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接于风流
李商隐有许多诗篇，事实上真的被索隐者搞砸了。清代纪晓岚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说道：“《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一件艺术品的缘起、开端，与内容、题旨和意境有关，但二者实不可以对等，如此强调两者的因果关系其实并无必要。非要对号入座，并以此为能为傲，把好生生的艺术品给肢解得惨不忍睹，一切诗句差不多都要找到现实着落，这些人真是太有本事了。某篇是写给哪个官人或哪个女子的，哪一篇又是怎样陈情求官的，哪一篇具体与谁款曲互通，诉说离情别怨，等等。李商隐之学成了猜谜之学，社会政治之学，挖掘隐私之学，更是津津乐道的八卦之学。如果有人对这一现象斥一句“小人之学”，那又怎么办？《镜槛》一诗被附会为李商隐二入秘书省为正字时，曾暗恋过某个宫女。《槿花二首》被认为是写与女冠的依依惜别之情，而且这些女冠大都是鱼玄机之类的风尘女子，而非出家习道的公主。《燕台诗四首》被认为是怀念官家后宅中的姬妾而作。“燕台，唐人惯以言使府，必使府后房人也。”（清·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还有人认为诗人在玉阳山学道时爱上了一位女道士，而这位女道士后来被别人娶走，于是就有了诗人的这些哀怨、回望和倾诉。
尽管在唐代文人中这类情事见怪不怪，有些诗人也不避讳，如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所写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经历。他与当时名妓薛涛、名伶刘采春的恋情，也记录在《折枝花赠行》《寄赠薛涛》《赠刘采春》等诗作中。再比如白居易诗中的那些“翠黛红袖”，还有杜牧的“卷上珠帘总不如”，苏轼的“采菱”“拾翠”以及辛弃疾用来“
英雄泪”的“红巾翠袖”等。虽然这些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并未载入正史，却如雪泥鸿爪般留下了一些痕迹。但这并不等于捕风捉影，更不能穿凿附会，无中生有。
诗评者的一部分最乐于探究男女情事。诗，所有的艺术，都必然要写到情感，尤其是两性之情。但是一定要让所有情爱都找到具体着落，这是不可能的。诗人的情爱一定要告诉大家，并非正常。诗人多情，以至于滥情，以至于不堪，阅读者才感到满足，实际上满足的是自己不正常的窥视癖。
李商隐当年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而不仅是后来和今天，于是他不得不稍作一辩：“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诗人大抵还是一个老实人，他在此如实相告，也是迫不得已。一写到女子和情爱，就要联想这位才子和某位佳人有情感纠葛，实在是非常功利和庸俗。写诗，尤其是飞扬想象之事，作者不可能将自己的情事写成报告书，如此转达给好友和后人。一个诗人要将这些事情留以备考，而且如此真切、细琐和具象，那就成了暴露癖。无有此癖，反而被看成是不正常。这也实在怪异。
不必讳言，古代诗人有时要以诗为记，即写出许多“诗日记”，但这只是一种特例，是一眼即能看出的。有时候作者还要言明在先。可见凡是属于这种性质者，不是作者言明，皆不宜当作记事诗看待，因为读者没有这样的权力。以看出某些“门道”为能事，实际上不过是无聊和无能。有的考证者具体到某首诗写了哪个女子，在哪里过往交流和倾诉情感之状，竟能一一指出。例如《明日》这首诗，有人将诗题臆断为“言外是追忆昨宵，故题曰明日也”。考证其中“知处黄金锁，曾来碧绮寮”两句，便说诗人与之相会的女子一定是深居绮窗绣户的官家女眷，两人“金风玉露一相逢”之后，“便是隔三桥”，“三桥”含银河相会之意，意谓以后相会殊为困难。这样的窥视之学怎么能算文学审美？这分明更适合做警事侦探工作。
我们作为读者，守住自己的本分更好，这就是面对文本，在赏读语言艺术中获取一份陶醉。有人说自己不醉，那也会有其他感悟。唯有对号入座不是正途。
李商隐之多情，正像一切杰出的文学家大都多情一样。他可能有沉迷情网的时刻，但哪个年轻人不曾有过这种沉迷？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除非他萎靡无力弱透了，不然怎么会对青春麻木无感？年轻的诗人书生不解风情是不可能的。“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银河吹笙》）“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二》）“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月夕》“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寄韩同年二首·二》）我们应以相同的心情心境去接近诗人，不然就辜负了他的爱与真。
李商隐当年告白，说自己的诗篇虽然有涉于“妖姬”“妙妓”，但自己却是“实不接于风流”，与她们没有关系。这里不是指与风情内容无涉，而是指那些世俗的狎昵情结，那些窥视者感兴趣的男女款曲。他有寄托有比喻，但很遥远很浩渺，甚至是辽阔的思维，那种情怀一旦给拆解得格外琐屑，也就荒谬了，远离了诗人的本意，这样的歪曲实在不可以不辩。所以诗人忍不住直接说出如此关键的一句话。哪些人接于风流？是窥视者，是多情而无聊的人。这里的多情之情并非诗人之情，并非艺术家之情。我们所说诗人之情也非单指白璧无瑕，冰清玉洁；这里当然也包含了那些极为细腻曲折，包含了人性的冲动，包含了在一些特殊时刻的想象和行为。但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与某些人心里的那种风情还是迥然不同。有人反其道而用之，指出了商隐像当年屈原所用曲笔，将男女情事引向了政治、人事，而且做出了另一种判决。这就使“不接风流”之韵，与社会功利径直对接，这样的曲解和嫁接，同样也是一种伤害。
曲解如此，夫复何言？这最终仍旧可以称之为好事者。或有人以为规避如此之多，禁忌如此之多，何有学术？何有研究？我们的回答是：审美在更多时候的确需要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这不仅是一种冲动，而且是一种品格，更是对艺术的一种爱与知。尽管学术研究师法多端，多元多解，路径千条，但哪一些是大道和正路，仍是显而易见的。以耸人听闻、以故作惊人之语为能，毕竟可戒可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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