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趣与力

文学表达的至为动人处，其感染力，其价值，其审美性之强弱，仍旧以生命力为源头，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人最终所表达的强烈性，如冲决力、洞悉力、勇气等，除此之外还要有丰富的趣味性。后者主要指一个生命的丰腴和复杂、特异与多面，即鲜明的迥然不同的人性特征。当然后者也是生命力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就这两个方面看，王维似乎都留下了相当大的缺憾。按一般情形论，一个生命缺少了力与趣，艺术上必然较少建树，但在王维这里，情况却稍有特异：作为艺术上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无论在当时或后来，从文学史上看都不失为一枝奇葩，不可忽略。也正因为如此独特和不可或缺，也就获得了极大的肯定，诗史要为其立章专论。

作为个体的存在，王维看上去不激烈不偏执，似乎有些单调。他不像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诗人那样放纵自己的情感，并无太多爱与恨的冲决，一生少有孤注一掷之举。除了青少年时期所表现的早熟和机敏，作为一个翩翩才子的形象被人称道，其余时段只是一个隐意较浓的闲散官人，一个性格平淡的知识人士。“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城隅一分手，几日还相见？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崔九弟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一般来说，无激烈之情怀即无好诗，无感怀激烈之表达即无震撼，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艺术规律。然而在王维这里，一切又当别论：他于另一极踏出蹊径，随着生命的成熟，进一步催促老化而告别青生，愈加走入空寂平淡，即人们所熟知的另一种生命况味。它像老酒一样，有一种绵绵的力道。

正因为简到了极致，才别有一种淳厚。若论趣味，淡中求索，属于无味之至味。从社会政治层面看，他没有强大的进取力，从思想艺术层面看，他没有灼人的情感热度，二者交互集合，即归入稍稍陌生的一条精神与艺术的路径。

王维的诗写情含蓄蕴藉，似乎更符合中国诗教传统，即“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他写分别、送行，表达友谊，甚至写情爱闺怨，也都是“词不迫切而味甚长”（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这两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送别绝唱，也是情感内敛韵味深长，正因为如此，才别有滋味，吟咏之间思绪悠远。这种特征实际上在其少年诗作就有体现，比如那首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情意真率而深婉隽永，蕴藏丰厚。他目光缅邈，遥思幽远，安静不喧，情至意新，心底的流淌波澜不惊，却绵绵不绝水光潋滟，空蒙之下是一番悠旷动人的风景，令人回味无穷。

他的大量羁旅诗、送行诗、应制诗，也包括日常的山水田园诗作，表面看似乎都少一些心灵“燃烧”：只写事，少抒发，动情不彰。这种生命特质当然更多来自先天，而不仅是客观世界的制约与改造。先天生命中的某一元素可以被后天引诱和激发，但不会无中生有。“为善吾无矣，知音子绝焉。琴声纵不没，终亦继悲弦。”（《哭祖六自虚》）王维写此诗时只有十八岁，然而收敛和超然的性格已经非常明显，似乎平淡冲和已成基调。他一生的主要力量好像都投放到一个去处，即“辋川别业”的建设。大功告成之后即安于诵经，小诗伺候，不再激动。似乎“辋川别业”就是一切，成为他精神的固体。作为一个生命的行动力、建设力，既体现于辋川的筹划布局，更显示于兴味盎然的景点游赏。孟城坳、文杏馆、斤竹岭、茱萸沜、白石滩等，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与诗友的咏唱。“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辋川集·临湖亭》）这是怎样优哉游哉的闲适生活，高雅而美妙。他的趣与力转化如此，不再辐射到更多和更远，最终成为一个显著的存在。

手无缚鸡之力，此力绵软淡弱，然而不绝，进而成趣，趣在久远。他于沉默无声中完成了一个特别的精神建构。原来这“趣”与“力”是于无察中进行的，是分散的，最后汇集于一处名叫“辋川”的地方。它们形成文字，淡淡的、隐隐的、寂寂的、虚虚的。

