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复古
“复古”二字历来背负恶名，令人忌惮。在我们的语境中，凡主张复古者必是开历史倒车之徒。其实究竟怎样，还需具体分析，因为在当时能够标举“复古”，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未必会那样简单，作为旁观者，切不可望文生义。我们可以遥想春秋时代孔子的“克己复礼”，几十年来已经被批判得够多了。再看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恢复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传统的主张，在西方文学史中也被屡屡提及。这两个被东西方称之为“复古”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却无一例外是变革，甚至是当时政治和艺术上的激进主义。这些“复古”不仅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勇敢地面对当下，是从历史积累中提炼和淬出变革现实的新元素。可见这仍然是立足于现实，是起步和发端，而不是固守和倒退。
发生于现实的一切并非全是“新”的，而极有可能是陈旧没落之物；而那些在历史中业已发生、在时间中验证过的许多事物，却被我们丢弃和遗忘，这其中有一些正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部分。关于历史的总结和借鉴，回望和甄别，恰恰是改变现实所应有的勇气，是对正在发生的倒退和沦陷做出的一种反思和反拨，是将社会推向前进的一次跃动。这需要理性，需要果敢，需要无畏的生命来实践它。
“复古”用以社会变革，往往包含了一定的策略性，而不是简单的鲁莽和勇决就可以达成。这里有忍耐、智慧和步骤。比如孔子当年的恢复周公之礼，即不仅仅是针对文化和艺术，而是具体地直接明了地指向了现实生活。它是作为一场变革的口实、借重和路径而被提出。再比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中唐的以韩愈为旗手的古文运动、明代“前后七子”所标榜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还有清朝“桐城古文派”提倡语言雅洁，反对俚俗，都是对历史的回访、鉴别和引用。它们作用于当下的意义在于革新，但战斗的姿态却得到一定程度的遮掩和模糊。
文化艺术领域的“复古”一定要牵涉到整个社会，辐射到其他各个方面。
谈到中唐时期的思想领域，首先需要涉及已经淹没在崇佛倡道的社会思潮中的儒学。“正儒”有一个长长的流脉，在中唐，韩愈是它的一名“悍将”。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一名“诗书传家”氛围中成长的士子，同样是在儒学的求仕惯性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但这个路径上的你来我往者实在太多，他们一旦走入庙堂，就会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韩愈是其中一个倔强而清晰者，始终坚守了“正儒”的本分。在士子的潮流中，他是一个不曾流于时尚的、稍稍莽撞的人。他目击和评判，常有不安、忧虑和愤怒。“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为利于己也。”（《答崔立之书》）这里说出了为仕的初衷和由来，认为“为仕”即“为人”。
儒学的根本为“仁者爱人”。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那种强大寻找力、探究力，以“道”(真理)为最后和最终的边界，这样的一个勇者形象强烈地激励着韩愈。中唐佛道泛滥，庸俗化的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在民众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使他不可容忍。即便是参差于其间的儒学，也是被改造过的“伪儒”，这就意味着，唯有像当年孔子一样“克己复礼”，才能回到“正儒”。这种信念是何等强大，它一直成为他勇往直前的巨大的思想支援，是令他倍受鼓舞的精神指标。
就韩愈在诗文方面的开拓来说，我们联想到了一个英国人，他就是对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做出巨献的艾略特。艾略特当年直言：自己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从字面上看，这个人是典型的倒退派和保守派，从政治到文学到宗教，简直是全方位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对这位西方大诗人的类似议论，其依据就是如上的“夫子自道”。但这只是表面理解，是不求甚解。如果稍稍研究一下英国的文化史和宗教史就会明白，这段话所表达的内容与一些人惯常的理解大相径庭，或正好相反。阅读世界文学史特别是现代诗史，会发现艾略特恰恰是西方现代诗最有力的拓疆者，属于这个进程中最激进的人物之一。他的大胆推进引发了长时间的争执，有人甚至拒不承认他为正统和正路，而是伤害和背离了诗的传统。在他们看来，他不过是让诗走向了自由散漫，让议论叙事即散文元素大量涌入，少有节制，诗已非诗。
艾略特对于诗的改革与创新幅度很大，一再扩大自由诗的边界。这些举动与中唐的韩愈何其相似，所以他们两人所受攻击也相差不多。许多人认为韩愈“以文入诗”，充斥事理，无意境无工律，随心所欲，漫无边界，已经不能称之为诗。“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宋·陈师道《后山诗话》）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甚至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宋·惠洪《冷斋夜话》引）
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如此否定韩诗，但是回头观之，他们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仍然很大。黄陈二人的评判所依照的标准当然是形式主义，是盛行的潮流对他们的牵引和左右，从而对无所拘束、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的韩愈感到阵阵惊愕，以至于不能容忍。南宋时期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比如赵秉文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说：“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清初大诗评家叶燮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而今人陈寅恪在《论韩愈》中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退之之诗词旨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
让我们再回到艾略特的英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艾略特所说的“英国天主教”，并非我们所认为的罗马教皇的“天主教”，而是经历了宗教变革之后的新教，即基督教。当时英国已无天主教，艾略特这样讲，只是为了区别于当时英国基督教中的“下教会派”，强调自己属于“上教会派”，即更注重宗教仪式的基督教派。艾略特所谓的“古典主义”，也不是简单的向后和移植，而是将古典主义中蕴含的某些“现代”部分，综合于现代主义的进程，让它继续生长。他让“古典主义”参与现代的全部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就此来看，中唐时期韩愈等人所做的工作与之具有异曲同工之义。韩愈推崇先秦文章，取其朴直刚健、言之有物和真情本性，以冲决当时盛行的华而不实和奢靡无力，去掉一个时代的缀饰和虚浮，使先秦文章在中唐得以生长，最终形成生气勃勃的文风，这就是当时的“现代主义”的成长。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时代需要向前，而向前即意味着接续历史的某一部分，选择之不同，当然也就决定了道路之不同。将淹没的、似乎遥远的历史中最具生长性和生命力的部分复活，让其与现代衔接，现代主义才会产生，这一点上，艾略特与韩愈是完全相同的，其意义也同样深远。
“复古”在他们这里不过是“现代”和“自由”的代名词，开创一时之风气，并对社会多个领域产生了影响和推动，是对历史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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