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之异同
白居易小韩愈四岁，都出生于河南。白居易生于新郑，韩愈生于河阳，即现在的孟州。两地相距仅一百多公里，尽管祖籍不同，但实属同乡。他们同朝为官，处于同一时代，在人事和文事上多有交集，故很有必要对比一下异同。
他们都属于儒家的忠实弟子，都怀有“兼济天下”之志，而且都是当时重要的能吏和文人，都有开拓性的巨大贡献，也都有以“复古”为名的诗文革新：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代表，而白居易与他的朋友一起倡导“新乐府”。他们同属于振兴中唐文学的功勋人物。
就政治观念而言，二人相去不远：在政治势力的归属上，两人都不曾进入权力中心，没有陷入党争；两个人都有过遭贬的经历，也都来自中下层官宦人家，皆为自我奋斗进入仕途者。就时下我们所能看到的文字记载，他们二人似乎并无密切的个人交往。白居易写给韩愈的诗有五六首之多，如《和韩侍郎苦雨》《久不见韩侍郎》等，而韩愈写到白居易的好像只有一首《同水部张员外籍游曲江寄白二十二舍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挚友，如张籍和崔群，但他们二人却没能成为挚友。两人算是“君子之交”。崔群与韩愈为同榜进士，与白居易同为翰林学士。张籍与白、韩二人留下了许多唱和诗章，崔群与白居易都好佛老，而张籍与韩愈都拒佛老；白居易的挚友后来多居高位，如元稹和崔群都当过宰相，白居易在贬地江州能够被朝廷重新起用，多亏崔群相助；而韩愈的挚友多屈沉下僚，像孟郊四十六岁中进士、五十一岁才通过吏部铨选任溧阳县尉，后来韩愈将他推荐到河南尹郑余庆的幕府任职；张籍做了十年太常寺太祝九品小官，眼睛患疾，被称为“穷瞎张太祝”，后来被韩愈荐为国子监博士，迁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闲职。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虽为戏言，但也有冷热不同之感。可能韩愈性格疏阔，不是那种周到之人，也可能二人关系并不相谐，或者还有文见和政见之别。不过这里也不能因为各种相关诗作的不同，就轻率断言一个冷淡另一个，就像我们不能说李白冷淡杜甫一样。杜甫留下了十多首写给李白的诗，而李白写给杜甫的好像只有两三首。当年的个中情形、具体原因，并不是后来人能够轻易推断的。因为具体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一些，而且每个人对待文字的态度并不一样，以及是否得到保存等问题。不过就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文本而言，一些猜度还会有的。
在对待儒释道方面，韩愈和白居易差异更大。他们开始都是怀抱治世安邦理想的坚定儒生，后来却走向两途。韩愈一生都是坚定反对佛道在中国倡行的大儒，是一条路走到底的“正儒”。白居易二十岁左右就开始与一些佛道人士往来，写有《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等诗，感慨世相空幻，三十多岁写下《八渐偈》：“盖欲以发挥师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坠也。”他早期写的《策林·六十七议释教》中曾有这样的认知：儒家思想能包括佛家思想，可以代替佛教。“若欲以禅定复人性，则先王有恭默无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则先王有忠恕恻隐之训在；若欲以报应禁人僻，则先王有惩恶劝善之刑在；若欲以斋戒抑人淫，则先王有防欲闲邪之礼在。”这个时候他尚未接受道家的影响，在《新乐府·海漫漫》一诗中写道：“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旨在讽喻宪宗，因为宪宗既信佛又信道。在贬为江州司马之后，随着政治上的谨慎和收敛，宗教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佛道精神，亲自实践，以求解脱。“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禅功自见无人觉，合是愁时亦不愁。”（《岁暮道情二首》）“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强酒》）他到江州不久就开始与道家来往，尝试炼丹，而后释道并行。“禅僧教断酒，道士劝休官。”（《洛下寓居》）“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负春》）可见佛和道在白居易这里，已经是并行不悖，左右借重，甚为相谐。
在文学之路上，韩白二人几乎表现出风格的对立：白居易倡导民间文学，以“风诗”和“汉乐府”为榜样，极力实践直白浅显的表述方法；而韩愈在力求干练和言之有物的同时，进一步走向文人写作的强烈个性，造句“奇险”，“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文。”（韩愈《醉赠张秘书》）同样是反映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的文字，白诗写得直白平实，如同民间歌谣；而韩诗却要通过奇特的想象，偏僻的比喻，即便直接揭露针砭时弊，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造句方式力求避俗，而且意蕴深厚。
在性格上，一个温文忍让，另一个峻急壮烈。在总结人生道路、性格得失的时候，他们分别写有《自诲》和《五箴》。白居易的《自诲》是挫折之后的痛定思痛，对随遇而安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虽属达观，实则颓废：“乐天乐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乐天乐天归去来。”显然包含了很消极的元素。而韩愈在《五箴》中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言行：“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可见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一个轻易不能被外部势力折服和委屈的人。虽然命运多舛，多有创伤，却仍然无法遏制一腔悲愤。当悔与不当悔，两相分明，文辞仍然锋芒毕露，大放不平之声。如果有悔，也是对散漫无为的追悔。他鼓励自己仍然要焕发勇气，终是一个刚直不屈的倔强之人。
他们二人生活在同一种社会政治环境下，面临客观的吉凶忧乐大体是一样的。韩愈活了五十七岁，白居易活了七十五岁，两个数字正好可以颠倒。因为他们的主观生命差异太大，与客观环境的演变关系也就大为不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但这仍旧不是一个明白与否的问题，而是内在生命质地的最终规定。白居易出任左拾遗前后还是疾恶如仇，敢于直言直谏，让宪宗非常头疼，曾经气得对宰相李绛发狠说：这小子是我一手提拔的，竟敢这样对我，我不能容忍，一定要斥贬他。被贬江州之后，白居易就大幅度地修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韩愈贬向阳山，痛苦喊叫，却刚烈不改，所以晚年又遭更大凶险，放逐天涯，但仍旧顽倔如初。如果他的生命不到五十七岁即突兀终结，真不知道还会发生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
对于知足保和的白居易，我们并没有其他期待。他余下来的人生已经相对平顺，他会写越来越多的诗篇，会增加一些优美含蓄、委婉别致的诗句，却不会像韩愈那样奇异和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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