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圣佛之谬识
历来之文学史及多种诗论，经常提到“诗仙诗圣诗佛”的概念和比喻，以此强调李白、杜甫、王维之特殊地位，有并列“三鼎”之意。一般说说倒也无妨，但几成通识之后就成了一种谬识，对诗与诗史的深入理解造成了妨碍，有可能严重脱离艺术审美的实际。就艺术成就的高度与规模，这三人非但不可以并列，而且在层级与性质上距离较远。这种比喻和称谓主要源于学术上的类型化惯性，有时做学问者为了学术条理，往往也就以类为重，艺术理性却是退后的。诗学研究离开审美的深刻性，不仅了无价值，而且会造成混淆和误导。
李白“仙”之由来不仅是对他求仙之切、仙道之好的强调，更与当年贺知章等人称其“谪仙人”有关；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对其强大的形而上之思、对其生命仰向高阔之探究、对其飘然潇洒之境界的综合命名。杜甫“诗圣”之谓也是对其罕有其匹的卓越、对其难以企及的文学成就之推崇、对其人生苦难之神圣表达之敬服，极尊为圣，如此倾倒。就“圣”而言，“仙”之神奇固在，但却似有不及。而王维的“佛”，仅仅因为他爱佛好佛的行迹特征，或诗章的某些所谓“禅意”，而非诗歌艺术成就本身之高度、审美价值之权衡。当然作为类型化的称谓也无可不可，但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似乎还不能与李杜二人并立三鼎。
王维从小受母亲影响，信仰佛教，或者说与佛结缘；后来踏上仕途，忠耿之臣张九龄罢相遭贬，阴鸷狡诈的小人李林甫专权，促使王维对腐败的朝政更加厌倦，也就愈加躲入佛教。这对他当是莫大的精神安慰。他一生写下了许多富有禅意的文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这些玲珑短章历来为人称道，被视为物我两忘的“入禅之作”。但就诗人与其抒写的自然山水的关系而言，冲和、幽远、灵妙、清绝，却少一些物我交融的深刻的生命体验。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五》），是人与大自然的同生共长，是来自与土地、菊花、南山、夕阳、飞鸟的耳鬓厮磨，是一种生存的体悟。
《鹿柴》在意境营造上简古浑妙，无言而有画意，被视为“五绝圣境”，但这毕竟是诗人作为自然旁观者剥离于自然之外的欣赏和品味。此种“圣境”得益于诗歌绘画艺术的高超修养，却缺少源于生命深处的、与大自然微妙契合的脉动。唐代以至于后代出现过许多诗艺超绝的高僧和上人，像唐代的寒山大师、皎然和尚、灵澈上人，还有南宋的道济禅师，明代的郁堂禅师、苍雪大师等，他们的诗作都有类似的风貌和格局。
仅就唐诗而言，王维实为特色鲜明的极重要的诗人，但仍不可以与李杜并列为划时代的巨匠。唐诗至少有五六位甚至更多，在成就上不差或实际上超越于王维者，比如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文学艺术之评判要依靠生命感悟力即审美感受力，而非某些外在的类型化的划分，不能量化；这其中，影响力都要降到次位，而需要自始至终依据艺术品质本身。“文无第一”之说，主要指艺术的复杂性、个体的不可替代性，而并非是不可以比较和鉴别，更不是舍弃了标准。
王维的诗作当然是唐诗艺术中的瑰宝，在中国诗史上自有其独特的风韵与价值。不可取代性，这是所有艺术之基本特征，一个必要的前提，而不是价值高下的核心内容与最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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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五诗人 - 目录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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