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二十三讲
·极盛之后
韩愈生活的时期为中唐，活动于德、顺、宪、穆四朝。这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国家持续走下坡路，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既有藩镇割据边疆告急，又有宫廷内部的剧烈党争，宦官弄权。思想文化领域是一派颓败消极，泛滥于汉魏的谶纬神学和玄学，到了这个时期再度兴盛。佛与道在几代皇帝的大力倡举之下，整个上层官吏沉溺其中，所谓上行下效，民众也趋之若鹜，国民的精神风貌与文化性格与盛唐之期大为不同。
人们为之兴奋、发出啧啧惊叹的盛唐已经成为过去，政治、军事、民生，特别是文化，从唐太宗“贞观之治”至唐玄宗“开元盛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繁荣之后，遭逢“安史之乱”，整个国运急转直下，唐王朝进入了一个衰落、平庸而动荡的时期。就文坛来看，李杜不再，“盛唐之音”式微，他们所象征和代表的汉语言文学，那种生机勃勃的气象日渐衰萎。文学是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不可能简单地与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配，它们并非同步，但二者之间仍有深刻的联系。唐代经过一系列繁荣、衰败、振兴、再衰败等高高低低的起伏之后，元气已无法复原。虽然有过几段复兴和振作期，比如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唐宣宗的“大中之治”，但毕竟昙花一现，无法力挽颓势，那种极具创造力的生机勃发的态势与精神，终究未能恢复。
国体如同人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骤然压倒生命机体的是一种长期积累的危厄，它们在暗处，于不察中汇于某个角落，最终化成一记重拳。羸弱的生命跌跌撞撞勉强爬起，蹒跚而行，脚下布满坎坷，更难以抵御寒风。综合的显性表征即“文化”，而文化的主体部分则是文学，所以这个时期表现在文学上，即是虚浮和夸张。起源于汉魏、兴盛于南北朝的骈体文，在经学衰微、玄学盛行以及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学渐渐偏离儒家的轨道。骈体文的倡导者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士族阶层，他们不关心社会民生，个人生活奢侈靡浮，为文追求装饰性的华美，用典繁多，堆砌词藻，以形式主义的“才思”和所谓的“学养”来对应庸俗的生存。
这个时期如果出现一种朴素刚毅的文风、一种雄拔的个体生命表达，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人们在这样一个时期期待变革，期待出现一位划时代的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文化奇迹，预示社会机体的生机焕发。尽管是局部的，却是希望之所在，是了不起的康复契机。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赋即律赋，这种有韵的古老文体发展至唐，文字更加讲究音韵谐和，对偶工整，士子们必须熟练此种技能方可应考。而唐代公文通行骈体文，比如做过宰相的令狐楚便以此获当世称誉：“言文章者以为冠”（唐·刘禹锡《东都留守令狐楚家庙碑》）。令狐楚的骈文在当时竟然与韩愈之古文、杜甫之诗，并称“三绝”。历史记载唐德宗尤其喜爱令狐楚的文章，其任职于河东节度使幕府时，德宗每次御览送来的奏章，一眼便能看出令狐楚的手笔。的确，这和整个国家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外表装饰浮华而中气正气不足。统治阶层的腐败一定是从物质主义和娱乐主义开始，而后自上而下影响整个社会。腐败的诱导力、教育力和腐蚀力是无比强大的，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大面积的沦陷。所谓“导向”，封建专制体制恰恰是一种恶劣的“大导向”和“大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决定一个时期的文化与人性发展趋向。
我们鉴定一个时期、一个社会的专制政体，会历数它们的恶行，如多少人遭受冤狱，多少人被杀戮和践踏。这固然是封建专制的罪恶，但更大的，却是这个集团自觉不自觉地、或显或隐地对整个社会形成的恶劣卑鄙的教育与诱导：一个时期的民众走向精神堕落，丧失理性模糊是非。封建政体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地，甚至非常残酷而彻底地驱逐文明，将其置换为卑鄙、阴谋、机心和尔虞我诈，让一种不可言说、深藏不露又似乎时时可见的对文明的敌意，在社会上蔓延和流动。这才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唐代封建统治是儒释道三教并立，西汉确立和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成空话。即便是被封建统治集团长期改造和歪曲的“伪儒”，地位也在下降，更不必说清醒刚直的知识人所坚守的“正儒”了。一心求得长生与享乐的帝王们更愿意相信歪理邪说，所以怪力乱神层出不穷。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韩愈作为一个“正儒”的代表人物出现了。
历史做出如此选择，使我们欣喜而又欣慰。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驱开重重雾霾，而且终身如此，百折不挠。在宗教方面，对弥漫于社会铺展于民间的肤浅的、形式主义的、经过歪曲与改造的道与佛，采取坚拒态度，历陈弊端，甚至直接上书，不惜冒杀头之险。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发力从文化到其他诸多方面，波及社会思潮、教育、文学、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其实文化的变异必涉多个方面，不可能是单一的和独立的，因为腐败和沦落一定是全方位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萎靡混乱的时代会有刚健的文风、清廉的政治、理性的国民。
韩愈之勇敢坚毅，意义在于整个时代与族群，而不仅是文化宗教领域。他从弱小和孤独一路走来，从卑贱布衣到低级官吏，从边缘到中心，渐渐成长起来，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他一路风尘，始终倔强不屈地放大自己的声音，既能强词夺理，又能以理服人，可谓不畏艰难的一生。他自少年时代接受儒学经典，经过四次科考得中进士，而吏部应选又三次落败，求仕之路坎坷：“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三次吏部考试都没有通过，最后不得不宦游幕府。然而这拼争奋斗的一路也是呼号不止的一路，即便在地位卑微的时段，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大言惊世：“今有人生七年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积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毁之，是亦不获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弃，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宁往告焉。若不得志，则命也，其亦行矣。”（《上宰相书》）
韩愈实为力挽颓废文风，进而影响到整个时代风气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不可绕开的文化乃至社会的勇敢变革者。在精神文化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旗手。“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是苏东坡的崇高评价，其中少有修辞夸张，大致切中事实。具体分析何为“衰”、“衰”到何种程度，又需要大量例证。与“衰”对应的，正是韩愈等不可替代的巨大努力，是超人的恒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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