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愤与伤感
李商隐之诗，激愤者大多是关于时局和历史，更有人事；伤感，多是关于自身命运，女子，时间和友人。这二者又息息相关，并非截然隔离。没有这样的时局，哪有这么多哀痛悲伤和绝望伤怀。但形成诗，形成文字，气格却会大不同，有时还要呈现两极之象。比如他当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落选后写的《破镜》与《安定城楼》两首诗。前者写道：“玉匣清光不复持，菱花散乱月轮亏。秦台一照山鸡后，便是孤鸾罢舞时。”镜破月缺，理想幻灭，孤鸾哀绝。后者写道：“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以才华卓越的贾谊、王粲和高傲的鹓雏自比，睥睨蔑视那些腐鼠之辈的猜忌。前者凄婉伤恸，哀艳幽怨；后者意境高远，风骨清峻。
如果找出一些类似的作品，会发现它们的面貌差异很大。后代诗评家多言说他的伤感，认为字里行间常有一种黄昏的颜色。不过那也是激愤之后、之余。他的悲凉之诗比伤感之诗更能打动人心。他写出的多是苦难，一旦委婉纤柔就显得伤感了。比如他的：“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咏史》）就远不止于伤感了，而是悲绝。这里虽有“伤春”“哭翠华”，其实哪里有什么“伤感”的痕迹。许多时候李商隐的伤感是外在的，内里埋藏的基本上都是激越不平、忧愤难抑之情。
苦难和激愤是更为谐配的，伤感通常就差了些。他一生历经六朝皇帝，国家动荡不已，作为沙粒一样的个体，躲避尚且不及，徘徊仍不从容，战斗也就成为一种苛求了。无知无感也就没有激愤，他并不是时常麻醉自己的那种人。他有情多情，却未沉浸于男女滥情之中。他并不以娱乐和低级情趣来寻求解脱，这是他与杜牧的不同之处。他一往情深，所以也就更用心，也就越发激愤。他的伤感是无力的时刻才出现的。他不会同意自己的伤感。他会赞同自己的悲愤、激愤以至于苦难观，但他不会认同自己的软弱。
李商隐是一个在两性、在友情诸方面都时常感到无能为力的人，如同他觉得自己像是永远走不出一座迷宫一样。他的痛苦无处倾诉，背负了那么多误解，又无处辩白。“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酬别令狐补阙》）“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蝉》）“行与时违，言将俗背。”“时之不可，人以为悲。”（《上李尚书状》）他的人生是由不遇加别离组成的，就这样一晃即到了晚年。虽然他只活了四十六岁，但那同样是一个人的晚年：自中年啪一下就落到了晚年。这个终点似乎太过突兀。命运对于那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并不眷顾，上苍对他们的苦难遭际常常是视若无睹。这实在有些奇怪。
诗人的刚毅会引出更多的激愤，这并不利于他的身心，所以在黑暗的丛林中，也就只好自我消化。“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春日寄怀》）他最有名的《乐游原》产生了一对千古传诵的佳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情与境，这样的人生觉悟以及转化和处理的过程，在诗行中的体现，古代现代，所有的读者都不会陌生。但人与人的不同，在于这种矛盾出现的频率，以及接受磨损的深度，这些部分才多有不同。有些诗人将伤感作为创作的源泉，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如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动不动就喊：“啊，女郎！我的女郎！”这一类诗人就是如此。诗人对自己的伤感没有厌烦，诗行就会廉价起来。
展读李商隐的诗章，如果我们只是大致地浏览，或专注于某个局部，获取的印象就会支离破碎。将感触定于某一端、某个向度，总体印象或特别伤感与惆怅，当然还有多情与缠绵。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惆怅的叹息声沉郁而凝重，伤怀之深即转化为痛，而痛就会引起真正的悲切，堆积为苦难了。这些情感元素不是华丽的词句所能遮掩的。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同样的两情之状、爱恨别离，到了李商隐笔下，则少了一些凄苦的泪痕，而多了一些历史的悲剧感，如同我们倾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突出的并不是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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