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产学合作」的口号，也在另一种意义上引发学生的认同。如第一章与第二章所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人性」被升学战争与量产型教育这种「教育工厂」的「输送带」所碾压而毁坏。教育学部的某女学生日后如此回忆道[46]：

「大口昭彦表示，『有人说，学费调涨是之后入学的人的问题，与现在的学生没有关系。但并非如此，学费调涨将为今天的产学合作路线教育提供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认同今日教育的我们，反对此举。』大家热烈赞同他的发言。」「我们成为教育工厂的劳动力商品，只是加工过程中的某种材料。材料不会拥有自我的意志，只会依照指示前进，最后被贴上早稻田的标籤出货。因此，对教育工厂的经营方针提出意见，从大学教育看来是破天荒的行为，起因于我们完全不认同这种教育。……所以，遵循自我意识行动的我们，为了破坏这种机制而产生连带感，为此而团结。」

这种理论成为共通理念并广为散播。与庆大斗争中制作自主学程相仿，早大斗争中也聘请讲师进行校内讨论集会。开始罢课后的校内讨论集会上，某大四生表示「早稻田沦落为商业学校」，教育学部大二女学生对熟悉教育问题的讲师村松乔提出如下主张[47]：

我们反对学费调涨，因为新设备并不能保证带给我们更好的教育，或让大学成为真正追求学问的场域，而是〔把学生〕打造成给社会〔和企业〕的好商品，为了扩大再生产这种商品而使用设备。教育机构的主体应该是教授与学生，但今天的早稻田，在教授、学生之上还有理事会，还有校长。在真正需要设备的教授与学生之上还存在着决策机构，他们在完全脱节的地方做决定。这次运动是为了恢复人性的斗争。我们想追求真正的学问才进入这所大学。然而早稻田拒绝真正的学问。所以这个运动并非单纯同情〔后辈〕的罢课，而是针对否定我们所受的教育、否定我们人性的当局，表达我们的积郁与不满。村松老师，您能理解吗？……（爆出如雷掌声）

这位学生的主张中包含了大学必须是「真正追求学问的场域」这种「保守的」大学观。这与新岛教授指出的，前述强调「青年学生的使命」的学生发言，以及学生要求「与大学名实相符的充实课程、与教授进行有人情味的对话」等观点相通。

当时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在二○○○年的着作中如此评价早大斗争[48]：「此斗争是反对学费调涨的战术，除了具有行动的面向外，还带有表达学生共同意识的面向。当然，这种共同意识的面向与所谓的政治思想有所不同，透过反对推进产学合作，或者反对重组大学帝国主义等词汇来论述，这是一种抵抗意识，抵抗高度资本主义下大学的变化，以及因此导致被称为知识群众的学生丧失存在意义。我认为如此评价，虽不中亦不远矣。」

三上也对从庆大、早大斗争到全共斗的学生反叛有如下叙述[49]：「父母（社会）对教育的期待和幻想或许过大了。资本主义高度化下，人们的生活越富裕，大概父母的期待也越膨胀。因为人们的期待聚焦在越来越狭窄的范畴上。与这些期待相反，学生与大学都知道他们正不断失去本质，如此一来，这个时期的学生勇敢地努力追求那个本质，为此提出异议。」

三上的评论，确实是「虽不中亦不远矣」。学生们抱持着「保守的」大学观，藉此反抗使其变质的大学校方，企图透过自主学程等让「真正的大学」重生。

但如序章所言，接受民主教育的学生们对教授会或理事会的单方面决定方式产生激烈反弹。从这个层面而言，他们却不「保守」。如后所述，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中无党派学生组织了大四生，成立「四年级生联络协议会」（四联协），此四联协提出如下诉求[50]：

我们大四生从入学伊始，便对早稻田量产化的实情深刻感到失望，一直以来企图藉由社团活动等稍微打破这种疏离状况，然而现实中的早稻田，却是不关注人、不重视学生的企业经营理念横行。但我们必须主张重视人。早稻田现下需要的不是宏伟的建筑，而是教授与学生自治经营的，原本大学的状态。

此处提出「原本大学」的状态，但原本的大学就是由理事会与教授会营运，而不是学生参加的自治会在经营大学。如果以后见之明嘲笑学生的无知是容易的，不过学生们乍看「保守」却并非「保守」，仅是把矛盾的期待透过「原本大学」这个词汇加以表现而已。

同时，如前述引用，恢复「原本大学」的状态也是「为了恢复人性的斗争」。根据当时公安调查厅的资料，早大的社青同解放派如此定位斗争：「早大斗争是与施行所谓产学合作路线的教育行政这种教育工厂＝个别资本产生的压抑、断绝，进行解放人性的斗争。」[51]

