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气
韩愈火气大，积于心而放于言，以至于最后使满篇诗文都燃烧起来，其热量在千年之后还有些灼人。性急火大，气盛躁动，在日常处事上容易得罪人，有时可能并不自知。因脾性原因而导致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糟糕的后果往往又促进了他的火气。好像这是一种个人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于人于文也算是得失互见。
就韩愈一生行迹来看，他的仕途与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文人都不同。他在一个职位上往往干不到一年，这在古代仕人中是少见的现象。他正式踏上仕途是三十五岁，结束长达十年的游幕生涯，出任京官，这个过程可谓艰难。802年春天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第二年秋天任监察御史，刚入冬就被贬为阳山县令，后迁江陵法曹。经过三四年的贬放颠簸，终于在806年回京城任国子监博士，不久又分司东都洛阳，一年后实任国子监博士。从809年到817年，八年间他历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河南令、职方员外郎、国子监博士、比部郎中、史馆编撰、考功员外郎、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等职。817年随宰相裴度东征平淮西的壮举，在他的一生中尤为重要。凯旋后，因为军功而擢升刑部侍郎正四品下，可惜好景不长，819年初又因《谏迎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韩愈生涯中所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置，险遭杀身之祸。潮州之贬在唐代为重罚，韩愈被流放的距离及遭遇的凶险，有点像后来的苏东坡，好在第二年就被唐穆宗召回了长安，任国子监祭酒从三品。不久又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来又改任兵部侍郎，直到在这个位置上病逝。这种频繁的调度和变动，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官场的复杂混乱，官不聊生，民不聊生，难以稳定下来，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他自身的一些特点，这里就说到了性格问题。
因为秉性刚正直率，韩愈经常遭到同僚的排挤和诽谤，“夫佞人不能远，则有时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祸其至哉。”（《释言》）《旧唐书·韩愈传》中说他“操行坚正，拙于世务”，看来也是实情，就是他与同僚相处的能力，即平衡力和周旋力或有不足。比如他在朝中与一些官僚的矛盾，有时就起于使性好气，为一些看来不大的琐屑之事而闹得不可开交。史书上记载，他晚年在出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期间，与御史中丞李绅发生了“台参”争执，不大的事情却导致两败俱伤：李绅被调出了京城，韩愈也被罢免了京兆尹。
韩愈被频繁调换职位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忠于职守，做事极认真，绝不尸位素餐。无论任职幕府，还是朝中为官；无论远居贬谪之所，还是被朝廷重用，只要一有机会就勇于参政议政，结果是任期未满复又丢官。中唐宦官权力之大，可以说是炙手可热，藩镇势力更是跋扈嚣张，但韩愈对此竟然毫不畏惧，捕杖扰乱社会治安、与宦官关系极深的东都神策军，打击地方豪强，抑制藩镇在东都的“留邸”，都绝不手软。他一再遭贬，或明升暗贬，都是因为峻急火暴和急公好义。他的直率莽撞与单纯执拗，都与波诡云谲的宦海情势两相抵触，可以说让其一生吃尽苦头。
我们从他参加科举之前开始追溯。唐代科举取士是考试与公开推荐相结合，不像后来的宋代科考，不仅遮蔽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而且为了防备主考官们认出笔迹，都由专门人员誊写试卷。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唐代士子入仕必须走“温卷”“干谒”之路，韩愈当然不能例外。他不得不奔走于一些达官贵人门下，写自荐文多方求助，这一点让我们想到了李白。但比较而言，好像韩愈的性子更急、火气更大。比如历经四次波折，好不容易考中进士之后，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选拔，考前写了一封向韦舍人干谒求荐信，即《应科目时与人书》。这封书信写得特别怪异有趣，通篇譬喻，带有寓言色彩，运思巧妙，变化莫测，文势充沛活泼。他把自己比作一个久困于水边、“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的怪物：“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紧接着点出这个怪物与众不同的性格，抱负远大且兀傲有骨气：“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最后将怪物生死交付与命运安排：“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陈情自荐和求告之中，却透着一股自命不凡的刚倔凛然之气，明代金圣叹感叹此文：“亦无头，亦无尾，竟斗然写一怪物。一气直注而下，而其文愈曲。细分之，中间却果有无数曲折，而其势愈直，此真奇笔怪墨也。”（《天下才子必读书》）
韩愈参加了三次吏部考试，每次都落选，落榜后他给当时的三位宰相写了长信，引经据典，口气很大，但陈情恳切，希望宰相们不要遗漏了人才。因为没有等到回复，十九天后又写了第二封，即《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措辞咄咄逼人，与李白《与韩荆州书》的那篇大言有得一比：“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可见此时已难抑胸中郁愤。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然一口气给宰相连发三书，即有名的“三上宰相书”。一书比一书急切，言辞也更加锐利，到了最后一书已经颇不客气。清代何焯在《义门读书记·昌黎集》中评价第三书：“一路顿跌而下，如怒涛出峡”。韩愈和李白这一类特别人物，火气大，才气也大。他们的一些孟浪之举，掷地有声的豪放大言，都化为不可磨灭的历史深痕。
我们要看韩愈的火气，就要看他年轻不遇时，尤其是最初遭贬时的诗文。第一次遭贬阳山，在他这里成为一生不解之谜。他曾一度怀疑是同僚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告密。后来由阳山贬所量移江陵，与同样遭贬流放的刘禹锡相逢，仍然心存疑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新恩移府庭，逼侧厕诸将。于嗟苦驽缓，但惧失宜当。追思南渡时，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劈箭入高浪。颠沉在须臾，忠鲠谁复谅？”（《岳阳楼别窦司直》）清代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韩愈以此诗示刘禹锡，“令其属和”；窦庠即窦司直劝刘禹锡：“唱和以两释疑猜，而刘亦忍诟以自明也。”
火气盛大，文字欲燃，有强大的力道，自有另一种感染力。这些文字深刻动人，却往往不够委婉蕴藉。它们所透露出来的人性信息和社会信息之丰富，又是其他文字所不能比拟的。一般来说这样的诗文，会因为激愤而过于裸露，甚至变成除了愤怒一无所有的“空心核桃”（波兰作家米沃什语）。但在韩愈这里却不是如此，这一弊病竟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避免。这因为他的丰富和才情，因为其人性内容绝无贫瘠，正是这些元素，才最终保证了此类诗文的品质。这又不是文章作法之类所能解释的，它们属于更复杂的写作学和诗学问题。
不过，当他从这种“火气”中走出来，立刻就是另一番风貌了。如果一个人仅有激烈而不够丰富，也绝然不会成为政治和文章大家。比如他的《雉带箭》《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题张十一旅舍三首》《叉鱼》《李花二首》《游太平公主山庄》《戏题牡丹》《送桂州严大夫》《鸣雁》等，就写得别有天地，情趣盎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韩愈也远非那种刚直无他、火气直燃的单向度的诗人，而是内藏锦绣、异趣多多。在他这里，斑斓的才情最终无法隐藏，这正是他的底蕴，是他难能可贵的方面。可见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一个文章大家，光有火气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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