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和快语
韩愈无论于诗于文,叙述说理,无不逻辑周密,运思严缜。比如其代表作“五原”,包括那篇险些惹来杀身大祸的《谏迎佛骨表》,都有理尽辞达的严密性,这是他为文的能力。但尽管如此,却不能完全弥补性格带来的另一特征,即快言快语之病。这和为文的要求多少形成了一对矛盾,以至于在许多时候不能相互补救。他说理清晰而辩证,心思缜密;他最初确定方向的时候是比较冲动的,进入文章之后却会依照理路而行,但也难免一时兴起,一泻千里。这往往使他的慎思不能一贯到底,不能从头至尾周到妥帖。这种开口即快意、一诉到底、一吐为快的情状是经常发生的。
韩愈就此是有所反思的,从阳山贬所迁江陵法曹参军之后,他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仕途挫折:“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讼其恶云。”(《五箴并序》)反思不可谓不深,追悔不可谓为不痛,总结不可谓不早,可见诗人对自己还是洞彻有余,不是一个糊涂无知者。《五箴》分别是《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从言行好恶一路辨之,清晰而深刻。他在文中反复自警自戒,似乎愈加谨慎。他回顾了两度托身幕府、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广收门徒和御史台遭贬的际遇,对自己耿直率言所招致的后果有所体味。但他对于群小专横,对于嫉贤妒能而招致的灾难也非常清楚,知道如此下去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尽管有此番沉痛的自戒和总结,但似乎仍然没有影响他认真好辩的性格,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道德文章,是他儒家士人的品质,唯有如此,也才能够恪守“正儒”。
我们仍然以那篇极为重要也极具风险的《谏迎佛骨表》为例,因为“拒佛老”是韩愈一生坚持不懈的事业,他在许多诗文中对此都有非常详尽的论说。当皇帝要亲率群臣出迎佛骨,这个盛大举动对他触动之深、引起焦虑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谏文出手绝非一时情绪使然。但由于这次进谏有具体情境在,是针对一时一事而言,并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文章。尽管如此,以韩愈之明晰和朝中为官的经验,不会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但他最终还是奋而忘我,结果使自己瞬间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境。
可见“快语”之本性常常冲破“慎思”之能力,这正是他可爱的一面,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真性情的体现。
他的慎思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对整个时局大势的把握上,无论是文章风格走向,还是社会政治大势,都少有判断上的偏失,显然是透彻而严密的思虑结果,有高度,有综合归纳力;再就是具体论述,特别是一些代表性著述,比如“五原”、《师说》《进学解》《讳辨》等,陈列诸项,一一推理,逻辑相当严密,说服力也十分强大。就辞与理、就文势来说,具有摧枯拉朽之力,这既由他快言快语的性格所决定,也由文气的强盛所决定,是极难改变的。所以他的文章,甚至包括一些言情绘事之诗,推进速度并不因为思维的密致而稍稍放缓,相反总是极为快捷的。诗文的前进和赶路一样,是有速度的。
总的来看,韩愈诗文的推进速度超过常人,在古代文人中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同的人。他的行文风格陡峭而犀利,又加剧了这种速度,这就使他能够一路飞走,披荆斩棘,有一种快刀斩乱麻的痛快。这种开辟的力度和拓进的能力,都给人一种爽快利落的感觉;最为可贵的是,这又绝不仅仅止于风格,而是源于一种真实的强调,探究的执着,这才是内在的、根本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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