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引用的普通学生心声可以看出，他们并非基于包含马克思思想在内的特定思想而参加运动。他们高举的标语或看板上书写的口号许多都是「忘了福泽精神了吗？」「这仍是我最爱的大学，可是三十六万日圆有点过分。」「是陆之王者#1，还是金钱的追逐者？」[41]

学生集会上唱的也非《国际歌》等左翼歌曲，而是庆大校歌或应援歌。据当时报导称，某女学生曾对提出「如果大学这么苦于财政，老师，我会用我的嫁妆买大学的债券」，不过她仍诉求反对学费调涨。当时的《读卖新闻》曾给这些「学生们的主张」下了一个标题：〈因爱校心而反对高学费——不要只给有钱人开门〉[42]。

除了原本运动者就少，加上普通学生大量参加，活动便远离新左翼党派或民青的思想而扩大。斗争委员由有志担任的学生担纲，在日吉校区即达两千人[43]。一月二十七日的第一届全校大会上，当「阻止学费调涨全校斗争委员会」成立之际，选出的执行部人员大多数也是普通学生。

因此，全校斗争委员会拒绝校外各新左翼党派的支援提议，採取靠庆大学生的意志推动运动的立场。其理由是「若工会或其他大学自治会介入，我们将有被政治运动利用的危险。我们凭着爱校的精神，只为了大学的将来推行运动。」[44]

运动形态也出现了变化。此前的大学罢课斗争之类，是由掌控自治会的共产党或新左翼党派运动者决定斗争方针，将其传达给各班级的运动者，他们在班会讨论上诱导，使方针广获认可，之后在形式上通过全校投票决定，便可以「全校投票决定」的理由要求普通学生配合，这类形态不在少数。

不过一九六七年的公安警察资料则如此描写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45]：「因『全校斗争委员会』执行部多选出普通学生担任，故所有的斗争方针、战术等皆由全校投票决定，此与过往校园纷争的旧形态（由学生运动者掌控的执行部决定方针→班级委员会上讨论→普通学生）有质的不同，出现了称为『直接民主制斗争型』的斗争类型。」当时的《朝日Journal》杂志也形容「庆应的斗争被称为直接民主主义。」[46]

这种「直接民主主义」以学生能直接参与的班会讨论为基础。如第一章所述，当时的学生们对形式化的议会制民主採取批判的态度。此外，同样如第一章所述，他们是在战后的民主教育中受老师教导「带有问题意识，用言语表达出来，进行深入讨论」的世代。他们将初等教育中学到的理念，原封不动地实践于大学的斗争中。

此外，从班级委员提出「比起班会讨论不如直接向上抵抗」的说法可以看出，相较于将反对学费调涨等运动仅视为「改良主义」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普通学生的反应更加敏感。结果便是班会讨论比自治会上层更先进入白热化，并进一步影响到全校斗争委员会的决定。

而这个斗争中很幸运地，掌控自治会的FRONT，如第四章所述属于重视直接民主主义的结构改革派，对于累积班会讨论来决定自治会方针的倾向表示欢迎。某全校自治会委员表示，「就在担心不知何时运动会虎头蛇尾结束时，由下而上涌来的冲劲，甚至让接近万人的全校生大会都振奋起来。」[47]

斗争也展开了新的形态。由各学部组成斗争委员会，与由保守派或新左翼党派掌控的自治会分别筹划罢课。大一与大二生所在的日吉校区中，必须自主管理被街垒封锁的校区，各班级组成留宿部队，自发性地规划夜间巡逻时间表[48]。

为留宿部队准备饮食、进行街头募款以筹集斗争资金等，也都由普通学生自发提案、实施。在日吉校区的西井表示，「此时普通的学生积极提案，提出的想法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不知道对方从哪里冒出这么有创造性的点子。」[49]

掌控全校自治会的构改派在运动后的总结中如此叙述[50]：「一直以来都不理睬普通学生的各自治会周边，眼看着建构出了新的秩序，而运动的紧张感吸引了广大的大学生，不再侷限于过往的运动者，他们还自发地把自己与新纪律衔接起来。」这种跳脱自治会框架，由各学部或学科组成斗争委员会的斗争方式，成为日后全共斗运动的原型。

熟知学生运动的评论家中岛诚认为，一九六五年这个时机之所以会产生新的斗争形态，乃是因学生追求世代交替。亦即，「〔六○年〕安保之年的大一生已经在〔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春天毕业，几乎全以『安后派』为主体」进行斗争，这便是庆大斗争的特徵[51]。