所谓「打倒产学合作路线」的用词，也可说是他们企图把茫然感受到的「现代的不幸」，透过马克思主义用语进行语言化的产物。当时的早大教育学部运动者做出如下的运动总结[52]：「由于他们的诉求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即便不得不暂时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口号，但从斗争开始到结束为止，在学生意识深层中支撑爆发的高涨运动的，毋宁是对整体学生生活的潜在批判，亦即一种混沌的不平、不满。」

也就是说，对于自身一直面对的「现代的不幸」，以及对背叛往昔大学观与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大学产生的反弹，他们心中的各种纠葛无法以适当的言词来抒发，只能挪用（appropriate）马克思主义用词来表现。这种无法找出适切言语表达的状况，也出现在日大斗争与东大斗争中。

但应注意的是，与日后全共斗运动期不同，如同学生发言中可见般，他们视理事会与校长为敌，但将教授当作与学生一同形构「原本大学」状态的同盟者。以东大斗争为界，教授与全共斗形成了完全敌对的关系，学生把作为「学府」的大学完全当作幻想，此部分将于第十章后述。

只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不理解学生的心理。各学部举行的教授与学生对谈集会上，教授们对学生说道[53]：「那么想从事运动的话，等毕业后再去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想留级吗？不要再给其他人添更多麻烦了。」即便表现出理解的教师，也仅停留在「我很理解你们所说的。……但早大在结构上，教师的意见并不被大学经营所採纳」，「想立刻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应该是今后花时间一起思考的问题」之类的程度。

学生方对教授们的发言只感到焦躁，表示：「老师所说的只有『今后花时间』这么一点，其他部分就跟没说一样。」「请不要模煳问题焦点。」「当局微笑着假装要『对谈』，却只是利用『校园正常化』、『重建光荣的早稻田』等美名企图赶走自治会执行部与运动者，打算建立再也无法发起罢课的自治会。」[54]

与罢课派学生对话的教授中也有人说，「那根本不是学生，是暴徒啊」，「因为他们想把我们抓起来，对我们直唿『你们这些家伙……』呀。」[55]不过，至少这些教授愿意出席对话，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愿被卷入麻烦，因此学生罢课后几乎都不来大学。

当时的周刊杂志介绍社会舆论道，「至少来个三、四十人也好，希望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团也振作一下，好歹卷起袖子走入学生。」理工学部的高木纯一教授对周刊杂志的採访答道[56]：「有批评说：整体而言，这次的骚动中，老师并未出面。虽对这样的说法感到遗憾，但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学生占据校园时，我在雨中前往学校并站在正门附近，却几乎不见其他的老师。骚动中未出面的教师，以及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教师会在此时期到校的学生们——从这里好像看到了本次骚动的原因。」

当时的周刊杂志如此形容罢课中教授与学生的关系[57]：「所谓的教育，是从人格与人格的互相接触开始的。今日的大学却连这样的余裕也没有。学生只是商品，而且是被大量生产的劳力商品。老师是制造技师，什么有人情味的交流之类的，压根没想过。用极端讽刺的方式来说，只有发生学生们决定罢课的状况，老师与学生才首次以人对人的形式展开对立。」

斗争中「首次以人对人的形式展开对立」的状况，是学生以反叛形式展现渴求与教授沟通的愿望，是一种求爱行动。这种面向也被全共斗运动所继承。

前述新岛淳良助教授举了几个教授未能发声的理由。首先，关于学费调涨，理事会完全没与教授们商量。各学部的教授会分门化，无法统整全校教授的意见。教授会内存在师生的上下关系，年轻教师难以提出意见。经济高度成长下巨型化的早大，理工学部的教授、助教授合计一百九十八人，文学部共一百三十三人，教授会也巨型化，因此教授会内也变得难以沟通意见[58]。

二月二十三日的《每日新闻》刊登了一位东大教授的意见：「如果是东大，在尚未如此恶化的阶段就会举行类似『全校教师集会』……」[59]。然而，东大的教授会也逐渐巨型化，不再具备这种能力，这在一九六八年的东大斗争中暴露出来，这点将于第十章说明。

另外，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与日后的全共斗运动有一处不同。那就是全共斗运动中对「和平与民主主义」、「战后民主主义」做出明显的批判，但早大斗争中批判则相对稀薄。

五○年代初担任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的大野明男，其兄大野力曾造访早大与运动者们对话。运动者们对大野表示[60]：「勉强来说，就是教育制度还没那么反动，在还充满活力的时代，少年时代教师们教导的就是以和平与民主主义为原则的思想，或许与这也有关系吧。」「安保斗争也是，我们在地方的高中或中学时也受到各式各样的刺激，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虽然分裂，但心中依然挂念，抱持着为何会变成这样的巨大疑问。不过当时还在准备升学考试，所以把这疑惑藏在心中三年，不断发酵。所以上了大学后，以往受压抑的问题便一口气爆发出来。」

