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思有百韵
一般的读者都为李商隐的多情缠绵所困所迷，而少有注意另一方面，即他的忧愤之思，甚至是壮怀激烈的一面。他的这一面常常像爱与情一样，是私下里留给自己的，是自饮一杯，但正因为这样才更真实。他写晚唐那场大悲大黑之政治事件，即血雨腥风的“甘露之变”。那场发生在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观甘露而色变引发的宦官对朝臣的大杀伐，曾让多少诗人暗自悲愤、恐惧，李商隐自然也不例外。“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他多次在诗中表达了悲绝之情，对天子受制于家奴愤恨无比，对国家前途忧虑无比。他对百姓疾苦深深伤痛，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底色，也是一个为仕之人的基础情感。
清代纪昀评价李商隐这类诗章，用了一句“气格苍劲”，也算中肯贴切。那首百韵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尤其要注意，气之长，意之深，内容之饱满，在李商隐一生诗作中都是少见的。“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他缠绵时无人能及，他指斥时怨声动人，哀情与悲愤透髓彻骨，令人动容。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十二月，李商隐为令狐楚送丧后从兴元（今陕西汉中）返回京城长安，将沿途所见写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让人想起杜甫的同类诗篇，只是看来更长更博，实得杜诗真气。杜甫的“三吏”“三别”和《北征》，都是描写民生苦难的最好范本。后来的诗评家对这首长韵评价很高。“此等杰作，可称‘诗史’，当与少陵《北征》并传。”（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五言长篇，始于乐府《孔雀东南飞》一章，而蔡文姬《悲愤》诗继之。唐代则工部之《北征》《奉先述怀》二篇，玉溪《行次西郊》一篇，足以抗衡。”（清·朱庭珍《筱园诗话》）
除此之外，李商隐还有《哭刘蕡》《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户蕡》等沉痛忧愤、慷慨悲凉之作。关于刘司户蕡与商隐之关系，虽然记载不多，但这三首诗足以证明二人互为知音。李商隐深深赞叹对方之贞刚气节与远见卓识，对其忧肠与正义印象深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蕡》）李商隐对生前备受迫害而不幸早逝的刘司户一再追吟，将其命运与自己相比，反映出愤懑之深广。金圣叹批道：“有搏胸叫天、奋颅击地、放声长号、涕泗纵横之状。”（《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清代姚培谦在《李义山诗笺注》中说：“此痛忠直之不容于世也”，“举声一哭，盖直为天下恸，而非止哀我私也。”清代纪昀《玉溪生诗说》言：“一气鼓荡，字字沉郁。”
李商隐的忧愤诗，可与幽怀诗称为双璧，相互照映。情有多深，忧有多广。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生冷无情之人对世事充满忧思，充满牵挂，这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些诗有的写给友人，以获同声和鸣；更多的是写给自己，为留一份心情，抒发胸中不平之气。这种抒发对一个内心丰富的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此则不得窒息，得以呼吸。无论后人将那些无题诗与时事政治怎样连接，多么牵强，但在诗人深层的忧思方面，仍然关联深重，二者相连，甚至不可剥离。我们在展读这些铿锵沉郁、义愤难言的诗行时，有时也会想起他那些情意绵绵、寄托无限的诗句。它们言说两性情事，述幽怀，诉别情，同样是深深沉浸而不能自拔。这与那些国事伤怀、悲愤难平之作，自然属于同一颗灵魂，同一种胸襟，是同一人所为。敏感多情，悲悯共在，感同身受，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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