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隐之别
王维一生共有四次隐居，即淇上、嵩山、终南、辋川。诗人之命运在四个时期各有不同，隐之时间与深度也大为不同，需要从细部加以辨析才能稍稍深入探究其思想与艺术，这也是极为必要的。
淇上隐居是暂隐，是外贬济州之后的短期等待。此时他刚从基层归来，教训和见识互存，对未来毫无把握，处于一种犹豫观望状态。因为正逢气盛志壮的青年时代，锐气尚在，机会固有，仍然具有一种寻获的强烈欲望，不会甘休。淇上小隐距离长安干谒不过四五年，身上强大的冲力还在，只不过是环境发生了变化。王维经历了一次贬斥即变得谨慎了许多，第一次隐居也成为反思、总结和筹划的一个重要阶段。“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淇上田园即事》）
青年之隐与中年晚年之隐，隐之性质、目的和心态都有区别。没有淇上之隐便没有嵩山之隐，从淇上到嵩山，当有一种深思之后的行动感。嵩山之隐包含了许多生命的主动性，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退让和消极，而是蕴藏着某种积极。“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山中寄诸弟妹》）第二次嵩山隐居非常重要，它是王维一生命运的枢纽所在。因为退隐之前他曾献诗张九龄，未获回应，于是一路追随唐玄宗巡幸东都的人马来到洛阳，隐居嵩山等待机会。在张九龄提拔之下获得右拾遗职位，虽然是位卑职微的从八品上，但跟从皇帝身边，能够直接进言，地位显赫而重要，像陈子昂、白居易也曾为右拾遗，而杜甫和高适做过左拾遗，后来白居易与高适都官居二品。诗人一生仕途就此展开，所以嵩山之隐为最大的人生契机与关节，诗人要一生感激和怀念张九龄。
王维第三次隐于终南山，“终南别业”预示诗人的隐逸之心愈重，将做长久疏离的打算。因为这时张九龄已经去世，从此恶相李林甫当道，王维自然畏惧，不遭厄运已是大幸。这个时期他与内弟崔兴宗、好友裴迪一起，流连于烟霞翠霭，问禅访道，精研佛理，吟诗弹琴，啸咏终日。终南隐居为躲避和等待，采取无争之智。因为李林甫对张九龄原来的班底一定会警惕，最后观察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散淡无为的王维。王维得以升迁左补阙从七品上，又一次成为皇帝身边的谏官和近臣。王维在这个任职上怎样进取不见记载，因为人们注目最多的还是“辋川别业”：买下前辈诗人宋之问的宅第修葺、扩建，为母亲修建一座精舍，显然怀有终生大隐之志。作为一个宫廷人士，如此超脱无争，同僚不再提防，也不会成为政争的焦点。不过作为张九龄提拔重用之人，最后还能够得到几次升迁官至正五品上，也算是官场奇迹了。
在以人划线的官场政治中，王维现象值得研究。
背向官场，免除竞争之酷，先得保全，然后进取；最难的是内心修持之功，正好于此时完成。辋川唱和，侍母修佛，聚诗友写华章，成就一生事业。“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隐居辋川期间，裴迪干谒不遂郁郁不乐，王维与其对酌，为其排解，这就有了他们的辋川唱和。越是后来的隐居期，王维越是以逸待劳，相得弥彰，颇富闲居之乐。这一切不仅减轻了焦虑与痛苦，获得心灵宁静，而且收获了标志其一生至高之成就的空灵、澹逸之诗，所谓“诗佛”之称，由此确立。
四次隐居，在时空上一次比一次更长更大，效果也更明显，世俗与精神两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递进和攀升的状态。如果想找一个古代隐居的榜样，那么没有比王维更可取的标本了。隐之效果证明隐之路径，四次隐居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循环往复中总结与递进、更新与创造，是别样的积极和进取。在这进取之中，不断走向另一个极致，即朴素的消极；而朴素的消极之后，又趋于另一极端化的完成，即走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智者的散淡。
这种散淡是真散淡，从容、质朴、自然。但奇妙的是：其人生在世俗与精神两个方面，都同时抵达了最高之境。
王维的经历让人想到一个曲折而明显的路径，即“消极的支援”。他的一生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为闲寂超脱、虚空消极，表面看入世的奋发励志只发生在青少年时期，而后尽管时有起伏，但大致已不再积极进取，好像彻底告别了儒家；其实不然，王维一生都没有放弃儒家的伦理纲常，忠君爱君及家国情怀并未泯灭，只是将佛道的出世精神寓于生命之中，成为独善其身的一股必然助力。
他年轻时壮游、隐居，李林甫时期又出塞为使、知南选、出使榆林和新泰二郡，写下的辞章中虽不乏壮气之歌，但多数是即景素描。这是王维的壮游诗、边塞诗与其他同一题材诗作的显著区别：壮怀固在，客观呈现，唯静唯美，如画如歌。“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出塞作》）“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
在李林甫执政时期，如果王维的出世行为不是过分明显，没有终南与辋川的两次隐居，没有亦官亦隐的那种疏阔感，反过来一味专注于朝廷政务，就会表现出很强的进取心，意想不到的麻烦也将接踵而至。正是若即若离、有形无意之间，官场大忌才得以免除，个人生存环境就变得宽松了。可见消极到了极处，也可以产生另一些积极的因素，所谓祸福相依、物极必反。极度的消极之举有意无意间成为人生的可靠支援。这支援在“安史之乱”的巨大风险中得到检验：王维未被安禄山杀戮，被迫留任伪职又想法致病躲于荒寺，以拖待变。这种智慧实非常人，其中当然还不能一味用“机心”去解释，因为王维毕竟是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儒臣。这也是一种抵抗，一种智慧的较量。
在极大的险境中，王维吞食泻药，泣哭和悲吟，如此而已。这种应付看上去似乎有些被动，没有什么激烈撞击，更没有迎合与参与。一首短短的口占诗《凝碧池》以轻拨重，以小博大，竟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超级作用。后来这首诗成为弟弟王缙手中最可利用的佐证，也是肃宗重新起用诗人的口实和凭据。“贼平，皆下狱。或以诗闻行在，时缙位已显，请削官赎维罪，肃宗亦自怜之，下迁太子中允。”（《新唐书·王维传》）正是这种看上去的随遇而安、拖延被动与隐性抵抗，为他赢得了时间，战胜了危难，取得了另一些奋力搏击者都难以抵达的效果。
就其思想艺术来看，这种消极性也有“至功”，它从一个方向强化了诗境韵致，成为一种极致化的表达：空灵冷寂，禅意佛境，清静无为，简古淡远。此种意味和特征突出到罕见之境，也就不可替代，因为世上无匹，独此一份，意义固在。“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辋川集·竹里馆》）“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而处于同时期的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风却完全是另一番品貌。
王维少涉外部之急遽躁动，也无内心之激越不安，观其一生，除“安史之乱”的历险，可以说大致平顺。济州外贬的经历与同时期诗人相比，几乎算不得多大颠簸，但仅有此次曲折坎坷，即让他获取了足够的教训，一生再无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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