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坡之异同

我们如果要刻意找一位与白居易相近的古代诗人，首先会想到宋代的苏东坡。因为两位诗人的相似处实在太多，比如同样高产，同样复杂而多趣，且同样多情和早熟。两个人在政坛上都抵达了高位，也都有过跌宕和遭贬的经历。他们都是进士出身，都曾参加过吏部应制举考试并被录取，在读书学问方面都具有一流的“童子功”，全都早慧。苏东坡少年时代就给一方名士、自己的老师改诗，并得到他的赞叹，后来又将八十万字的《汉书》手抄两遍。而白居易“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长大后依然勤奋苦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享有盛名，备受朝野瞩目。

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于酒肆与逆旅，连歌妓都夸耀自己能够背诵这首长诗。而苏东坡的一些诗词刚刚完成就“哄传于城中”（曾敏行《独醒杂志》），“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宋·马永卿《元城先生语录》）他们都有令人惊叹的力作传世，同样佳句数不胜数。两个人都呈现出一定的芜杂性，随意涂抹和抒发之作都有很多，记一时一事之情趣，在他们来说已成习惯，所以两人作品中都不乏灵动粲然的小诗，有晶莹剔透的杰作。

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都好酿酒和饮酒，又全都不胜酒力。他们都羡慕和效仿东晋的陶渊明，诗中经常提及陶渊明，写到酒，写到醉，对田园生活心向往之。白居易贬居江州之时，专门去寻陶渊明故居。“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诗，目想心拳拳。”（《访陶公旧宅并序》）而苏东坡则和遍陶渊明之诗，每一首诗都与之和唱，“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白居易和苏东坡都喜欢建筑居所，精心设计美化自己的居住环境。白居易退居渭村时筑构亭台，经常与族中弟侄亲朋亭中赏玩，远眺华山之碧峰，近观渭水之云帆。谪居江州修建庐山草堂，房前屋后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白石砌桥，青萝满墙，溪水绕舍，环佩叮咚；山中流云飞泉飘挂于檐间，地上红榴白莲辉映于池畔。后来复官改授忠州刺史，从江州入蜀。此处地偏人稀，非常荒凉，而且民风不开化。“好在天涯李使君，江头相见日黄昏。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初到忠州赠李六》）这首诗是他刚到忠州与前任刺史交接时的有感而发。尽管如此，他仍然用心经营，买来各种花树种于城东的一片坡地上，让它们茂长。杏树、梅树和白果等参杂种植，每日闲暇之时便带领僮仆荷锄挖渠引泉灌溉，铲土施肥培根固本，让它们枝繁叶茂，次第开放，并写下《东坡种花二首》《步东坡》《别种东坡花树两绝》等诗作。苏轼“东坡居士”的雅号，当来自白居易之“东坡”，这是他们二人心志相通的明证。

白居易在忠州时思念家乡的青槐：“我家渭水上，此树荫前墀。忽向天涯见，忆在故园时。”（《庭槐》）苏东坡初至贬地黄州，看到一株海棠树欣喜万分，怀疑它一定是鸟儿从千里之外的家乡蜀地衔来的种子：“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东坡在“陋邦”黄州建起了诗意盎然的“雪堂”和“南堂”，贬放岭南惠州，又筑起紫翠缥缈的白鹤峰新居；即便晚年被贬到最为荒蛮的海南儋州，还于山坡上搭起了一间畦菊环绕的草寮。

只要有一处居所，有那些绿色葱茏、芬芳四溢的花树，他们就可以阅读，就有自己相对安定的生活。这种经营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对一个思想者、一个精神的遨游者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是他们人生的立足点和发力点，无边的幻想由脚下铺开，直达邈远的时空。

白苏二人既风流多情，又那么痴情。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时候，曾亲自教授杭州歌妓演练“霓裳羽衣舞”：“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栗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霓裳羽衣歌》）诗中写到的玲珑、谢好、陈宠、沈平，都是杭州名妓。“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醉歌示伎人商玲珑》）“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唐·孟棨《本事诗·事感》）苏东坡守徐州结识名妓马盼盼，据说马盼盼痴情于东坡，东坡离任徐州后，她抑郁而终。东坡离开贬地黄州时，曾为当地官妓李琪留诗一首：“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赠黄州官妓》）在历史记载中，东坡还有“采菱”“拾翠”“榴花”等美妾，最有名的当是终生陪伴他的朝云。朝云是一个极为清丽脱俗的女子，“苏门四学士”之一、著名诗人秦观的《南柯子·霭霭迷春态》与书法家米芾的《满庭芳·咏茶》，都曾记录朝云之绝代风华。

