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情与理
就李商隐个人成长经历来看，按一般人之常情来推断，他这一生与令狐父子的关系太深了。无论就个人学问之积累、经济之维持、社会之见识、仕途之开展，都可以说依赖于令狐巨大的不可或缺的支援。这是人生的支援，不能轻率地说一句“帮助”就算完。令狐楚逝世后，李商隐悲痛万分，在《奠相国令狐公文》中说：“古有从死，今无奈何！”在《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一诗中写下“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之句。这里的“从死”，让人想到秦穆公下葬时为其殉葬的“三良”。还有“百生”“九死”之语，可见当时商隐伤绝至此。一个自少年就“佣书贩舂”（《祭裴氏姊文》）、生活极为困窘的诗人，跟从了一个官位与文名俱为显赫的人物，而对方又是这样喜爱他、看重他，不让其陷入事务，只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成长，“委曲款言，绸缪顾遇。”（《上令狐相公状一》）“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奠相国令狐公文》)并且在后来又替他置办行资，资助进京赴考，一手提携进入仕途。这种人生知遇，在任何人来说都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因此我们也就理解令狐楚之死，对李商隐构成了怎样的震动。
此一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让他不可接受，一时恓惶茫然。好像神使鬼差，后来他进入李党人物幕府，并迎娶主人小女为妻，一切也就发生了重要改变。“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这些历史记载当无多少差池。由此可见，王茂元与宰相李德裕有一种知遇关系，他们与牛党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等人结下仇怨。这就成为后来诗人一连串坎坷的最好注解。进入李党人物幕府并成为幕主东床，当是一种命运的关节。无论就政治还是人事情理方面，李商隐此举动作幅度实在有些大，需要用令人信服和可以接受的理由，对令狐绹做出解释和说明。就现存所有文字记载来看，令狐绹对他始终未曾谅解，商隐与令狐之间伤创不浅。它引起的是连锁反应，不仅是令狐绹，整个牛党都以共同缘由和相似视角来看待李商隐。这对诗人来说构成了极其不利的从仕环境。解铃还须系铃人，唯一能够得解的关键环节，仍然是令狐绹。但在这里他却求告无门，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绝境。
以后来人的眼光和视角来看这段公案，压倒性的论说几乎都站在诗人一边。是的，诗人不仅是弱者，而且还是才华灼目者，一个怀才不遇者。我们的历史总是为弱者鸣不平，为才华开绿灯。当年的人事细节早就埋没在时间的屑末之中，没有人去发掘。涉及情感之类的问题，又是最为难言的，往往只有当事人才有权言说。就此来讲，后人的道德判断通常还是显得草率了许多。
李商隐面对牛李两党，其情感的重心显然在岳父王茂元一方，即李德裕一方，这可以从他的许多诗章和论说中发现。这里可作参考的有《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旧将军》《李卫公》《漫成五章·四》《海客》等。而令狐父子属于牛党，各有派属。就党争双方来说，最后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由上而下的群体；而凡是群体就必定芜杂，泥沙俱下；仅就个体而言，又绝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即便是极为不堪的群体中，也会有十分卓越者。有人不止一次为诗人辩解，指出诗人当时人微言轻，所以对于党争而言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令狐绹也就应该完全忽略这一点，不必计较，相反要怜惜旧谊，给予爱护和提携，不然就是心胸狭窄。人们普遍认为诗人后半生之坎坷，要由令狐绹负起责任。这听来似有道理，但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在政治派系的搏杀中，真的可以忽略那些地位卑微的人？大概一切远没有这样简单，答案恐怕不会如此。
事实上李商隐也是非常矛盾和软弱的。他在时局中既不适又痛苦，找不到出路也不曾甘心。他那样推崇李党的代表人物，即曾经的宰相李德裕，却写过《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这是献与牛党人物杜悰的。此人为诗人杜牧的堂兄，后来也为宰相，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曾被李德裕贬出朝廷。杜悰之母是商隐的姑母辈，二人之间沾有表兄弟的远亲关系，所以李商隐称杜悰为“杜七兄”。他在诗中写道：“恶草虽当路，寒松实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无争。”寒松即指杜悰，这四句诗应该是替杜悰鸣不平，当路之“恶草”指向何人，就颇为令人思忖和疑惑了。最后他还写道：“弱植叨华族，衰门倚外兄。欲陈劳者曲，未唱泪先横。”这显然是希望对方汲引，而且在此诗受到杜悰褒奖后，又马上作了一首五言四十韵献上，并在诗的最后祝愿：“待公三入相，丕祚始无穷。”可见诗人为了仕进，不惜违心讨好徒有其名而无实才、刻薄寡恩、有“秃角犀”（《新唐书·杜悰传》）之称的杜悰了。其实李商隐一生受惠最大的仍然是一些李党人物。不过他的命运实在不济：李党执政时，偏偏赶上母丧丁忧；复官不久，又是牛党得势。如此一来，他只好将余生消耗在幕府中，而只有在这里，他的生活才大致适意平顺。
总之在李商隐曲折起伏的仕途上，似乎藏有无数转折、疏离、起伏，有难言的巧合，有沮丧和背运。但究根溯源、推敲细节，一切似乎又在情理之中，虽有意外、有难测，却也大致可见。古今人情不远，人事相近，事出有因，一切远非复杂到莫测无解。
我们固然同情诗人，因为我们喜欢他的华章、他逼人的璀璨。可是在这灼灼光泽之下，还需要做另一番打量，以便更好地理解他的身世遭遇，如此就能更进一步走入那些委婉奇妙的文字了。两相映照，格外动人，无以尽言，难以传达，只有抚摸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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