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笔者并不是要指责六○年代末的年轻人们缺乏献身的态度与禁慾主义。

在日本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时代，也就是贫困与战争这种「近代的不幸」近在眼前，学生是担负着国政责任的少数菁英的时代，吉野所言的献身态度与禁慾主义自然而然地产生在「认真的左翼学生」身上。在社会条件与大学生的地位都不同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身上，要求这些事情并不合理。

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所面对的「现代的不幸」虽然比「近代的不幸」更难以表达，但这是性质的差异而非优劣之分。试着表达出这些问题的行为，就算以所谓政治运动的标准来看相当拙劣，但这依然还是性质的不同而非优劣之分。如果将此误认为优劣的问题，就会陷入像是对当代拒绝上学的孩子说，「第三世界有很多因为贫穷而不能上学的小孩，但你却这么奢侈」的这类毫无意义的说教当中。

但在「那个时代」的反叛中，有几个明确应该被批判的点。列举如下。

第一，他们过于无知且性急地单方面批判了过去的「战后民主主义」。的确，生长于正在成为先进国家的社会中，面对「现代的不幸」的他们，对于以解决日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所形成的「近代的不幸」为课题的思想并不怀有现实感，这是很容易想像的。

但是，例如党派之间的斗争与武装斗争带来了什么样的不良影响与悲剧，而怎么样的斗争方法才能获取民众的共鸣等问题，应该都有可能从战后的运动与思想的累积中有所学习才是。以「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一语埋葬过去遗产的傲慢，即使遭受批判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点，是运动后的去向。因为面对着不同性质的「不幸」，因此我认为比起对于民众的献身更重视「自己」这点并不应该被批判。然而，对于「自己」的重视，不只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也带来如小田实批判的，「对着后来的人们说不要进入这种『帝国主义大学』，这种学校没有入学的必要，但自己却进入了『帝国主义企业』」这样的结果。

当然，从以前就有所谓「就业转向」的现象。然而全共斗运动的参加者虽然与过去的学生运动相较之下算多，但在运动过后留在运动里的人数并不高，「成品率」不佳，这几乎已成为了定论。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出生于一九四○年，从六○年代前半开始成为民青运动者的川上彻，在二○○六年的着作中这么批判全共斗运动：[40]「看到『不知辛劳』的年轻人突然『激进化』，高喊着『共产党＝机会主义』等等，让我觉得『这不是在开玩笑吧』。这是十分苦涩的感觉。我认为他们似乎首先体现了对于歷史的傲慢（＝无知）。」川上接着在这本着作中这么说：[41]

许多自称全共斗同情者的人们，后来同时进入了经济高度成长下的企业社会。残留着对于形式＝形象的「自我否定的自我」的淡淡共感，多数人已经准备好跳进被精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当中。等着他们的是，以只有「我们公司」、「我们组织」繁荣才有可能实现自我这样的意识为常识的社会。而已经成为歷史事实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全共斗战士已经变身成了企业战士。

这种现象有时候被称为全共斗世代的「转向」。但我在想，这是「转向」吗？这倒不如说是平行移动才对吧。他们主要的关心本来就是「自己」。激进的运动最后着陆的是「自己」。虽然他们在运动中抓住了质疑自我存在的契机，但未能完成之后的重建，残留下重建的余地＝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直接走入了社会，只留下了关注「自我」的空壳。这个空壳必须被什么给填满才行。

可以填充的东西有很多，可以是公司至上主义、或者像是在闪烁发光似的大众社会的魅力，在以竞争为原理成立的社会中，当然不缺填充的材料。全共斗战士们变身为企业战士的过程，似乎比我想像的还要来得顺畅。这个绝对不是可以被称为转向之类高尚事物的过程。因为在转向中，理应存在着转向的人的痛苦呻吟和精神上的纠葛才是。

联合赤军的领导者森恒夫的高中同学如此评论他，「我认为他的本质是体制性的」、「他如果就业的话，应该会是很出色的上班族」。[42]在第十六章也提过，革命左派的前泽辰义认为，永田洋子应该能成为「优秀的业务」。许多个森与永田就这样成为「出色的上班族」与「优秀的业务」，支撑起了七○年代以降的日本经济。

当然，在前全共斗与党派运动者中，也有后来持续从事其他活动的人。也有人无法顺利在企业里就业，走上了不得志的人生道路。在这些人中，或许会有人说前述川上的批判只是民青自以为是的批评。但就算是这些人，应该也能够在脑海里浮现几个符合川上这番形容的过去的友人吧。而在民青的运动者中，回答大学毕业后还是会持续活动的人占大多数，相较于此，三派系的运动者到了大四就会退休则为通例，这也显示在第四章介绍过的高桥彻的调查中。