大野属于重视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的世代，因此对学生的发言抱持同感。不过大野提出了如下观察[61]：

学生运动的高涨，证明了战后理念尚未完全蒸发、变质。但随着社会上这些理念不断蒸发和变质，他们也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脱离常轨。换言之，学生运动的激进态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一般大众的理念变得稀薄，观念变得衰退。

要求他们这些学生运动者要讲常识、要有伦理之前，社会一般大众应先反省自己的理念和认知程度。这是从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出发，是战后日本人相互间的义务，也是彼此间唯一的连带管道。

人们说早大纷争中教授群体显得无能，也说他们变成了一群上班族。但，看到校内讨论集会中站在学生们面前的教授们时，我深刻感觉，这绝非仅是这些人的问题。现在社会上已有太多乍看平凡而幸福，实际上却连自己的异化也未能察觉，变得迟钝化的人们。而学生运动的激进化，不过是反映出了这种人的对立面。

在经济高度成长下，忘却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包含大学教师在内的年长者不断「上班族化」。随着这种状态益发显着，学生运动者们成为了少数派，也变得更加激进。某种意义上，大野的这项预测，预言了六○年代末的事态。

然而，大野的担忧以违反他期待的形式实现。在学生运动激进化且全共斗抬头下，青年把「战后的理念」视为一种欺瞒而加以批判。此状况以东大斗争为分水岭，后文第十四章将详细说明。

当时早大校内四处立着「坚决进行罢课！」「全体学生参加同盟到校吧！」等大看板，自主到校的学生们反覆进行示威，在校舍进出口派遣纠察队，阻止欲进教室上课的学生。学生中也有人主张「我想上课，能让我进去吗？」「我反对学费调涨，但觉得学生罢课是错的」等等，并与纠察队争论，到了一月时，这类冲突已然减少，罢课支持派成为多数[62]。

斗争初期，各新左翼党派虽对共斗会议或自治会被中核派掌控有一定程度的批评，但在反对学费调涨上，普通学生都强力支持。阅读第一文学部某班级日记可以见到，对革马派掌控文学部自治会并制定让学馆斗争与反学费调涨斗争联动的方针一事，出现许多批评，不过一月底为止，「虽然对自治会的管理有所批评，但拥护共斗会议整体运动的气氛强烈」，学生间也存在一种氛围，就是即便在罢课中仍自主到校参加班级讨论与示威[63]。

当时的早大校园内，普通学生也进行鼓动演说。日后成为新闻播报员的久米宏也是其中一人，因隶属校内剧团所以擅长发声，根据宫崎学的回忆，「其他运动者的声音往往混浊又不容易听清，久米与他们不同，不论发声或其他部分，都很优秀，是早稻田里少有的潇洒人物，他以熟练的技巧进行鼓动演说，共斗会议的干部听了他的演说还表示『真是了不起。让那个家伙一直负责演说吧』。」[64]

然而大滨校长主张，斗争是「一部分暴徒导致的」，「不容许罢课」。他发言称，「反对运动的目标实际上不是学费调涨。斗争本身具有意义，透过斗争产生斗士」才是目的[65]。此外，获得大学优待的体育会#4学生，在校方的授意下对支持罢课学生施暴的状况也屡见不鲜。由于体育会学生的暴力行径，加上不知何时会叫来机动队，一连数日超过千人的支持罢课学生都留宿校园，保持着警戒状态[66]。

这部分可说也与日后的全共斗运动不同，即便连日有众多学生留宿校园，仍旧维持了良好的秩序。宫崎学如此回忆道[67]：

……连日以来许多学生留宿校园，但日常却意外守规矩。共斗会议与自治会都非常留意维持大学拥有的文献资料与各种物资。大学设施内藏有贵重的文献资料，如果能完全自由进出，即便没打算偷盗，终究会在不知不觉中散逸。

共斗会议与自治会广为告知「对大学的所有物绝不可出手」，并在罢课现场澈底执行此政策，甚至殴打不守规矩者以保持文献资料，致力于保安事务。最终，这次罢课中可说没有散逸任何文献、物资。从日后〔全共斗运动期间的〕大学罢课经常散逸文献、物资来看，可说早大本次运动简直就是奇迹。福田〔事务局长〕成为被告、接受早大斗争审判时，早大的教职员也作证「托共斗会议诸君的严格管理之福，文献资料完全没有散逸」，提出减刑的请愿。

过夜时的状况，大家也是品行端正。或者讨论或者读书，聆听北京广播或莫斯科广播，有些血气方刚的家伙可能会在寒冷的校园内互殴，不过即使学生中夹杂着女学生，也完全没出现好色的状况。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思考两个原因。第一，包含大口共斗会议议长在内，对男女关系抱持古风的学生占大多数。第二，因为大家抱持大学乃真理探究学府的「保守」大学观，所以致力防止文献资料的散逸。一九六六年经济高度成长尚在发展当中，与大众消费社会更加发达的后年相较，学生仍保持「古风」的道德，表现出来就是严守规矩。