或许，正因庆大的新左翼党派弱势，加上中岛所言的世代交替，才是让新斗争形态发生的原因。此外，相对于战争期间接受皇国初等教育的六○年安保斗争世代，一九六五年以后成为大学生的世代是在战后民主教育下成长，习惯透过讨论管理班级。

而「直接民主主义」的「新秩序」，让学生可以一吐真心话，彼此建立连结，这让他们体会到在充斥量产型授课的大学生活中所欠缺的喜悦。经济系的某一年级学生面对周刊杂志採访时如此回答[52]：

「入学以来的一年间，同班同学从未像这次运动一样聚集在一起。班会讨论决定放弃上课时，全班七十七人中多达六十五人出席了。其中反对罢课的有三人。即便外语课的时候，出席人数也未达五十人啊。就是凑足了这么多人。托此之福，我也记得许多同学的长相与名字。」

斗争中学生的交流，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喜悦。当时《朝日新闻》报导，「也有学生对『在斗争中成为活动委员，首次结交了许多朋友』而感到开心。这么说的时候，脸上露出彷彿在量产型教育中找到绿洲般的表情……」[53]

斗争中特别吸引学生们的就是街垒。在因街垒而进入自主管理状态的校园中，学生们彷彿处于校庆前一天或毕业旅行的夜晚般，彻夜自由讨论，互相吐露真实想法，一同用餐，于此找到了携手行动的乐趣。

据西井表示，学生们把呈现这种状态的日吉校区称为「日吉公社」。「学生们在街垒封锁的校园内，开始讴歌自由自在的生活。虽然是一月，但在有如春天的温暖阳光中，日吉公社甚至散发着一种牧歌式的氛围。」「还不时可听到各班级打算办读书会，或者在自主授课中担任教师等等交换意见的话语。」[54]

斗争后学生们编辑的册子中刊载了一篇文章，对斗争做了如下回顾[55]：「我们在大学生活中尝到的连带感，与早庆战、三田祭并列的还有那一天那一刻在日吉的山丘，不，应该说后者的体验是远超前者的。那时彷彿所有人都充满了生气与活力。在那里，有诗。是的，所以那个无法言传之物，保存在我们心中。你可以称之为『体验』。身在『现场』的体验，实在无与伦比。」这种连带感与感动，日后也成为全共斗运动吸引许多学生的要素。

西井回忆日吉校区的街垒空间，如此描述[56]：「街垒是新战线的标志。」「组织〔因不关心政治而〕未加入自治会的大量学生所执行的首次行动，很明显地就是打造街垒这个全体的劳力作业。彷彿从该劳动中经歷了出生以来最初的共同体验。深夜街垒中的巡逻，切身感受到了自己并非孤单一人，而是与睡眠中的伙伴们一同活在当下。」

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变动与量产型教育，使青年们开始烦恼于孤独感与认同焦虑等「现代的不幸」。对他们而言，能实际感受到「自己并非孤单一人，而是与睡眠中的伙伴们一同活在当下」的街垒，充满庞大的魅力。

前述的三上治如此描述一九六五年底中央大学街垒的魅力[57]：「街垒封锁的下的解放感，蕴含着巨大的快乐，学生们深受吸引。正因如此，之后学生们几乎每年都重复街垒封锁。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斗争形态便扩散开来。街垒空间打造出了一个新的空间，学生在里面生龙活虎。」

三上又如此写道，「〔街垒〕把老是泡在麻将间的学生们叫回〔到斗争〕。拼命招募也不看一眼学生运动的学生们也很精明，见到斗争有趣，自然而然便聚集过来。快要开始街垒罢课时，附近大家认识的麻将间阿姨跑来吐苦水，告诉大家运动别搞太久喔。街垒就是如此吸引学生。」

三上更进一步写道，「这也可说是对『无力感』、『无事可干』等空虚感〔的抵抗〕。经济高度成长中，他们察觉到物质富裕，换来浸透内心的空虚感，而这种空虚感即以街垒的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街垒是「现代的不幸」的特效药。

庆大斗争后《三田新闻》刊登的学生文章中，举出以量产型教育为象徵的大学生活有多空虚，以及斗争有多充实，将两者对比说明[58]：

我必须战斗。我们吶喊大学四年最终不过是碌碌无为的时光，愤世嫉俗地说人生就是一连串那样的时光，这样的看法或许是太过天真了。

高四时代并非全是黑白的。不过心中一直有「如果进入大学的话……」的念头，也是事实。

某个时候聊到，入学典礼那天的「沮丧」心情，似乎每个人都体验过。……入学之前藉由深信「所谓的大学就是这样的」，藉着习惯这种状况，试着安抚自己。等考上时「大学」已经在我心中过度膨胀。……孤立化的个人内心荒芜支配着校园，人们寻求「避难所」来逃避。麻将、耽溺于性爱，无精打采地度过每一天。……

