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学生嘲笑教授们,但实际自主管理大学并非易事。从结论而言,此事超越了学生的能力。
竹村在斗争后也写道,「回头看当时,老实说,〔学生们制订的〕这些学程绝对称不上优秀,看不出有任何特别的方向性。」「问题出在思考方向性之前,也就是我们作为主人公,以自己的手掌握大学,究竟想做些什么?」「因此,当获得场域后,许多时候在思考『做什么』时便陷入困境……这只意味着自身的实力并不足够。」[43]
如前所述,学生们首先自行选书并开读书会,之后做报告与讨论。对欲学习的事物进行自主学习,这种志向超前于自身的实力。学生们彼此仅具备程度相近的知识与学力,他们即便开读书会或讨论也不具发展性,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察觉。
根据竹村的说法,学生们对「教授会缺乏自治能力」而愤怒,以街垒封锁校园并驱逐教授,「如果学生们的能力近似教授,即便教授们都把自己关在研究室,仅凭学生也能独自营运大学吧。」[44]就算教授想在教室内讲课,但学生们却主持着比教授更优秀的课程与研究会,如此一来学生方即可聚集更多学生,向教授展现实力,这应该是理想的状态。
但据竹村称,「这样的意图并无法在短期间内达成。学生们很快就意识到,需要耗费长时间累积自身实力后才能达到目标。」[45]因为如此,横滨国大的学生们在二月九日开始自主管理后,很快地就在二月底时「自主管理开始显露疲态。」[46]
铃木博雄在前述《学生运动》着作中如此叙述[47]:以学费调涨或其他问题进行斗争,即便一时兴盛,「随着问题是否能被解决逐渐明朗后,通常全体学生的高昂情绪便会衰退,持续期间顶多一周至两周。」果然,二月九日开始的自主管理,到两周后的二月底横滨国大的学生们即显露疲态。
此外,铃木在《学生运动》中也如此说明[48]:「即便学生对大学教育的现状多所不满,面对使用罢课等手段长期中断大学教育后,也对〔升级或毕业出现危机〕的状态感到极度不安……经过激昂的一、两周后,必然会明显出现部分学生脱离的状况。」
早大斗争的最高昂期被形容为有如校庆一般,但祭典或狂欢节之类正常不过数日,无法维持一到两周。无论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或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全校高昂期皆是「一周到两周」,之后感受到留级或毕业危机的四年级生,及其他的普通学生,就开始诉求停止罢课。根据公安调查厅的资料,大约二月底到三月初,横滨国大也出现「四年级生的毕业认定成为问题,该些学生们逐渐远离纷争」的状况[49]。
为了突破现况,横滨国大的学生们从校外邀请讲师。既然学识程度相同的学生举办的学习会无法达到效果,就只剩下从校外招聘讲师的方法。
根据当时的斗争日志,从校外延揽讲师的演讲,依照如下日程举行[50]:
二月二十四日 演讲 五十岚吉雄「参加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教师会议」
二十六日 演讲 羽仁五郎「大学是学生的」
演讲 野村重雄「从经济政策看教育投资论」
二十八日 演讲 里美实「从教育政策看教育投资论」
三月一日 演讲 高山英男「儿童产业论」
二日 演讲 津田道夫「国家论」
三日 演讲 阿部进「儿童研究论」
四日 演讲 山田宗睦「认识论」
实际上,前述羽仁五郎获得学生「压倒性支持」的演讲,也被当作摆脱这种困境的演讲之一。如前所述,此演讲获得好评,「半途呈现疲软的自主管理,又唤醒了年轻的活力。」[51]
即便如此,根据竹村的说法,招聘校外讲师「虽然有补足骤然施行的自主学程之意」,但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行动。竹村称,校外讲师演讲时「学生拼命地记笔记,但能够理解多少演讲内容却是个问题」,无非是抱持着「只要学生邀请也能获得讲师协助,至少学生能办得到这点」的「自信」之举罢了[52]。学生的能力无法达到自主管理这个理想的高度,而且在理解校外讲师的演讲上,也很难说具备足够的能力。
铃木博雄在其着作《学生运动》中,如此评价横滨国大的学生自主管理运动[53]:「其内容,(一)无法管理行政事务,(二)虽然编定自主学程,但无非是读书会与演讲会,换言之,此类授课内容都无法取得学分认定。从这两点来看,『由大学生的手来管理大学』这个理念,等于以大为萎缩的状态告终。」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的《横滨国大新闻》如此叙述[54]:
