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以他们为目标读者而销售的消费文化，特别是从他们小学高年级起到中学生时期创刊的漫画杂志等，也带给他们「无所不能感」。

一九五九年讲谈社推出《少年杂志》、小学馆推出《少年Sunday》，一九六三年《少女Friend》、《玛格丽特》创刊。这些漫画杂志，特别是少年杂志中，许多都描绘一些拥有超越成人脑力与行动力的少年，他们是「正义的伙伴」，纠正了腐败的大人所创造的世界。关于这些漫画为何会在战后出现，一九四一年生的动画电影导演宫崎骏在二○○二年如此解释其背景因素[27]：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际，通俗文化不得不有所改变啊。输掉战争的大人，如果露出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社会将无法容忍，是吧。所以战败之后大概到《幻影侦探》为止，真的都是以少年作为主人公呀。而且，《铁人28号》里的金田正太郎不是也比署长更聪明吗？那不是为了让儿童能够接受而已，大人们也觉得少年更加纯洁，所以对败战没有责任，因此才以少年当作主角。」

这类漫画或电视节目，给全共斗运动带来了无形的影响。前日大全共斗的桥本克彦记录自己孩童时代对一九五八年电视开始播送的《月光假面》倍感狂热后，提及「全共斗努力奋战了。他们是大量出现的月光假面。」[28]一九六八年的新闻报导也如此描写一位东大全共斗的学生[29]：「林君想起了幼时爱读的『原子小金刚』。即便现在——虽然那大概是笑话吧，他仍会对朋友们说『原子小金刚才是理想的人类』，引得朋友们发笑。」「他们认为，原子小金刚的行动力正是能改革大学的能力。」

加入联合赤军的加藤伦教在二○○三年如此回忆[30]：

我们从小就讨厌暴力。从来没有与朋友、与兄弟姊妹打架、吵架的记忆。

既然如此，为何会加入认同以武力进行斗争的团体呢？对此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今日想来，这背后有电视节目中「英雄」形象的影响。七色假面、鞍马天狗、原子超空人（八号超人）、原子小金刚……我们的世代就是在憧憬这些英雄中成长的。而英雄绝对不会用言语说服对方，而是以力量降服邪恶。

若说那些英雄的身姿让我们迈向武力革命，或许会被人嘲笑。但当开始理解社会时多少会受到电视的影响，每个人多少都有这种经验吧。用种幼稚的说法，就是我想成为「正义的伙伴」。

人们屡屡提及，全共斗学生在街垒内仍爱看漫画。在旧时代思维仍存在的六○年代，往往认为大学生＝大人，或者大学生＝菁英的预备军，而「大学生看漫画」这事，足以让年长者震惊。三浦展说，「当时大学生看漫画是比人咬狗更稀奇的现象，因此让有理智良知的大人频频蹙眉。」[31]但学生们只不过是无法轻易脱离从童年起便亲近的漫画文化罢了。

一九七○年三月的「淀号劫机事件」中，赤军派犯人集团发出声明时还放入了当时人气漫画的书名，表示「我们是《小拳王》」。这种声明，就如同今天劫机犯声明「我们是《机动战士钢弹》」般，人们只会认为既幼稚又自以为是，让年长者惊诧，但又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此外「战争纪录」类的漫画、杂志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日本刚战败后不久被占领军禁止的「战争纪录」，以一九六一年《少年画报》刊载的〈零战太郎〉为契机重新复活，《零战隼人》、《紫电改之鹰》等皆流行于六○年代。参与全共斗运动的世代，少年期热中阅读这些战争纪录漫画与战记专门杂志《丸》等。早大运动者内田雅敏如此回忆中学时代[32]：

那是中学二年级时的事情。忘了级任老师是在哪个机会下曾提起，当今的年轻人分为曼波派与丸派。曼波是指舞蹈的曼波舞，也就是指「软派」，丸是指连载战争纪录的杂志《丸》（似乎今日仍存在），也就是指「硬派」。……我自认绝对是硬派，所以购读了《丸》杂志。对没有体验过战争的悲惨与真实状况的孩子而言，面对战舰、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活跃的海战，以及战斗机之间的空战，不可能不觉得有趣。因此立刻就沉迷了，对于在哪里的海战，美日的什么军舰参战，又如何沉没，都变得能朗朗上口。

如内田叙述般，他们能狂热阅读《丸》，正因他们是「没有体验过战争的悲惨与真实状况的孩子」。越平联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菲律宾战线见过许多饿死者的福富节男，在二○○五年的访谈中表示，「以前，当出现《丸》之类的军事杂志时，我连伸手去碰都感到厌恶。」[33]

然而，曾狂热阅读《丸》的运动者并不只有内田。东大全共斗的小坂修平在回忆录中提及「我是阅读《丸》的少年」，「沉溺于如果日本能成功自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撤退，事态将如何的空想中。」[34]又，根据加藤伦教的回忆，与伦教一同参加联合赤军的哥哥加藤能敬，少年时代「很热中制作模型，喜欢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用机，甚至购读军用杂志来涂装模型。」[35]

