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文心
李商隐有一首名诗《韩碑》，是一首古体诗。而他以近体诗为主。《韩碑》稍不同于他的忧愤诗，笔笔挺拔，步步顿挫，淋漓酣畅，有韩愈《石鼓歌》的气概。“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诗章的最后一段，指明韩公碑文如果不能昭示后人，宪宗中兴之伟业怎么与三皇五帝“相攀追”？诗人甘愿书写万卷、吟诵万遍，哪怕是口角流沫、右手磨茧，也要让碑文流传千秋万代，在诗人眼中，韩碑可以成为帝王举行大典的基石。他极力颂赞宪宗、裴度、韩愈平淮西的功业，这在藩镇割据日益嚣张的晚唐尤具深意。
由此可见，李商隐时常由忧愤转向刚毅，甚至是牺牲之美。虽然更多的还是自慰，但心声可闻，切真切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性情中的另一面，他的自我弥补和疗救。他性格中有优柔寡断的一面，也有激昂冲撞的一面。
李商隐十七岁进入令狐楚幕府，“徙倚三层阁，摩挲七宝刀。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春游》）这个时候他以晋代少年才子庾翼自比，而那位少年“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晋书·庾翼传》）他调任弘农县尉时，曾因不满于观察使孙简对蒙冤犯人的判罚而据理力争，不惜与上司闹翻，愤然离去。观察使算得上是一方诸侯，而县尉只不过是一个县令佐官，是不入流的小吏，却有这样的火气和刚性，而不仅仅是一个柔弱缠绵之人。他在《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一诗中说：“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他竟然羡慕春秋时代向楚王进献和氏璧而被砍断双足的卞和，因为那样，一辈子也就可以不再向权贵奉迎叩拜了，其惨烈冲撞的心情何等激烈。后来怯于生存环境的严酷，他不得不将其中的一面隐藏起来。但他实在不能永远地压抑自己。他什么都清楚，是非曲直，以及真勇的代价，然而这又与行动力有所不同。“自叹离通籍，何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他的一颗心是刚毅的，而身体却常常是软弱的。所以他有各种文章，有张力，有矛盾，有非常繁复的表达。“寄托深而措辞婉。”（清·叶燮《原诗》）这往往也是文人的常态，更是存活的常态。如果一介书生将心中的坚守、将明白的一切和盘托出，并逐一落实，那就完全无法生存。细腻清晰如李商隐者，时局、历史、政治、人事，诸多得失，当然心如明镜，而且也有自己的立场，问题是何时表达和怎样表达。这里蕴藏了巨大的危险，这危险其实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正义之心和理性精神，他要时时防止它们发作。
正义感如同疾病一样，随时都可能发作，那时候即“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了，一旦发作就有致命之危。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和玄思。我们现在看到的诗人，其刚毅之心化为文字和诗行，也并不是刊布于世，不是发表，不是传达于上，而只是心情之存，是自我的鉴定和呼应。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他的一颗文心，这一点需要明确和清楚。“一官一名，只添戳笑；片辞只韵，无救寒饥。”（《上李舍人状六》）“文革锦茵，终成虚饰；杯杓匕箸，谁与为欢？孤烛扁舟，寒更永夜，回肠延首，书不尽言。”（《谢邓州周舍人启》）可见诗人对这一切所谓文字之功用，是一清二楚的。
有人寄希望于诗人时不时地焕发勇气，并对社会层面有个交代，那属于不合实际。只有在深夜，在空余，在文中，他才可一展心声。比如他的《龙池》《骊山有感》二诗，十分尖刻地讽刺了唐玄宗霸占儿媳杨玉环的乱伦行为：“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寿王即李瑁，唐玄宗的第十八子，曾纳杨玉环为妃。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同写一个历史事件，则用“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将乱伦之丑遮掩而过，并且还在诗的末尾叹惋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而李商隐却直接把矛头指向玄宗。明代胡应麟《诗薮》中赞道：“句意愈精，筋骨愈露。”清代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赞：“微而显，婉而峻。”
李商隐对于韩愈非常钦佩，对韩愈所撰《平淮西碑》被毁极为痛切。“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他对当年韩愈被宰相裴度召为行军司马，一同西行平叛之勇，对那次大胜而归，何等兴奋。“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韩碑》）这里有多少羡慕，多少盛赞。写的是韩愈碑，钦敬的是韩愈的刚勇和力量。他之文心与韩愈此刻息息相通，当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一般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把李商隐和韩愈之文之人作两极观，这是错误的。李商隐何尝没有韩愈之心，只是外在差异太大，命运差异太大。李商隐与韩愈的文心是相通的。《韩碑》一诗气雄力健，此心也当如是观。他当年还曾经在赠杜牧的诗中赞其武略：“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好男儿不得上疆场，但难移其志。
我们由此想到东晋“采菊东篱下”的陶潜，他也写有大量金刚怒目之诗。一个被边缘化的书生，一个退居田园、悠闲无为的自耕农，却仍然保留了那种叱咤风云的慨喟：“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十》）可见不在其位也有其志，有大丈夫心胸。
历史赋予人的机遇就是这样诡异，当一个人的命运有了截然不同的书写，也就开始了另一种段落、另一种记载。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稍稍地想象一下此等人物，一旦转移到沙场阵前又将是何种表达？书生韩愈当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他随宰相出征平叛，表现出异常的勇气、果决、智谋和胸襟。他一个人出使敌营，在刀剑丛中舌战群雄，最后大获全胜，这段史实令人称奇。我们还可以联想到那个“定格于青俊”的杜牧，他是以清丽明快的风物诗、情爱诗名垂千古的，然而在短短五十年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幕府担任闲职，还是郡守偏远之地，他都心系朝纲，审视时局，不断上表进策，言说兵事，贡献计谋。
类似的例子还不止于此。这使我们不禁想到李商隐的满腔刚毅，如果得以落实，未尝不可以在现实中还原。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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