这里也有一个逐渐收敛的过程。王维豪情满怀的抒写，愈是后来愈是稀有。少年时期的诗文富有青生气，十六七岁写《洛阳女儿行》，通篇极尽描摹东都洛阳权贵之家的豪华骄奢，刺讥寓于其中，君子不遇之气铿然作响。十八九岁写《李陵咏》：“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后人激赏其“能道陵意中事，雅正，雄浑，顿挫”（《王维集校注》引明代顾可久语）。这种取向与力量感，后来仍有延续。比如他出使河西写下：“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陇头吟》）“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老将行》）意气豪迈，慷慨悲凉。这样的诗章气势刚健、宏阔，风骨苍劲，意境雄浑。但后来这一切就收敛起来，更多的情绪藏于内而不露于外。

诗是用来发泄和表露的，但在王维这里是越来越趋于收敛。他远无太白之张扬浪漫，更无少陵之忧愤悲沉，其主要作品气质在唐代诸多诗人中确为个案，历代诗人中这一向度者也是极少数。如果说有的诗人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那么在王维这里可以说是双双皆短而无长。除了少数、偶有一见的诗篇，如某些边塞诗，基本上不见男人之果勇气概，也少有儿女之缠绵气息。朱熹说：“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楚辞后语》）当为中肯之言。

许多时候诗章之长度取决于气，对于王维来说，没有长篇巨制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于社会生活中隐忍，在诗文中节减。或许有人以现代人“玩文学”之谓论说王维，其实并无贴切。他并没有多大玩兴，只是冷寂超然，是将锐气收起来、隐伏下，进入另一种生命品格。这也是一种生命性格的认真，统一于一心向佛的志趣。由此可见，母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一生的诗文都没有谈到父亲，这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这与韩愈的情形正好相反：韩愈一生不提自己的母亲。韩愈三岁失父，一直以父辈为自豪，其父亲和叔父都是李白的好友。父亲代表社会的一面，象征进取和入世。比如少年王维进京干谒之举，很难说没有父辈的影响。少年不言父，而后机会更少。踏入政界，特别是稍有挫折之后，母亲的佛心即强烈地左右了他。“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偶然作六首·三》）此诗写于二十七岁。我们不可忘记：当王维一生之大作“辋川别业”完成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接来母亲，让她在精舍中诵经修持。对他来讲，这是最为充实、幸福和安宁的岁月了。可惜时间不长就结束了，母亲病逝，他自己也走入人生的最后一程。

他是上苍的一个作品，如同辋川是他的作品一样，二者终将全部献出。所以最后就有了王维晚年所做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将耗去大量心血和财力的“辋川别业”献出，改作佛寺。从此之后，他即住进了长安城里的那座老宅，每天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与人谈佛参禅，身边只有药臼、茶铛、绳床，财产几乎没有，物质大致归零。“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在人生的最后时段，王维确乎做到了真正的空无，生命也走向了一种新高度：收起最后的一丝俗欲。

表面看，直到晚年王维都是一位朝中人士，大半生都身居庙堂而没有彻底归隐。但他归隐之念，他的向佛之心，的确是愈到后来愈加强烈。然而无论如何，他仍然还是一介儒生，一名朝官，特别是晚年被肃宗宽宥并委以高职之后，他对隐居的态度甚至有了一些微妙变化。可见现实生活的压抑或舒畅，对其入佛归隐之心仍有深刻影响。“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恤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批评陶潜等隐士，仿佛忘记，曾几何时他还大赞陶潜的弃官归隐：“条桑腊月下，种杏春风前。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送六舅归陆浑》）或许王维这里的意思是，如果真能看空一切，则无论入世或归隐，“道”行与否，都不会感到不适意。

总之，王维尽管晚年整日焚香诵经，信佛已深，但仍然未能离情绝俗。“鹊乳先春草，莺啼过落花。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鹊乳春草，莺啼落花，春景诱人，虽至暮年，倍惜年华，一颗心尚未枯寂，而非古井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