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现代
现代思维即一种理性思维、科学思维。就此来说，韩愈当年拒佛拒道、倡导古文，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是明显的。他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在对待儒释道三者的态度上，都是极为清晰的，而且不曾妥协。作为一个潮流中的冲撞者、逆行者，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韩愈在仕途方面的跌宕，其人生的一系列艰困起伏，都与这种不合时宜且一意孤行的选择有关。当年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崇佛论道已成风尚，而儒学日渐式微。表面看只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次历史失声，实际上却隐藏了巨大的社会政治与精神危机。“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哓哓；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馀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重答张籍书》）
不仅是中唐，从汉高祖刘邦到清圣祖康熙，历朝历代的帝王一直运用黄老之术实行统治，汉代建国之初便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策略，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进入封建统治的庙堂。清代的康熙皇帝特别喜读《老子》，要求每一个满清官员都须熟读，公开提倡的却是《孝经》，仍然尊孔，与汉代“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统治政策有相似之处。康熙还亲手编纂《圣谕宝训》，推广和宣传儒家，提倡孝道，俘获人心，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封建帝王难以接受真正的儒学。秦始皇倚重严酷的法家统一六国，又通过方家仙术追求长生；汉武帝也是神仙术的迷恋者。唐代奉行三教并存，建国之初高祖李渊确立李氏王朝与老子李耳的亲属关系，并在国子监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声称“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却说“先道后佛”，晚年还在长安接见西天取经归来的玄奘，为译经撰写序文。到了武则天时代，崇佛高潮正式来临。她称帝前，有个叫法明的和尚编撰四卷《大云经》，称太后为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李姓王朝做天下之主，为其称帝提供宗教依据。武则天公开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将两教地位再来一次颠倒。唐玄宗登基后，道教地位又超过了佛教。唐朝共给老子追封尊号四次，而玄宗时期就占了三次，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他们的著作也改称“真经”，而且在道观中让孔子列侍左右。玄宗之后的唐代皇帝，肃宗、代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等，非佛即道。
人们知道的是儒学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但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学，却有些模糊，有时还充满了误解。儒学只倡行于某个历史阶段，且并非真正的儒学，不属于“正儒”，而是被封建统治阶层严重改造和歪曲的“伪儒”。“伪儒”从来都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即严格服务于“家天下”的一套森严的政治伦理，已经抽掉了“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些最核心的儒学内容。
一切将“君”与“社稷”置于“民”之上，或故意将二者混淆，都属于“伪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儒”是最具现代理性精神的思想。而在“伪儒”的推行过程中，统治阶层真正热衷的除了黄老之术，还有从儒家分离出来的依附者和实用主义者，即所谓的“法家”。法家的绝大部分主张与“正儒”是对立的，与儒学的核心“仁”及“贵民”思想毫无共通之处。法家的激进变革与儒家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它们毫无交集和重叠。从历史上看，“正儒”与“伪儒”的斗争一直存在，真正的仕人传统中，最能够恪守“正儒”并对“伪儒”极为痛切和敏感的，都是刚正清新的书生，而韩愈就是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缘起是什么，当时处于怎样的语境，这是中坚知识分子一直追问的，自古而今，质询不绝。韩愈一生都属于“正儒”，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身上的现代因素是显性的，这体现在他对传统儒学的一生求证、对于佛老思想不倦的辨析和批判。“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作为他较早时期的著述，透出了非常透彻的理性精神，成为一生最重要的论述，对于“正儒”的维护与社会思潮的辨析，也至为有力。
在物质主义时代，释与道的严重扭曲及世俗化庸俗化，已经在所难免，遂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痼疾。在今天，这已经不是韩愈当年所担心的多少民众不事生产等害处，而是进一步丧失甚至摧毁科学与理性精神，让民众沉迷于肤浅的诡辩或廉价的超然说，无是非、无道德、无激愤，更无挺拔健康的精神人格。这样极为自私庸俗的族群文化，该是多么可怕。科学精神即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这样的国民，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国家。到处弥漫着黄老气息，到处洋溢着不知所云、一知半解的佛与道的社会，是断然不会进步的。这种思潮与物质主义和娱乐主义结合，是腐败的最好土壤。这种土壤也会滋生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制，它们二者才是真正的谐配。
所以，无论处于哪一个历史时期，破除愚昧的任务都极为沉重，需要提倡清新务实的思想，需要出现这个方面的勇敢者和奋斗者。而韩愈正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苏东坡在《韩愈论》中这样写道：“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虽然毁誉参半，但他的确指出了韩愈终生“扬”与“拒”的重点为何。
韩愈以强烈的“正儒”形象出现在中唐时期，对应的是佛道的上下弥漫之势。他个人身上的刚健之气，正是传统儒学所赋予的，崇尚“正儒”并力辟佛道的领袖地位，并无二选。其力量与气势以及贯彻其中的深刻理性，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和比拟。这种清晰一直坚守并持续下来，赢得了很多同道，这些思想与极力倡导的“古文运动”正好两相一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原道》一文应该重视，因为这是一篇纲领性文件，类似的重要文章还有《与孟尚书书》，区别圣人之道与佛老的界线，廓清一些原则问题，破除一些世上通行的混淆之论：“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如此紧迫，形势逼人，责任所在，令人动容。
唐代皇甫湜说：“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击浪，瀚流不滞。”（《皇甫持正集·谕业》）苏东坡说他：“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如此气概，必有大理路主导才可焕发。这些宏文，即是大理路的确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从源流上分析梳理，运思周密，关于佛道与“正儒”之区别，它们产生的历史以及现代演化状况，在佛道盛行的中唐时期可谓惊世大言。当时陷入潮流、堕入上方所好的儒生与大众，急需此等辨析与疾呼，是真正具有开辟意义的大言和新声。
《原道》写于韩愈三十五岁左右，任四门博士期间，正是他思想成熟的时期，是思想的系统化和深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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