自主管理是学生把不积极交涉的教授逐出校园时命名的斗争形态,不过随着时间经过,这个词汇也显现出自己的意义,促成学生提高自身的自立性。这个自主管理日后发展成以自主学程为目标的斗争,而这个斗争至多就是为了要求完全撤回〔学部名称变更〕的战术。即便演讲会也纳入学程中,也从最初在上午、下午排满一般通识到各专业科目的课程,到后来不得不减少成只有上午安排课程。
有位老师认为,学生把自主管理从手段变成目的,是为了打造、形成公社。然则,如果自主管理变成目的,那就不会开口要求交涉,也不会减少演讲会。很遗憾的,因为这场斗争的性格,自主管理只变成一种抗议形态,并且不得不就此止步。
即便在上午、下午排满自主学程与演讲会,全数参加的热心学生并没有那么多。因此学程课不得不减量,而且不得不要求教授们重新展开谈判,讨论撤回更改学部名称一事。如后所述,日后各大学发起全共斗运动时,屡屡举办自主讲座,但随着罢课长期化,便无法避免参与学生人数的流失。
横滨国大中央斗争委员长三户部贵士在斗争后的文章中回忆道,「在那场斗争中,把我们一直以来累积的理论全都用上了。」[55]同时铃木博雄则评论道,「一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孤立状态下,能在当前体制下达到的自主管理,最终,理所当然只有这种程度,而且无法超越。」[56]缺乏经验与学识的学生们,即便投注全力也只得到这种程度的评语,虽然冷峻严厉,但可说十分恰当。
实际上,横滨国大中央斗争委员会有认识到,仅靠一所大学进行抵抗有其极限,因此尝试过联络应该也面临同样问题的全国二十二处学艺大学、学艺学部,企图组织统一战线,发展成全国斗争。但三户部在斗争后表示,大多数培养教师的学部都由民青掌控自治会,他们以横滨国大自治会是包含许多新左翼党派运动者的「托洛斯基分子」组织为由,拒绝组成统一战线[57]。
在这种状况下,虽然不尽理想,但自主管理斗争依旧持续下去。如前所述,一九六六年的横滨国大斗争中,自二月至三月坚持了约一个月的自主管理,学生到校率也维持在四成左右。四成这个数字是高是低,评价相当分歧,但比起大多数学生都成为不到校「睡罢课派」的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可说处于更佳状态。
不过,当时公安调查厅的秘密调查资料给予的评价却比铃木更严厉。该资料指出,学艺学部的学生约七百人,他们只对与自身将来有关的问题表现关心,并有很高的活动参与率。但学艺学部的学生只占横滨国大全部学生的三成左右,工学部与经济学部的普通学生几乎不关心此次运动,这些学部中仅有学生运动者表达支持。因此公安调查厅概算,在横滨国大的四千九百六十名学生中,运动者占四%,积极支持派占二十%,不关心派占七十六%[58]。
但即便公安调查厅的概算正确,学艺学部学生只占全大学的三成左右,运动者与积极支持派合计却能达二十四%,这也显示学艺学部中有相当人数的学生参与斗争。然而,自主管理到了三月已达极限,校外讲师的连续演讲会也于三月四日停止,三月九日与教授会重新开始团交。
重新交涉几乎是连日进行。三月十一日有学生约八百人、教授约七十人,耗时二十八小时;三月十六日有学生约六百人与教授约四十人,耗时三十八小时,使用大教室彻夜进行团交。在这些团交中,教授会一方针对未事前告知学生便更改学部名称,以及未充分审议便议决更改学部名称两点,进行了自我批评[59]。
重新交涉的最终日,是从三月十六日上午起一直持续到十七日的彻夜团交。十六日下午的交涉,中央斗争委员长三户部在约六百名学生面前发表以下开场白[60]:
在三月十一日、十二日的彻夜团交中,老师们提及一月六日教授会决定把学艺学部改称教育学部时未事先告知自治会,以及该决定未经充分审议,对此表达反省之意。今天也自我批评当时教授会的决定缺乏社会知觉。身为真理传播者的教授会,应当採纳学生的要求,澈底撤销变更学部名。我们对国家步步进逼控管教育感到极端恐惧。……我们希望校方承认变更学部名是错误决定,并加以道歉。然而校方却没有明确的自我批评。青木校长虽表示「引发此等事态,大家可叫我大笨蛋」,但这不是个人层次的问题。变更学部名完全是错误的。希望说清楚「缺乏社会知觉」代表什么意思。没有任何老师明确说出「你们这里错了。」没有老师自豪地说明变更的理由。我们想对你们说,过则勿惮改。基于全校学生的心声,我们再度要求澈底撤销学部名变更。(全场热烈鼓掌)