如第十三章所述，全共斗运动的参加者很容易就会变成「企业战士」的现象，在当时就已经被指出来了。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岛诚这么记录了从某企业的研究所员那边听来的情况：[43]

现今的研究所员，就算是在日立、八幡还是东芝那样的大企业里，也只不过是整体研究技术系统中的一颗齿轮而已。我们总是为了这个问题而苦恼，所以对于新入所的学生们怀抱着期待，因为他们才刚在最近的大学斗争中具体实践并流血作战过。我们总想着，不知道他们会带来多么大胆的行动呢？

然而，一旦他们进入成为研究所员，就彷彿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似地温顺起来。明明应该是狼少年扑进羊群中，但却很快就同样变成了羊。这实在不可思议到让我难以理解，他这么说。

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理所当然。如在第二章引用过的，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的新宿，一位学生一面殴打杂志记者一面这么喊着：「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就职的那一刻，连退休金的金额就都已经被计算好了，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必须连根拔除、推翻。眼下正在革命，暴力是可被容许的。」

这清楚显示出，上述这位学生确信，毕业后就能担任直到退休之前身分都能有所保障的终生雇用职，将学生时代视为就业之前的缓冲时期。这样的学生并不少。这可以说是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在此，可以说也加入了如川上指出的那种「自我世代」的心态。

第三个应该批判的点，是运动的道德。例如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年的街头斗争中，常常会出现将民间的车辆放倒作为临时街垒的行为。金城朝夫在一九七三年描写沖绳政治状况的着作《沖绳处分》中这么提到：[44]

「我在参加东京的游行时最感到愤怒的是，游行队伍有时候会袭击民间的车辆。我目击到他们常用竹竿敲打计程车、焚烧民间车辆，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能理解这个行为。就算有多么了不起的理论武装，袭击一般民众的行为，对于那位民众来说，只会让他觉得游行队伍和警察一样都是敌人。」

根据金城的说法，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沖绳的「胡差暴动」中有七十五台车遭到烧毁，全都是与美军相关人等的车辆，民间的车辆一台也没有被焚烧。另外，就算是在暴动状态中，「也有考虑到不要造成民间房屋的损害，车辆被拖到远离加油站的地方，或被拖到路中心焚烧。」

越平联的吉川勇一也提过类似的事例：[45]「到了六九年，新左翼的街头斗争快速地激进化，使用汽油弹对抗机动队成为了常态，放倒路上的民间车辆当成街垒等等，其中也出现了『歼灭机动队』这样的口号。我感觉到这将会使群众运动变得越来越孤立。」

武装内斗又进一步让道德的退步更加恶化。在第四章已经提过，早大全共斗的学生向铃木邦男说道，「民奴根本不是人，只是日共的遥控人偶。爱怎么揍就怎么揍啦。不然，跟民奴的女人干一炮吧。民奴啥的，就是痛扁！干死！然后歼灭他们啦。」

另外，在第十四章曾提及的武装斗争论者泷田修在一九七一年这么说：[46]「没有扔出过一发炸弹，谁会尊重你。」「引爆瓦斯的话，人就会死。这不仅限于机动队，普通人也会死。这种事也是没办法的不是吗？」在此，一般市民的牺牲等等，在他空想的暴力论面前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一如第十四章记载的那样，泷田在被逮捕后表示，自己当时的发言只是「应时代氛围的要求而出现的话语」。

当时年轻人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我确认」的「表现行为」。那么，为了自我确认与表现行为，杀害机动队员或一般民众、强姦对立党派的女性、破坏民间的车辆及房屋也没关系吗？这些是无法被正当化的行为。

第四个批判点，是运动内的责任意识。吉野源三郎在一九六九年这么说：[47]

「我曾参加过三次学生们的斗争，也将头部受伤的学生送往医院过。在基层士兵的阵列中挥舞角材的都是些二十岁左右，才刚脱离孩子阶段的青年。让这些人进行这样的行动，会搞出什么事来呢？我认为担任领导的人们必须澈底地仔细思考这件事。」

笔者在撰写本书时，阅读了许多党派或全共斗的中坚运动者和干部的回忆录及谈话。然而，其中记载着由于自己拙劣的作战与指挥，导致在部下中出现许多伤者与被捕者，因而感到悔恨的，除了受到集中指责的联合赤军干部外，寥寥可数。

也有人会说，执行逮捕的是警察，负责指挥的自己没有责任。然而关于这个问题，丸山真男已经在一九五六年的〈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中，以讨论共产党的战争责任的方式论述过了。丸山在文中论道，就阻止战争爆发失败的点上，共产党无法免除其「政治责任」，他这么说：[48]

