始末记》一○七页提到，藤本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左右」已经来到东京，但「卷入武装内斗、被带去中大遭到私刑。此时，森恒夫也受到私刑。这件事是后来从警察情报那边得知。」此外，从以前在关西就和森是知己的西浦隆男在〈森恒夫について改めて思うこと〉（收录于《情况》二○○八年六月号）二○五页写道：「据最近听到的消息，七／六〔后述由赤军派发动、对主流派的武装内斗事件〕之前，他（森）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东京集会之后，被反对他的赤军派的团体绑架，正好是全学联委员长的藤本敏夫被私刑的同一期间。」综合这四者，森以主持人出席总誓师集会后遭到绑架，盐见说他事后从警察情报得知，从这点来看，集会所接到电话，赤军派出发救助藤本的事就不存在。因此，《読売新闻》的文章记载集会途中遭绑架、并有人联络赤军派的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根据盐见的回想，以及《読売新闻》採访中大学生课长的回应来看，藤本与森同时被绑架到中大，应为妥当的看法，本文採取此叙述。↺

18.読売新闻大坂本社社会部前掲《连合赤军》一二五页。↺

19.同上书八二、一一六页。↺

20.西浦前掲〈森恒夫について改めて思うこと〉二○三页。高桥檀《语られざる连合赤军》（彩流社、二○○二年）一五二页。↺

21.筑紫编前掲（第四章）《若者たちの神々I》一九八—一九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