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和激越
韩愈其人以及艺术，被当时和后来的一部分人极力否定，重点指斥了他的峻急和褊狭，尤其在对手们看来是这样。我们今天面对文本和历史记录，发现所谓“峻急”是有的，“褊狭”却谈不上。一个像韩愈这样认真探究、一辩到底，比那些得过且过的聪明人更可爱也更有价值。张籍在与他通信中曾这样说：“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今执事为之，以废弃时日，窃实不识其然。”（《上韩昌黎书》）韩愈回信说：“前书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然。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非好己之道胜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以为道。吾岂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则其与众人辩也有矣。”（《重答张籍书》）可见自古至今，圆滑的机智总是太多了，而能够保持直追真理的勇气，并且一直坚持到底的人又太少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中，理性主义的认真和执着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什么“大肚能容”，什么“无为而为，不争而争”，这种肤浅混淆的机会主义思想不仅得不到批判、警惕，反而成为大众中流传甚广的至理名言。能够辨析这种不求甚解的庸俗化的佛道思想，倡导入世求真的理性主义，在当时以韩愈为最强音。
圆滑混世已经成为一个族群的痼疾，被这样的疾患缠住的民族，不可能成为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韩愈实在是功勋卓著的历史人物。他的峻急，是因为感受了淤积深重的民族危机；他的所谓“褊狭”，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恶习根除之难。于是毫不退让，说理辩难，纠缠专注，就是一种可贵的理性精神。“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旧唐书·韩愈传》）“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新唐书·韩愈传》）这些历史记录让我们能够鲜明地看到一个儒者的性格、品质、勇气和力量。
严格讲来，这也不是什么性格问题，而是生命品质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一切决定了其诗性，也决定了其他许多方面。新旧《唐书》记载了韩愈坎坷的仕途之路，指出这实非偶然。在社会政治层面，这种生命质地必然阻碍自身发展，在一种酱缸文化中，所谓的“官场智慧”之类，他的迂回和隐忍之功差多了。他的果决判断力和冲击力，不可能时时妥协，反而会高效率地行动，迅速做出反应。他这样的人如果适在其位，必定是一个能吏。可惜这种能吏只在特殊时刻才会为朝廷所用，大多数时候只能是作为“害群之马”而存在。
韩愈实在具有强大的行动力。我们可以从他一生仅有的两次“平叛”中得以窥见。一般来说书生长于言而短于行，而在韩愈则不然，他作为一个勇者和行动者，得到了历史记载。在藩镇割据的中唐时期，他先是随宰相裴度出征讨伐淮、蔡，后独自出使叛乱的藩镇，替朝廷宣抚虎狼盘踞的镇州，两次壮行都不无艰险，结果都是奏凯而归。一介书生能够在国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建功立勋，实为罕见。《旧唐书·韩愈传》中记载：“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新唐书·韩愈传》中记载：“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镇州之行是更为凶险的一次出使，但韩愈毫无惧色，凛然赴任，以一己之勇力挽狂澜，成为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案例。可见在诗文、军事、行政等诸多方面，他都有出色的建树。
仅从个人性格来看，往往存在正反两种作用，不可以简单判定。韩愈言辞锋利直接，进谏屡次受挫，一生中的两次遭贬都与直谏有关。他的诗文所表现出的快利锐畅，也多为人诟病。但他的艺术气质，又与这种洞彻酣劲的力道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冲动激越，就没有韩愈，也没有这样才情洋溢、充盈饱满的美学品格。他的简朴与直畅，在中气强固的豪迈之中，又增加了丰满余裕的审美感受。
“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词锋学浪，先有定价也。”（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多么精当准确，当为我们借鉴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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