团交时,偶尔学生会对教授发出污言秽语的叫嚣。不过,上述发言还是表现出他们希望大学教授是「真理传播者」。三户部所言之「没有任何老师明确说出『你们这里错了。』没有老师自豪地说明变更的理由」,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情感。比起左顾右盼的模煳发言,即便是反对意见也好,学生们更期待教授摆出应有的凛然态度来发言。
学生在团交上对教授发出的脏话叫嚣,是对模煳说法感到焦躁,希望听到符合「真理传播者」身分的凛然发言,可说属于一种求爱行为。一九六八年的东大斗争中,一贯「模煳回答」的大河内校长在会晤上惹恼学生,而贯彻保守主张的林健太郎则获得学生的好评。
遭学生追究的教授一方,自我批评未充分意识到变更学部名属于文部省反动文教政策的一环,其中存在着问题。然而,教授方也不断说明,不仅在学艺学部教授会,并且也在全校评议会决议更改学部名,如此一来,问题已经提升到国会层级,靠他们的能力也无法解决。
三户部指出,大坂学艺大学与秋田大学学艺学部因教授会拒绝更名,所以国会也将他们排除在外,逼问教授们「未获得大学同意,文部省应将其取消。这就是大学自治。为何做不到呢?」在女学生们齐唿「请回答!」男学生怒吼「把话说清楚」之中,教授们却只是呆然不语[61]。
教授们不得不承认学生方的追究有一定道理,以及趁着寒假偷袭决议更改学部名实属卑劣。但是,他们也没有勇气撤销决议,并与文部省澈底抗战。
最终,因彻夜团交而疲惫不堪的教授们说,「你们说的我理解,但校方也必须遗憾地说,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撤销学部名更改」,并在学生面前哭了出来。看着教授流泪,学生方也开始哭泣。据当时报导称,「至今为止竭尽全力,最终仍无法撤销,感知此事的学生们哭了起来,三户部君也流下眼泪。」[62]
横滨国大斗争委员会的全国规模斗争遭拒绝后陷入了困境。三月十七日团交之后,斗争委员会执行部表示「依现行状态持续斗争的话,面临毕业典礼与入学考试的到来,校长肯定会依据『管理命令』找来警队。现在的状况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完全撤销,但除此之外,只要能要求的全部都要要求。」对于这样的提案,学生花了三天进行班级、研究室讨论[63]。
三月二十日,教授会与学生自治代表会进行谈判,学生方以「能要求的全部都要要求」的决心展开交涉,并与教授会一方达成如下约定[64]:
(一)站在团交过程中提出之三项自我批评基础上,向学生及其家庭邮寄道歉文;(二)确立对反动文教政策的立场;(三)不废止学艺学士学位;(四)于学生自治会与教授会两者间设立协议会;(五)对斗争期间中的学生不施加处罚;(六)立即全面中止伴随学部改名而来的学部设置基准与教师证照法修订,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学程修订;(七)不改变大学、学部的基本经营方针;(八)不变更学部的基本理念。
总的而言,即与学生约定虽然承认学部名称变更,但不变更学程与学部经营方式,并于教授会与学生自治会之间设立协议会。设置协议会在一九六五年庆大斗争中亦为收拾罢课事态的条件,但实际上则变为校方片面的说明会。横滨国大的学生为了能更深入参与大学经营的场域,而要求设置协议会。
如此一来,三月二十五日结束了罢课。对于横滨国大斗争的结果有各式各样的评价。大多数评论都将此斗争定位为失败,因为虽然设置了协议会也成功阻止了学程修订,但终究通过学部改名。另方面,《图书新闻》则报导学生之间「并无败北的挫折感。」[65]
关于自主管理的评价也相当分歧。《横滨国大新闻》评价,自主管理在此斗争中仅止于「战术」、「抗议形态」,此于前文已提及。《都立大学新闻》认为「现在社会体制必然会追求把学生商品化」,而自主管理就是「与之对抗,主张真正的教育与真正的人性者之斗争形态」,但斗争「却未朝追求真正的教育的方向迈进,仅被当作处理麻痺体制的一种方策,最终导致悲剧的结果。」《图书新闻》也表示,自主管理「只被当作战术来採用」,「若能把弱小化的公社透过原则性、纲领性的问题加以澈底检讨,并把废除既存学校教育当作目标,则横滨国大、学艺学部的战斗,将能产生更多的迴响。」[66]
斗争当事者们明白自主管理是自然产生的,故对于难以将其理论化其实抱有自觉。竹村在斗争之后的文章中如此叙述[67]:「支持自主管理的思想是什么?那仅仅是刚萌芽的想法,无法从中求得某种体系化思想。」「关于自主管理是什么,若不怕招来误解而尝试回答的话……那便是持续了一个月,而且现在总归结束了,只能这样回答。」
