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兼济与独善之间
白居易一生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念，认为自己的那些“讽喻诗”属于“兼济”之作，而那些“闲适诗”则属于“独善”之作。他将二者区别得非常清楚，但事实上又是如何？我们会发现，诗人早期写了许多“讽喻诗”，那时候他或者刚刚踏入社会，或处于极低的职阶，还远远算不得“达”。可是当时心气很高，入世心极重，责任感极强，很有家国情怀，所以就有“兼济”的大志。可见人之身份地位并不一定决定心志，还要看精神状态怎样、处于哪一个生命时段。当进入翰林院身为谏官之时，向上进言是他的本分与职责，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君主过失直言规劝，并努力使其改正。“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与元九书》）这时他的诗与文，在精神取向上大体是一致的。
诗人对自己的一部分“闲适诗”是肯定的，理由是它们还算是“独善”的产物。“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与元九书》）这时候诗人是退而求其次的，能够努力修葺一个有限的自我，让精神健康地往上生长。虽为闲适之作，但反映的是个人如何持守，多有省察与自警。这种极力回到个人心灵的时刻，其实应该是最好的诗性洋溢之机。可是白居易认为这样的自我之期，远不如勇气派上大用场的时候，那就是写出对社会对朝廷的“有韵谏文”。用韵脚格律形成的“谏文”，他认为是最有价值和意义，也是最有力量的。在这里，他又一次直言不讳地突出了诗歌艺术的工具性，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艺术评判尺度。这显然是一个误区。“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并序》）这种将诗歌直接摊派用场的做法，自古至今都有大肆肯定者，并许之以“伟大的现实主义手法”。
这个传统真的是由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文学史家一再这样说，白居易的重要诗论《与元九书》、《新乐府》序言等文字中，也如是阐述。但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要我们直面文本。对文本做深入仔细的追究之后，我们将发现也不尽然。只要真正直面文本，就会发现那是一种误解，是对诗歌艺术相当片面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地解读了“诗三百”中的“风诗”。
“风诗”作为《诗经》最重要的部分，只要打开诗章，就会深深惊叹于它们的丰腴与繁茂，怎么在一些人眼中就只剩下了“讽喻”？“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卫风·木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爱欲，享用，自得，欢畅，记叙，沉郁，这种种情致和心绪全都被一阵“风”吹走了，无影无踪了？这是不可能的。况且当年它们是为表演歌唱所用，是在各种集会上演唱的歌词，那时候它们还拍动着音乐的翅膀，该是一场场多么心旷神怡的飞翔。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划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与“杂律”四类。我们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评价他自己所要抛弃的“杂律诗”？按照他的说法，这部分诗作并不重要，“略之可也”。好在后人并未按照他的话去做，也幸亏没有这样做。因为其中的好诗实在太多，它们不仅不可“略之”，而且好过诗人自己推崇的那些“讽喻诗”。为什么？就因为艺术创作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其中包含的原理一定不是那样简单和直接，它一定不是个人强烈的入世心、人文理想和政治理想所能代替的。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艺术审美、艺术创造更繁复的事情了，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清晰，一目了然，而是具有许多难言难解的例外。当我们言之凿凿地确立一种艺术“定理”的时候，可能正在犯下一种粗率无知的错误。在整个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找出无数案例来阐释和证明：天才总是个案，杰作总是个案。当我们极力遵循艺术“定理”所固有的确定不移的规律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一再陷入尴尬的境地。看来我们的尺度还要一再放宽，我们的胸怀要更为宽广，必须容纳更多才好。复杂的艺术审美会让我们应接不暇，需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
白居易自己大不看重的一些感怀戏赠、写景抒情之作，因为创作于较为松弛的生命状态之下，果然就有一些宝贵的元素活跃起来，妙句和佳境就此出现。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夜雪》《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问刘十九》《暮江吟》《杭州春望》《江楼夕望招客》《忆江南三首》等，或晶莹剔透，或至妙无言，它们都是那些直杠杠的壮语痛言所不能取代的。作为读者，我们常常醉心的白居易的部分佳作，还有其他诗人的类似诗章，其实都是古代诗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都不能简单地依从主观期待，或者仅仅从社会功用上去鉴定和判断。
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他的立场和社会性的选择，以及平常所说的责任感等等，既是重要的创作基础，也是判断其生命品质高下的基础。这种基础构成了主客观世界关系的重要因素，它是一种结构因素；而艺术则是这种结构中极独特的呈现和表达，携带了生命的全部奥秘，甚至是不可以分析和量化的。微妙的意境、才趣，生命的色泽、温度，在文字中很难衡度和量取，而只能依赖感受和悟想。它需要拿出一个生命的全部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一旦抽掉了这样的条件，审美即不可能发生。
许多时候我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想简捷明朗、简单可行地直取艺术，并且制定和总结出许多标准，一厢情愿地从事此类活动，最后却发现不断地走入自我禁锢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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