我思索，大学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在「大学」里的生活。「大学」应该是存在我的心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必须战斗。不能拿「大学的大众社会化」这种词汇来让自己安心。那是旁观者的词汇。……

然后，我们经歷了学费斗争。

那超乎预期的盛况，以及与朋友花许多小时持续热烈议论，都让我结交了许多好友。「大学」存于我们的意识中，那正是我们想要的。……

毕竟，我们是大学生，所以不该盲从任何理论、伦理，想要保持自主追求新思想与伦理的态度。托选不到小组研讨课与只能上巨型教室课之福，我打算以这种态度确立自我，藉此我才能成为真的大学生。在激烈示威中组成阵形时，这种坚信也更强烈了。

需再次说明的是，这个世代的青年们尚未脱离过往的大学观。但他们实际进入的大学，已在经济高度成长中变质，成为量化型教育的巨型大学。这种大学的实际状况一如上述学生的心声般，带给他们「这不是大学」的感觉。

当现实的大学与他们期待的大学不同时，他们就透过斗争创造「真正的大学」，认为藉此能具备「自主追求新思想与伦理的态度」，可以成为「真正的大学生」。这样的心理与「主体性」这个关键词，也是可于日后大学斗争中见到的特徵。

青年们想要取回「应有的大学形式」，而作为他们追求行动的一环，学生也自行规划学程。如第四章所述，构改派是庆大运动者的核心，他们擅长找讲师到校举行讨论集会。一九六七年，庆大三田理财学会评论称「〔一九六五年的〕学费斗争留下了直接民主与校园管理」，其中产生了「主体性的恢复与共同讨论带来的连带感」。当时构改派的一名成员如此回忆[59]：

那个呢，从斗争的群众性与规模大小来看，是二战后最大的……。毕竟全大学一百五十个班级中有一百四十九个班级参加斗争，哪个班级负责举旗，哪个负责设置纠察，大家讨论决定责任分摊。我们的口号是「从破坏的秩序中创造新的秩序」，由校园的学生推出自主的管理方针。斗争期间，学生制作学程，开设班级讨论与研讨课，希望从斗争理论中梳理出新的生活理论。各教室中举办与大学校方不同的教养课程讲座，从其他大学邀来讲师。作为学程运动之一，到处出现讨论越南的旋风，并且展开讨论集会。例如以越南问题为核心，选择与世界资本主义、人性、土地改革的相关主题，进行自主研讨课，各专门领域的教师也一同出席。

当时这种运动并无名称。但自第七章后述的横滨国大斗争命名为「自主讲座」后，也与街垒相同，成了全共斗运动的必採用战术。

这些学生们的行动与身影也在当时的电视上播放，使许多收视者感到惊讶。特别是在经济高度成长下的社会剧变中，感到认同焦虑与孤独感的青年们，见到罢课派的学生们生龙活虎的表现，甚至让人产生一种羡慕之感。当时尚是青年作家的石原慎太郎也是其中一人。

石原原本是十三岁时迎来日本战败的少国民世代。此世代童年时期被教导身为士兵而死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但突然面对战败，不少人都觉得丧失自己与社会的连结迴路。石原一九五六年以《太阳的季节》获得芥川赏，同年的座谈会上他反覆提及「有种彷彿空转般的虚脱感」，「空转，没有连带性」，「总是在思考如何能与社会连结，但无论怎么思考都没有答案。」[60]

如此的石原为了追求与「社会」、「国家」的连结，于六○年安保斗争时与江藤淳、大江健三郎等人组成「年轻日本之会」，开展反对安保修订运动。但六○年安保斗争之后，石原就任日生剧场的董事，参加跨太平洋游艇大赛等，透过艺术与运动努力克服「虚脱感」。

石原接触庆大斗争的报导时，适值他正进行这种摸索。感动的石原还写了一篇随笔〈你们也能做些什么〉[61]。在文章中他如此叙述：「每个青年透过充满个性的理念触手，直接连接全人类、整体社会、整个国家或者全世界，并对其带来影响，这种青年得以作为『最像青年的青年』之时代早已消逝。」「在〔过往的〕时代，青年创造自我，也完全等同于创造国家社会。那种无上幸福的青年形象，在我们日本处于现代国家黎明期的明治时代，四处可见。」