虽说如此,横滨国大斗争仍以自主讲座这种斗争形态而闻名。此与街垒并列,对经济高度成长下直接面临认同危机与「现代的不幸」的学生们而言,同样是确认自我与品尝「活着的真实感」的,充满魅力的斗争形态。
因此,这种斗争方法扩散到日本全国。明治大学、中央大学、东北福祉大学等斗争皆受此战术影响,之后全共斗运动时,也广泛举行自主讲座。据公安调查厅称,横滨国大斗争最高昂时期,「因为早大纷争正走到顶点的关系,为了澈底学会『自主学程的方法』,早大学生运动者连日前来支援、参加。」[68]
而一九六六年初的横滨国大斗争与早大斗争,当然引起新左翼党派的瞩目。到庆大斗争为止并不关注校园斗争的各新左翼党派,也开始关心校园斗争。
然而,新左翼党派对校园斗争的定位,仍旧不离各党派的革命路线。例如一九六六年五月,前往参观早大斗争与横滨国大斗争的中核派干部北小路敏,写出一篇名为〈复甦的「战斗全学联」〉的论文。文章的主要论点指出,至六○年代中期停滞的学生运动,在大学斗争这个新场域获得了重生。但我们不能忘记北小路在文中附加一段说明[69]:
横滨国大斗争中,我对一点感到忧心,即不可否认的是,可能有学生把「自主管理斗争的教训」视为透过自己的手打造与大学不同的学程,并误解藉由这种对立可以重造大学。
若不顾今日大学的反动化是资本制社会本身的产物这一严酷的现实,认为可以在今天实现「原本的大学」(这个词汇究竟意味什么也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想法不过是一种幻想。
北小路如此主张:「斗争的真正成果并非在今日实现『原本的大学』,而是如何产出以及能产出多少在当下战斗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了打造包含『原本的大学』在内的『原本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这才是重点。」接着,「明确认识到现在大学的问题并不在『校内问题』这点」,有必要「打破动不动就将其视为『校内问题』的看法」,「迫切需要的,是将其当作全国性政治斗争的一环来处理。」
铃木博雄同样指出,在体制内的自主管理有其极限。但根据北小路的说法,大学问题只要不打倒资本主义社会便无法解决。在这个前提下,大学斗争的目标就是能够扩增多少「在当下战斗的革命知识分子」,换言之,就是能扩增多少自己新左翼党派的同盟成员。北小路的这种主张,虽说承认大学斗争具有一定意义,但基本上仍带着蔑视的态度,认为这基本上是「未与革命连结的校内主义」,这显示出他的论述仍与庆大斗争之前的根本认知并无二致。
这种观点未能注意到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社会的激烈变化,导致学生们直接面对包含认同焦虑在内的各种「现代的不幸」。北小路或许因为有过参观早大斗争与横滨国大斗争的经验,在前述文章中也记道「我在这么写的同时,屡屡也对自己是否真的能正确掌握这些斗争而感到不安。」[70]但他对大学斗争的最终定位并无改变。
第四章也引用过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于二○○○年的文章[71]:「政治党派几乎都不了解开始成为重大潮流的大学斗争。他们几乎没有从社会层面去理解的观点。大学斗争是社会运动,而非政治运动。」不仅如此,「在大学他们只懂得找加入党派的运动者,政治党派终究不理解大学斗争」,「只有在支持行动型态的激进性上做出一点连结」。但三上是否在当时便有这种认知,仍值得怀疑。
此外,自主讲座的形式虽然波及全日本的大学斗争,但却谈不上思想上的深化。第四章介绍过的社会学者高桥彻于一九六八年曾如此说道[72]:「现在校园斗争中逐渐蔚为流行的『学生根据自主学程进行自修』……可说是种独特的尝试。但实际上即便热烈企划此理念……仍无法将『学生力量(student power)』的知识性面向当作一种再生产机制加以制度化。现实中,最后只成为罢课时吸引学生群众的『暂时性活动』而告终。」
无论如何,街垒与自主讲座发生自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迅速普及。就在新左翼党派与普通学生处于同床异梦的状况中,一九六六年至六七年大学斗争的数量愈益增加。
43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六五页。↺
44 同前论文六八页。↺