支持罢课的学生不断增加，一月底时罢课支持集会的参加者已达到近二万人。校方不承认罢课，一月二十八日宣布三年级以下的期末考于四月举行，四年级则于二月九日举行定期测验，但共斗会议提出罢考方针，以约六千人的抗争队包围考试会场的早稻田实业高中，使测验无法实施[68]。

为防止罢课遭突围而建立的街垒，也与庆大斗争相似，带来了心理上的效果，打造出学生可相互自由讨论的解放区。

教育学部的运动者稻垣惠美子于斗争后如此说明：「街垒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完全支持着学生。藉着街垒，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公，自己的斗争主体开始获得组织化。」她也引用教育学部推出的传单内容：「当街垒消失的时候，群众将再度倒退，回到尽管愤怒却孤立的个人状态。」[69]

诗人关根弘听闻前述学生所言「在街垒之内，有种守护学术自由的心情」后，如此说道[70]：

反对学费上涨的期末考罢考，出现连指挥部都感到惊讶的热烈响应，因为大家连在教室内也筑起了街垒。在教室筑起街垒这类行为，看在有良知的人眼中，确实有些奇怪。虽然确实不符合知识生产场所的形象，但只有在这个不该出现的场所建立起街垒，才能对抗学费上涨，不，应该是让抵抗量产型教育的意志或者心情，在此得以集结。

虽然报纸上写着这次斗争的幕后主使是革马派，但这次斗争的特色就在于超越革马派的思想，使斗争群众化。街垒，如果用低俗的说法来表现，就像土人打大鼓一般，由学生群众挥舞敲打，但同时间，这样的事态应该也让观念极左的革马派不得不感到棘手，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确实运动的扩散已然超越新左翼党派的思想。与庆大斗争相同，早大斗争时，普通学生屡屡在运动的场合高唱校歌《都之西北》，根据中核派机关报《前进》的说法，在一边合唱校歌一边参加运动的普通学生面前，「革马派完全抬不起头来，只能以轻蔑的眼光注视着合唱《都之西北》的学生群众。」[71]

同时关根也表示，「拿合唱《都之西北》一事就说这是早稻田国族主义，这种观点是错的。这只是因为在这次斗争中没有更合适的新曲而已。」[72]一如「教育机会均等」、「反对产学合作」等，与学生们在表达「混沌的不平、不满」时因「找不出适当的表现形态」而「不得不提出」的口号相同，唱校歌也可说是同样的状况。

#4 译註：体育会是大学中运动部的总称，或者整体运动部所属的组织，与一般社团不同之处在于训练更严格，更强调阶级尊卑秩序。↺

46 前揭徳山〈私一人が动けば世の中が一人分动くという実感〉八五—八六，八七页。↺

47 引自前揭吉丸〈卒业を前にした闘い〉二二一页。↺

48 前揭三上（序章）《一九六○年代论Ⅱ》三三页。↺

49 同前书一五二页。↺

50 前揭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二四页。↺

51 前揭公安调査庁〈早大纷争〉六一—六二页。↺

52 稲垣恵美子〈「一五○日スト」の提起したもの（下）〉（《现代の理论》一九六六年九月号）九四页。↺

53 前揭《早稲田をゆるがした一五○日》一二九，一三○页。↺

54 同前书一二九，一三○页。↺

55 〈教授はなにをしたか〉（〈全调査　早稲田大学〉《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六年三月一三日号）二三页。↺

56 同前报导二三页。↺

57 前揭〈孝ならんと欲すればストならず〉三五页。↺

58 前揭新岛〈早大民主化への条件〉四○—四一页。↺

59 同前论文四○页再引用。↺

60 以上早大运动者们的发言，引自大野力〈学生运动家の存在価値〉（《中央公论》一九六六年五月号）一二四页。↺

61 同前论文一三五页。↺

62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四二，一四三页。↺

63 〈学生はどう动いたか〉（前揭〈全调査　早稲田大学〉）二○页。↺

64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四六页。↺

65 同前书一四六页。〈大浜総长に闻く〉（前揭〈全调査　早稲田大学〉）一七页。↺

66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四五页。↺

67 同前书一五二—一五三页。↺

68 前揭〈早大事件にみる教育の不在〉一六六页。↺

69 前揭稲垣〈「一五○日スト」の提起したもの（上）〉一一一页。↺

70 前揭関根〈早大バリケードの思想〉一一五页。↺

71 《前进》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号。同前论文一一五页再引用。↺

72 同前论文一一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