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于一笑一吟
诗人的写作理想最全面最系统地得到阐述的，即是他贬居江州期间，写给至友元稹的那封《与元九书》。这篇被研究者反复援引的文字，当然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此文是白居易贬到江州之后痛彻反思而写出的一篇文字，应当是比较冷静和周密的，其中一些论说非常值得注意。这不仅可以看成他本人的自我鉴定，还可以成为后人评判其创作的一些依据。此文提供了一种视角，阐明了一些理由，许多人都将其视为古诗学研究领域中写作学和批评学的重要文本。
他为什么会写出那类“发于一笑一吟”之诗，并持有那样偏激的意见，需要好好探究。关于白居易的诗歌艺术，需要更全面更细致的追溯，但《与元九书》显然是难得的参照文字。最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就在这篇宏论中，作者似乎否定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作品，如在当时更在后来为其获得极大诗名的代表作《长恨歌》等。他直接认为“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然后又极而言之，说将来应该把它们全都删除。
在白居易看来，这些诗章不过是“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那什么才是他最看重的？回答是“新乐府”和“秦中吟”，也就是那些“讽喻诗”：“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意激”表现了他的态度、立场和责任；“言质”是指语言质直，揭露深刻而锐利。“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诗人自己界定得清清楚楚。
在后来的评价中，人们竟然真的依从了诗人的评判，有相当一部分观念与诗人是一致的，即一再言说讽喻诗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价值”。比如抨击“宫市”弊政的《卖炭翁》，揭露宫廷腐败的《红线毯》，讽刺官僚特权和生活糜烂的《官牛》《歌舞》，反映穷兵黩武的《新丰折臂翁》，描写农民艰辛的《杜陵叟》《重赋》《买花》，表现宫女悲惨命运的《上阳白发人》，揭露宦官淫威的《轻肥》《宿紫阁山北村》，同情妇女不幸遭遇的《母别子》《井底引银瓶》等。此类诗作被反复肯定，在文学史、在各种各样的教材选本中，总是占有最大的篇幅。
好在我们直到最后，还是要吟哦诗人的另一些美章，显然还没有完全同意诗人对自己“一笑一吟”之作的否定和轻视。因为在诗人整个的创作中，它们写得太华丽动人，实在无法抽离，一旦删除，诗人的成就显得太过单薄，甚至将大打折扣。可见诗之为诗而非其他，还需要凸显诗之特质，遵循审美规律。而文学审美的诸多元素中，其认识价值、批判价值、教育价值等，并不能单独剥离出来，而应当是一次综合，由此抵达“诗”与“思”的深度。仅仅是写出尖锐的批判文字，仍不足以成为伟大和优秀的诗人，文学的最高价值仍在于综合的审美的高度与深度。
诗人在做出那些论述时，已经是历经坎坷的遭贬之人，他对以前的激愤与勇敢稍有忌惮，却仍然保留了一个“正儒”的风骨，即对以往的刺疾刺腐并未产生悔意，也没有表现出恐慌和惧怕，相反更加肯定了那些文字所代表的方向。这当然是极可宝贵的方面。但就诗学本身来说，问题却不是这样简单，它比一般社会层面的道理或许要复杂许多。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的社会政治道德理想，还不能完全取代和等同于其他，因为它们不是完全相同的道理。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未必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一样。诗人在这篇纲领性的诗学文件中，强调了伟大的“风诗”的“美刺”传统。“风”是源于民间的一些歌谣，有一百六十首之多，占去了“诗三百”的半壁江山，是《诗经》的主体。“风诗”充满了对社会现象，特别是对上层统治者的讽刺和揭露；后来的“汉乐府”也有相同性质。它们属于民间文学，是来自基层的牢骚、嘲讽和批判，朗朗上口，传播广泛，上达朝廷，下至村野，影响充分而巨大，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诗歌源流的价值。
就此我们可以明白，白居易与元稹等人为什么提倡写“新乐府”了，因为他们想要突破当时浮艳萎靡的诗风，有所拓进，在格调与内容方面趋近“风诗”传统。“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新乐府并序》）他认为周代“风诗”功莫大焉，采诗官将它们汇集到宫廷，上达天听，并且保留下来。这些源于底层的歌谣最有意义的是其内容。在这里，诗人显然强化了文学的工具意义，强调使用这种工具需要直接和明朗，不可晦涩、曲折和婉转。
在《与元九书》这篇重要的写作学和诗学文献中，诗人对于春秋时代以下的杰出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虽有钦佩之辞，但仍然大抱遗憾，认为他们绝大多数作品仍然偏离了《诗经》“风雅比兴”的讽喻传统，疏离了“正声”。“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他从屈原、苏武、李陵开始一路历数下来，褒贬分明，态度明确，所推崇的只是这些人极少数的诗作，而这一小部分恰巧与后来的文学研究者不谋而合。后人所推崇的，大加引用和赞叹的，恰是此类作品。孔子推崇“诗三百”，遵循的也是这样的美学原则，他在《论语》中并没有展开自己的文学论述，即便偶尔涉及，也是就事论事的一家之言。这些只言片语被古往今来的许多文论者大加沿袭和诠释，但仔细辨析就会发现，他们突出和强化的无非是孔子言及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社会性与工具性的意义，却大抵上忽略了孔子在“诗三百”中的沉浸和陶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里强调和包含了更多语言艺术方面的意义。
诗的言说是语言艺术。何谓语言艺术？这里需要投注更大的精力才好，不然就会堕入一种稍稍狭窄的偏见。白居易对于诗学显然存有偏见，好在这种偏见并未阻止他进行更多的艺术尝试。正因为他的松弛和自由，才让他回到了生命的自我，最终还能够跃上更高一级的艺术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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