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的轻与重
李商隐的情爱诗，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无题诗，历来评论最多也最受注目。“尝读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明·杨基《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与此看法接近的古代学者还有吴乔、冯浩、纪昀等，认为商隐的无题诗中绝大部分是寓意于令狐绹。今天看对它们的过度诠释，会有不可承受之重；而仅做游戏闲笔来看，又似有不可接受之轻。它们其中一部分属于自语和自娱，并无过于具体的指向和思想玄机，尤其不可以做出有关人事细节的对号入座，那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将它们置于纯粹艺术的“中立自然状态”，超脱于具体的人与事，倒有可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审美。这就像欣赏一部纯粹的交响乐，大可不必也不需要将其具体旋律指认为风与水、山与海、松涛与雷鸣、潺潺溪流或人之哭泣欢笑。它触动我们的直觉，产生通感、共鸣和联想，唤起我们固有的审美力，也就足够了。它的审美实现随着具体接受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清代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说，商隐之无题诗“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这里仍然赋予无题诗过于沉重的任务。他言及“令人迷乱，夹杂不分”，却将重点放在了“实有寄托”上。这个寄托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其强烈的社会性、人事性，再具体一点就是指令狐绹，当时的宰相、权势者，即时势的代表、朝廷的代表。那么如此一来有些诗便有了具体对象，是达于上者，作求仕之用，而不仅是个人私下心绪的倾吐。它的工具性和使用性突然变得严重起来。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些无题诗的求仕之用，即它在仕途上的工具性，而更多与其情事暗喻联系起来又将如何？是不是会稍好一点儿？稍稍贴近了审美？答案同样是不一定，因为这方面的过度诠释更其离谱。有些所谓学术人士，居然从中考证出那么多荒唐离奇、褊狭诡诞甚至是庸俗下流的两性情节。什么偷窥宫女嫔妃，什么暗恋女道士，什么情场争夺失恋与怨恨，而且在在有名，源路清晰。它不仅给人荒谬感，而且趣味低下。无题诗加上了这样的负重，也就更加不堪承受。
实际上这样的拆解都是有悖于诗学和写作学的。它们抽离了艺术的本质属性，将诗歌错误地当成了史实记录。尽管一部分古典诗章的确具有这个功能，它们甚至可以看成诗人日记，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苏东坡、陆游等大诗人，都写有许多这样的文字，但其中的边界和特征还是非常清晰的。行笔不同，韵致不同，作用和赏读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可能有人会说，即便是诗日记也有不同，因为诗人不同而多有变异，那么李商隐的诗日记为什么不可以朦胧多解，扑朔迷离？这样说似乎有理，但既然朦胧如此、迷离如此，为什么又要做极其具体的指认？这时候割伤的危险不是更大？不可确指而非要强力为之，这势必就是一场歪曲和损毁，等于把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摔在地上，碎为八瓣，化为屑末以验其材质。这对于艺术审美当然是极大的痛苦，是不仁不义不伦不法之举。
事实上文学表达的制约边界，远比音乐要清晰得多。尽管如此，它的诗性核心，作为诗本身这种文学形式，是更加靠拢到音乐的方向。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诗是极为特别的，极致化、纵深化、模糊化，是这一艺术形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朦胧多解，当是一种常态。正如南宋诗论家严羽所讲：“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所以也正因为如此，诗与文，它们的使用性、它们的功效，往往有了很大的区别。文学作为公器，常常表现为文；而作为私用，常常表现为诗。
在古代诗人那里，诗与文相比，往往更为重文。所以李商隐生前自己动手编过文集，却没有编过诗集。其他一些诗人往往也是同样。比如王维的诗集是他死后由弟弟王缙收集编订，因为唐代宗喜欢这些诗作。韩愈一向不重视自己的诗：“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苏东坡也不重视自己的诗，经常酒后随意涂抹，然后不知所终，倒是对自己的《书传》《论语说》《易传》这三大著述极为重视，认为完成此事此生便不曾虚度：“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谕，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但后来又有多少人会注目他这“三大著述”？
文用以阐述思想主张、政治立场，在儒家士人看来极其重要；而诗大半是自娱自遣，或作为朋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欣赏之物。李商隐因为有更多委屈和心事，所以他的许多诗章并未出示，而是留给了自己。他的两性情感方面属于隐私，有些同僚之间存在的幽怨，也不足以与外人道。为什么有些诗写得如此隐晦？就因为是写给自己的，更因为诗中所表达的一切情愫，本来就难以说清，难以直言。“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玉山》）“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谒山》）“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无题二首·一》）“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屏风》）诗人的这些词句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可以诠释暗藏其中的玄机？这些诗章为我们的审美指出了一个路径，其实这样的路径不独存于李商隐的无题诗，而是存在于所有的杰作中。找到“上天梯”，无题方得解，不然也就只有“语未通”和“俱不知”了。
杜牧生前曾烧掉自己三分之二的诗文，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字既然是写给自己的，那么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时，它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李商隐的文字有多少失去、多少存留、多少是他不愿留下的，我们也无从知晓。
面对诗章，研究者必要认真，这是从事一切学术之正常心态。但是这种认真需要遵循审美规律和常识。体会生命的艺术，体会诗人如何通过艺术本身，帮助自己度过了至难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任务，是我们大可放松并由此而获得巨大艺术犒赏之途，而绝对不是强加给它们一些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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