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琵琶
来到江州之后，诗人的一生就进入了一个特别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用来疗伤，总结以往，因为地处偏远，政务不多。“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司马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无言责，无事忧。”（《江州司马厅记》）面对大江秋波无人事忧烦，此情此景前所未有。这既是不幸又是大幸。这样一种环境将决定他的心境，让他冷寂起来。一方面生存环境变得狭促，另一方面又迎来精神上的舒阔旷敞。
与朝廷的地理距离会影响到心理距离，使诗人能够客观清晰地观望所谓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样的冷寂期和疏离期，恰恰是他诗作最多的时期之一，也是佳作最多的“喷发期”。引人注目、被视为一生之杰作的《琵琶行》，就是来江州第二年所作。这缘于一次诗人送客湓浦口有感而发，属于作者所说的“感伤诗”，“诱于一时一物”是确切的。单从写作缘起而论，《琵琶行》确实属于此类范畴。也就是说，这首杰作按照作者自己的划分，连较有价值的“闲适诗”都算不上。但这首长篇叙事诗与十年前的《长恨歌》相比，艺术上更高一筹，无论是文采情致，还有思绪，都有明显升华。虽然将二者简单量化比较不妥，但这只江上琵琶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中的确拨动了无数的心弦。“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感商妇之飘流，叹谪居之沦落，凄婉激昂，声能引泣。”（清·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古往今来，《琵琶行》赢得了无数赞叹，传播亦远，庙堂与民间，士人与庶人，皆能共鸣。
即使诗人一生只弹奏这一曲琵琶，也足以不朽。船中沉寂，江心秋月，司马洒泪，青衫尽湿。“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首长诗写一位年老色衰、流落江州的长安娼女，多有评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力作”。“揭露黑暗，反映现实”，无非是此等赞誉。因为诗中主角的身份而赢得赞誉，实在有趣。如果这个主角是一个上层人物，那么《琵琶行》的艺术及意义将荡然无存，这又是多么怪异的判断标准。有人甚至认为诗人由此诗而“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所以更具意义和价值。听上去这种“手法”多么高明和玄妙，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诗人，于四十五岁之期、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才能掌握。掌握类似手法的古代诗人，据说还有杜甫等人。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只要是足够杰出者，无论中外古今，一律都需要掌握这种“手法”。这真是欲要胡扯，何患无辞。
别的可以另讲，单说这首琵琶之吟，好像就没有多少“现实”。相反，它是那么浪漫，那么另具幽怀，心裁别出。《琵琶行》展示了诗人特异的才情与飞扬的想象力，是高超的语言艺术结晶。千百年来被反复引用和列举的一些精彩段落，让人百诵不厌，从“轻拢慢捻抹复挑”到“唯见江心秋月白”，九组妙句极尽夸张和奇喻，繁华而不俗艳，既有天工神异之感，又丝丝落地，在经验和感觉上皆有着落。像“间关莺语花底滑”配“幽咽泉流冰下难”，极工整对仗，又极灵动自然，诉诸视觉、听觉、触觉：莺啼花间，清啭悦耳，柔媚娇俏；泉流冰下，泠泠呜咽，凄婉哀绝。上联清丽暄妍，下联黯然销魂，想象特异而奇妙，非大手笔而难为。这种写法很容易犯下雕琢的毛病，诗人却能在总体语境与氛围中舒畅地吟唱，那么自然传神，那么流转自如，不留痕迹。
我们习惯的那种所谓“现实主义”手法、那种写实的色调与气息，在这里根本难觅踪影。
只有被贬谪的白居易，曾有繁华京城为官的履历，对某些场所才会熟悉，掌握其中的曲折委婉，才能写出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样含蕴纷繁的句子。对这一类妙语已经不能简单地肢解，而需将汉语言的理解力运用到极致才行。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故事，多少辛酸，多少不堪，已非一般字面直译能够囊括。这就是诗的高端飞翔了，最具意义的是它的方向，而不是具体的抵达。所指清晰，能指模糊，引起丰富的联想和无数场景的连缀；它们既是细节，又是破碎的场景，是剪辑，是闪跳，是一露而过，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局部放大。无尽的悲酸掺于其中，让人在感慨中不忍目睹：背过身去，它还要顽强地浮现出来。这是人生和命运，远不是“同情”二字所能道尽。
将这首《琵琶行》对比一下十年前同样脍炙人口的《长恨歌》，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差别？一样的华丽丰腴，一样的唯美曼妙，一样写妍丽逼人的女子，留下的回味和余韵却大有不同。当年诗人对神秘的爱情多有叹息，而今却是无限的悲凉和绝望；当年是一个观望者、叙述者，而今则置身心于其中；同是天涯沦落，身世飘零，相逢在命运的流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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