这类「战争纪录」在六○年代流行的背景因素之一，在于当时的漫画作家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少国民世代。他们属于接受最多皇国教育的世代，但又未被徵兵或参加实际战斗。因此当他们长大成人，可以绘制漫画出版时，便以童年时憧憬的战机飞行员作为主人公。

此外，到了六○年代中叶，大人们也淡忘战争的悲惨程度，出现以怀念自己青春期来怀念战争的风潮。因此自六○年代起，战争电影或战争纪录的出版品逐渐流通。经歷过战争的世代，二战后经过二十年，也开始有余裕从「娱乐」的观点回顾战争，这样的姿态也影响了当时的青少年。

其他的背景因素还有，因为婴儿潮世代屡屡从父母与兄姊口中听闻战争经验，故习惯于有关战争的话题[36]。一九四七年生的山口文宪于二○○六年如此回忆并说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在孩提时代，对我们这个世代而言，战争是种贴近身边，真实发生过的事物」，「当时的大人们真的经常谈到战争。不如说，不管什么闲谈或回忆的话题，都与战争相关。」

就像这样，因为太过频繁听闻那种〔战争或空袭〕如何可怕的体验，结果这个世代在孩童时代，心中不知不觉形成了「拟似战争（空袭）体验」的状态。

例如，「我在机关枪扫射下成功逃生」的描述即是其中之一。这段话源自一位认识的大姐，她被〔舰载机的〕格鲁曼追击，逃跑时在跌倒的瞬间回头望向天空，那时清楚见到座舱内驾驶员发红的笑脸。日本全国中有许多相同的体验，大家都说「清楚见到座舱内驾驶员发红的脸」，我也（觉得好像）记得戴着护目镜发红的脸，以及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我是战争结束两年后出生的，不可能实际见到那样的状况，但我至今仍不相信自己没见过那样的景象。我甚至觉得，如果站上法庭的证人席，我只会说「确实看见了。」

……这种孩童时代培养出来的拟似战争体验，以观念的形式把战争自我同化，对团块世代日后的行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不是本书能够探讨的主题，但如果从此处下手探究，或许可以对「团块世代为何拿着武斗棒，沉迷于单方面的『战争游戏』？」……求得一个答案。

这种少年时期的记忆对该世代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强烈的反战情感。反对越战的意识自然有民主教育的影响，但同时也因童年的「拟似战争体验」，得以移情于遭空袭的越南人民。我们能推测这也是背景因素之一。

例如日大斗争之际，一些担心斗争长期化将影响孩子就业的家长们举行大会，据说当时一位日大全共斗的学生如此叫喊[37]：「爸爸！妈妈！我小的时候坐在母亲的膝上，被教导要守护自由。……从战地回来的父亲也教导我，不要成为去杀人的人。爸爸！妈妈！我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而战斗。」

其次，被在战争中杀过人的父亲所生下的一种罪责感。三浦展在他担任编辑时，撰写过名为〈团块世代女性歷史〉的报导，他写下读者中曾有「团块世代女性打来稍嫌歇斯底里的电话。」[38]「详细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不过她频频说着『我们是被从战争中归来的双亲所生下的，你懂吗？你懂吗？』，这部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就是第十四章所述的反对越战运动和「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的背景因素。

第三点影响，便是在全共斗运动或新左翼运动中，大量使用战争、军事用语。一九六八年一月，第八章会提到的参加佐世保斗争的「社学同」运动者荒岱介，如此回忆他遭催泪瓦斯击中被救护班搬送的状况[39]：「『有伤兵，快让路！』当时在斗争中有如像是在军队般，称受伤的人为伤兵，称被逮捕的人为俘虏。」本书之后也会论及，当时的运动中大量使用如「安田讲堂防卫队长」、「斥候」、「军团」、「六九年秋季决战」等军事用语。

这个世代的男性在少年时代，玩的就是「战争游戏」。担任东大全共斗议长的山本义隆是大坂不动产业者的五男，成绩优秀，小学时代曾是「战争游戏」的领导者。山本的小学同学于一九六九年回忆道[40]：

「他充满战斗精神，彷彿不知害怕是何物呢。不知不觉中发展成正式的战争游戏，分成两派组成军队，偷来一箱学校供餐用的面包贮藏在礼堂的讲台下当作粮食。大家肩荷棒子穿着长靴做战斗训练，他就担任部队长，站在前头发号施令啊。」最终，在一九六八年的安田讲堂前，全共斗或新左翼各党派的青年们也肩荷武斗棒做战斗训练，在安田讲堂贮藏食粮，从事固守城池的战斗。

「战争游戏」这类以肉体互相冲击的游戏，在他们那个电视与玩具皆不普及的童年相当流行。根据前日大全共斗的桥本克彦的说法，自己孩童时代的游戏是相扑或名为「水雷母舰」的战争游戏，「玩耍的时候大家都以肉身直接冲撞。」[41]而且这种「肉身冲撞战」是「大家团结一气，蜂拥冲入敌阵，敌人的防御队伍则把进攻队推出圈外。被推出去就失去游戏资格。到最后形成从一开始就採取冷不防的突击战术」，游戏程度相当激烈。桥本表示，「团块世代严密区分敌我的精神原点，或许就出自这种肉身冲撞游戏。」与机动队的肉身冲突，严格区分敌我而发生内斗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此处。

