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厚重的书籍总会引人注目,但同时也令人却步。很高兴您愿意拿起这本书翻阅导读。本导读将简单介绍本书,并与读者分享围绕本书的争议,以便读者进一步瞭解本书。
对本书感兴趣的理由因人而异,但应该主要有两个因素:「日本」和「学运(或社会运动)」。相较于近年在台湾、香港等地方出现激烈的社会运动,日本显得政治冷感,社会运动不多,学运更是寥寥无几。如果有人积极提倡学运,甚至可能被贴上「怪咖」的标籤。然而,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在这样的日本曾经有过一场疯狂的学运,最终还导致杀人暴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了什么参与运动?为什么有些人后来变成恐怖分子?那场运动结束后,日本为何变成政治冷感?其实,日本人也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已有大量回忆录和讨论,但仍然无法让我们理解那场运动。面对这样的状况,本书试图从客观学术立场回答这些问题。
虽然本书内容庞大,但论点相当明确,在此介绍两个核心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一九六八」的叛乱是年轻人寻找「自我」的结果。这或许是令人惊讶的见解,如此庞大且激烈的学运,并非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是为了探索真正的自己?此解释的含义是,那些参与学运的人,并不是为了「公」的目的而参与,而是为了满足「私」的慾望。我们可以想像,为了「公」而投入社会运动时,如果被说成是为了寻找自我而参与,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是,作者引用大量第一手文献证明此事(这就是——本书成为巨作的原因),反驳此论点并不容易。或者说,因为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所以即使当事人不同意,第三者依然能够做出这样的解释。
另外一个重要的论点是,作者提出的观点:「一九七○年典范转移」。或许从国外看日本会觉得,日本社会对少数或弱势族群的关怀不足,也没有直视过去歷史。然而,与这些印象相反,一些日本右派人士认为,日本社会过度反省过去歷史,才失去了身为日本人的自尊心。暂且不论此观点的是非,日本社会真的有重视过去歷史以及少数或弱势族群吗?本书提出的「一九七○年典范转移」,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线索。「一九七○年典范转移」意味着一九七○年是日本现代思想史的转捩点,因为一九七○年之后左派的主题从工人阶级革命转为对少数或弱势族群以及过去歷史的关注。这并非夸大的说法,一九七○年之后确实可见对于这些议题的强烈关怀。在歷史问题上,一九七○年后最能呈现其罪恶意识的即是「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本书对此只有简单的提及[1],但也有介绍此一团体的相关中文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2]
那么,为了讨论这些论点,为何需要如此大的篇幅?接下来介绍本书研究途径的问题。
作者小熊英二在一九六二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先在出版社工作,后来重新就读研究所,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修改硕士论文而成的《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单一民族神话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谱,有简体中译本)。[3]在该书的序章,作者讨论到他的研究途径,此研究途径亦应用到本书上。作者在该书中提出歷史学与社会学的方法。作者认为,研究的对象缺乏歷史学的实证研究,故必须採用歷史学的方法弥补其空缺。同时,作者并非纯粹的歷史学者,他的问题意识来自社会学,讨论的方式亦具有社会学的视角。有鉴于此,作者试图结合歷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途径进——行研究。透过此途径,可以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同时,亦能提供更为宏观的论点。
同样,在作者看来,综合验证日本「一九六八」的着作并不存在,所以他要使用歷史途径还原「一九六八」。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本书瞭解日本「一九六八」的面貌。而且,由于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第一手文献的引用,所以透过本书,我们能够接触大量第一手文献。或许有人质疑有没有必要引用这么多文献,有人可能会讥讽说这本书由复制贴上而成。然而,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对作者而言本书并非纯粹的歷史研究着作,他的问题意识来自社会学,所以才会有「寻找自我」等观点。但是,这些解释容易遭受主观诠释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作者大量引用第一手文献加强此论点的客观合理性。或许对作者来说,为了证明社会学的论点,歷史学的途径是必要的方式。在这样的意义上,作者也在本书中结合了歷史学与社会学。
