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俗之惑
说到白居易诗之通俗，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即“老妪能解”。据说诗人每完成一篇作品，常常会读给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如果对方听不懂即要修改。这个故事出自宋代诗僧惠洪的《冷斋夜话》。今天看，这只能是一种趣谈，是后人的一种猜测和演绎，当然不可为据。我们稍具常识即可明白，任何一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尤其是对语言使用有更为复杂而独特需求的诗人，如果这样对待和要求自己的书面经营，那一定是傻极了。后人之所以会做出这种故事化的编排，正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诗人固有的通俗性，说明他的作品是多么好读、多么易于流传。王安石曾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宋·陈辅之《诗话》引）
诗人自己在《与元九书》中说：“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里记下的必是实情，而且透出了一些满意。在古代，这种民间底层的传播是很少出现的，就连盛唐已经颇具影响力、具有传奇色彩、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的李白都要差得多，好像只有宋代的柳永尚可以媲美：“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当时不仅在国内，即便在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白居易的诗也拥有大量读者。白居易诗集在公元838年传入日本，那时他六十七岁，住在洛阳。诗人生前作品就能够传入日本，这在活字印刷术尚未发达、传播十分不便的中唐，绝非寻常。李杜诗作传入日本要晚于白居易一百多年，据说当年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其中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搜集白居易的作品。种种情形，除了说明影响力之大，其实并不能作为作品的艺术高度、审美价值的实证。
俗和易是民间传播的一个前提。就此来看，作品在世俗影响方面对写作者的诱惑，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难以超越和解决的问题。写作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迁就世俗要求，但此类要求极可能是艺术的一个陷阱、一味毒药。因为文学艺术特别是诗，必须具有极其个人化的、特异的思悟，就生命感知而言，它们虽然自然朴素，但又常常是一种“晦涩的朴素”。这种“晦涩的朴素”才是杰作的品质与特征。如果诗章可以用叙事和论说的散文化文字替代，或用其他艺术形式替代，也就不必有这种体裁了。
在诗歌理念上，从白居易一再坚持的文学观上看，他注重汲取和发扬的是民间文学中的两大元素：一是通俗性，二是讽喻性。“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但是民间文学是在更为阔大的时空中完成的，远远不是个体所能做到的。这就需要个体继承者从内部和本质，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形态上入手。仅仅在通俗性和讽喻性上仿制，就会走向狭窄的道路。艺术的力量何止于讽喻？再则，其深邃性又何必被通俗的形式所束缚？诗人与其相信底层与民众，何如更相信时间？这二者的选择是一个致命的权衡。
白居易的诗歌当然经受住了时光长河的检验和淘洗，这是他的真正成就。但其诗作的缺点以至于较大瑕疵，恰好在于他过分迁就世俗。“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钱锺书《谈艺录》）由于浅直就俗而获得流播广泛的优势，即所谓“知名度”。写作者常常借此“壮以行色”，实际上是一条自戕之路，是艺术的死胡同。在极短的时间内与众人达成一致，混杂于潮流，只能是一种肤浅。艺术的杰出者是时间的结晶，只有交付漫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准确鉴定。这是关于艺术品质的一场讼争，但却没有其他的法则和标准。
也许所有艺术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清高气，不可以迁就和折中，所有怀类似奢望和企图者，最后都是失败者。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支撑白居易诗歌之树长青的因素，仍然是他个人所具有的那种清高气。他的那些就俗随众的庸俗气，则是这棵大树上的枯叶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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