45 同前论文六八页。↺
46 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
47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一四四页。↺
48 同前书一四四页。↺
49 前揭公安调査庁〈横浜国立大纷争〉八五页。↺
50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附录日志七○页。又,前揭公安调査厅〈横浜国立大纷争〉八四页中刊载的演讲日志与竹村的版本略有出入,二月二十八日举行高山英男〈戦后児童文学论〉、三月一日举行里见実〈マンパワーポリシイ〉、三月五日举行仓石庸〈教员养成の歴史〉与梅根悟〈教员养成制度の歴史と现実〉等演讲,何者正确现在已无法确认,此处先以身处斗争内部的竹村日志为准。↺
51 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
52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六五—六六页。↺
53 同前书一四三页。↺
54 前揭铃木书一四五页再引用。此处指出演讲只能在上午举行,但前揭公安调査厅〈横浜国立大纷争〉八五页中则记道「自主学程举办期间的活动为,上午举行全体集会、各科班级讨论,午后举办演讲的形式进行」。何者正确,照例无法判别。↺
55 前揭三戸部〈学园闘争.残された课题〉九六页。↺
56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一四三页。↺
57 前揭三戸部〈学园闘争.残された课题〉九八页。↺
58 前揭公安调査庁〈横浜国大纷争〉八六页。↺
59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附录日志七○页。↺
60 以下三户部的发言出自前揭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一六页。↺
61 同前论文一一七页。↺
62 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
63 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二六页。↺
64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附录日志七○页。↺
65 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关于解除罢课之日,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附录日志中记载三月二十五日「解除罢课」,但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中记载「学生发布解除罢课宣言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此处,比起外部记者报导的〈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毋宁採用身处斗争内部的竹村日志。↺
66 〈隷属と屈従の「秩序」へ〉(《都立大学新闻》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号)。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
67 前揭竹村〈自主管理の确立を〉。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六四页。↺
68 前揭公安调査庁〈横浜国立大纷争〉八五页。↺
69 以下北小路的引用出自前揭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三○,一二八页。↺
70 同前论文一三一页。↺
71 前揭三上(序章)《一九六○年代论Ⅱ》八三,一○八页。↺
72 前揭高桥(第二章)〈直接行动の心理と思想〉一三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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