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度与小尺度
关于王维研究，为古代诗人中比较显著者，虽不如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等人，但绝不逊于唐代的韩愈、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后者皆为极重要的诗人。将他们与王维加以对比，就会发现许多差异，发现差异之上的一些更重要、更永恒的标准，以及有关这类标准的一些微妙而严格的权衡。
今天需要顾盼昨天的脸色，今人要看古人。打开历代诗学家对王维诗歌的赏读与评述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部分诗家诗话将其置于极高的地位。“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唐·殷璠《河岳英灵集》）“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宋·蔡絛《蔡百衲诗评》）“唐无李杜，摩诘便应首推，昔人谓‘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殊未尽厥美，庶几‘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耳。”（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此种诗论不可历数。职业研究者，比如古诗学领域，学术连续，因袭之下几为成说。其中一些观点实在值得商榷。就王维诗作之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即诗与思的高度，还需进一步甄别确认。
关于艺术鉴赏与评判，通常离不开两种尺度，二者既相互影响又不可混淆。一是“小尺度”，一是“大尺度”。前者强调艺术家与所处时代之关系，极其重视当时的影响力，并成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小尺度”除了特别依赖艺术家与时代的情状，还要延伸到后来，与某个历史时期的艺术思想趣味吻合的程度，这会严重左右研究的倾向。总之，局部判断依据“小尺度”，这是必须的，而且难以忽略，并对“大尺度”的权衡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具有强烈的左右力、参考性，甚至成为最重要的评判依据。
“大尺度”则需要排除艺术家对所处时代的影响，摆脱研究者自身的时代局限，尽力超越诸种因素，依从艺术的恒定指标，在纵横比较中确立价值与高度。这是至为困难的。这涉及艺术家及其作品诗与思的含量，文本的自身魅力，包括整体呈现的难度、偏僻性与独特性，以及作为一种形式本身所抵达的深度和高度。诸种元素既受艺术与时代关系的制约，同时又会体现出一种生命的独立性格，体现为更加开阔的一种大判断：不同时代的艺术仍然具有可比性。
这就需要站到很高的位置，有一种总揽的阔大视野，尤其需要排除一些谅解因素。比如在缺少基本艺术创造条件、群体文化失准的时期，在这种空间产生的巨大或者较大影响者，怎么能与艺术繁荣活跃、文明发达之期所产生的重要作家作品相比？二者的意义显然不同。“小尺度”即把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所以无法准确。只要是艺术判断，一定需要采取“大尺度”，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尺度。比如在某些极其特殊的时期，许多人失去写作自由，只有极少数人在一种护佑下纵笔涂抹，他们的影响想要减弱都不可能。这种影响力以及它对时代所构成的关系，如果仅用“小尺度”去看，该是多么重要；但是只要把时间稍稍放长，将写作与阅读的群体稍稍展开，就会发现这种局部的“尺度”是多么单薄和脆弱。
王维诗歌填补了一个时期的空白，以至于成为不可取代的审美。他于当时及后来都有显著的价值，受其影响者不可谓不多，类似风格的诗人在唐代和后来都有很多。他们步王维之后尘，或者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样一种精神和艺术的路径。然而，即便是王维，如果放大尺度，就会发现其单薄的一面。从文学史的角度、学术的角度，人们不能够容忍空白，必须有内容、有记录、有个案、有具体，这是量化和分类的需要。由于各种缘由，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缺少重要的艺术家也是完全可以谅解的。类似的时代并不少见，几十年、上百年都没有出现一个足斤足两的艺术家、诗人，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不要以为“小尺度”仅仅是时代或局部的一种必然，实际上，它作为评判事物的一种方法和倾向，是经常出现的，可见人们也完全可以在跨时代的广度上采用“小尺度”的标准。因为心中缺乏永恒，缺乏更高的指标，没有强大的审美力，就只好依赖成说，依赖量化和类型化的需要去罗列和堆积，为个人学术寻找说辞，这样的艺术鉴赏所造成的误解危害极大。它就像追求真理者见到混淆是非的那种郁闷一样，很难谅解和平复。
“大尺度”的思维是一种强大的理性，即信仰力，是一种不断贯彻的探究力。我们会发现“小尺度”的干扰是无时不在的，而这种干扰愈是频繁和切近，危害也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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