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健与英爽
杜牧文集收有四百五十篇诗文，这是他的外甥裴延翰依其生前叮嘱编成的，当有最大的权威性。后来传世的还有《别集》《外集》《集外诗》《集外文》。从文集中可见的二百余首诗，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幕府与刺史时期的作品。这个时期他的生活更为自我，因为远离了京城，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个人的忧伤与欣悦大多写成了诗，主要是面向自身的抒发。而此时他对时势的关切则写成文，主要是向外布达，二者区别很大。所以他的诗大致是风物情怀，是柔肠，是畅抒和性情的焕发；而他的文章则多有刚健之气，有政治豪志，有图谋，有的直接就是向上献计献策。在许多时候，他的诗与文呈现“一手硬一手软”的情状：文质硬而诗意软。
柔软沉迷的诗情偏重于写男女情怀，而那些游历山水的诗意抒发，大多是英爽清澈的，如那些清峭而蕴藉的七言绝句，就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杜牧文字中最脍炙人口的可能就是这一部分了，作为佳句流传于后世的，大多出自它们。这个时期疏离而宽松的心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能够非常自我地处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非纠缠于一些世俗之物。
怎样安顿自己的心灵，在这种难得的生活间隙中，更能直接面对这个重要的人生命题，实际上也是所有人终将面临和无法回避的。每逢闲寂下来，松弛下来，就会浮现出来，挨近过来，在许多时候它是被压抑的，不得不归于某个角落观望和等待，等待自我与其融合和连接：或化为一体，或相携而去。它们走入的方向，它们所遭逢的一路，往往是别致的、不可重复的景致，这一切便是它们的价值所在。生命景观的最好导游员就是自我，而非其他。无数的印迹汇集起来，便绘成了斑斓的生命画卷，对后人构成强烈吸引的，正是它绚丽、逼真和特异的线条与色彩。
“雪衣雪发青玉觜，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秋浦途中》）“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佩响参差。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汴河阻冻》）这些文字清爽如洗，像一些晶莹的时光里滤出的颗粒，轻盈而饱满，沉实而密致。它们毫无写作者苦吟的那种晦涩感与雕琢气。这是杜牧特有的色泽和风格，是不需要仔细打量和诠释即可以把握的韵致和颜色，格外可人和妩媚。在这个时刻，吟哦者轻松而热切，情怀像屏风一样打开，万般风色悉数涌入。他有一种忘情忘怀的能力，所以能时时沉湎和品咂。我们不难想象他的日常状态：许多郡守政务需要打理，各种地方事宜纠缠，头绪多端。他最多的生活情状是不得清闲，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思虑。与其他外放仕人不同，杜牧胸中所汇聚的始终是一些天下大事：朝堂、边塞、藩镇、宦官，混乱的国家时局与天下形势等，这一切忧烦都追逐他缠绕他，使其不得解脱。仿佛他生来就注定了要与这一切搅在一起，难分难解。眼前政务与远处朝局，近忧与远虑二者形成了双重的压迫，需要另一种力量将他牵引。
这种力量就是诗，就是美，就是蕴于天地自然间的那些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磁性矿藏，等待一个特别的人物来开发和拥有它们。它们对一个人的生命形成强大的平衡力，滋养润泽他，重新将他唤醒，让多情的目光投向这里，让其回到内心，回到少年和童年，回到欢畅的回顾和甜蜜的依偎，还有面对青山绿水的豪迈与欣悦。命运压抑了他，生活损伤了他，他在自感亏欠中睡眠了太久。尽管如数补偿之期姗姗来迟，总算是不邀而至。在这种时刻，他的情致仍然有别于一般男女情愫，有别于一般山水风物的抒写和阐发，而是另一种自然与潇洒。他是一个纵马扬鞭、从高处疾驰而下的锦衣公子，自带一种不可消除的清傲气，与此相映衬的，是极为明显的了无心机的自信与奇趣。他随手拈来，不事经营，豪情未经储蓄便一泻千里，似乎是无厚积之薄发，一切皆来自身心具备，随手点染，这个时刻的诗与思实在是奇异的。
杜牧的言论文章直追韩愈，犀利奇警，理性极强，说服力和器局都为上乘，强壮而直达，纵谈时局时有一种当仁不让之慨。解释兵事、分析形势干脆利落，心志昂扬。“兵非脆也，谷非殚也，而战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战论》焉。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战论并序》）完全像一个阵前的将军，凭高而视，指点江山：“往年两河盗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反条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故作《守论》焉。”（《守论并序》）文章产生之缘由，在这里说得一清二楚。语势雄壮，所用言辞掷地有声，令人振作。他的文章手笔比较他的诗行，仿佛换了一个人，内容与节奏全然不同，但唯有内在的那种率性和利落，仍旧相似。
他的后期诗作与早期又有区别。如二三十岁的五古《感怀诗》《杜秋娘诗并序》《张好好诗并序》等篇什，其中优秀者大多是公子心气，闲情逸趣，有爽言，有缠绵，有清高气。而到后来这些颜色与光泽在退却，置换成清新自然和明朗淳朴，又不乏浓烈深邃的韵致。它们变得更浑厚、更内美、也更简朴。他在诗章方面最推崇杜甫和韩愈，曾经写道：“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读韩杜集》）他瞧不上当时所流行的元白二人的俗直诗风，绝不随众就俗，没有依傍潮流。这与他孤傲高耸的性格、俯视而冷峻的人生态度自有关系。
那些正直耿介、不得一展抱负的积极入世的诗人，愤世嫉俗的情怀都是相似的，而其形成的诗文又各有不同。比如白居易、元稹与韩愈、杜牧的区别就非常明显。前者沉浸于民间格调，在一种世俗的襄助下自我强化，获得某些慰藉，对底层有寄托，有凭借，当然也有依赖；而后者却忠诚于自己独立不移的情怀，远离时尚潮流，就像拒斥恶俗腐败的朝政一样。他们对尾随和依附的任何一种可能都加以拒绝和警觉，生命本色就是高标逸韵，就是独唱独吟。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在韩愈和杜牧这里不是经营和锤炼，而是许久以来将先天血脉与后天修养复杂综合而形成的一种自由、自我的颜色。杜牧是杜甫的崇拜者，但杜牧之诗没有杜甫那种沉郁和悲凉，这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及经历都相差甚大的缘故，是生命底色不同所造成的。他的诗风不像韩诗那样奇崛陡峭，却更为自然流畅；他的文章亦如韩文的遒劲铿锵，峻急凌厉，却少了一点诡异和晦涩。
“诗情豪迈，语率惊人。识者以拟杜甫，故呼‘大杜’‘小杜’以别之。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这里道出了杜牧和杜甫之别。“圆快奋争”四字确为精当之论，“铜丸走坂”和“骏马注坡”八个字，虽生动却有分寸，因为杜牧之诗有畅势而无险势。“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山谷因之，亦务为峭拔，不肯随俗为波靡，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清·赵翼《瓯北诗话》）在这里，将杜牧之诗与时风加以严格区别，实际上是一种极而言之。此种评价如果用到韩愈身上似乎更为恰当。杜牧诗章的风骨是峭拔却不失圆润，豪宕亦有和谐。“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清·刘熙载《艺概》）“雄姿英发”一语清晰精当，可以想见其个性张扬，俊朗飘逸。
总之，杜牧的诗作与时尚决然不同，与韩愈也不同，尽管两人同样反拨时风，但差异还是相当明显。两人之文比两人之诗似乎更近一些，但韩愈作为一个引领在前的榜样，其内在气度、文势，似乎极大地影响了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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