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律之上
盛唐时期的律诗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当然有前辈诗人的贡献，以杜甫为代表的杰出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使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杜甫等人的诗歌艺术又被后人发扬光大，但仍然属于个案。任何时代的楷模都是不可复制的，最伟大的天才总是难以再现。作为个案，其独立无测和奇异光彩，即构成了难言的生命和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之谜”。没有“谜”即没有魅力，也无须诠释下去。以唐诗为代表的强大影响力，在借鉴的层面和后果上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从形式上制约了文学的发展和革新，就有点可悲。当某种艺术形式高度成熟凝练，以至于形成严格规范的时候，这种制约力就走向了反面。凡事皆过犹不及，形式的完美与固定、对内容的资助，当有一个限度：它必须在内容表达的需求之下，亦步亦趋地服从于这种表达，服从于生命的激发过程，而不能反过来，不能僭越。
事实上，律诗的严格性渐渐走到了极处，空心化与肤浅化的恶果也就形成了，最后难免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和竞赛。中唐时期，许多“古风”都写成了律诗，正常的言说也写成了骈文，活泼生鲜的内容退回次位。而在盛唐时期，李杜的潇洒是骨子里的，是生命质地如此，他们对文学形式的贡献，首先是烂漫的充实和饱满的精神内容所决定的。那是一场又一场审美的完成和胜利。杜甫虽然使一种形式更为成熟，并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恪守，但这同样是灵魂上的一种蓬勃生长，而不是僵化和萎败。丰实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本来即是一种谐配，形式的强大，在于能够保持内容上纵横腾挪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这个功能和过程一旦到了等而下之者手中，就完全本末倒置了。他们会机械持守，不求甚解地模仿和遵循，一味追求和放大形式本身，并以此为能。
作为艺术诗章，工律之上显然有更为重要的东西。赋予骈文无论形式怎样完美，那种内在的为文原理却不能改变。在今天看这似乎是简单的道理，要真正贯彻于实践之中却不容易。它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来领悟和解决，甚至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许多人做出奋斗。在中唐，骈文和律诗都面临着一次蜕变和革新。工律如果不能援助内容、服务和强化内容，也就需要改变了。工律的恪守一旦变成空洞无物的说辞，就会让人烦腻。所以一个时期从形式上突破制约，并能发出清锐之音，就是一个大贡献者，一个真正的开拓者。
这个时候韩愈发出警世之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与冯宿论文书》）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越是自己得意之文，别人看了越是贬斥；越是自己感到羞惭的文字，越是得到别人的赞扬。这是一个指鹿为马和以丑为美的时代。这让我们联想到当下，数字时代的垃圾泛滥不已，人们对于文字先是麻木，而后就进入荒谬的判断：越是肮脏丑俗越是让人感到快意；越是直露喧闹越是有人推崇。看来审美的自我与独立，那种刚健清新的敏锐，并不容易。潮流的遮蔽、歪曲和诱惑，可以是彻底的。
身处潮流的个体要有雄拔心志，有一番搏击，这就需要是一个有力的不安的生命。韩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置身于潮流之上，既没有随波逐流，也不是简单的旁观者。由于他高踞于上，视野开阔，所以能够纵观前后，将先秦纳入视野，并不认为那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在这种视野与格局中进行比较鉴别，坐标系就扩大了许多，可以从“新”中看到旧，又能从“旧”中看到新。生命力的充盈强大，会使人变得清醒，更加直接和真实。在这种审视之下，他变得比同时代许多人都要理性和自信，因此敢于开拓新境，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了不起的时代综合力，来自潮流之上的开阔和气度，他参与并主导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一种独往独来的勇气。“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争臣论》）他当然知道潮流的左右力超出想象，要做一个藐视潮流者，不仅需要阔大的气魄与充盈的中气，还要准备做出牺牲。
“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陈寅恪《论韩愈》）比如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韩愈就抱有一种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非常认同韩愈所持之“道”，推崇韩文，在《梅溪王先生文集序》中，将韩愈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范仲淹并列为“五君子”，说“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另一方面又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作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朱子语类》）在宋代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大儒，在菲薄、轻慢韩愈的同时，却从他那里吸取和接受了许多可以利用的思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攻韩之徒。陈登原《韩愈评》指出韩愈是“文人无行”的典型代表，认为韩愈提倡“道统”，是“文人之卖弄，茫无归宿之夜郎自大而已”。周荫堂《韩白论》说：“韩的胸襟很狭隘，见解很肤浅，思想很粗糙，并且一味地想挂‘圣人’的招牌，他对于精邃玄奥的佛学，本不能了解，而却大肆攻击，认为异端邪说。”“他在政治上的活动，更现出他的患得患失，阿谀逢迎的心理。”周作人更是写有多篇辟韩之文，认为韩文“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风雨谈·关于家训》）甚至攻击起韩愈的长相：“他的尊容是红黑圆大，唇厚，眼小如猪，我从前猜疑他好吃猪肉，身胖喜睡，后来看什么书证明他确实如此。”进而指摘其人品：“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满口礼教，因谏佛骨谪官，立即上书哀鸣，登山怕下不来，号哭写遗嘱，这些行动正好配上那样的外表。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坏文章二》）
可见对韩愈及其诗文的否定者，不仅在古代，即便是到了现代，仍然大有人在。某些见解虽然可以讨论，但大都不够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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