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智与勇
在韩愈一生中有两大华彩乐段，一是随宰相裴度东征淮西，奏凯而归；再是出使镇州，任宣慰使，深入叛军营地，冒杀身之危，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大获全胜。这两次壮行无一不展现了诗人的实践之才和过人的文武韬略，体现了一位儒者惊人的智与勇。
在韩愈一生中，出征淮西的伐蔡之役当为一个至为重大的事件。当时面对嚣张的叛军，朝廷分为主和派与主战派，争执激烈。韩愈为坚定的主战派，上书皇上，提出很多重要建议，像如何决战及应对策略等非常具体。在《论淮西事宜状》中，他有过具体部署和用兵六条建议，比如就近征兵，集中优势兵力；怎样对待蔡州士卒，怎样坚定信念；不必急于求成，又不可半途而废；还有赏罚分明，对其他藩镇晓以利害以孤立蔡州等等。后来主战派胜利，裴度出任宰相，并亲率大军出征，以韩愈为行军司马。他在整个军事行动中贡献了重要谋策，为取胜立下不二之功。
第二次是受朝廷委派宣慰镇州叛军，此行至险。韩愈出发后，朝中同僚都认为他凶多吉少，穆宗皇帝后悔改变主意，立即补追诏令，让他权宜行事，不必勉强。但韩愈却异常坚决，慨然成行。当时情形是叛军首领王庭凑已经杀掉了一位节度使及其属僚，并重兵围困了另一位朝廷派去平叛的节度使，决心铤而走险与朝廷为敌。而韩愈竟然毫无惧色，独身一人深入敌营，不畏艰险，穿行于枪刀剑戟的丛林，几番舌战，最终将嚣嚣叛将降伏。整个过程在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中有生动记载，宛如一幕活剧：“庭凑严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馆，甲士罗于庭，公与庭凑、监军使三人就位。既坐，庭凑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所为，本非庭凑心。’公大声曰：‘天子以为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以节，实不知公共健儿语，未尝及大错。’”“‘儿郎等且勿语，听愈言。愈将为儿郎已不记先太史之功与忠矣，若犹记得，乃大好。且为逆与顺，利与病，不能远引古事，但以天宝来祸福为儿郎等明之。’”“众乃
曰：‘侍郎语是。’”如此一番正气凛然的话语，令叛将敬畏折服，并设宴款待。
出征淮西时韩愈五十岁，出使镇州五十五岁，而且是刚从贬地潮州回朝不久。两次临危受命相隔五年，连建奇功。最值得叹赏的是两次行动前后，诗人留下的诗章竟然豪气焕发，看上去像个极为兴奋的孩子，毫无畏惧之状。伐蔡之役从出征到凯旋，每到一处都留有激情四溢的诗篇、一生少见之欢快乐观的句子，可见其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急欲平乱的壮志与雄心。“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窜逐三年海上归，逢公复此著征衣。旋吟佳句还鞭马，恨不身先去鸟飞。”（《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
最能表现韩愈耿勇无畏的，大概还是要说到晚年那篇劝谏拒佛的力文，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儒者之勇常常表现在犯颜谏上，而古代儒士有一个最可敬佩的传统，即“文死谏”，这与武死于战场一样光荣，甚至更为光荣。那些因直谏而死的儒者，在青史上总是留有显著的位置。“义正词直，足以祛世俗之惑，允为有唐一代儒宗。”（清·《御选古文渊鉴》）“无《原道》一篇不见韩公学问；无《佛骨》一表，不见韩公气节。”（清·蔡世远《古文雅正》）“昌黎《论佛骨》一表，为天下之至文，直臣之正气。”（清·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韩愈的军事才华在他对上言说战争方略的状与表中，特别是他随裴度出征的卓异表现，都大可证明。这是智，也是勇，畏战者不会有什么战争谋略，也绝无贯彻力和实践力。至于他舌战叛将于敌营大胜而归的传奇，不但证明了他的智与勇，而且还说明了一介儒生超出一般的行动力。计划的能力和落实的能力毕竟不同，一位难得的奇才只要具备了其中一项就很了不起，而韩愈竟然双双皆备，实在罕见。
纵观韩愈一生，为政生涯跌宕起伏，在一地一任时间极短，常常不足一年；而一旦亲临政务，实绩即得以彰显。据记载，在贬所阳山“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在河南打压宦官，惩处恶吏；在潮州兴办州学；在袁州释放奴婢；在吏部提高吏治透明度，严防官吏谋私。他出任京兆尹虽然只有短短数月，然而京城“六军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故贼盗止。遇旱，米价不敢上”。（唐·李翱《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当听说那个敢于直谏皇上烧掉佛骨的人前来主政，竟然吓得京城驻军再不敢胡作非为，盗贼不敢轻举妄动，大旱之年奸商也不敢哄抬米价。这简直像神话一般。
可见韩愈真是一个智者勇者，一个可敬可畏的胆大包天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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