当时的运动者之一，日后成为社会学者的伊藤公雄于二○○四年如此写道[42]：

自六○年代至七○年代初期，可说是明确证明从战后的男孩文化中复活的军事文化，在日本男性文化中更加深入扎根和体现的时代。自一九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被称为全共斗运动的大学斗争中，也可窥见这样的情况。在主张反战、和平主义作为理念的同时，行动上却戴上头盔拿着武斗棒，这种观点矛盾的运动形式背后，可看出他们孩童时五○年代至六○年代的男孩文化的阴影（在理念上大致承认反战、和平、民主主义，以及对被理念压抑的军事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的矛盾心理／在日本少年大众杂志的劝善惩恶、人情主义、精神主义、决心主义与西部片或格斗中的美式英雄般坚毅且孤独之男性形象的大杂烩），此事并不难理解（此感想也是置身其中的笔者的自我警惕）。

然而他们的这种文化背景，仍与他们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一样，充满了矛盾。被认为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失去的「旧式日本」，在成为怀旧对象的同时，也成为要被排除的令人厌恶的对象。

当时某位运动者回忆自身的童年[43]：「我不觉得现状非常好。类似封建式的旧日感觉不仅飘荡在成人的生活中，也在儿童之间飘散。类似亲子间的束缚，或者地缘上的束缚……。不过能以批判性观点如此审视的根据，在于可以看到今后，觉得可以看到未来，也就是站在一种今天已经变得更好了的立场。」

此处「封建的」地缘、血缘共同体的束缚，「孩子王文化」等等，孩童内心对「亲子间束缚」的厌恶，以及民主教育中教导的光明未来观，加上经济高度成长下培养的「今天变得更好」的乐天性，浑然合为一体。曾为御茶水女子大学运动者的一位女性，在一九九六年如此回忆道[44]：

「我们会採取行动，既不是意识形态也非思想更非理论之故。运动的理由是后面跟着来的。不如说，对我们这些生于战后的世代，对旧态依然的秩序与常识感到愤怒，这才是重要的。……完全承接这种违和感的便是全共斗。歷史想要终结古老陈旧的价值观，追求新的价值。我们抱持一股热情，认为改革的锁钥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对「古老陈旧价值观」的否定与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社会的乐天性，也在此处共存。而打破旧世代「封建式」价值观，则来自战后的民主教育理念。但同时他们也缅怀农村风景，为黑道电影中「大哥、小弟」的「侠义」奉上掌声，把「战后民主主义」视为「欺瞒」并加以批判。

三浦展在二○○五年表示，这个世代的特徵是「二战前的旧日遗风与战后的新思潮经常同在他们的心中。」[45]一方面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理念，一方面喜好旧农村与黑道电影；一方面对经济高度成长而破坏农村风景的高楼市镇感到违和，同时又享受经济高度成长的果实，也就是大众消费文化。可以说，多重的矛盾并存构成他们的感性。比起被称为「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的音乐或思想，这种矛盾与认同危机更形成了青年们反叛的背景因素。

27 〈宫崎骏四万字インタビュー〉（《SIGHT》二○○二年冬季号）二○页。↺

28 前揭桥本（第一章）《団块の肖像》一九二页。↺

29 毎日新闻社社会部编《ゲバ棒と青春》（エール出版社，一九六九年）一六七、一七七页。↺

30 前揭加藤（第一章）《连合赤军　少年A》四二—四三页。↺

31 前揭三浦（第一章）《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五一页。↺

32 前揭内田《败戦の年に生まれて》四九页。↺

33 福富节男〈デモンストレーションと民主主义〉（《季刊　运动「経験」》一五号，二○○五年）一○七页。↺

34 前揭小坂《思想としての全共闘世代》四四、四五页。↺

35 前揭加藤《连合赤军　少年A》二二页。↺

36 以下山口的引用引自前揭看口《団块ひとりぼっち》五三、五六—五八页。↺

37 〈日大父兄大会の実况録音〉（《周刊文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五日号）一五二页。↺

38 前揭三浦《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四四页。↺

39 荒岱介《破天荒伝》（太田出版，二○○一年）七一页。↺

40 立花隆〈実像．山本义隆と秋田明大〉（《文艺春秋》一九六九年十月号）一五二页。↺

41 以下桥本的回忆引自前揭桥本《団块の肖像》九四—九七页。↺

42 伊藤公雄〈戦后男の子文化の中の「戦争」〉（收录于中久郎编《戦后日本のなかの「戦争」》世界思想社，二○○四年）一七○页。↺

43 前揭茜．柴田（第一章）《全共闘》四六页。↺

44 长谷百合子〈全共闘で学んだこと〉（收录于前揭〔第一章〕《全共闘からリブへ》）一○七页。↺

45 前揭三浦《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一三—一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