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元白
文史家议论最多者，就是杜牧与元稹及白居易的关系：私人交往和诗文理念。就个人关系来看，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稍大一些，但也不是没有交集的可能。元稹去世早一些，杜牧与之见面的机会很少，但白居易就不同了，他们二人相差三十一岁，白居易享有七十五岁天年，而且曾于同一时段在洛阳分司任闲职。公元836年，杜牧分司洛阳任监察御史，此时六十五岁的白居易回到洛阳已经七年，时任洛阳分司太子少傅。监察御史品级是正八品上，而太子少傅是从二品，两人地位相差悬殊，但这并不是他们未能见面的主因。从留下的文字来看，杜牧对元白二人的诗风是有些不敬甚至不屑的。当时元白二人的诗作在社会上流传广远，影响很大，如《长恨歌》，两人唱和的“元和体”等，通俗易懂，在朝野间颇受欢迎：“写了吟看满卷愁，浅红笺纸小银钩。未容寄与微之去，已被人传到越州。”（白居易《写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
据白居易自己说，他自长安贬放江州途中，一路上无论是士子僧人歌女，还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无不能吟咏几句其诗。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人们对元白指摘现实的“讽喻诗”知之甚少。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自己千余首诗中，“其间感物寓意，可备蒙瞽之讽达者有之，词直气粗，罪戾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因为这些文字针砭时政太直太切，而不敢轻易示人。而那些“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然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之作，却为世人“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所以当年被人们广为知晓的“元和体”，并非如今教科书上提及的讽喻现实的诗作。
杜牧这样才气横溢的贵公子，要接受一个在俚俗层面极受追捧的文人，可能有些困难。他个人的冲撞气、舍我其谁的悍拗之气，也与白居易犯冲。倒是韩愈狂傲不羁的性格，奇峻昂挺的文风，更合乎他的胃口。他不止一次表达了对韩愈的钦佩，笔下文字也明显受到了对方的影响。“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这里杜牧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追慕者，认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是近当代“四君子”，毫不逊色于那些古代的杰出人物。“自艰难已来，儒生成名立功者，盖寡于前代，是以壮健不学之徒，不知儒术，不识大体，取求微效，终败大事，不可一二悉数。”（《上河阳李尚书书》）他鄙薄之指向似乎清晰，对那些恪守“正儒”的诗人、文化人是心存敬重的，而对一味迎合、不能恪守者是相当轻视的。
杜牧与韩愈在思想文化及社会精神、人生观等方面也相当一致，比如对当时盛行的佛、道的态度，他们都是反感和力拒，认为这两种宗教文化一旦形成国民化和肤浅化，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后果。他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一文中对此观点阐述得非常充分，而且用语犀利：“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尽诱夫子之徒与书坑而焚之。”从荀子、商鞅对仁义的弃置，到秦皇汉武对仙道方术的迷信，再至南朝梁武帝以天子之尊“舍身事佛”，历数那些帝王强者治国用兵之雄，却未能在佛道之术下保持基本的清醒，指出：“傥不生夫子，纷纭冥昧，百家斗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随其时而宗之，谁敢非之。纵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拟而为其辞。”“百家之徒，庙貌而血食，十年一变法，百年一改教，横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文章最后将韩愈与孔孟二圣并列：“自古称夫子者多矣，称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称夫子之尊，莫如韩吏部，故书其碑阴云。”
与如此崇高的亲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对元、白的态度。这两个人引起杜牧不快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就是他们二人有大量“讽喻诗”并未广泛流行，可能杜牧没有读过。那些文字只能在少数朋友手中传阅，所以在当时诗坛看来，元、白等人不过是写一些男女情事、个人闲趣的通俗歌手而不入大道。暂且不说这样的见解公允与否，单就文学审美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来论，今天看也仍然需要留有余地。在元、白二人的闲适诗、情爱诗与叙事诗中，很大一部分艺术含量是很高的，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钱塘湖春行》《杭州春望》等，元稹的《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菊花》等，这些作品丰腴厚重，有诸多幽思和神来之笔，远非一句俚俗趣味所能概括。它们除了通俗易懂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生命激昂与沉郁。这些都不是从通俗层面，也不是一般民众所能够诠释和理解的。它们的朗朗上口和明晓易懂，是在外部，在显处，而腠理之下则仍然是噗噗跳动的济世之心。但这诸多元素杜牧好像视而不见。
一般来说出身阶层不同，或自己将个人给予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划定，会极大妨碍客观而完整的认知，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经常发生的。这条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是人性的鸿沟，要免除是困难的。集中体现杜牧对元白诗歌艺术的评价，历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他为李戡所撰的墓志铭。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一文中极赞“有道有学有文”的李戡，赞扬他读书能够“解决微隐，苏融雪释”，并转述李戡的话：“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最后一句特别有趣，如果有“位”，将有何“法”“治之”？我们不得而知。杜牧在这里引用的是墓主之言，但自己想必也会同意，所以才有这样深切而详尽的记述。这样的指斥不可谓不重，而且深透腠理，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中晚唐的颓靡之风由来已久，非一时一人之力所成，而与时代运势紧密相连。再者，元、白相当一部分情感叙事也非俗艳，属于雅致用心之作。像元稹历来为人所称颂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四》），是为悼念亡妻韦丛所作，意境瑰丽而不浮艳，情感悲怆而不低沉，实为唐诗绝句之胜境，与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同为千古悼亡的绝唱。
有人为元、白辩白的话还有：杜牧自己就写有大量男女情事，怎么有资格指责别人？此话听来似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如果其诗真的俗艳，分析其艺术得失总是应该的。在同类言情诗作上，杜牧与他们相比确有高下之别。比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征伶皆绝艺，选伎悉名姬。粉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密坐随欢促，华尊逐胜移。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元稹则更为浅俗直露：“密携长上乐，偷宿静坊姬。僻性慵朝起，新晴助晚嬉。相欢常满目，别处鲜开眉。”（《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其格调和色泽与杜牧、李商隐、苏轼等抒写男女幽情之作，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杜牧对于自己言情诗的态度，有否自我检视，好像没有记载。“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献诗启》）他的晚年焚稿，当是一次严苛峻厉的自我检视与总结。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