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教传统
韩愈前后做过三次国子监博士，即皇家大学的高级教职，并在最后担任了这所大学的最高领导，当时名为“祭酒”。他对教育的重视，其深刻的认识与实践论述，成为唐代乃至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笔重要财富。可以说没有韩愈的教育思想，将是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师说》是一篇被反复引述的文章，文中提出“圣人无常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一些著名论述，我们已经耳熟能详。这一系列宝贵的思想，对中国历史乃至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愈任国子监祭酒的时间仅有半年，三次任职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三年，但对于教育的思考却非常深入。这既来自具体职务的一些体味，也来自一种大教育的思想，更是对整个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状态的考察，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体制与民众、宗教与族群、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等关系的一些综合思考。这些思考一旦与具体教职和专业结合起来，就会深入、扩展和发酵，形成更高更开阔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比简单的单项专业来说，要深刻得多也重要得多。
他在教职上做出了许多卓有建树的事情，比如奏请以“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的儒者为学官，并进行严格考核；初为学官的儒生要向国子监生做学术讲座；扩大招生范围，放宽太学馆、四门学馆入学的门第出身限制，并且强调学官之间要相互尊重。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嗟呼！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师说》）韩愈出任四门博士的时候，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这给他招来了许多诽谤，甚至有人引用孟子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来攻击他。韩愈不惧流俗，不怕侮笑，倡导相互尊重，“不耻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而如孔子所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平等解惑传道。“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可见当时情形到了何等地步。“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这是柳宗元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的话。
要为人师，需要勇气，有表率作用，能思辨，能传道，拒诋毁，有挺拔的人格，有中气充盈的大言，有孟子的大丈夫气。这样一种气概、贯彻力和行动力，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也都是缺少的。唯唯诺诺，从潮流，从众，不求甚解，媚上欺下，分门立派，这些倒是容易做到，也是从古至今最为恶俗的现象。能够做一个清晰、认真、朴素的学人，能够身为师表，是多么重要。
一个时期的师道风气被败坏，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就会崩溃和败坏。放眼古往今来传道场所的各种情形，即可判断一个时代的风气究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几乎没有例外。如果怪谬、荒唐之现象常常发生于大学围墙之内，这些传道授业之所频频发生荒谬绝伦之事，并且时而出现一些荒诞不经的传授者，那么一定是整个社会环境出了大问题。体制与权力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最大罪恶，就是将国民诱导和改变为一群毫无精神追求、毫无思辨能力的庸碌小人，以物质主义和可怕的精神禁锢，使他们变成精神侏儒匍匐在地，再也不会昂首挺胸地站立和行走。一群犬儒伏地的畸形者，就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哀。
韩愈之倡扬高昂挺拔的师道精神，其意义绝不囿于学府高墙之内，而是惠及族群，惠及社会，他引导的是一个时代。任何社会和历史阶段，我们都会痛感缺少这种高瞻远瞩的勇者，缺少能够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大言者。韩愈教育思想的形成，显然不仅来自几次进出国子监的亲历与实践，而是综合了个人求学以及整个国家文化精神的思索与把握。他充分认识到教育作为一门专业的重要性，认识到“传道”实际上具有一种精神接力的意义。
韩愈的师道思想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包含了诸多现代教育思想的元素。他是自己师道思想的践行者，虽然任国子监祭酒仅有几个月的时间，却做出了许多重要改革。如对一些品级卑微的教职人员特别倚重，改良选择学官的制度，破格选拔博士等。这个时期的全国最高学府风气大变：“生徒多奔走听闻，皆相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唐·李翱《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可见这对于一座学府来讲是多么重要。推而广之，一种风气会蔓延于高墙之外，推动整个社会清流的形成。这种挺拔爽俊的知识人格，由点到面辐射出去，居功至伟，其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韩愈的到来使国子监内响起一片欢呼，大家喜悦欣慰，奔走相告，其情其状至今仍鲜活如睹。一个清爽的人，挺拔的人，活泼的人，热情的人，有激情的人，才有这种号召的力量，凝聚的力量，警世的力量，指引的力量。我们需要这种力量。
韩愈当时与几位弟子的关系很有启发意义。有的亦师亦友争论辩说，有的千里追随承教于门下，有的投书请教文章之道，还有另一些相处方式。可见传道解惑的路径很多，也很不相同。《原道》《原毁》确立了源与流的关系，努力辨识“道”与“德”之不同，指出“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
过去如此，今天仍如此：那些卓有见地的精神超拔者，富有良知的言说会激起人们心底多少兴奋。一种不曾泯灭的理性认知力、责任感，将作用和呼唤于不同的个体。这是朝向一种声音的汇合与向往，它们引领和趋近的方向是高处，是清晰之地，而不是低洼混乱的污浊之地。这种引领就是韩愈所说的“师道”。他在一千多年前所倡导的师道精神是不朽的，连接了过去和今天，更具有一种延向未来的指标意义。
恪守正道，是师教的精魂。韩愈的一生宣扬正道无休无倦，是一个持守“正儒”之道的“从教者”。他不仅好为人师，而且为师者辨，将孔孟尊为世间最可崇尚之师。这是一种大教育的思想：由具体的教育专业，扩大为整个国民的、民族的精神导引。他写有几篇国子监博士的序文和志铭，其中有许多关于师教及其意义的具体阐述。“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答张籍书》）“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乌可得邪？”（《爱直赠李君房别》）
在《子产不毁乡校颂》一文中，韩愈对乡间学校给予了至高肯定：教育不仅是一般知识之传播场所，而且是开放议论之胜地，只有它的存在并发挥众议的功能，才是一种有益于国民的大教育。这种开放式的大教育观，是他师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赞同子产“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的观点。子产为相，治理郑国，没有通过取缔“众口嚣嚣”之乡校来禁止不同的声音，而是广开言路，海纳百川。所以韩愈发出由衷感慨：“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
可见韩愈的视野是远在所谓教育专业之上的，他观照的是整个社会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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