然而,作者採用如此途径进行分析的结果,在日本引起了许多争议。其很大原因在于,「一九六八」的许多参与者还健在,他们能够依据自己亲身经歷的经验提出批判。此批判主要来自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指出本书中出现的各种「事实误解」。虽然作者参照无数的资料,但描述的各种细节难免出现一些错误。作者也知道本书可能会有一些事实误解之处,所以在序章说:「若是笔者有明确的事实误解并对此提出指摘,笔者必定会先检讨(因为指摘不必然保证绝对正确),之后率直地接受」[4]。不过,作者也不希望对本书的评论仅止于事实误解的层次上,因此也说:「比起细节的(当事人如此认为之)事实误解,而引发低层次的抗议与批判,笔者更期待能见到涵盖本书整个主题的议论」[5]。如果本书是纯粹的歷史学着作,或许作者的这些态度也会引起争议。然而,对作者而言,本书的核心论点属于社会学,将日本的「一九六八」认定为「寻找自我的运动」等观点,才是作者希望讨论——的。为了强调此点,作者才讲出有点藐视事实误解的说词。[6]
另外一个面向是,如前所述,实际上正是作者的此论点才引起了当事人的反感。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同情社会运动的作者居然做出这样的分析,许多当事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作者指出「一九六八」的动力是年轻人的自我探索,这本身有没有批判的意涵?如果「现代的不幸」是现代社会的特色,我们现代人有办法迴避追寻自我的动机吗?值得一提的是,出版《1968》的三年后作者出版《如何改变社会》(社会を変えるには,有繁体中译本),书中说到:「我是这样思考『示威游行』的意义。首先参加者要感到快乐……这其实是一种社交的场合。每个人得到勇气与力量后回家,是一件美好的事」。[7]若是如此,迷失自我的人在运动中感到充实感,也并不是坏事。只是,即便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个人动机,我们不该忘记运动本身是具有具体政治目的的「政治运动」,假如社会运动蜕变为「表达自我」的手段,这样的运动必定失败[8]。
作者在本书序章提供快速阅读导览,表示「想尽早理解本书旨趣者:序章→第一、二章→第五章→第九章→第十四章→结论」[9]。作者挑选「庆大斗争(第五章)」和「日大斗争(第九章)」,而并没有挑选广为人知的「东大斗争(第十、十一章)」或「联合赤军(第十六章)」,这就表示,作者希望读者瞭解「一九六八」含有「政治运动」的可能性,不该只关注后续发展的极端现象。作者无疑是支持社会运动的,如果「寻找自我」的动机也可以推动「政治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让运动成为表达自我的手段,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瞭解一下围绕本书的争议。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十七章)以「女性解放运动与『私我』」(リブと「私」)为标题,讨论当时在日本出现的女性解放运动(ウーマン.——リブ,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译者罗皓名将日文中的「私」翻译为「私我」,这是非常好的翻译)。其中,后半段集中讨论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田中美津」,其论点也不外是将她的动机定为「寻找自我」,并将其视为一九七○年典范转移后所出现的、关心弱势族群的典型例子,也强调田中重视「私我」的论述会连接到八○年代在日本所出现的自我中心消费社会。由于出版社想要使用田中的照片而与田中联系过,所以本书出版前田中已经得知作者要出版有关「一九六八」的着作,并且对于田中持有批判性观点。收到书籍后,田中相当惊讶,因为在她看来,里面的事实误解太多,因此她于二○○九年八月十八日在日本amazon的「客户评论」中,以「田中美津」的名义发布评论说:「我就是在本书第十七章女性解放运动与『私我』中出现的田中美津本人」[10],然后指出六十四页当中有四十五处错误。[11]之后,她在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周刊金曜日》七八一号中,以「田中美津,嘲笑《1968》」(田中美津、『1968』を嗤う)为题展开进一步的批判。[12]
田中所指出的事实误解之处,或许是作者所说的「低层次的抗议与批判」。但在田中看来,既然当事人还健在,学者应该採访当事人确认事实才对。歷史学通常无法採用採访的手段,文献就成为几乎唯一的资料来源。然而,当代史就不同,确实有办法採访当事人。这是令人为难之处,如果本书要採取採访的途径,不知何时才能完成出版,研究者必须要有所抉择。作者或许站在歷史学的立场,有意将分析对象限定为文献。这是如何设定研究途径的问题,既然作者决定採取这样的途径,学术上是可以接受的。只是,田中的案例确实警示我们,歷史资料本身会有错误的纪录,即使完整蒐集并分析资料,也不代表能够还原过去。
另外,田中也指出,作者的问题不只在于单纯的事实误解上,也可见引导读者的意图。作者在一——开始介绍田中的地方,引用町野美和的回忆:「那时一位穿着白色迷你裙的娇小女性,在楼梯教室后方不知道在大喊着什么,还边发放手里的传单」[13]。作者特别注意到「白色迷你裙」,因为在「一九六八」的斗士中,这是少见的穿着,也可能认为这个穿着很好地象徵着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特色。不过,作者也发现没有其他文献可证明当时田中有穿白色迷你裙,甚至有人也说:「我并不记得有什么〔穿着白色迷你裙发传单的〕娇小女性」。但是,作者说:「综观上述,虽然事实尚不明瞭,在这里先採纳町野的证词」[14]。为何特别在註解说明「採纳町野的证词」?因为接下来作者要重复提及白色迷你裙:「如前文所述,她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亚洲妇人会议上发放传单时,据说穿着一件白色的迷你裙」[15]、「田中在一九七○年以白色迷你裙和黑色高跟鞋之姿亮相,除了突破了从前的『抗议风格』,可以说也是受到消费文化的刺激而出现的『帅气』穿着。」[16]、「田中身着白色迷你裙和黑色高跟鞋一个人发放传单的行动,可以说是相当有特色的破天荒行径」[17]、「当时二十七岁的『大龄单身女』田中,穿着不符年龄的白色迷你裙发放传单的行为,是在运动及同居生活中挫败的她,在『悲惨』与『虚无感』中『奋不顾身的一击』」[18]。田中觉得,这种作法相当「油滑」(あざとい)。[19]此外,田中也指出,文中不断出现「自由工作者」(フリーター,六次)、「大龄单身女」(オールドミス,七次)、「直觉」(直感,十四次)等词汇来形容田中之处,似乎有意产生「潜意识效果」(サブリミナル効果)。[20]这可能无法说成「低层次的抗议与批判」。正因为作者的论点在于「寻找自我」,作者特别注意「一九六八」的参与者呈现自我的表现,在作者看来,「白色迷你裙」就有象徵意义。但或许在此部分作者的主观意图超越了客观事实。
