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杜能通幽
李商隐的诗歌艺术确受屈原和杜甫影响最大，他们二人之特质深入骨髓，并加以转化，孕育创造出独有的诗风。当然他还吸收了其他多种，从中能看到更多诗家的韵致。在同代诗人中，李商隐受李贺影响也较明显。他们二人师承“楚辞”和“齐梁艳体诗”，风格上皆清丽幽艳。不过今天看，他效仿“长吉（李贺）体”的那些诗篇，都不算是最好的。除了屈原和杜甫，大概他最该感谢的还是恩人令狐楚。这位官居相位的骈体文大家，功力之深，影响之大，当时几乎没有出其右者。“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旧唐书·令狐楚传》）“其为文，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新唐书·令狐楚传》）而李商隐自十七岁就跟随这个大人物，与其子令狐绹等一起接受教诲，可谓得其精髓，功力自此养成，后来受益无穷。
据《新唐书·李商隐传》记载：“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李商隐不仅学到了令狐楚骈文写作的深厚功力，而且在辞藻华美富丽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谢书》）这些诗句其实都是在讲当年大恩人令狐楚对他诗文的巨大助益。李商隐的骈体文之纯熟，在他一生既是从政糊口之基本功，又是心绪与精神表达之重要工具，更是化入诗行的辞章神器。通读他的骈文，会感受他诗与文的统一性，有一种相互周流借重的感觉。李商隐在跟随令狐楚之前善作古文，而古文是不喜偶对的。可见进入令狐楚的幕府，对他的一生，仅就诗文而言，可以说至为关键。没有这些少年和青年的功底，即不可能有后来那样的辞章面目。
屈原的缤纷华丽和浪漫忧郁，杜甫的苦难郁愤和深沉顿挫，当是李商隐的基本风貌与色调。他以自己之生命特质包容它们，走入屈杜二人的幽深之处，在心灵上汇合，结果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审美效果。在最初的汉语言文学的河流中，那些闪闪发光的杰作，当是《诗经》与《楚辞》。而《楚辞》中屈原力作尤其绚烂多彩，就文辞之绮丽、表述之丰腴、想象之奇异，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数。这种浓烈的色彩与幽婉的格调，在李商隐那里得到了极好的借鉴。应该指出的是，《诗经》作为民间文学，还不具有这种文辞的个人创造色彩。《楚辞》的主要部分属于文人的个人创作，必要有个体思维的另一种深度、辞章的另一种讲究，以此来弥补其产生过程中时空的局促。因为民间文学经历了漫长时光的孕育，是众手合成。这种不可比拟性反而催生了个体创作者的一种能量，迫使其命笔的曲折化和繁琐化。简单与直白不可能承担这一沉重任务，所以就有了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专注心力。由沉浸忘我、苦搜枯肠到自然畅达，这是奇妙的转化和创造过程。文字进入此境，才有可能出现杰作。
李商隐之华丽是有名的，少有古代诗人能出其右，这一特质不可不论及屈原和杜甫。屈原更早更古，那是更遥远的表达方式，呼叹之声愈重；而商隐则将其纳入律中，在极规整的诗句中腾挪自如，很是精妙。他使屈原艳丽沉郁的诗魂得到了现代性的转化，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创造性发挥。而杜甫离得更近，他的沉重苦难与李商隐个人身世之悲沟通一体，二者浑然综合。“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清·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此评点谈屈原、宋玉和杜甫对商隐之诗的影响，极为确切。杜甫显然也受到屈原的影响，“楚辞”作为中国古诗源头之一，对于杜诗辞章的焕发有显性的影响在。但老杜将其纳入严格的律中，这就有了另一种铿锵有力的金属质地，有了所谓沉郁顿挫和悲怆豪迈。李商隐也借重了这一点。“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还有“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戏赠张书记》），“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夜饮》）之类，这些诗句每每让人想到老杜之风格神韵。有了令狐大人的骈文功夫，再有屈、杜二位诗圣的神助，委婉沉郁、回环流转的李商隐，便独一无二地产生了。
屈原和杜甫都是诗史上少有的大气象，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圣手，所以李商隐的学习是取其高而得其中，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和指标。这种学习是生命之事，而非简单的技法之摹，是先天的合作，而不仅是后天的追赶。生命与生命之间当有共通处，有神秘的联合与对应。我们从李商隐的诗作中，会充分地领悟到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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