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庸众
韩愈所处的年代纲纪破坏，世相危颓。具体讲有两大危机：一是藩镇割据，二是佛老盛行。前者为社会安定之危，后者为精神漫漶之疾。李唐王朝名义上奉行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实际上儒学日渐式微，唐玄宗之前的几代皇帝皆崇信佛道，而唐玄宗则偏嗜道教，所以这个时期道教势力很大。释与道二者明争暗斗，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韩愈《华山女》一诗就写了长安城内的佛道之争：“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
。”
唐宪宗热衷于佛事，法门寺里的一截佛骨在819年正月里被迎入宫中，供奉三天，轰动长安，于是就有了韩愈那篇痛心疾首的《谏迎佛骨表》。“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这是他晚年的壮举，其实透露出来的心志，与年轻时完全一致，并无改变。早在诗人三十岁时《谢自然诗》中，就表达了相同的忧思：对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耗费巨资争建华丽寺塔深表不满。
此次谏迎佛骨，差点被皇帝处以极刑，最后全家被贬潮州，最小的爱女死在流放途中。
韩愈困居潮州荒蛮之地的时候，与一个名为大颠的和尚交往甚笃。有人对此产生了误解，认为韩愈拒佛立场有所改变，为此他回答说：“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与孟尚书书》）可见在人生最为艰困之时，也并无多少改变，更无颓废。
玄学与庸众的结合，通常必是世相衰羸。国家前途迷茫，国民精神颓萎，每逢这个时期，民间所谓佛道之术就会甚嚣尘上。这种流于庸俗化和表面化的“兴盛”，无一例外都是末世的征兆。就韩愈对佛道的态度来看，与后来苏东坡等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儒，是“正儒”，真正关心的是社稷民生，是人的现实生存。他们认为佛道与庸众的乱象愈演愈烈，于国于民都是至害。韩愈言说儒释道三者关系的文章，可谓古今罕见之清晰要论，透彻之极。作为一种哲思和智慧，韩愈并未否定释与道，但对其含混化、庸俗化以及大众化的过程，却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民众堕入迷茫无知之境，在玄虚的说辞中根本不求甚解，最后整个族群唯有变得庸俗无聊和浅薄无知。
韩愈和苏东坡一样，在生活中并不拒绝交往一些道士和僧人，有时觉得他们有趣味、通事理，所以有些诗文就是写给他们的，这是与个体佛道人物的交往。对于佛道在民众中的庸俗化以及引起的严重后果，基本态度却从未改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将佛与道确立为国家宗教，更不能容忍一些极为肤浅庸俗、似是而非的佛道观念被用来故弄玄虚，惑众谬行，于社会上大行其道。“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赠译经僧》）“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在当时，和尚与道士竟然成为很大的社会群体，士、农、工、商四类，再加上释与道，成为“家六”，即“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韩愈痛问，如此一来，整个民族怎么会不穷困？又怎么会不发生盗窃的事情？
这些分析与估量，与后来的苏东坡也是一致的。苏东坡就撰文指出中国历史上毁于佛道的几个阶段，言辞非常锐利。他在《韩非论》里说：老子死了以后一百余年，商鞅和韩非著书立说倡导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失去了仁者爱人的儒家之根本，才有陈胜、吴广之乱，没有教化而只有严厉法治，天下遭到荼毒；后来人只知道法家申韩之术的大害大罪，却不知老子和庄周“虚无淡泊”的害处。他在《中和相胜院记》一文中，指出一些僧众以“荒唐之说”沽名钓誉，而且凡是百姓所苦之役，他们皆可免除，还声称“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所以东坡碰上这样的僧人，就反复与其论辩，常常弄得他们面红耳赤，“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但苏东坡也像韩愈一样，对一些佛道人物非常喜欢，来往的佛教人士有辨才法师、宝月大师、佛印禅师、诗僧道潜等，道教人士有吴复古、杨世昌、姚安世、邓守安等，与他们的交往愉快极了。因为这都是知识人物，并非世俗之人，身上有许多疏离于社会与大众的独特之处。他们见解独辟，高于社会认识的平均值，而且能够于独处中感悟真趣，就个体而言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种交往是知识与个性的联系切磋，是趣味的异质因素的吸引，毫不足怪，与他们对佛道的总体态度，没有关系。
就知识而言，无论佛还是道，都是深奥的哲思，不可以作肤浅的诠释，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会弄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将深邃的哲思简化为迷信或似是而非的言说，误导或引出邪僻，普及于民众，后果当是十分严重的。表面化和庸俗化的佛道，对民众与知识人的伤害，常常始于不求甚解，始于歪曲和肢解。极深奥的思悟能在大众中通行无碍？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属于极少数人的修行之举，浩渺无边的玄思世界，一旦被简化成机会主义和诡辩术，就会变成极有害的东西，普及开来，蔓延下去，即使整个国民变成软弱自私、无力无为、无是非无理性的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族群不可能有理想，更不可能为真理而奋斗，从此必将丧失挺拔清爽和刚直不阿的性格。
笼统地谈论宽容、忍耐、善良、慈悲、应物，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极有害。在这样的一种文化风气中，只便于滋生更多的黑暗，且让一个群体在面对专制集团的侵犯时，变得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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