即便如此,田中没有否定女性解放运动有寻找自我的一面,实际上田中也承认她的「私我」会连——接到八○年代消费社会的「可能性」。[21]也就是,田中的批判并没有直接否定作者的论点。只是,由于作者认为田中否定「大义」而只主张「私我」,所以田中针对此点明确表达抗议,因为对田中而言,女性解放运动也含有「大义」。关于此部分,研究者可以离开当事人的主观而进行客观分析,哪一种理解才对,我们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以上向读者介绍围绕本书的争议。这当然不是为了批判本书,也不是为了贬低本书的价值,即使有这些缺点,本书依然具备相当的价值。作者写完这部巨作后病倒养病一年,可见作者是用生命撰写本书的。[22]只是,我们要瞭解没有完美的学术着作。如作者所期待,我们该做的是针对作者提出的「论点」展开讨论。为此,本导读试图釐清围绕本书的争议,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1.本书第一册,页一八;本书第三册,页三二八─三二九。↺
2.例如:安井伸介,二○一九,〈日本新左派思潮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七十一号,页一○三─一○五;罗皓名,二○二四,〈关于桐岛聪、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与「1968」的末路〉,焦点事件,三月九日。https://www.eventsinfocus.org/news/7147593?fbclid=IwZXh0bgNhZW0CMTAAAR2_vbu9rtCK86Yv-aS0WQF5QItEi2gqUWobY2sMvP4Y-_oisdG9Xnq0foI_aem_AY2tvh9VOzOu7DkLQ77zDljyyRd1_51yXCd--eVbqKs4aXlTpRCVQJKk2MSoJ9etIs9BJAYYqt2s_lCATcVmRc3d↺
3.小熊英二着,文婧译,《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北京:三联书店。↺
4.本书第一册,页二一。↺
5.本书第一册,页二六。↺
6.在翻译出版中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者在「再刷」时已做了一些错误的修正。例如,本人手上的《1968》「初版第二刷」中写到:「七四年に三菱重工(日本最大の军需産业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た)本社ビルを爆破した东アジア反日武装戦线の加藤三郎は〔一九七四年引爆三菱重工(作为日本最大的军需产业企业而为人所知)本社大楼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加藤三郎〕」,但事实上,加藤并非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因此,此次翻译的「初版第六刷」改写为:「七四年に三菱重工(日本最大の军需産业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た)本社ビルを爆破した东アジア反日武装戦线に影响されて爆弾事件をおこした加藤三郎は〔受到一九七四年引爆三菱重工(作为日本最大的军需产业企业而为人所知)本社大楼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影响而展开炸弹行动的加藤三郎〕」(日文版下册第八○四页)。但作者在书中并没有说明还修改了哪些地方,我们无从对照。↺
7.小熊英二着,陈威志译,二○一五,《如何改变社会》,台北:时报文化,页三七七。↺
8.可参考本书「结论」的论述。↺
9.本书第一册,页一七。↺
10.请参照amazon.co.jp网页中《1968〈下〉》的「客户评论」。↺
11.经田中的批判,如註六所述,作者已修改了一些错误之处。例如,第二刷中写到:「田中は、高校时代に二回家出をし(田中在高中时离家出走两次)」(第七一八页)。田中在amazon的评论中说:「高校时代に家出を『2回した?』(高中时离家出走「两次」?)」。第六刷就改写为:「高校时代に家出をしたうえ(田中在高中时离家出走)」(第七一八页)。↺
12.后来收入于:田中美津,二○一九,《明日は生き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自由》,东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
13.本书第四册,页二四八。↺
14.本书第四册,页四七四─四七五,註一二○。↺
15.本书第四册,页二五四。↺
16.本书第四册,页二五五。↺
17.本书第四册,页二五七。↺
18.本书第四册,页二六○─二六一。↺
19.请参照amazon上的评论。↺
20.田中美津,二○一九,《明日は生き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自由》,东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页二○三。↺
21.田中美津,二○一九,《明日は生き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自由》,东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页二二九。↺
22.小熊英二着,陈威志译,二○一五,《如何改变社会》,台北:时报文化,页三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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