但六○年安保斗争失败后，搞政治运动的青年「自身信奉的革命理念简直脱离今日现实，实现理念的行动完全没有效果，这早就人尽皆知。……要说那已然是为了修改现实的行为，不如说那种世俗性的行为模式，仅仅在自我证明他们作为青年的精神年龄。」

不过，当石原见到电视上播放的庆大斗争中罢课派学生身影，对他们「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形象」、「真实的青年」感到非常感动。接着他极力称赞庆大学生们起身而行是「现代青年对社会最积极的，而且是唯一且有效的态度，让我们之中的某些人，不得不去做些什么，来控制、改变、创造。」「即便他们没有自觉，〔来自全学联运动的〕庆应少爷的罢课形式，从效能而言确实有起到作用。」

当时石原对庆大罢课的感动，似乎非常强烈。他当时还写了一篇小说，描述对不关心政治过着无趣每一天，对一切感到厌烦的四个年轻人，为了排遣无聊计画潜入首相大选会场，以硝化甘油让吊灯落下，最终失败且未改变任何事态，藉此揶揄青年的闭塞感与政治运动的贫瘠。但据他称，「与我小说中的主人公相较，庆应罢课的学生们远远更具革命精神，他们的行动是实质的革命。」

不过之后石原的注意力澈底转往其他方向。一九六六年他前去採访越战后，对于在该地承担国家命运而战斗（在他看来如此）的美军与南越政府军士兵非常感动，返国后写下〈关于祖国〉的随笔[62]。

文中他写道，「国家的理念与我的理念相符，国家的目的与我的目的相符，赌上这个目的而让两者的行为重合，只有这种幸福，才是青年至高无上的幸福」，主张明治时代日本的许多青年，都如同日俄战争中被视为军神的广濑武夫中佐般献身国家。他高唱「希望自己所属的国家社会，能展现出更强的团结力量所撑起的祖国形象」，之后于一九六八年成为自民党全国区参议员候选人，并以第一高票当选。

先不论石原的人生轨迹问题，确实不难想像庆大罢课的报导，会引起心怀空虚感的学生们一阵阵羡慕之意。接着以庆大罢课为开端，大学斗争急遽蔓延各地。

#1 译註：出自庆应义塾大学的校歌。↺

41 前揭〈きょう授业放弃〉。前揭〈「陆の王者か金の亡者か」〉二○页。↺

42 前揭〈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一二页。〈値上げ反対は爱校心〉（《読売新闻》一九五六年一月二九日）。↺

43 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三页。↺

44 前揭〈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一二页。↺

45 前揭公安调査庁〈庆大纷争〉七四页。↺

46 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三页。↺

47 前揭〈庆大纷争の残したもの〉。↺

48 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三页。↺

49 同前论文二二三页。↺

50 前揭公安调査庁〈庆大纷争〉七七页。↺

51 前揭中岛编着（第三章）《全学连》一三九页。↺

52 前揭〈庆応大学〝学园騒动〞始末记〉三四页。↺

53 前揭〈庆大纷争の残したもの〉。↺

54 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三页。↺

55 前揭大野（第二章）〈学生がかくも暴発する理由〉三一五—三一六页再引用。手册标题为《三田会一○九》，特辑则为〈学费闘争’六五〉。↺

56 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四页。↺

57 以下、三上の引用は前揭三上《一九六○年代论Ⅱ》三○，三二页。↺

58 杉下刚〈一卒业生の回想——忘れられない学费闘争〉（《三田新闻》一九六六年三月一六日）。↺

59 〈学费问题〉（首见于三田理财学会《批判と変革と创造の运动》一九六七年。《高度成长》毎日新闻社，二○○○年重新收录）一九四页。FRONT成员的回忆出自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二二三页。↺

60 高见顺．堀田善卫．三岛由纪夫．吉之淳之介．村上兵卫．石原慎太郎．木村徳三〈戦前派．戦中派．戦后派〉（《文艺》一九五六年七月号）四八，四九，五○页。石原在此座谈会上以「战后派」代表进行发言。有关石原的成长轨迹及「少国民世代」的心境，参照小熊前揭（第一章）《「民主」と「爱国」》第一五章。↺

61 以下此随笔的引用出自石原慎太郎〈君たちにも何か出来る〉（首见于《文艺》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之后收录于石原慎太郎《孤独なる戴冠》河出书房新社，一九六六年）二一六，二六二，二六○，二六二页。↺

62 石原慎太郎〈祖国について〉（收录于石原慎太郎《祖国のための白书》集英社，一九六八年。吉本隆明编《国家の思想》、《戦后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卷，筑摩书房，一九六九年重新收录）三六二，三六三，三七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