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鲁迅和托翁
说到文学与时代、与严苛的封建专制，我们不由得会想到人类文明史上其他一些案例。让我们看一下民国内外交困之期的鲁迅，再看沙皇专制时代的托尔斯泰。这两个人被谈得太多，而且用他们比较白居易也许有些错位。不过我们仍旧可以在这种参照中得到一些启发。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巨涛时代。时代洪流冲走了多少人，淹灭了多少人，比民国时期更混乱的时代，大概只有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可以比拟。这个时期，一个知识人的选择，挺立与颓败，是需要极其注意的。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沙皇专制统治时期艰难生存的贵族，作为一个东正教的执着追随者，他与白居易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从这种比较中，我们正好可以看到极大的精神差异和文化差异，以至于生命差异。
托翁是忠实于东正教的，是一个用生命苦苦探寻真谛之人，用尽一生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深具罪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诚实和苦寻，最终却被东正教会开除。他深深不安于自己的贵族生活，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离家出走，死于偏远小镇阿斯塔波沃小火车站。在老人生命垂危之时，沙皇居然还对这个荒寒的小站加以严管，表现出深深的恐惧。他们害怕“异端”，害怕一个独立思考的老人。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重要的精神与思想成果，他无畏而彻底地思索了一生，战斗了一生，握紧了一支犀利之笔。当年各种政治势力对他的利诱以至威逼，都没能使他沦为工具，而始终坚持独立思想。他可怜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一生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先生去世时只有五十五岁，临终时还表达了决绝，反映出他的彻底和不存幻想，透露出更深层的生命信息：在一个酱缸文化浸泡和腐蚀的国度里，妥协者和宽恕者已经太多了，他不想加入这个行列。
白居易自然是一个妥协者，虽然直到最后也仍有不安，有自醒。在黑暗的时代，沉默者太多了，他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沉默者。在恐惧中，他仍然写下了不少唯唯诺诺的颂诗。“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湛露浮尧酒，熏风起舜歌。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太平乐词二首》）“霁色鲜宫殿，秋声脆管弦。圣明千岁乐，岁岁似今年。”（《小曲新词二首·一》）他不能沉默，就像他不能终止自己的恐惧和哀伤一样。这是庆幸之歌，胆怯之歌，也是苟活之歌。古代诗人中，即使像一些“正儒”人物，忠君思想往往也是难免的。
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就是向往西学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整理自己的民族文化，进入痛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理性、科学与民主，是这一切催生出鲁迅和胡适这样的文化巨人。他们留下了太多激烈而愤懑的语言，许多时候未免偏激。鲁迅说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胡适认为“全盘西化”实际上是“全面的现代化”。从他们的急切和愤慨中，我们不难听到一个清晰的理性主义的宣示。他们对于国学的整理和保存，体现为小心翼翼地鉴别和寻觅。我们可以相信，在他们心里，“正儒”与“伪儒”的分野清晰而明确。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唐的韩愈，想起与他同时期被贬江州的白居易。作为两个理性主义者，以科学和民主思想为旨归的文化巨人，鲁迅与胡适不可能蒙昧无知到彻底扫除一个民族的固有文化，会那样昏聩；他们的驳辩和指证是庄严而坚定的。这种强大的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这种来自生命的巨大激情，这种对追溯真理的坚持和叩问，让我们又一次想到了托尔斯泰。
我们无意苛求白居易，却会从中看到酱缸文化之可怕，看到东方黑夜之漫长。一个如此杰出的、才华横溢的诗人，最后却在自己精神的国度里走投无路，举手言降。“伪儒学”“伪佛道”，此二者是酱缸文化中最主要的组成物和发酵物，它们所具有的强大腐蚀力，远不是饱受摧残的白居易所能够抵御的。而今天的抵御者又在哪里？鲁迅和胡适的传人又在哪里？
在深长的夜晚，可以听到不绝的呼唤。那些沉默者和行动者，无论如何是存在的。他们像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在静默地注视，光芒融化了漫漫长夜，生命汇入了时间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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