「败军之将，就算他再怎么坚持到最后，他依然还是败军之将，无法以敌人的砲火比预期勐烈或手法的残忍，或者友方阵营的背叛来逃避指挥官的责任。因为战略与战术正应该是在对这一切的预测之上制定出来的才是。」

与此相关的，是东大全共斗对于安田讲堂攻防战的评价。过去从未有过採取了如此大规模笼城战术的大学斗争。因为大家清楚知道，就算採用了这样的战术也没有保护建物群的可能，作为大学斗争的「政治」性意义几乎为零。

如同在第十一章所见，东大全共斗也了解这件事，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表现自己斗争的意志才决意进行这样的行为。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东大全共斗的核心成员自己关起来抵抗，或者进行抗议的宣传，只有这样应该也行。一旦让东大全共斗的下级运动者以及党派的支援部队包围建物群进行围城，将会造成许多伤者与被捕者，甚至可能有人死亡。对于这样的情况，东大全共斗的干部们打算如何负起责任呢？

安田讲堂攻防战，为全国全共斗运动带来了不断重复模仿「玉碎」的结果。这似乎也对之后的日本社会运动带来了最后终将败北的观念，因此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东大全共斗的前核心成员也许会进行以下这样的反驳：东大全共斗是不具有中心的自由参加的运动体，并非是由指挥部发出了命令，因此用像是存在着指挥部一样地谈论领导者的责任并不合情理。

但是安东仁兵卫在一九七二年的评论认为，东大全共斗说是没有指挥部的运动体，实际上是「无责任的体系」。安东说道，「谁进行了武装内斗没人知道。谁在何时进行了这样的斗争，在怎么样的组织责任下做出了决定没人知道。纵使有行动，责任的归属也不明」、「东大全共斗虽然有议长、也有几个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明星，但政治责任、组织责任到底如何归属并不清楚」、「在自我否定之前，简单的自制能力与责任似乎已经麻痺了」、「甚至连自己的罪由自己来评断的分寸也没有。这样怎么能谈论自主管理、学生权力等等之类的呢？」[49]

笔者为了书写《「民主」与「爱国」》，阅读了包含干部将校在内的许多前日本军人的回忆录。他们大多并未表达出对于沦为战场的亚洲各地区人们的责任意识。然而，因为自己拙劣的指挥作战造成部下丧生，并为此感到悔恨的回忆录，虽然并非多数但也不算少见。

当时的年轻人们，批判父母辈世代参与了侵略战争。但稍微比他们年少的四方田犬彦，在二○○三年指出，这个世代的斗争体验者「自豪地回忆着在游行中被逮捕后的拘留所经验」、「得意地谈论着现在成为名人的某某人当时属于哪个党派等等琐碎的情报」，他「遇到这些人遇到都烦了」，并写道「这与我父亲那个世代在战后复员回来，自豪地展示着过去军队的荣光与同袍之情的故事有什么不同？」[50]而且，如果这样的他们对于过去的斗争，也没有向战争体验者们那样的悔恨之情的话，那么其斗争的道德就该遭到质疑。

40.川上彻〈六九年秋–七二年四月——思考の轨迹〉（收录于川上、大洼前揭〔第二章〕《素描．一九六○年代》）页二五九—二六○。在这篇文章中，川上用笔记详细记述了，前揭的吉野源三郎及藤田省三对谈中的吉野的发言，公开刊行时他表示「应该是非常感同身受地读完了」（页二五九）。↺

41.川上前揭（第十章）〈东大闘争前后〉页二四四—二四五。↺

42.读卖新闻大坂本社社会部前揭（第十六章）《连合赤军》页四五。↺

43.中岛前揭（第二章）〈新しい科学．技术者运动の胎动〉页三六。↺

44.以下关于金城的引用出自金城前揭（第十四章）《沖縄処分》页一四四。↺

45.吉川前揭〈国境をこえた『个人原理』〉页二五八。↺

46.泷田修〈暴力と叛乱への序説〉（初出《逆光の思想》三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泷田修《昔の名前で出ています》新泉社、一九八二年收录于）页四九、五六。↺

47.吉野、藤田前揭〈戦后民主主义の原理を考える〉页二○。↺

48.丸山眞男〈戦争责任论の盲点〉（初出《思想》一九五六年三月号，收录于丸山《戦中と戦后の间》みすず书房，一九七六年） 页六○二。↺

49.安东、上野前揭〈学生运动五年の轨迹〉页二二二、二二三。↺

50.四方田前揭（第一章）《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页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