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狐狸的皇帝
杜牧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才人物，他的天才不可以仅仅看成诗章和文学方面，还要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由于那样一种出身环境，他少年志高，在非同一般的期许和继承中展开广博的自我设计和准备。如二十岁就开始潜心研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和十三代史书，二十三岁就写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这样的惊世之言。他懂得“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注孙子序》）可见从很早便开始思考国家兴亡得失，特别是注重研究军事，修养之全面，准备之周备，为同龄人所罕见。
人生不过是一篇大文章，世上还少有文章周密而入世粗疏之人，这往往都是统一的。杜牧具有如此才干和修养，却一生不遇，未展抱负，最终大抵只能在文字铺衍中来满足自己。而这样一来，又引起他更大的愤懑与不满足。他短促的一生竟然经历了宪、穆、敬、文、武、宣六位皇帝，可见当时社会生活多么动荡。这些皇帝不得长寿，难以善终，有的竟然还要活在恐惧不安之中。身处高大堂皇的宫阙，却要警惕时时袭来的危险，九五至尊的皇帝尚且如此，一般官吏和百姓也就可想而知了。普通人要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中安身自保，度过平安一生，必要付出很多。作为一个朝中仕人，一个从政之人，需要付出更大的心智。在乱世之中，首先要立足生存，然后才可以设计和施展自己的治世之才，而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刚正必受摧折，危险叠加，甚至是朝不保夕。在这种阴暗混乱、污浊险恶的时空中，最活跃并屡屡得手的，只能是另一些人，比如机心深藏却没有人生理想的那一类，比如盘踞在后宫的宦官们。
杜牧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几位皇帝如此不堪：穆宗耽于酒色，喜好金丹，不成器局，很快夭亡。继位的敬宗更加离谱，登基时还是一个玩心很重的少年，根本没有什么家国责任，每天忙于击球、手搏之类的游戏。他最爱干的一件事是深夜捕捉狐狸，而且十分上瘾。“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旧唐书·敬宗纪》）那些宦官近臣只是满足他，与之一起玩乐。这个少年皇帝在荒唐之路上越走越远，大修宫室，声色犬马，连那些宦官都难以忍受他的乖戾与暴虐。他轻则辱骂，重则捶挞，如果不能好好配合他“打夜狐”，即削职查办或一顿暴打。百般折磨之下，宦官们苦不堪言，最后竟联手将他杀死。
这位荒唐的少年皇帝在位时间不到三年：十六岁登基，十八岁被杀。朝政荒谬无序，宫廷荒诞不经，如儿戏，如群氓穿梭，成为一道封建专制的古怪风景线。尽管这属于中国封建统治史上的特殊案例，但实际上也会以各种面目出现，几成常态。其内在的荒谬性和残酷性是一直存在的，专制是社会历史中的最大痼疾、不幸和悲剧。这种悲剧通常要以各种形式上演，但它们通向的结局却无一例外。在这种黑暗、阴郁、肮脏的社会环境之下，各种健康的生长都不可能。它们败坏自己，危害社会；既毁掉区区宫阙，又戕害茫茫大地，各色生灵无一幸免。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邪恶生长，最后蔓延到不可收拾。人性之败坏普遍而拙劣，无知而盲从，愚昧而野蛮，成为封建体制下的一种常态。这种可怕的人性之精神病毒肆虐横行，其结果，就是导致整个社会机体不可挽回地迅速瓦解。
杜牧所处时期，皇帝荒淫无道，宦官擅权乱政，朝臣党争激烈，藩镇嚣张失控，一个朝代走向末世的所有元素皆已齐备，没人能够挽救。贯穿中晚唐的“牛李党争”成为整个朝政的一大顽疾，发端于宪宗朝，起因是当时的举子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在考卷里批评朝政，主考官将他们推荐于宪宗，引起宰相李吉甫的不满，诬他们与考官有私，结果考官遭贬，李宗闵、牛僧孺也未受提拔。朝中许多大臣争相为其鸣不平，像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曾经上书替他们辩解，宪宗只好又将李吉甫贬放淮南节度使。此时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等尚未入朝任职，派系斗争的色彩并不浓厚。穆宗登基之后，长庆元年进士科考试成为触发两派激烈冲突的导火索，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李党争”从双方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成为当时最难以克服的政治大弊。文宗曾经就此发出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如此复杂的人事纷争、残酷的政治角力，再加上昏君庸臣，只能使唐王朝加快走向末路。那些治世心切的儒臣欲要有所作为，也只是一种梦想，除了使自己饱受摧折，几乎不会有其他结局。但这部分仕人是儒家入世传统培育出来的人物，他们的悲剧在于不愿中断努力，而要苦苦挣扎，不肯屈服，最后直到厄运降临，付出生命的代价。
杜牧入仕之初照例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越是如此，失望来得越快。他在这个时期留下的文字不少，大多是奋斗期的一种自我砥砺，表达了进取的豪迈和对未来的期许。“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感怀诗》）“齿发甚壮，间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游门下，为拜谒之先，或希一奖。”（《上知己文章启》）等待他的命运转折很快来到，现实比他想象的不知要糟糕多少。结果初为朝官，在校书郎的位置上只干了半年就不得不走开。皇帝们或食金丹、或捉狐狸、或纵欲不已，后宫的宦官与朝中投机的臣僚忙着火中取栗，阴谋连连，机心大发，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残忍的闹剧。所有正直或明智的官吏，除了悲愤无望，就是设法规避。
一个人或一个朝代的衰亡，走向穷途，终究是无法阻止的。这大概也是新陈代谢的规律。杜牧正像其他清醒的诗人一样，要寻找一个能够畅快呼吸的地方，尽管从小就有过奢华的生活，而且喜好玩乐，但毕竟饱读诗书奋力进取，进入宫廷的目的绝非为了和皇帝一起捉狐狸，而是“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尧汤”。（《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如此败坏的朝政令他绝望，四面潜伏的危机令他压抑，为了浮出肮脏的泡沫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他转目四顾寻找去处，只希望快些逃离。
唐代京官地位很高，离开京都则意味着不遇，所以少有京官要求自我外放，除非实在迫不得已。不过对于这个自小锦衣玉食的贵族少年来说，到辽阔的大地上游走，离开狭隘的上层生活，未必是一件坏事。他的眼界需要改换和开阔，需要在生气勃勃的大野上奔走，领受新鲜气流的吹拂，需要在灼人的骄阳下勘察。在社会和大自然中，与各种各样的人群、动植物交流摩擦，相伴相依。
这一次人生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比得中功名更为重要。他需要将少年时代所获取的大量书本和朝堂知识，与另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经验对接。这种对接将会发生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化学反应，对他的人与文都具有极大的重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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