他们多情多趣，有不尽的留恋，这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中都是触目的记录。

白居易一生念念不忘初恋情人湘灵，就因为对她的痴迷，直到三十六岁才结婚。他一生为湘灵写有多首诗章，如《邻女》《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寒闺夜》《长相思》《寄远》等诗作；在郁郁不乐的江州时期写下《感情》一诗，那个“东邻婵娟子”令他终生难忘。这样的深情眷念，与那些风花雪月、天生风流之人大有不同。苏东坡对第一个妻子王弗一往情深，曾写下千古悼亡绝唱《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与朝云情深意厚，留下了许多佳话。朝云的早逝对东坡当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那么他们二位有什么不同？比较起来好像苏东坡更为多趣，而且趣味散布在更多方面。比如他经常记一些日常琐屑，特别好吃，好奇心似乎更大。苏东坡更像一个性情中人，个性外露，锋芒远大于白居易。苏东坡比白居易更宏阔，白居易比苏东坡更通俗。苏东坡的人生跌宕更重，命运起伏更剧。他曾经身陷囹圄一百三十多天，被死亡阴影所笼罩，而白居易没有这种凶险的人生经历。这种差别可不得了，它决定了生命刻度上的深浅不同。一个致命，一个并非如此。纵观下来，两个人在仕途上的同与不同，皆由其生命性质所决定。白居易既无东坡之险，也就没有苏东坡那样深不见底的忧愤与伤绝，没有辽远无界的怅惘与叹息。既无“大江东去”之阔，又无“小乔初嫁”之叹。虚无与自嘲，悲凉与宏阔，种种情愫交织一体，古今同悲，酹祭江月。

白居易显然对苏东坡具有很深的影响。后者曾觉得自己的出处类似当年的白乐天，设想自己的晚景可以像对方那样，有二十年优游林泉的生活。由于相似的人生轨迹以及许多接近的嗜好，苏东坡好像得到某种生命暗示一般，认为自己也能年逾七旬，可惜后来并未如此。他的隐蔽性比白居易还是差了许多，在当年太过引人注目，所以更遭嫉恨。而白居易知道收敛自己，越到后来越是如此。江州是白居易的贬谪地，也是他的反省地，是他改弦易辙之地。在抵达贬所的第二年年末，他就写下《岁暮》一诗：“已任时命去，亦从岁月除。中心一调伏，外累尽空虚。名宦意已尽，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他开始靠近佛道。而“乌台诗案”虽然对苏东坡也产生了极大的警示性，也写下“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君归赴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送沈逵赴广南》）在某种程度上，两人心思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饱受摧折的政界仕人正常的心理反应；但这种佛道思想、这种隐退的牵引之念，所起到的作用，在苏东坡这里远不如白居易那样强烈和持久。

白居易由京官被贬为江州司马，虽然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官，但好歹还有一处面朝大江的司马宅可居，“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江州司马厅记》）而苏东坡经过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折磨之后，在大雪纷飞的正月里被御史台差役押送到黄州贬所。作为一个勉强保留公职的犯官，没有官舍，只能与儿子借住寺庙，与和尚搭伙吃斋。他刚刚摆脱死亡的阴影，便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二》）经过了五年黄州的“井底”生活，不屈之志仍存心底。他一生虽然与许多佛道人物有交往，却始终不信佛道，终究还是一位“正儒”。而白居易则大有不同，他后来真正是儒释道并纳，特别是下半生，在生活中更多采取道与释的人生方略。“长庆初，俱为中书舍人日，寻诣普济寺宗律师所，同受八戒，各持十斋，由是香火因缘，渐相亲近。”（《祭中书韦相公文》）“白发逢秋旺，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他和苏东坡都尝试过炼丹，但苏东坡却不愿接受道家，这一点和韩愈一样。我们从他的《韩非论》《中和相胜院记》等文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苏东坡年轻时锋芒更露，也更为才华横溢，所以大招嫉恨。他们两人都委婉曲折，儿女情长，但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之豪迈、“千里快哉风”之痛畅，白居易是缺乏的。苏东坡的生命耗损更大，而白居易知道止损，所以得以蓄养，这与他采用佛道思想的援助，能够及时解脱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