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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保和观

·知足保和观

白居易说过一句话,即“知足保和”。他的许多诗章也反映出这种思想,是他后半生愈来愈得以贯彻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并不是新的发明和新的理论,而是人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一种总结,属于自然而然的反应。“蛾须远灯烛,兔勿近罝罘。”(《想东游五十韵》)一个平常人物有这种观念并采取实际的规避策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作为一个曾经写出那么出色和深切的诗文者,一个以恢复《诗经》“美刺兴比”的“正声”为己任者,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人,却能公开宣示这种主张,也多少令人遗憾。遗憾不等于意外,因为中唐的政治与社会生态酷烈可怖,要生存即不得不如此“平庸”。这是基本的求生之道,在诗人这里,既有伪饰掩护,也有真实的实践意图。他采取的不过是一般官场和知识分子概念化的姿态而已。“冠盖栖野云,稻粱养山鸟。量力私自省,所得已非少。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西掖早秋直夜书意》)他在中书舍人位置上,已经身为正五品上,这时候已经相当满足了。“吟君未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知足吟》)“自问一何适,身闲官不轻。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营。食饱惭伯夷,酒足愧渊明。”(《首夏》)

要求一个知识人出人意料、不畏艰险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那可能是过于严苛的标准。在东方文化中,这种要求就更加不切实际,因为这里不仅有格外艰险的生存之境,而且还是一个佛道盛行的族群。即便是极有进取性和战斗性的儒家门徒,也还有“独善”的说法。“独善”即意味着修葺自己管好自己,是对内而不是对外。能做到这样的境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五十年来思虑熟,忙人应未胜闲人。林园傲逸真成贵,衣食单疏不是贫。专掌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闲行》)类似的满足和晓悟之诗,白居易中晚年写了很多,这是“知足保和”观笼罩下的真实写照。

“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留侯爵秩诚虚贵,疏受生涯未苦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最后他登上了从二品的高位,却仍是一个闲人。这在一个混乱的时世,一个曾经抱有济世之志的儒家文人,一个出仕不久即遭受贬谪的仕人来说,实在是大可告慰了。这既是其人生“圆满”的标志,又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究竟是一个胜者还是一个败者,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知。

一个人能够百折不挠,前赴后继,那是超凡圣举,是殉道。古往今来当然不乏这样的志士,他们有烈性有悍气,一直坚持下来。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一生探究自己的“主义”,直到八十高龄还要出走,舍弃安逸的贵族生活;鲁迅只活了五十五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说出“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样的话。他们是人类中的极少数,是伟人和圣徒。像白居易这样的生命,也只能做到丰腴和不贫瘠、做到大致的“独善”,这已相当不易了。如果一定让他们一生的言与行深深地撼动人心,有一种悲剧美,那也过于苛刻了。

只有“知足”才能“保和”,这固然不够伟大,但在当时也算难能可贵。他不是一个同流合污者,而只是一个妥协者,一个能够适度享用物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懂得“名为公器无多取,利为身灾合少求”(《感兴二首·一》)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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